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参谋本部之前的“是否扩大中国战场”的争论中，强硬派始终表现出咄咄逼人的姿态，要求进一步向中国增兵，给中国致命打击。而以石原莞尔为首的“不扩大派”始终无法控制局面，这是因为陆军大臣杉山元大将、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乃至昭和天皇的圣断，实际上都是倾向于强硬派的。在他们的支持下，强硬派不断向“不扩大派”施压，也是自然不过的了。

        早在1921年10月，德国旅游胜地巴登巴登的一次密谈，似乎就已经注定了现在这样的局面。时任驻俄武官的永田铁山少佐（陆大23期，后来的军务局长，就是前面提到的在办公室被砍死的那位）、驻瑞士武官的小佃敏四郎少佐（陆大23期）以及冈村宁次少佐（陆大25期）、东条英机少佐（陆大27期）在巴登巴登确定了一个密约，就是主张实行“军主政从”，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等一切都应该转为战时体制。而要做到“军主政从”，就必须改革陆军体系。“巴登巴登密约”几乎就是日本从大正年间的和平走向举国军国主义的宣言书，而这也是统制派掌握主要权力的开始。虽然和皇道派一样，都是主张以军事立国，但皇道派是要通过“天皇亲政”来达到目的，而统制派则是认为必须要通过国家体制的一体化，从而达到军国化的目的。

        而除了永田铁山、小佃敏四郎、冈村宁次、东条英机之外，“巴登巴登名单”上还有以下一些人的名字：梅津美治郎、中岛今朝吾、下村定、山下奉文、中村孝太郎、松井石根、矶谷廉介。而现如今，除了永田铁山在1934年死于皇道派的刀下之外，其余的十人无一不处于日本陆军的高层：冈村宁次是第2师团的师团长，东条英机则身为关东军参谋长，小佃敏四郎是日本陆军大学校校长，中岛今朝吾指挥着第16师团长，梅津美治郎是日本陆军省陆军次官，山下奉文则是中国驻屯混成旅团的旅团长，中村孝太郎为前任陆军大臣、现任陆军参谋本部附、军事参议官、东部防卫司令官，矶谷廉介则是第10师团师团长。而松井石根可以说是目前“巴登巴登名单”最掌握实权的人——现任华中方面军兼上海派遣军司令官。

        在这样的情况下，谁都知道，强硬派毫无疑问地将长期占据着上风。也因此9月27日，石原莞尔辞去第一部长的职务之后，更是被下放到了关东军任关东军参谋副长，而他的顶头上司又是一向与之不和的被其骂作为“东条二等兵”的东条英机。接任第一部长的则是“巴登巴登名单”中的下村定。如此这样一来，谁都知道，作为“巴登巴登名单”中的一员、新任第一部长的下村定，向来又是日本陆军中的强硬分子，坚持扩大对华战争自然也就成了他主导下的参谋本部第一部的声音。在下村的策动下，强硬派完全占据上风是肯定的了。

        而这一切表现则是在11月7日就确定下来了，参谋本部第三部长冢田攻少将、第一部作战课长武藤章大佐分别被派遣到华中方面军任参谋长、参谋副长，而这两人在这之前都是积极鼓吹“对华战争扩大”的主声调。甚至早在1936年“绥远事变”的时候，时任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课长的石原莞尔就曾经和武藤章发生过冲突。当时武藤章是关东军第二课长，正在积极实施“绥远事变”，而石原莞尔在11月20日飞抵战地，试图阻止关东军继续扩大战争的时候，武藤章就以一句“石原桑，我们只不过是在重复先辈在满洲干过的事情，有什么不对吗？”而将石原莞尔顶了回去。

        自从陆军参谋本部的两名强硬派人物——冢田攻和武藤章被派往前线，一个担任华中方面军参谋长、一个担任参谋副长以来，无论陆军参谋本部是否下令前方部队扩大战区，这一切都已经是在进行中，有没有一道命令根本就无关紧要。

        但是松井石根本身的立场此时却有些摇摆不定。昭和年间的日本军队之中的“下克上”早已是久成风气，而陆军“暴走”的常态化更早已经突破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模式，甚至成为了一线部队“随心所欲的机制”。从河本大作策划的皇姑屯，到石原莞尔与板垣征四郎合谋搞出的柳条沟爆炸及进攻奉天城，直至扶持爱新觉罗·溥仪建立满洲国，这一系列的事情都是陆军基层发动，事后中央省部不得不追认的例子。

        而就在不远前的卢沟桥事变后，陆军省军务课长柴山兼四郎和参谋本部分管总务的中岛铁藏第五部长向接替暴病身亡的田代皖一郎出任中国驻屯军司令香月清司中将传达中央省部的“不扩大”方针时，不但被香月司令官给拒绝，而且遭到了驻屯军方面的痛斥。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军司令官及军参谋部之间并不一定可以受到中央省部的约束。

        松井石根是个例外，他本身是“扩大派”，可他本人更倾向于和平解决中国问题，但是此刻却因比自己更为激进、也更为风光的柳川平助不受约束而感到苦恼。饭沼守参谋长很清楚地记得，在上海派遣军刚刚组建，尚未出发增援上海的时候，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就已经明确表示过：“应该放弃局部解决、不扩大之方案……应断然地用必要之兵力以传统的精神，速战速决。比起将主力使用于北支，更有必要使用于南京，应在短时间内攻占南京。”

        甚至8月14日，当松井司令官从陆军大臣杉山元大将处获知将出任军司令官统辖上海派遣军时，就对军方尤其是参谋部本部未将华中作为主战场而不胜忧虑。事实上在过去的两年中，松井石根混得并不比柳川平助好多少。也正是由于年纪的原因，无力应对日本陆军内部的纷争，松井石根也曾被迫脱下军装。

        两年来，松井石根并不想从陆军内部这个是非之地摆脱出来。其实松井石根在日本军队中的成长历程更接近于皇道派，和柳川平助一样，他同样是在日俄战争中崛起的日本陆军中下层军官。不过与以迂回作战而闻名于战场的柳川平助不同，松井石根却是踩着无数同僚的尸体，在日俄战争中平步青云的。在日俄战争中最大规模的地面会战——辽阳战役中，松井石根统率一个中队的兵力猛攻俄军右翼的防御支撑点——首山堡。而此时沙俄帝国的远东精锐部队早已从战前的混乱中摆脱出来，不仅在战场上构筑了严密的工事，更集中了占据优势的火炮集群，因此日军的进攻从一开始便遭到了对手绵密的炮火压制。无奈之下，日军步兵只能冒着炮火轮番仰攻，松井石根所在的中队几乎全军覆没，他本人也被子弹射穿大腿被抬下了火线。如果不是俄军前线指挥官库罗巴特金昏庸无能，辽阳之战乃至整个日俄战争的结局都可能被改写。

        日后松井石根虽然由于表现突出而获得了两枚勋章，并由此而加官晋爵，进入陆军大学深造，但是此后他更多地活跃于情报战线之上，于战场上少有突出表现。陆大毕业之后松井石根便长期供职于参谋本部，先后出任过日本参谋本部中国班班员、驻广东武官、驻上海武官，接着又调任哈尔滨特务机关长，1925年开始调任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即便是晋升为陆军大将，也是由于其在情报战领域的出色表现。

        不过和柳川平助一样，松井石根在“二二六”事件中也受到了牵连，被迫转入预备役。松井毕竟是统制派的要员，离开军界后，他随即把全部精力转入政界。1936年2月，松井以个人身份开始了在中国的华南、华中之行，为他的“大亚细亚主义”进行游说，并试探中国方面的反应。

        1936年2月底，他经台湾首先来到两广，会见了和蒋介石矛盾颇深的国民党右派胡汉民和桂系头面人物李宗仁、白崇禧以及陈济棠等人，会谈没有解决任何实质性问题。3月12日，松井到达南京，并先同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张群举行了会谈。3月24日，松井拜访了蒋介石，提出了帮助解决西南问题（即蒋介石与胡汉民及桂系的矛盾问题），但是蒋介石未置可否；松井接着又提出要求中华民国政府承认伪“满洲国”问题，立即遭到了蒋介石的断然拒绝。松井在日记中写道：“要之，蒋、张态度尚不十分明朗，蒋对余之单刀直入态度颇为警戒，避免当场作答。”至此，松井的华南、华中之行遂以失败告终。

        就在松井石根有些心灰意冷之时，从未指挥过大兵团作战的他以公认的“中国通”和“攻坚战专家”的身份被征召入伍，这一次再度出山，松井石根贵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可以说是风光无限。应该说由于松井石根曾经担任过驻上海武官，对上海一带的情况是具有一定了解的。但是给他冠以“攻坚战专家”的头衔却实在是个笑话，毕竟他本人唯一的一次攻坚战便几乎令自己命丧战场，几乎毫无成功经验可谈。

        不过履历显然不是松井最终能够出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这一职位的关键原因所在，对于此时掌握日本陆军的统制派来说，最要紧的是松井石根是自己人。在候选名单之中，荒木贞夫要比松井在中下级军官中更具有威望，然而在“二二六”事件之后，统制派已经占据了陆军高层，要起用被勒令退出现役的皇道派领袖——荒木贞夫，这显然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陆军教育总监寺内寿一曾担任过广田内阁的陆军大臣，本是最合适的人选，可是陆军省已经决定调他去担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无法再调任上海军司令官。

        尽管最初答应转入现役，出任上海军司令官，但在出发之前，面对着军部内及国民间一口一声的“速战论”，松井石根毕竟要比认为“只需三个月便可征服中国”的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武藤章大佐等少壮派军人老成持重得多。他在就任之前便向陆军大臣杉山元、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等陆军高层提出“希望统领一支至少由5个师团组成的派遣军”的要求，当然在这几乎是漫天要价的背后，松井石根还是给予了一个颇为诱人的承诺：只要拨给上海派遣军5个师团，一旦占领上海后就进攻南京。因为他早就对上海和南京附近的地形作过详细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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