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1月25日，日本和德国签订《日德关于反共产国际阶定》，形成了“东京——柏林轴心”。从此，世界法西斯势力的两支主要力量结成同盟，组成了一个世界法西斯体系，开始进行称霸世界的扩张行动。

        日本于1937年7月7日不宣而战，在中国发动了全面侵略战争。中国人民被迫进行全面、全民族的反法西斯抗战，并很快形成了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

        正面战场，主要是国民党及其国民政府领导的，由于政治、经济、军事等形势的发展变化，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对日本的政略、战略及正面战场各个时期的作战情况，不尽相同。

        从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至1945年中国人民获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八年中，正面战场的作战，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至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为第一阶段；

        武汉失守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为第二阶段；

        太平洋战争开始至日本投降为第三阶段。

        第一阶段，日本侵略军凭借其武器装备的绝对优势，连续发动进攻，企图在三两个月内击败中国军队，攻占若干重要城市，迫使国民政府屈服，以达到其“速战速决”的战略目的。

        中国军队则在“持久消耗战略”的总方针下，节节防守，坚强抵抗，“尔后主动转进，以消耗敌人战力，保存我军主力；以空间换时间，扩大战场、分散敌军兵力”（陈诚：《八年抗战经过概述》），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的企图。日本法西斯发动侵华战争时，错误地判断了中国国内形势的发展，过低地估计了国民政府的抗战意志，认为“日本一宣布内地动员或大批列车一通过山海关，中国方面就会屈服”；“最大限度，通过保定一次会战，即可解决一切问题。”（日本掘场一雄：《日本对华战争指寻史》）日本陆相松山甚至扬言，“支那事变可以在一个月内完全结束”。日本军部较为谨慎，也估计“大约有两个月的时间可以结束”。但事买是，在16个月的时间里，出征中国的部队，增加到34个师团，使用兵力达68万，从华北、华中、华南三十方向进攻，也未能迫使国民政府屈服。相反，侵华日军却陷入中国抗日战争的泥淖中而无力自拔，不得不同中国进行一场极不愿意的持久战。

        七七事变发生后，日本五相会议决定动员40万军队用于侵华战争，7月30日攻陷平津后，日军沿平绥、平汉、津浦铁路，分向山西、河南、山东进攻，同时又增兵华中，进攻上海。激战三月余，11月12日攻占上海，1938年1月后又占领南京。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使30万已经放下武器的士兵和手无寸铁的民众惨遭杀害。

        1938年3月，由山东南下的日军，在台儿庄遭到中国军队的英勇抗击。中国军队获得开战以来的第一次大胜利，使狂妄骄横的日军初步认识了中国人民和军队的抗战意志。不久，日军南北夹击，打通津浦路，占领了徐州。至10月底，攻占了广州及武汉。在这期间，中国军队与日军进行的战役，主要有平津及南口作战、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忻口会战、台儿庄会战、豫东会战、武汉会战和空军的八一四空战、海军的江阴防卫战等。中国军队的广大官兵，以英勇顽强的献身精神，以自己的血肉之躯，阻挡、迟滞了装备、训练均优于自身的日本侵略军，粉碎了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表现出中华民族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中国军民激昂的爱国热情。

        但是，由于国民政府统帅部在具体作战指导上，采取与其总的战略方针不相适应的单纯防御战略，导致了不应有的失败：国土丧失太多，军队损耗过大。16个月中，使日本侵占中国13个省、区，340余座城市，近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伤亡将士110余万，空军飞机、海军舰艇基本丧失殆尽。这一切，并非完全不可避免。要达到持久消耗战略的目的，本应在战役、战斗上采取积极的攻势防御，以外线进攻的运动战力主，以必要的阵地为辅，而国民政府统帅部却采用与敌人硬拼消耗的阵地战，企图以战役上的持久达到战略上的持久。蒋介石在战前就说过：“我们死伤一个半人至两个人，日本一定要死一个人，但是我们有四万万同胞，他最多只有六千万人口，我们还拼不过他们吗。”（中华民国重要史料丛编——对日抗战期间》续编三）战争爆发后又说，“我们要固守阵地”，“要多筑工事，层层布防，处处据守”。并强调说，“如果我军能屹立如山，坚守阵地，有进无退，等到接近，冲锋肉搏，他们虽有飞机大炮，也无法使用”。（《蒋总统隼》）如果是运动作战，突袭敌人，强调近战肉搏，确可使敌军的飞机、大炮无法使用。但这里说的是防守固定工事的阵地战，怎么可能使敌军的飞机、大炮无法使用呢？这种阵地持久消耗的作战，固然能起到消耗敌人、争取时间的一定作用，但并不适合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与拥有地空强大火力的日军对拼消耗，以争一城一地之得失，对抗战是很不利的。蒋介石自己后来也承认：“在湘北战争以前，我们的战略、战术是取守势的，多少是被动的”，“处处只是消极防守，陷于被动”。（《蒋总统集》）白崇禧对此曾作过总结。他说：“我们军事上的失败，可说是由于我们所采取的战术不能与我们的最高战略相适应。”（《白崇禧将军最近言论集》）

        尽管统帅部的作战指导方针有失误之处，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牺牲、损失，但这一时期正面战场的作战，对整个抗日战争来说，起了巨大的作用。首先，沉重打击了日本法西斯的狂妄气焰，粉碎了日本侵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其次，对中国共产党敌后战场的建立、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起到支援作用。再次，中国军队英勇抗战的业绩，获得了国际的赞誉，保卫了中华民族的民族尊严，也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继续抗战和争取最后胜利的信心。

        第二阶段，日本占领广州、武汉后，战区扩大，战线延长，正面战场中国军队的主力部队未被消灭，国民政府也没有屈服，仍在继续抗战；敌后战场的游击战，严重威胁其后方，日军必须使用大量军队，方能保持“点”、“线”的统治。

        侵华日军驻地分散，兵力严重不足，加以国内经济因战争消耗而逐次下降，劳力不足，资源匮乏，正如日军参谋副总长泽田茂所说，“外强中于是我国今日的写照”，因而日本已无力发动大规模的全面进攻，被迫放弃“速战速决”方针，停止战略进攻，改取战略持久作战。对国民政府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对正面战场实施局部有限攻势，不再以攻城略地为主，而以打击和削弱中国军队的“反消耗战”为主，并积极扶植伪政权，巩固既占领地区的统治，实行经济掠夺政策，妄图达到“以华制华”和“以战养战”的目的。

        武汉失守之后，国民政府统帅部在南岳召开了有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等参加的第一次军事会议，总结前一阶段的作战，制定第二阶段的战略。统帅部认为：“抗战第二期敌人‘速战速决’战略己变为‘以战养战’，战略攻势已变为战略守势”，但第二期的基本战略方针，仍要继续实行持久消耗战略，“因为持久就是制敌死命的唯一妙法，过去已经收到极大效力，今后更是可以表现非常的成绩”。（白崇禧：《抗战两年来的回顾与前瞻》）至于消耗敌人的问题，认为“武汉会战以前，我军全取持久抵抗，逐步退军，向敌行退却消耗”，现在应转变为“攻势消耗战”。（徐永昌：《两年来敌我战略战术之总检讨》）为此，要求对敌主动发动有限度的攻势或反击，同时对军队进行全面整训，实施轮番作战，并加紧建立新军，以从事准备反攻，在作战指寻上，也企图改变方针，“不复与敌人作一点一线之争夺”。

        在此期间，正面战场的主要战役，有南昌会战、随枣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桂南会战、冬季攻势、枣宜会战、豫南会战、晋南会战及第二次长沙会战。1939年间，基本上执行了第一次军事会议的战略方针，抗战还是相当积极的，冬季攻势是八年抗战中唯一主动发动的大规模攻势作战，仅正面攻击部队，即使用了第三、第九、第五战区，约60个师的兵力，“结日军以很大冲击……成为日军对中国军战斗力量新认识的一个机会”。（《今井武夫回忆录》第二章）南昌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及桂南会战，也都由防御战斗发展为反攻战斗。但是，到1940年后，由于欧洲战争爆发，美国对日态度日趋强硬和国民党反共倾向的日益高升，国民政府统帅部的对日战略、由“积极整军，准备反攻”，倒退为“静观时局，保有实力，待机而动”的方针，作战转向消极、被动。

        第三阶段，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中国战场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战场，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变化。日本在政治诱降与军事打击均不能迫使国民政府屈服，而又找不到摆脱被动局面的办法时，欧洲战场的德军正处于战略进攻的顶峰时期：法、荷等国已经灭亡，英国危在旦夕，侵苏德军己占领乌克兰，逼近莫斯科。

        日本的决策者们认为这是夺取西南太平洋地区的大好时机，一旦控制了东南亚等地的丰富资源，就可以确定“长期不败的态势”，尔后再利用这一成果，解决中日问题，迫使国民政府屈服，遂突袭珍珠港，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战争初期，日本海陆军连连胜利，于是着手进行在中国再次发动大规模战略进攻的准备，企图使国民政府“屈服于帝国与南京政府缔结的基本条约规定的条件之下”，先后制订了进攻西安、四川的计划，目的是“歼灭敌中央军主力，占领四川省要地，摧毁敌之抗战根据地，促使重庆政权屈服或崩溃”。此计划被称之为“五号作战”，预定从东南亚抽调6万人，从日本本土派出12万人，从关东军抽调18万人，于1943年夏，由华北方面军夺取西安、延安、成都，华中方面军夺取重庆。但是，到1942年下半年，日本在太平洋的作战开始走下坡路，德军亦被阻于斯大林格勒并遭反攻。在中国敌后战扬，日军发动五次“治安强化运动”，消耗、损失了大量人员、物资，仍未能实现歼灭中共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的企图，日本大本营不得不推迟乃至停止“五号作战”。1943年秋季后，整个战局对日本更为不利。在中美空军联合打击下，中国战场的制空权逐渐为中国掌握。至1944年初，日本在太平洋的制空、制悔权基本丧失，其海上交通线亦难以维持。东南亚日军有与本土失去联系的危险，转而寄希望于中国大陆交通线。因而，集中41万兵力发动了以摧毁中国重要空军基地和打通从东北到华南纵贯中国大陆交通线为目的的“一号作战”。1944年5月打通平汉路，6月攻占长沙，8月攻占衡阳，11月攻占桂林、柳州，南宁，12月打通湘桂路，1945年1月打通广亨境内的粤汉路，正面战场中国军队损失巨大。1945年5月间，德军投降。太平洋战场，美军攻占硫黄岛，登陆冲绳岛。日本面临“本土决战”，其大本营遂下令收缩战线，撤出湖南、广西、江西方面湘桂、粤汉沿线的日军，将兵力转用于华中、华北。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国民政府统帅部认为胜利在望，抗战积极性有所增强，获得了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并派出远征军人缅，支援盟军作战。但是，太平洋战争前期，美、英、荷军节节失利，盟军又采取了“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国民政府大为失望，在对日抗战上，遂又转变为以保存实力为主的消极应战。当日军发动“一号作战”中的豫湘桂会战时，国民政府统帅部因有保存实力和依赖美国、坐待胜利的思想，所以在精神、物质上均缺乏足够的准备，虽对日军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抵抗，有的部队打得极为英勇顽强，但总的来说，出现了抗战以来最大的一次溃退。8个月内，丧失了7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160座城市，7个重要空军基地和36个军用机场，在反法西斯战争全局极为有利的形势下，发生如此的溃败，造成极其不良的国际影响。

        在第三阶段中，正面战场的主要战役，有第三次长沙会战、滇缅路作战、中条山会战、打通中印公路作战、常德会战和豫湘桂会战。中国远征军两次入缅，对打通中印公路、保障国际通道、支援盟军在东南亚作战，起了重要作用。当日军收缩战线、北撤兵力时，正面战场的中国军队，于1945年5月收复南宁，6月收复柳州，7月收复桂林。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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