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斐的这个观点在第一次会议中副总参谋长白崇禧首先表态支持，而且白崇禧在那次会议上明确说：“应该这样做的。”军令部长徐永昌、军政部长兼总参谋长何应钦当时也说有道理，甚至就连蒋介石也认为这个看法很对。不过那次会议上，蒋介石虽然认同了刘斐的这个观念，但他也说“南京是国际观瞻所系，守是应该守一下的。至于如何守法，值得再加考虑”。然而那次会议蒋介石也没有做明确的决定。

        但是对淞沪作战中损失的部队，应一律调到后方整补却是蒋介石明确下来的态度，尽管这个决定是模棱两可的。决定上海作战损失大的部队调后方整补，则同对南京只做象征性防守的方针还是符合的。由于此时吴福线已经站不住脚了，军委会已经指令在吴福线的部队尽力掩护占领锡澄线之后，即向苏皖边界的广德、安吉、孝丰等地转移，只有第78军宋希濂所部调南京整补，胡宗南第1军调镇江整补，在掩护南京防守部队占领阵地后，即向长江北岸转移。

        然而让刘斐想不到的是，这次会议上，除了增加了唐生智、谷正伦、王俊等人列会之外，整个会议的气氛也有所不同了，身为军事委员会执行部主任兼军法总监的唐生智在谈及守不守南京的问题时，主张固守南京。同时唐生智还着重还提到了国父——中山先生的陵寝问题：“南京不仅仅是中国首都，为国际观瞻，同时又是总理先生的陵墓所在，如果放弃南京，将何以对总理在天之灵。而且，为了掩护前方退却下来的部队的休整以及从后方增援而来的部队的集中，应利用南京守卫作战来阻止和延缓日军的进攻。”

        面对唐生智的力主固守南京，刘斐依然主张只用12至18个团的兵力，做象征性的防守。而且刘斐还就当时敌我形势给予了说明。实际上这个时候，主力部队已下令向广德、安吉、宁国一带退却，在日军跟踪追击下，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前敌总指挥陈诚根据《第三期作战计划》的精神，命已退至苏州地区的第9集团军、第19集团军于11月17日夜开始向锡澄线转进，仍以一部占领唯亭、外跨塘阵地掩护，斟酌情形待20日前后转进。

        左翼军总司令薛岳也依照顾祝同、陈诚的指示，以与信函相同内容的训令，命第15集团军、第21集团军支持至20日晚撤退，并派一部沿常锡公路逐次拒止敌人之前进，掩护各部转进。前线局势的恶化使得前敌总指挥陈诚、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在收容溃退部队同时，已经到皖南一带去部署部队的整补工作去了。

        这个时候，薛岳虽然致函第15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第21集团军总司令廖磊：“铁道正面我军之主力于17日夜间开始向锡澄线转进，望兄等督率各部，迟滞敌之前进，使由正面转进之我军，得有确实占领阵地时间之余裕。”并对各军、师的行动及到达位置等，均作了具体规定，并通知当转进至锡澄线以后，即解除左翼军之战斗序列，而后归战区司令长官及前敌总指挥直接指挥。但就是否固守南京的方针还没有在南京高级幕僚会议上作出决定，故而前线部队也不知道是否执行南京的防御部署。

        不过这次会议上蒋介石既没有作肯定的决定，也没有改变之前的部署，只说“孟潇的意见很对，值得考虑，我们再研究研究罢了”。但考虑到当时“九国公约”各国正在开会讨论日军的侵华问题，而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又代表德国政府也正在为中日战争的和平解决进行秘密调停，特别是在思想上蒋介石认为“南京为全国首都，必应固守”，也正是这样，蒋介石已经确定了固守南京的决心，只是这个时候他没有表态而已。

        而尽管没有表态，但相对于第一次会议的不了了之，这次会议基本明确了守卫南京的态度。但至于是象征性防守，还是以重兵死守以及由谁来守，军委会还没做出决定。为争取时间掩护南京进行固守作准备，蒋介石在这天以军委会委员长的身份电话指示薛岳：“苏州、常熟、福山之线应固守，非有命令不得撤退。”而薛岳也遵令于18日13时将蒋介石的指示转达给各集团军，并附有固守吴福线的防御计划。

        之所以蒋介石要作出固守南京的决定，某种程度上是因此时德国方面正在调停中日双方之间的这场战争，蒋介石试图将希望寄托在国际列强身上。正当淞沪会战如火样燎原的时候，德国政府就已经在中、日两国政府间开始了和谈斡旋。

        不过所谓的调停也只是德国政府主要通过驻华大使陶德曼进行的。由于之前中德之间的关系较为密切，而法西斯德国为进行扩军备战所需的重要战略物资，如矿产类几乎很大比例都是从中国进口，同样国民政府为扩大更新军事力量，也正需要购买德国的军火和获得军事人员的培训，所以双方关系曾经达到了极为亲密的程度。

        德国军事顾问团不仅帮助国民政府整理和建立各重要军事机构，而且还负责训练及协助国民政府组建和装备新式军队，如87师、88师、36师、中央军校教导总队，这些嫡系整理部队便是德国顾问训练的，同时在对红军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中采取的“广筑堡垒、铁壁合围”的策略也正是出自德国军事顾问。

        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后，德国政府认为日本对中国的军事行动威胁了德国在远东、甚至是本身在欧洲的利益。事实上德国政府与日本缔结《反共产国际协定》的战略企图就是利用日本的对苏备战来牵制苏联，因此日本选择进攻中国对于德国来说，等于是影响到了原先德国政府所期望的利用日本来牵制苏联的计划。

        因为日本陆海军如果将大批的军力投入在中国战场方面，也必然会减轻对苏联的压力，甚至可能促使中国转向依靠苏联，或者谋求获得美、英、法等国的援助，这对于极力想扩充在欧洲影响力的德国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而且德国政府还担心，中日冲突一旦全面升级，必将发展为全面战争，而这将势必损害德国在华的经济利益。

        而由于这个时候，英法等国对中日之间的这场战争也同样表现了一种暧昧的软弱的立场，甚至7月16日，中国政府向“九国公约”各签字国递交备忘录，通报卢沟桥事变真相，谴责日本“破坏华盛顿九国公约所规定之中国领土主权完整”，指出“倘任其发生，则足以在亚洲及全世界产生重大之后果”的时候，美、英、法等国并没有采取援助或者对日本政府的行为采取干涉，这就意味着中国很有可能会转向北方的苏俄，而这也是德国最不愿看到的。

        “卢沟桥事件”升级之后，当德国政府发现日本陆军正从国内动员，调集朝鲜军和关东军，增加中国驻屯军的力量，准备进攻北平、天津，而中国政府也派出刘峙、庞炳勋、孙连仲、万福麟等部北上增援宋哲元第29军，平津战局开始有扩大迹象的时候，德国政府于7月20日指示其驻中、日等国外交官：“本政府对远东冲突保持严格中立……中日之间的战争将使苏联政府得利，它乐于看到日本在其他地方受到牵制并因军事行动受到削弱。”这也就意味着德国政府的态度是在远东冲突中遵守“严格的中立”，而且只是为了德国在远东的利益，希望事变“早日得到解决”。

        而也就在同一天，德国外交部政治司长魏泽克还专门致电指示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德国的地位不允许有任何单方面利于日本的表现。”这是因为日本似乎既没有考虑到德国在华的经济利益，也没有考虑到日本的行动会削弱对苏联的压力，反而加强了对与德国有着良好经济关系的中国的压力。

        7月28日，当华北战事升级之后，日本政府要求德国停止对华军火出售，并撤出德国军事顾问团的时候，外交部政治司长魏泽克以不能逼迫蒋介石转向苏联为理由，拒绝了日本的要求，同时魏泽克还以德国政府的名义对日本警告说：“不要期望德国会赞成日本的行动……日本的对华政策，很可能会驱使中国投入苏联的怀抱。”

        同一天，魏泽克又在给驻日大使狄克逊的指令中说：“日本企图把他们在中国的行动解释为履行《反共产国际协定》进行反共作战，这是一种误导……协定的目的不是在第三国领土上与布尔什维主义作战……我们甚至认为日本的这种做法是违反《反共产国际协定》的，因为这将妨碍中国的巩固，从而加速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蔓延，最终把中国驱入苏联怀抱。”

        而仅仅两天以后，魏泽克又在会见日本驻德大使武者小路时再次表明德国不支持日本对中国使用武力。而后者则代表日本政府给予了这样的回复：“如果德国不停止向中国供应军火，日本将废止《反共产国际协定》。”日本政府的这种强硬态度让德国不得不重新审量起其在中日两国之间的定位。

        而国民政府方面，此时也在积极努力，7月21日至28日一周之内，蒋介石连续召见英、美、德、意、苏等国驻华大使，要求各国单独或联合出面调停。而鉴于德国宣布中立政策及德日间的特殊关系，中国政府最是盼望德国“调停”中日战争。就在7月27日，蒋介石在同陶德曼会谈的时候，着重强调希望德国同日本进行“和平词语谈话”并提出德国和日本之间，德国“是能够同他们以和平词句谈话的唯一国家”。

        当“八一三”淞沪抗战开始，战争在华东江浙沪地区爆发，中日战争的扩大已成事实的情况下，德国政府在这种新的形势下最终重新衡量了中日两国在其本国世界争霸战略中的地位与作用，并重新确定了其远东政策。就在日本政府作出“惩膺暴支、组建上海派遣军”决定的次日，希特勒专门为这场远东的战争，召见外交部部长牛赖特和军事部部长布洛姆保，指示“德国要坚持与日本合作，同时又要在目前的冲突中保持中立”，同时还要求：只要中国支付外汇或相应地提供军工生产原料，已与中国签订合同的军火贸易就可以继续进行，当然对外界尽可能伪装，尽可能不要再接受中国方面的军事订货。

        而此时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也出于“对日本的侵略行为在一定限度内谋求妥协，力图避免或推迟中日战争的发生，以争取时间进行安内和提高国防能力，尔后再徐图攘外”的政策考虑，而希望国际社会给予调停。卢沟桥事变之后，虽然军事委员会开始调遣中央军嫡系北上增援，并积极展开抗战的部署，但却同时力求避免事态扩大。

        蒋介石一直以来都将希望寄托在德国的出面斡旋与国联的干预上。9月13日，国联第十八届会议开幕。在此前一天，顾维钧大使向国联秘书长约瑟·艾冯诺提交正式申诉，并请求国联援用国联章程条文，对日本采取必要的制止行动。然而英、法等列强却因为对日绥靖政策，而根本没有任何作为，因此最终国联大会既未提出任何支援中国的意见，更未涉及制裁日本，仅于10月6日通过决议，由“九国公约”会议解决中日问题，并邀请日本参加此次会议。

        但是这次布鲁塞尔会议根本没有任何作用，日本非但不接受国联的决议，而且对于比利时的邀请，也断然拒绝参加。这等于是中国对“九国公约”会议及国联的期盼完全落空。可偏偏在10月21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会见德国驻日本大使狄克逊时，却又给了国民政府和平的希望。这次会议上，广田外相表示：“如果一个同中国具有友好关系的大国，如德国或意大利能够劝说南京政府寻求解决冲突办法的话，日本愿意开始中日直接谈判。”

        当日狄克逊立即将广田的谈话报告给德国政府，声称“如果德国出面调停，会受到日本欢迎”。德国外交部于次日电令驻华大使陶德曼，令其转告中国政府，称：“德国政府认为就目前形势来说，中日直接谈判较有希望。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愿意作联系渠道。”于是，一场旨在调停中日两国这场根本已经无法收场的战争及两个参战国家之间矛盾的“陶德曼调停”就这样开始了。

        应该说中国政府将这场战争里日本对于中国的侵略问题诉之于国联，希望列强主导下的国联能够制止日本的侵略，但却也没有将解决中日战争的全部希望完全寄托于国联。10月24日，外交部部长王宠惠就以密电告知出席“九国公约”会议的代表顾维钧等人，指示对会议应持的方针为“在目前形势下，必须认识到会议无成功希望，不过应注意对各国要保持和缓态度，即对德国、意大利两国，也需和缓周旋，勿令使其难堪，并需要表示期望会议成功的愿望，中方希望能够在《九国公约》规定下谋现状的解决，此系中国政府应付原则。同时还要使各国认识到如果会议失败，则责任应由日本担负，中国应付会议的目的，是在使各国于会议失败后，对日本采取制裁办法”。

        其实刘斐等中国军队的高级将领都很清楚，这个时候仍然指望国际调停显然是很不明智的。淞沪作战后期，虽然统帅部高层不少将领及前线主官，鉴于已被日军攻占了浏河、刘行、江湾、真如等地，后方已无可以抽调的兵力增援，均有建议迅速将淞沪战场的部队有计划地逐步撤到常熟、苏州、嘉兴一线及江阴、无锡、嘉善一线进行整补，实行依托国防工事线和日军持久作战的方针。无疑，这一方针是正确的，并已获得蒋介石的批准。

        然而就在这一方案正在开始实行之际，蒋介石突然于11月1日晚22时左右，乘专车来到南翔附近的一个小学校里，与白崇禧、顾祝同等人一起召集师以上将领会议。这次会议上，蒋介石强调：“‘九国公约’会议，将于11月3日在比利时首都开会，这次会议，对国家命运关系甚大。我要求你们作更大的努力，在上海战场再支持一个时期，至少十天到两个星期，以便在国际上获得有力的同情和支持。”于是部队的转移计划遂中止执行。

        但是令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所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时候日本示意德国出面调停的基本因素并不是为了和国民政府握手言和，而是另有目的。由于中国政府在9月，向国联提出了申诉，要求国联对日本采取必要行动，加之此时日本因太原会战、淞沪会战之战场僵局而被迫不断增兵中国战场，以至于非但没有能够在“两个多月的时间内使得中国屈服”、“摧毁中国的中央政权”以解决中国问题，而且战局态势愈来愈朝向扩大化的趋势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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