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先生上台后，工业产量也急剧增长。重工业仍由国家经营。但是私人开办轻工业受到鼓励。
苏方中异常珍视这难得的机会，肆意地享受着财富制造的快感。东风信用社的发展速度也远远快于当地的官办金融服务机构。原因其实很好理解： 第一，温州人有做生意的传统，大多数农民没有存钱的习惯，担心国家政策有什么变化，钱存在银行里就露富了。第二，国家金融机构官本位，手续繁杂，常常吃拿卡要。民营机构服务周到热情，彼此间建立了良好的合作信誉。第三，民营金融机构还有一个与生俱来的优势，他们对周边情况轻车熟路，甚至清楚到谁家里的2万元钱有4个小时的闲置。
经济势力在国营企业、民营企业的博弈中悄然改变，聪明的董朝才明白顺势而行的道理。终于，被“冻结”的袁芳烈选用的干部重新上任。1986年6月，这位性格内向、不善辩论的书记在干部会上，坦率地表达了想法： 一种经济形式占支配地位，当然要达到一定比例，但并不意味着这种经济形式非要达到比重上占多数的地步不可。
1986年，从武汉回温州过春节，王振滔路经南昌，随朋友参观了一个展销会。他注意到皮鞋卖得最好。老乡告诉他，推销皮鞋比较稳定，利润较高，可以尝试。
文章为温州争取的空间是实质性的。
不幸的是，中南大厦并没有带来预期的利润。再加上生活糜烂，2亿多元公众存款、银行贷款，几亿元私人借款，都让苏方中回天乏力。1999年8月，东方企业集团这艘曾经享有“航空母舰”之誉的巨轮搁浅，一向如期兑现的“偿还股”停止兑现。
温州市、县两级政府派出相关部门所有人员，也根本无法应付，只能将代表团从车站接到宾馆就再无法顾及。至于1986年到底来了多少人，谁也无法准确统计。而到头来因为接待不周“得罪”了不少客人，却是不争的事实。来的客人实在太多，凡是行政级别在13级以下的干部，不得不委屈地被安排在招待所集体澡堂过夜。
长期在夹缝中成长的温州民间资本，早已习惯了靠嗅觉“逮”机会。村长玩钱的故事，讲的就是一位村长在一天之内，轻车熟路地玩转好几万元： 一早开门，迎来愁容满面的小老板。这位老兄希望村长借他1万元进货。讲好了利息，村会计还没来。村长微笑地应承了下来。他知道，他家隔壁的邻居手头有一笔2万元的现金。这个时候是上午的9点。
机遇需要变通，这是温州人的生存方式。心动的王振滔春节一过，带着温州5家皮鞋厂的产品回到武汉，走进一家家大大小小的国营商场。国营体制、供销方式的种种局限，再加上王振滔小贩游商的背景，国营商场通通拒绝接纳这些主动上门的温州鞋。
短短3个月，温州全市有63人自杀、200多人潜逃、900多人被非法关押。这一段血腥而可怕的灾难，成为中国民间金融演进史中一个令人心悸和警醒的片断，让经历者难以忘怀。
“董书记变调了！”温州人振奋地奔走相告。远在杭州的袁芳烈拊掌而笑：“温州除此之外，无路可走。老董绕了几个月弯子，上道了。”但也有人痛惜地捶胸顿足，他们把董朝才的言论寄到北京，称之为《温州的资本主义宣言》。
改革从那里自然地扩散开去。用农业所得创办轻工业，从乡村扩大到市镇及城市。
他包飞机，把温州的头头脑脑以及新闻界等100多人请到深圳，参加中南大厦新闻发布会。仪式场面之大、耗资之大，至今都让参与者记忆犹新。
他背着装有2000元现金和一些衣物的皮包，跟车从温州往福州运货。货车路过苍南，一名老人坐进驾驶室，搭便车去福建。到达福州已是晚上，道别后，王振滔住进旅社。他打开包，顿时惊呆了： 里面竟有厚厚的一沓钱，整整11万元。他明白过来： 乘便车的老人拿错了包。从没见过这么多的钱的王振滔拉上司机到各旅馆一家一家地找老人。欲哭无泪的老人看到王振滔出现时，一时哽咽，拿出1000元表示感谢。王振滔谢绝了，“我想要你的钱，就不会来找你。我只想取回自己的2000块钱和皮包。”
时间漫长得仿佛停顿。
变化同样印证着盛衰交错的生存法则，就好像该年民营企业所经历的震荡，前所未有。经济生活中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动，使企业遭遇严峻挑战： 资金吃紧，“大路货”饱和，原材料、能源涨价，税收和各种社会性开支增多……四面八方的冲击波，使得像苏南、温州这样的乡镇、民营企业发达地区，坠入谷底。
清醒者
事实上，对于信用社的建立，国家的控制仍然十分严格。口子的松动并不意味着无的放矢，政策门槛依旧以国家、集体为主要导向。比如政策规定城市信用社必须以机构为主，个人投资不能超过10%等。
如今仍有不少人对会主抱有复杂的怨恨与偏见。若客观追论金融风波的始作俑者，与其将全部责任归咎于这些会主，倒不如说这场本不该发生的错误源于当年温州民营企业的迫切融资与国家尚未对私营经济开放的金融政策之间的张力——这种张力成为“抬会”快速发展的内在动因。
为救活温州玻璃钢建材厂，党委书记王家凌“三顾茅庐”。滕增寿很爽快，谢绝了几千元的补发工资。
太阳照常升起。
这夺人性命的金融游戏，当地人称为“抬会”，实际上是对温州一带民间融资活动的笼统称呼。所谓的“抬会”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便流行于乐清城乡。那时作为民间互助筹资融资方式，资金投向主要用于满足生活消费。随着规模扩大，以及资金投向生产经营资金的垫支，久而久之，便产生出一些食利阶层：“抬会”会主。许多灾难后，负债累累的家庭，都或多或少源于郑乐芬，或者和郑乐芬一样担当会主的温州妇人。
中国第一家股份制城市信用社，因为有董朝才的“同意试点”而不至于“胎死腹中”。方培林的私人钱庄一度停业，又是董朝才手写批条，让工商部门“违规”发展民间金融，才重新开业。他领导草拟了8个地方性行政法规，保证私营企业的合法经营。他为温州争取到“实验区”的批复。即使在整个国家民营经济发展举步维艰的1990年，董朝才也顶住省里要求“写报告请求中央撤销温州实验区”的压力。董的回答是：“要不要撤，由中央定；要写报告，你写。”
机关干部、中学老师，乃至拾荒者，不用别人游说，只要一有闲钱就会将钱放在箩筐里，上面盖着菜叶，趁天黑时挑着一担一担的钱往会主家里送。经历事件的人描述： 钱收进来，先在墙两头放着，很快两头的钱连在一起，一上午整面墙堆满了，到晚上一间房子全部是钱，脚都插不进，封门派民兵举刺刀看门，人群不肯散去，高呼着要入会，把大叠的钱扔进来，民兵只有用刺刀逼他们后退。
丘吉尔说过：“我们正处于一个有因必有果的年代。”疯狂之下，1986年的温州注定无法平静。春天，“抬会”链条出现断裂崩盘的迹象，恐慌如瘟疫般在各个乡镇飞散开来。大小会主逃的逃，跑的跑，自杀的自杀。村民家里哭声一片。多少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债权人张某到深圳找苏方中调查大楼施工情况。在宾馆会议室，张某看见会议室里摆着钢丝床，桌上摊满图纸，旁边放着方便面，苏方中则穿着拖鞋，完全是一副废寝忘食的模样。张某回到温州逢人便夸苏是个“实干家”。
如此大张旗鼓的作秀活动，既是苏方中在为自己制造辉煌，也是他自我毁灭的开始。因为“很有钱”的他事实上并没有太多的钱。所以，在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情况下，他以“无风险、高利息、信用好”为诱饵，提供“认购券”——到期本，利息每三个月发还一次，本金到期一次性偿还——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
有人为此归结原因为，温州政府内部的精英与知识分子实现了真诚的衔接，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存在于政府内部，他们拥有双重身份。温州经济的现实，使这些人坚信，中国的改革从经济到政府体制，都可以通过温和渐进的方式进行，对现有秩序的摧毁，无益于所有阶层的利益。正如，即使无法得知看到费孝通的文章后，董朝才心里会有怎样的滋味，但无可辩驳的是，这位原本对私营经济心怀质疑的新任温州一把手此时的心态正在转变。
为了履行合同，杨嘉兴只能以高息向社会举债，而赚得利润大部分贴补了利息。之后的两年，他不停地思考： 能否办一家面向街办小企业、个体户，没有门槛的“民间银行”？他的想法得到鹿城区委书记王思爱的肯定。王是位思想开放的领导，他表态说：“这有利于区街企业发展，你们大胆去试，需要我支持，一定尽力。”
人流如潮，温州告急；取经的车辆堵塞了浙南的山间小路，车祸频频，以至于国务院办公厅专门下发文件，通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严格控制到温州市参观的人数和批次。
这场政坛的人事变动吸引了温州人的关注： 董朝才有前任那么开明吗？温州的私营经济又将走向何方？敏感的温州人觉得“天变了”，大批资金不敢贸然投资扩大再生产，而转向消费，豪宅成片，赌博盛行。
读初三时，他帮助家里做点小生意，把稻谷磨成米卖。别人100斤稻谷磨80斤米，他却磨68斤米。这样王振滔磨出来的米非常光亮，糠的营养也好。
两年前，杨嘉兴还是一家街办企业厂长。那年夏天他运气不错，从太原重型机器总厂订到很多业务。可是工厂资金不足无法组织生产。当他向温州几家银行申请几万元贷款时，这个地位低微的街办小厂厂长一次次被断然拒绝。理由简单明了： 国家银行没有向街道企业发放贷款的义务。
产品积压，资金匮乏，利润率大幅度下降。占苏州市民营企业产值一半以上的纺织行业只能开工50％；无锡市花费数亿元建立起来的汽车改装业，开工之日便“断炊”；常州市民营企业的支柱——电子行业，疲软地垂落。不少人怀疑民营企业的“青春时期”是不是已经过去？
温州，一座在政治的惊涛骇浪与政策的夹缝中生存发展起来的城市，能给人留下日新月异的印象，也总是让人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但有一点事实毋庸置疑： 温州的官僚体系和政府，因着改革而拥有较高的社会认同。
2001年2月12日，鹿城区法院门前聚集了一大群人。他们手里拿着巨幅标语：“枪毙苏方中！”“还我血汗钱！”昨天默默无闻，今天摇身变得人人皆知，转瞬间又为千夫所指。眼花缭乱中，苏方中身陷囹圄18年。
被泼了冷水的杨嘉兴并不死心。他租下三层楼的临街店面，联络了8位股东，筹集31.8万元资金，向鹿城区工商局申报执照。在王思爱的支持下，杨嘉兴领到了临时工商营业执照。然而开业在即的前两天，人民银行态度强硬地下了最后通牒： 不准开业，否则后果自负。他们，没有半点可以通融的余地。
误入雷区
那三期《瞭望》是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争相传阅的必修材料。研究室因此专门整理了一本绿封皮的小册子，在内部发行。小册子成为第一本“温州模式”解读本，《小商品大市场》是其中最有分量的一篇。“原来心里没底的事情，费老开口像给我们筑了道防线。”研究室副主任马津龙如是说。费孝通前后三次考察温州。1986年是第一次，第二次是在8年后的1994年。他走访了市区、瑞安、苍南等地，以《家底实创新业》为题写了再访温州的调查文章，连续发表于《瞭望》周刊。文章中，他得出结论：“正在温州发生的历史事实说明，市场经济是可以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发展生产力的。”1998年10月，费孝通第三次来到温州。当年全国“两会”期间，市长钱兴中带着南存辉登门拜访费孝通。钱兴中介绍了温州的变化，费孝通十分高兴，表示要再写一篇反映温州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文章，当场敲定题目为： 《筑码头闯天下》。而在文章的推波助澜之下，考察取经的各地党政代表团蜂拥而至。“温州的土地差点被踏沉了。”负责接待的领导回忆情景时如是说。
1986年2月，乍暖还寒，全国政协副主席费孝通来到温州。
1999年4月，异想天开的苏方中花6.8万元买了一块人造水晶钻石，起名“东方海鸥1号”。钻石被上海大世界吉尼斯确认为“世界上最大的人造水晶钻石”，先在上海世贸中心亮相，后移至上海某处警戒保护，再运到温州展出，为苏方中挣足面子。同年7月，苏方中承办了规格相当高的理论研讨会，邀请国内知名度颇高的经济学家参与研讨。“钻石秀”与研讨会的“盛况”经权威媒体宣传，再次提升了苏方中的“可信度”。
对年轻的王振滔来说，居无定所的“游方木匠”生活艰苦且赚不到大钱。不想满足于成为一个手艺人的他投奔远在福建的舅舅。
在这种背景下，东风信用社刚开张便火了起来，苏方中更无异于得到了一棵“摇钱树”。1988年，财大气粗的苏方中兼并了3家国营企业，创办了温州市第一家民营股份企业——东方企业集团，自任总裁。事业达到了顶峰。
正名
在金钱膨胀起来的无穷欲望面前，人的意志力简直不堪一击。太多的人幻想着一夜暴富。他们无所顾虑，从而中了自己的埋伏。当然也有与众不同之人。为了梦想实现，他们会玩些小聪明；为了资本积累，也会表现出商人的狡黠。但是面对诱惑，他们又总能保持着少有的理性和出奇的冷静。
革命已经发生。它使中国得到了新的活力。它正在为共产主义重下定义……它进行得那样静悄悄，以致遥远的世界的另一边几乎没有注意到。革命的中心应该是在江浙一带，尤其以温州为甚，那里跳动着太多“不安分”的因子。
日后，费孝通每每谈起这次“温州行”时，无不对所见所闻津津乐道。有这么一件事，虽然在《小商品大市场》里找不到记述，不过全程陪同的一名温州领导却记得相当清楚： 费孝通听说一名81岁的老太婆自食其力，在家生产松紧带，一天可赚1元多钱。他不顾劝阻，登门拜访。这位健朗的老太婆在阁楼上，娴熟地操控着电动织带机，一天可以编出三四十米松紧带，产品全部被服装厂家订购。费孝通关切地问：“有没有累着？”老太婆笑着说：“这活轻松，活动活动筋骨，比闲着没事还舒服。”费孝通感叹说：“这就是家庭工业的活力所在啊。”
在王振滔的记忆中，一位长者的话令他终身难忘。村里一户人家盖房，王振滔极不情愿地被叫去帮忙递砖瓦。看着他懒散的样子，一位长者说：“这孩子长大了干不了什么事的。”王振滔当时就懵了。他递完最后一片瓦，马上离开。就这样，17岁的王振滔走出家门，到外地闯荡。他坐船到武汉，跟随堂舅学木匠手艺，走家串户给人做家具。
仍是在1986年，发生的一件事成为成名后的王振滔愿意与人分享的一段经历：
硬币的另一面
诱人的投资，高额的回报，一个“不可能的游戏”在侥幸、病态的集体驱使下燃烧起来。30万人卷入其中，会款发生额达12亿元之巨。
董朝才离开温州那天，是个下雨的夜晚。晚上10点，他去了温州蒲鞋市小商品市场，那里依然灯火辉煌。他的脸上有了笑容，喃喃地对前来送行的官员说：“要是中国到处都有这样的市场，该多好。”而离职后的10年里，董朝才也一直想不明白，自己究竟错在哪里？
讲述温州的民营经济传奇，董朝才是不可分割的部分。在任温州市委书记的5年里，他用自己的行为方式赢得了尊重，也给人生增添了另一种色彩。上一年（1985年）12月24日，西方平安夜，袁芳烈有些落寞地平调回杭州。4年的成就并没能得到上级的认可，他在任时搭建的班子也遭遇冷落。而接替者董朝才临到温州前，省里高层再三嘱咐的一句话是：“你去要搞活国有企业，把温州的做法全面改变过来。”
杨嘉兴的搭档心怀岌岌，连忙抽回资金。一位请来的银行退休会计，看到人民银行措辞如此严厉，告诉杨嘉兴：“我不干了，再搞下去会坐牢的。金融不比其他，你也要小心点。”杨嘉兴一时陷入绝境，进退两难。他又找到王思爱。后者的态度没有变，但这已超出职权范围。王思爱建议杨嘉兴去找官更大的市委书记。
更可怕的是，灾难即将来临。
蛊惑人心还只是苏方中的小伎俩，他的“大手笔”是花费大量集资请媒体采访报道、吹捧贴金。曾经9天时间，三家报刊、杂志连续9次图文并茂地报道苏方中：“深圳传奇”、“明日宏图”及“乘风破浪正当时”。这些媒体写道：“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苏方中一定会在深圳走出一条金光闪闪的大道。”越是在资金周转不灵时，就越是有媒体连续轰炸性地报道。于是，债权人放松了警惕，苏方中得以苟延残喘。
1986年11月1日信用社开业，市民成群结队排队存款，当天吸收存款30多万元。温州老百姓还给信用社送了个富有诗意的名字，叫做“雪中送炭”银行。不过，当时董朝才的苦涩为人所不知——“抬会”风潮余波未平，作为书记的他承担着极大的政治风险。
倒腾的奥秘在于利润。国有的银行、信用社贷款的月利率是： 活期0.24%，5年存款为0.78%，贷款利率是1.5%，在温州民间高利贷的利息基准是3%~5%。利润正是利率的差价。不知名的村长凭借简便的手续，灵活的利率，承借人的偿还信用盘活了资金。故事表现出温州人的精明与灵活。也正如“抬会”通过以高于银行存款利率的优惠吸收存款，再以一个合理的贷款利率放出贷款，通过利率差赚取费用，这本身无可厚非。同时，也不能抹杀“抬会”对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给艰难发展的温州私营企业提供的帮助： 1985年前后的温州，以这种方式进行流通的民间资金超过3亿元，成为私人企业发展最重要的资金动力。几乎所有的业主都从“抬会”中借贷或出贷过资金。因替美军陆战队制造军徽而名噪一时的陈加枢回忆：“工厂要发展全靠地下渠道，最多一次可借到1000万元。”
一位在外单位工作的中年知识分子放弃原来的优越条件，投到了老滕的“麾下”。建材厂的人没换，但人变了，变好了，变强了。
然而“抬会”以信用作基础，其在法律保护上的缺失将成为其短板，制约着这种信用金融的未来发展。若遭遇信用危机，大规模的群体事件将成为不可避免的注脚。1985年，人们沉浸在“抬会”高回报的片刻喜悦。更多的人带着更多的钱涌入会主家中，或许用“疯狂”来形容都不足以表达当时的情境。
时代真的变了，整个国家都在巴望着能有更多的突破。
接待的官员一听他来自温州，握着他的手说：“我们刚从温州回来，你们温州人就是会做生意。”说罢，就给广播电台打电话，要求播放温州人在大理销售草编制品一事。结果这位苍南人将积压已久的草编制品搬到政府门口，几天内销售一空。回家后，他特地到市政府，激动地讲述了这次终生难忘的经历。
同样因为“抬会”，石矾镇一位妇人走投无路，喝下一瓶农药。临终前她安慰子女：“不要难过，我如果不死，债就会利滚利，子孙三代也还不完的。我死了对你们也是解脱。”
改革精神
9点5分，村长找到了邻居借钱。邻居说这笔钱动不得，在武汉跑供销的儿子还要拿这笔钱买材料，下午2点汇出。村长讲好用这笔钱，只需要周转到午休后的银行营业，并且强调了这次不超过4小时的周转，他支付利息。
1991年，苏方中在温州销声匿迹，让人诸多揣测，最为流行的版本说他裹挟巨资漂洋过海。后来，人们才知道，苏方中南下深圳隐姓埋名，过起了“打工”的漂泊日子。打工之余，他在深圳闹市区宝安路和红桂路交叉处看上一块地皮，准备投资近1亿元建一幢26层高的摩天大楼——中南大厦。
……
每一天的变化都是天翻地覆。
……
热闹的温州被熙攘的参观者搞得吵吵闹闹。可是温州之外，一群人舒服地借助温州日益响亮的名头而脱颖而出。
无限的能力加上无限的欲望，其结果不是一场大胜利，就是一场大灾难。两年前，短命的方兴钱庄只开张了一天便由地上转向地下。但温州人历来胆大，既有明中勇也有暗中谋。禁令并未威慑到活跃的民间金融。在明令禁止下，一场金钱游戏悄然发生，最终疯狂地演变为一场人为的金融大灾难。
抑或正是如此，国家领导人不遗余力地表达着对“私营业主或是个体户的关怀”。全国个体劳动者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国个体劳动者协会正式成立。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暂行条例》。《条例》共十七条，自该年度起施行。
“革命”的中心
杨嘉兴并不认识董朝才，只在电视新闻中知道董住在市政府招待所。1986年10月29日清晨，杨嘉兴来到市政府招待所苦等，一直到晚上，才等到董朝才。在二楼董的房间，近50分钟的时间里，董朝才耐心地听完杨嘉兴关于信用社的规划后，给人民银行主管领导打了电话：“温州金融体制改革，就让杨嘉兴先来试点。”
马津龙说：“董朝才任上5年，风风雨雨就没有停过，民间有句话：‘打雷在深圳，下雨在温州。’温州的问题，哪怕是芝麻粒大，都可能跟意识形态挂钩。”但董朝才顶住四面八方的压力，力图给温州民营经济创造一个宽松的政策环境。
同自然气候相仿，温州正遭遇有些寒冷的“早春二月”： 同样是人多地少，也同样是由贫变富，为什么人们对苏南肯定得较多，而对温州的看法却有大分歧？
接下来的两年，问题层出不穷，矛盾全面爆发。
无奈之下，王振滔做出决定，提前交纳承租费，不让商场承担风险，租借国营商场的柜台。终于有商场负责人同意租半个柜台给他。面对辛苦争取到的半个柜台，王振滔细心地记下顾客对皮鞋款式、尺码、颜色、质量的意见。顾客要什么样的鞋，他就打电话给温州的厂要什么样的。他半个柜台的销售额，比商场10个柜台的销售额还高。
张文荣的发家史就是典型的“投机”史。他总是善于利用各种不对称的信息，捕捉商机。
病态的“抬会”体系集体性地瞬间雪崩，所带来的血与泪的教训并未就此打住。成千上万的讨债者疯了似地冲向会主的家，一幕幕不堪目睹的悲剧不断上演： 苍南几十个讨债的人拿着炸药包赶到一个会主家，逼迫他交出钱来，否则同归于尽；平阳两个会主被讨债者抓住，吊绑在柱子上，用竹签钉入会主手指，用铁钳烧其胸肉，折磨三天三夜导致受刑人死亡；上百所小学被迫停课，原因是学生常常在路上被讨债的当作人质抓走；平阳县乡下数百名妇女步行数十里赶到县城游行，要求政府帮助讨回被骗去的钱。
1990年1月，任期未满的董朝才突然离任，被调到省体改委。
较之于张文荣，王振滔算是一个相当老实的商人。
1987年夏天，一场大火成为许多人心中的伤痕，而这不过仅仅是个开始。
电影说：生命可以归结为一种简单的选择——要么忙于生存，要么赶着去死。
为试制新产品，老滕自费外出考察。在厂里，他顶班连轴干，不准时吃饭，睡不了整宿觉是常事。人们眼看着厂长眼肿了，腮瘪了……
他在职工大会上说：“我回来了，有人开心，有人担心。打开窗户说亮话，我的原则是： 换思想，不换人。为国家、为企业谋利，我就用谁，不管他过去拥护我还是反对我；否则，就是亲兄弟也不用。”
蜜月从此结束，这是个红与黑的世界，可它却不再令人着迷。
1986年，很多人建议张文荣加入抬会。可21岁的他眼光明显放得更远——决定到上海发展。在上海，他看到废铜被满街丢放，可在温州，铜极其缺少。于是，张文荣做起废铜生意，且事业越做越大。
10点，有人给了村长2万元，让他周转出去生息。此时，村长并不打算把钱还给邻居。他把其中的1万元放贷给了一位求贷者。
1986年新年刚过，杨嘉兴兴致勃勃地赶到温州市人民银行咨询。没等话说完，对方明确表示： 办私人银行完全不可能。
人们之所以如此狂热，那是由于他们被承诺的收益几乎和高利贷相差无几。按当时最流行的“抬会”规矩： 一个会员入会交1.16万元，第二个月开始，会主每月付给会员9000元，连续12个月，计10.8万元；第十三个月起，会员再付给会主3000元，连续付88个月，计26.4万元，会主每月付出9000元。如此循环滚动，一个会期为100个月。最大的风险在第一年，会主要把1.16万元变成10.8万元。有人计算过，一个1.16万元的会员要维持下去，到第6个月必须发展22个会员，到第12个月要发展691个会员，到第18个月就要发展2.0883万个会员。
大灾难后，一个名叫郑乐芬的人，一个死刑犯，38岁痛苦离世，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作为灾难主角之一，郑乐芬不幸成为政府决力整治的靶心。这位温州妇人在潜逃百天后被捕，5年后被判执行死刑。其丈夫蔡胜南潜逃一个月后主动自首，被判无期徒刑，总算是保住了一条小命。
当时，梦特娇服饰在温州非常流行。一件普通的梦特娇t恤也能卖上百元。张文荣偶然得知福建沿海有个地方梦特娇批发特别便宜。他就带着钱跑到福建，做起服装倒卖生意。一进一出，赚到的差价让人目瞪口呆： 3个月净赚10多万元。还有一次，日本厂家停止本田摩托车供货，摩托车在温州暴涨1万元。正在黑龙江做生意的张文荣发现黑龙江还有本田摩托车在卖，只是数量不多。他收集到市面上所有能买的摩托车，然后拿着现金在黑龙江马路上逛。只要碰到本田摩托车他就拦下，原价买进。张文荣在马路上买的车有600多辆。他把旧车修整一新后卖到温州，平均每辆车赢利1万元。
老滕女儿身体不大好。厂里其他领导瞒着老滕，把她从车间调出来搞管理。老滕知道后，毅然把女儿送回了车间。
老滕并没有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中，他要实践自己的誓言： 为中国的玻璃钢事业，奋力拼搏，再创奇迹！这是篇主旋律味道很浓的文章，满足打造一个时代偶像的所有标准。只是当时的鲁冠球名气实在太大，且温州这年发生的事情确实太多，文章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关注。滕增寿真正引起国内外关注，成为温州经济的形象代言人，还要再等两年。
董朝才上任3个月，把袁芳烈的“幕僚们”丢在一边，跑国有企业，搞调研。他要求银行50万、100万地贷款给国营厂。但结果痛心疾首，国营厂依旧杂草丛生，人浮于事。他一共跑了7家国营企业，结局不出左右。最后，董朝才算了一笔账，国营企业每投入10元，产生的效益最多为1元；私营企业10元的投入，产生的效益可达8元。
这些严格而规范的规定，在精明的苏方中看来并非无机可乘： 东风信用社依托于他的东风家具厂。这是一家企业——即使全部由企业控股，他个人不占任何股份，也和他个人控股并没有太大区别。
这样这笔2万元的钱在几个小时之内，被有效地利用了几次。2点之前，要汇款给武汉做生意的儿子的邻居准时拿到了现金，也拿到了利息。
一名在云南大理经销草编制品的苍南灵溪人，在大理街头转悠了半年也没卖出几张草席。眼看连吃饭都成了问题，情急之下，此人来到大理州政府表明处境。
苏方中一副儒雅、清癯、为人谦和的样子，与他接触的人会认为他更像一个书生，而非企业家。当时他是东风家具厂厂长。20世纪80年代的温州，家具业尚未形成气候，一家独大的东风家具厂赚得钵满盆满。而与当时大部分冒出来的企业家不同，苏方中绝非小富即安之人。书生气质的他其实野心勃勃。在温州农业部门以及市体改办的鼎力支持下，苏方中继杨嘉兴之后也创造出一个全国第一。
毕竟，苏方中在温州也是风云一时的人物，他的话博取了不少温州人的信任。何况他又是那么会抓住人的弱点以及利用媒体造势。
温州几十年的传奇，因大起大落引人入胜。大起是时势造英雄般的华丽，大落则是遭遇十面埋伏般的悲壮。苏方中只是这大起大落中看得见的冰山一角，温州地下金融违规操作早已如野草燎原之势，无孔不入。这些资本游走于法律边缘，一不小心就踏入了雷区。
邓小平先生似乎是施政方面的最大务实派。他采用行之有效的办法，摒弃毫无成效的方法。根据这种观念，他正耐心地一步一步地悄悄改造中国。
国际上，《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也许是最关注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份美国报纸，它总是会在合适的时间登出恰当的评论，比如1986年1月9日的《中国悄悄的革命》： 毛去世才八年，邓小平已使中国重新恢复活力并改变了面貌。
作为此行的成果，费孝通在《瞭望》上发表了15000字的《小商品大市场》，为温州正名。文中激情澎湃地写道：“无论是‘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或其他群众创造的模式，评价的唯一标准应当是视其是否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提高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这些模式在中国历史上乃至人类发展史上都旷古无师……”
改革是全国性的，更是地域性的。温州经济活跃，百姓亦安居乐业，欣欣向荣中私营经济已有落地生根之势。然而，此种蓬勃的生机却被推上姓资姓社争议的风口浪尖。思想的禁锢和理论的贫困，仍然使许多人对温州讳莫如深，甚至非常反感。现在，“温州模式”被拿出来公开讨论，质疑声难免会掀起些许微澜。
一批企业家纷纷登上了《人民日报》。先有鲁冠球，并且是在头版，标题为“乡土奇葩——记农民企业家鲁冠球”： 西子湖畔的春天，竹笋在没人注意的地方破土而出。鲁冠球从他那偏僻的家乡走上杭州人民大会堂的讲台，给全市机关党员干部讲授党课。这个农民“万元户”、企业家党员，用他的创业史和思想的果实，把“通向共产主义的路就在脚下”这个大主题讲得有声有色……我们清楚地看到，在开放和改革的土壤上，鲁冠球创造了“一步登天”的业绩，他的精神世界也灿然升华，坦荡洁净。《人民日报》另一个头版给了国务院总理和个体户何咏梅，“当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握住重庆市个体缝纫户何咏梅的手时，这位35岁的妇女不知说什么好，半天才说出三个字来：‘总理好’”。
案件造成经济损失2.8亿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温州经济犯罪数额之最。认购“偿还股”的温州人多达2000名，清退工作不得不按姓氏顺序分17天陆续进行。而那颗宣称价值3000万元人民币的“世界第一大人工钻石”，只拍出了1.5万元人民币，中南大厦则一再流拍。
无独有偶，6天之后，中国第一家私人独资控股的城市信用社——东风信用社正式挂牌。信用社创立者苏方中，一夜走红，若干年后还被某些媒体和机构选入《共和国之最》予以广泛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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