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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柴思事件》——延迟者

        “在纯洁中,你最害怕的是什么?”

        ——翁贝托·艾柯《玫瑰的名字》

        横沟正史笔下的日本名探金田一耕助,其探案最醒目的特点之一,是诡异且带着宿命威吓的连续杀人,这是小说卖点,但没办法的是,这也为这位乱头发的名探带来嘲讽——怎么搞的,老是所有人都快被杀光了他才破案?

        相形之下,英籍的古典推理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便有自觉且幽默多了,她不待别人开口先行自嘲。她在一部小说中,透过书中自己化身的女推理作家奥利佛太太说:“在我笔下那名吃素的芬兰神探得到灵感之前,已足足死掉八个人了。”

        我们读推理小说的人当然不难理解,推理小说中何以人命如草芥死个不停。死亡,从阅读面来看,是即溶式的高潮,多少可保证看书的人不马上打瞌睡,如果说一次死亡的提神效果能持续个三十页,那八次安排均匀的死亡,的确能让人撑完一本二百四十页的小说没问题;就情节安排一面来看,死亡则是旧线索的戛然而止,简单造成迷宫中的惊愕死巷效果,是推理作家逗弄读者的最方便手法——所以说作家读者两造大家心知肚明。其实,较磊落的推理写作者倒并不讳言这个,像S.S.范达因就讲过,“缺乏凶杀的犯罪太单薄,分量太不足了,为一桩如此平凡的犯罪写上三百页也未免太小题大作了,毕竟,读者所耗费的精力时间必须获得回馈”。

        然而说真的,范达因话中那种忧心劝告的意味是多虑了,我们不管从推理作家的职业心理状态或从现实作品的不断呈现结果来看,推理小说中,死亡,只会被用得太多而不是太少,用得太重而不是用得太轻。它是特效药,但也跟所有特效药一样,其最大危机便在于被过度使用,且兼带不怎么好的副作用。当死亡愈多、死得愈诡异离奇或愈残暴,死的人愈重要、地位愈高财富愈巨,小说本身往往相对愈单薄乏善可陈,两者互为因果,成为恶性循环。

        也因此,我个人常想,推理史上有哪几部名著是不靠死亡卓然而立的呢?或者,在众多分类排行之中,该不该增设这个相当有意思的栏目:“非死亡”的最佳推理小说暨十大排行榜?

        我个人之所以认为不存在死亡的推理小说有意思,首先,在于它暗示了写作者的勃勃自信与勇气,敢于不依靠死亡所必然挟带的感官刺激来吸引人;然后,如果这份自信和勇气没失败的话(当然也可能失败,失败意味着这是一本没人要看的无聊小说),那就更有意思了,因为写作者得填补死亡不在所失去的戏剧效果和磁场,这便代表着这本推理小说本身的饱满丰厚,换句话说,它得更巧妙、更深沉,或更具想像力。

        铁伊这部便是这样一本小说,如果有上述排行,我相信就算它不是第一,也必然在前三。

        

作为捍卫战士的铁伊



        其实只是一桩小事,“被害人”只是一名十几岁的在学女孩,她没死,只是假期结束没按时回家,声称在等车时被一对好意让她搭便车的母女所诱拐,监禁于一幢古老的大房子内,强迫她当女佣;所遭受的伤害亦仅仅是鞭打和挨饿而已。这幢监禁她的大房子名字就叫“法兰柴思”。

        看惯了大场面、血流漂杵谋杀场面的推理读者,面对如此的小case,一下子还真会适应不过来——然而,强悍的铁伊便敢于如此挑衅读者的阅读习惯和阅读期待,她实在不怎么像个类型大众小说作家。

        但勇敢不同于血气,它通常不来自鲁莽挡不住的性格使然,而是对某个信念或某件自觉有价值事物的坚持,因此甘冒其他不韪的意志和决心。如此我们要问的便是,铁伊到底想干吗?她“假借”推理小说的外壳真正想传达的是什么?支撑她坚定信念的到底是什么?

        读铁伊的小说,最容易感受到的是一种遍在且无意掩饰的强烈火气(类型小说作家最不该有的,即使有也应该藏起来),我想这正是她写小说无可替代的动力,说明她是那种事事有意见、有话要说而不是只想卖书的写作者。更妙的是,铁伊火气中很大一部分居然直接朝向作为她衣食父母的大众。在她的巨作首章一开头,她通过困于病房的格兰特探长嘴巴说,“过多的人诞生在这个世界之上,写了过多的字。数以百计的字每分钟都在复印,想起来就可怕。”然后,顺势把一堆流行小说又嘲又讽地结实修理一顿;而我们知道,严肃而沉重地检讨了传说和历史的虚假和误谬,铁伊相当程度归因于人们的无知、懦怯、烧昏脑袋的激情和种种隐藏着各自利益的私心云云。

        在这本书中,铁伊延续了或说扩大了如此的愤懑。铁伊笔下,这桩苏格兰场原本决定不移送起诉的疑似绑架案,经过八卦小报的煽情报道,遂成燎原之火,在整个英国爆发开来。当然,在一造是年纪不到十六岁、有一对婴儿蓝且分得很开的眼睛、饱受凌虐的清纯女学生,另一造是加起来超过一百岁、住法兰柴思大房子(尽管实际上颇穷)、且不跟人往来有巫婆传闻的母女之间,义愤填膺的大众当然一面倒站在前者那一边,于是正义之言—谩骂—杯葛—骚扰—攻击遂像一条谁也挡不住的单行道,暴力在正义的召唤下,毫不犹豫地现身,法兰柴思先是围墙被漆上脏字眼,跟着被翻墙侵入击破玻璃并殴打,最终是一把大火烧了。熟悉人类历史的读者应该不意外,更不会认为这只是铁伊的过甚其辞,这是人类集体行为经常呈现的公式行为——在这里,铁伊借由一桩英小学乡镇的小小绑架案,简单连上了人类狂暴而且始终悔改不了的记忆。

        从铁伊这样的愤怒投枪,我们可循迹溯回她所珍视的、认真要捍卫的事物:她相信知识、相信经验、相信进步是人类认真使用脑子的可能结果,时间则是必要的代价,激情和狂暴不足以让美好的结果更快呈现,只徒然带来伤害和步伐的踉跄偏斜;她相信各种德目,但小心不让其中哪一项标高到神圣的地步,以免侵害了其他德目;她甚至相信价值和德目并不必然自动和谐,在现实世界中不免彼此倾轧冲突,因此人得认真去分辨,并细心地思考、守护、微调,并时时检查它的锋芒。

        

回归英国知识分子传统



        罗勃·巴纳德在为作序时,称之为某种中产阶级的困境,但我个人宁可称之为洛克以降的英国知识分子传统。

        从十八世纪法国人简单标举着“自由、平等、博爱”(他们从不关心这其实是分别的三件事,实践起来往往不共容)进行大革命之后,全世界此起彼落的现代化过程总挟带着高热的激情。这方面,美国人自诩他们得天独厚,他们以为北美新大陆的广袤土地提供了社会发展冲突的安全阀,避开了诸如法国大革命、苏俄社会主义革命、德意法西斯热潮等等所付出的残酷代价。

        如果我们说美国是仰仗空间来稀释热情,那英国便是依靠时间来节制热情——众所周知,英国不仅是工业革命的母国,也是社会平民化、政治民主化的起源地,他们不像后来超英赶美的其他国家那样,把浩大的人类改造工程压缩在极短时间内,将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家庭等等大问题“毕其功于一役”;相反的,他们开始得早,有机会一次只对付一个问题,所以能冷静地运用理智,可靠地积累经验。英国这样的知识分子像思维的工程师,而不像意识形态化的革命者,这一点,我们从法国大革命彼时整个欧陆的狂飙声中,英吉利海峡这边柏克那种冷静忧心、略带迟疑保守的批评,最能体会出英国知识分子的如此特质。

        不仅面对波澜壮阔的法国大革命如此,英国的知识分子甚至还驯化了更具狂野力量的社会主义意识。

        

被延缓的社会主义



        有个老笑话是这样子的:话说有三种人争论谁的行业最古老,石匠说石器时代是人类最早的阶段所以最古老;但建筑师不同意,说早在那之前宇宙一片混乱便是靠着建筑师才建立了秩序;社会主义者的回答是,“好极了,那你知道混乱是谁造成的呢?谁都知道是我们社会主义者。”

        社会主义的确蛮混乱的,把外头世界弄得一团乱不说,它的自身内部亦混杂不休,比方说,德国经济学者桑巴特便曾罗列出不同的社会主义达一百八十七种之多,但这么多社会主义并非全无交集,基本上,追求经济的平等是它们相当一致的目标,而早期的社会主义的确也都伴随着相当的激情——暴力革命式的激情如马克思,或宗教式的激情如欧文。

        最早压住这类激情,转向和平渐进改革的便是英国的“费边社”,这是由英式传统知识分子社会主义者所创建组成的,重要的成员包括萧伯纳、韦伯夫妻、奥利佛、华勒斯等人,时间早在一八八四年元月,是社会主义才开始在欧陆蔚然成风的时候。

        取名费边社,Fabian Society,饶富深意,这名字出自昔日古罗马名将Fabius,费比厄斯。此人是击败迦太基一代雄主汉尼拔远征军、保住罗马的英雄,但有名的不仅是他的功业,更在于他制胜的战略——他不正面和强悍的汉尼拔决战,只是坚定地尾随、迂回和骚扰,罗马城的一度陷落他不理会,被讥讽为懦夫叛国他也不改其志,这为他赢得“拖延者”的美名(当然,一开始是骂名)。

        费边社的格言(出自创社人卜特玛手笔)说的便是这个,“你必须等待适当的时机,就像费比厄斯和汉尼拔作战,尽管许多人指责他迁延不进,他依然耐心等待。但是当时机来临,你必须像费比厄斯一样,奋力出击,否则你的等待只是徒劳。”

        于是,这个由典型英式知识分子组成的社会主义团体,甚至并不寻求“完全一致的思想和目标”,只冷静地把社会主义的课题拆解成一小块一小块,定期研究讨论,提出具体可行的方案,并发行小册子,数十年如一日。如此,他们漂亮地驯服了当时宛如“闯入瓷器店的发情公牛”般的社会主义,不仅撑起了日后的英国工党,而且提前为今天欧陆几乎各国都有、在民主宪政架构下运作的社会主义政党做了示范。

        

烟雾正遮着你的双眼



        耐心等待,适时出击,这容易吗?我们只能说这叫说来容易。

        有一首很好听的英文老歌叫《你的眼睛在抽烟》(Smoke gets in your eyes),歌词中说,“当你的心烧到白热之时,你顶好留心点,烟雾正遮住你的眼睛”。

        在激情中不忘刹车,保持冷静用脑,谈过恋爱的人都知道这有多困难,但更难的是,在面对别人的激情,尤其是一大堆别人构成所谓的群众激情之下,你不只是维持冷静用脑,而且坚持自己的信念和步伐,并甘冒不韪地大声说出自己相信的事,这就真需要一点本事了。

        约瑟芬·铁伊,以及她身后那些冷静到近乎矫饰无情的英国知识分子,对我们这些年来仍不时陷身激情泥淖的台湾社会,其实是有着相当的启示意义的。

        最后,请容我引述昔日费边社成员佩仁德夫人的一段话作为结束,尽管政治立场或有差异,但我总认为这些话宛如出自铁伊之口,“你们努力使穷人仍陷身于不幸之地,你们迫使他们加入革命,你们幸灾乐祸看着罢工冲突,期待着流血事件,我将怎么称呼你们呢?愚蠢至极。社会将经由缓慢的进化过程来改革,而不是革命和流血,就是你们这些革命者阻碍了社会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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