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的抗战形势，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是非常关注的，他们不仅要制定八路军、新四军的对日战略方针和各战场的作战计划，还就当前的全国抗战局势和世界形势进行大量的研究。在这期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一大批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军事家，撰写了大量的抗战论文、论着，还作了许多报告、讲演和宣传发动工作。他们对中国的抗战局势和当前的世界形势，认识是统一的，是清醒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刘少奇同志的《论持久战》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代表之作，是全党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新四军进行抗日战争的行动指南。

        他们对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的情况，不仅是了解，而且看得十分透彻，在许多重大战略或战术上，不断为国民党军队中的爱国将领或抗日部队提供信息，帮助谋划，还给予人力、军力的支持与配合。

        当滕县失守、徐州吃紧时，国民政府最高统帅部的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心里没底。蒋介石这时也非常焦急，他不停地给白崇禧挂电话，询问徐州的前景和台儿庄地区的打法。白崇禧将了蒋介石的军，咋打？我要是有好的可行的战法，还不去找你汇报吗？这都什么时候了？火烧屁股了！他在总参谋部的作战室来回踱着步子，不停地朝参谋人员发着脾气。

        白崇禧想出来一个办法，这个办法从脑子里冒出来的时候，他就犹豫起来，人家会帮场子吗？虽说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战，毕竟两党之间还有不少隔阂。况且自己曾经干过不少对不起人家的事。他站住脚立在地上想，得把这事想清楚喽。

        他在心里知道共产党内部有很多高人，有黄埔军校的教官和一大批学生，还有曾在国民党军队里干过军长、师长、旅长的高级将领，有一大批远见卓识的中国精英。不然的话，共产党早被蒋介石剿灭干净了。这时他突然想到时任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

        他对周恩来是比较了解的。这人不仅有远见卓识，而且对人十分谦和。他想周恩来不会不给他面子的，就凭他的人格，他的善良和为人处世，周恩来会帮助他的。白崇禧想好以后，便吩咐秘书尽快安排他与周恩来见面。

        对目前的局势，中共方面也深感忧虑，眼下徐州吃紧，战局在一步步地恶化。徐州若失，武汉就很难保住。武汉素为兵家必争之地，一旦失陷，整个华中腹地将门户洞开。然而，在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中，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唯其指令是从，在抗击日寇的同时，两眼又死死地盯着身旁的共产党人，做梦都想完成其“十年未竟之业”。地方部队诸如川军、滇军、粤军、桂军、东北军、西北军等等，抗战以来虽已开赴战场，有些确已表现出中国军人所应有的爱国精神，打得英勇悲壮，为世人所赞叹。但不可否认，也有一些在与鬼子交战时，往往心存顾虑，担心把手里仅有的一点血本输光，失掉日后向蒋介石讨价还价的“资本”，身为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又擅长用鬼子的刀枪来清除异己。这种存在于军队内部的猜忌、牵制、矛盾，极大削弱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成为七七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在多次大战中一败再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李宗仁、白崇禧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中的主战派，抗日的态度是坚决的，桂系在国民党内又有一定地位，做好李宗仁、白崇禧的工作，对巩固和发展抗日统一战线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所以接到白崇禧邀约后，中共决定派周恩来、叶剑英前往。

        见白崇禧之前，周恩来已认真看过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特意派人送来的有关徐州战场的战况材料，对这次大战已作过一番思考，形成了自己的看法。白崇禧问周恩来对于即将到来的台儿庄之战有何高见。周恩来分析指出：板垣和矶谷的企图很明显，是要从两个方向夹击第五战区的大本营徐州。他们会师的目标是台儿庄，然后再策应津浦路的敌军，共同向徐州合击。临沂一仗中国军队虽然获胜，但不容乐观，因为整个战局没有根本的转变。板垣的锐气是受挫了，但据我看，矶谷师团不会改变向台儿庄进攻的计划。相反，也许正是板垣的受挫，矶谷才更乐于南返呢！

        白崇禧经周恩来这一点拨，立即明白了。他道：“你是指矶谷邀功心切、骄而寡谋，必然会孤军挺进台儿庄，我们正好狠狠地打它一仗？”

        “是的！不过，台儿庄是一个位于矮坡上的小市镇，没有什么险要可资扼守，所以我们必须先有一支善于防御的部队守住台儿庄、运河一线。在把敌人的攻势遏制住之后，再另出奇兵渡过运河，从峄县方面向台儿庄迂回，使敌腹背挨打。这样即使不能全歼敌人，也可使其遭受重创。所以，我建议在津浦铁路南段，由李品仙、廖磊两个集团军采取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联合行动，运动于辽阔的淮河流域，使津浦南段的日军时时受到威胁，不敢贸然北上支援南下日军。而在徐州以北，以主力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守点打援，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

        白崇禧对周恩来的建议极为赞赏。

        周恩来最后补充说：“我准备命令新四军张云逸的第4支队，协同贵部李品仙、廖磊两集团军采取的联合行动，运动于辽阔的两淮流域。使津浦线南段日军时刻受到威胁，不敢贸然北上支援南下日军。”

        白崇禧深为感动，他知道周恩来作为中共军委副主席，对于他的命令，叶挺军长是必须执行的。有新四军的协助，津浦线以南威胁可以避免了。他望着周恩来和叶剑英，心里佩服得不得了。中共有人才呀，有能人高人啊。

        在徐州的李宗仁这两天寝食难安。他坐在台儿庄的地形图前，苦思冥想，台儿庄如何打？这是他思考的首要问题，必须要把这个事情想清楚，方方面面的问题都得考虑周全。在台儿庄打一仗，这个决心他是下定了。

        不下这个决心不行啊，不在台儿庄堵住日军的大举南下，徐州就不保了。

        徐州丢失倒不是什么要紧的事，反正迟早都要沦陷的，这是明摆着的事。

        关键问题不在这里，而在武汉。国民政府的最高统帅部在武汉一带还没有部署好。武汉最需要的是时间。为了武汉的布防，就得在台儿庄这个地方拖住敌人，哪怕是十天半月也好。

        徐州已成为全国军民关注的焦点，也是当前全国抗日战场的中心。在徐州以北，中国军队浴血奋战保滕县，打出了中国人的气概。在临沂取得了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的首次胜利，全国人民扬眉吐气，欢笑挂在了他们的脸上。台儿庄不打不行，打不好也不行，不然我李宗仁愧对国人，也许会成为罪人。人家会拿台儿庄同滕县、临沂作对比的。李宗仁的压力大得很，如同大山压顶。

        看到徐州重要之点的不仅仅是李宗仁。蒋介石为确保武汉这个中央军事指挥中心，在临沂和滕县双双告急的时候，他就认为从战略上着眼，有加强第五战区防御兵力的必要，仅仅派一些杂牌部队过去，那是不行的。

        于是他便仓促抽调第一战区在河南补充训练的汤恩伯和孙连仲，连夜增援过去。汤恩伯的第20军团和孙连仲的第2集团军都还没有补充训练完毕，接到命令后就出发了。

        汤恩伯的军团到徐州，即乘火车北上支援第22集团军的作战，不幸滕县已在前一天沦陷了，等到汤恩伯的第20军团全部到达，已不能挽回失败的局面了，20军团只好消极地掩护友军的退却和拖延敌人南下的步伐。

        好就好在有这两支部队在徐州，否则情况更为不妙。

        台儿庄之战的大任就这样落在孙连仲集团军和汤恩伯军团的肩上。在蒋介石眼里，孙连仲无足轻重，不过是西北军的杂牌。汤恩伯就不同了，那是蒋介石的嫡系，在国民政府的军队里，是一支装备上乘的精锐部队。

        有这支部队参战，蒋介石不可能坐视不管。

        虽说在李宗仁赴第五战区任司令长官前，就同蒋介石有言在先，第五战区的事，请委员长不要插手。后来蒋介石的确插手不多。李宗仁走马上任第五战区，为何要同蒋委员长约法三章呢？因为李宗仁太了解蒋介石了。此人最爱瞎指挥，其个性太强，意气用事。他一旦对徐州战略要事或是排兵布防发了命令，不容置喙。实践证明，凡蒋介石插手的地方，往往出现败局。

        蒋介石没有忘记他对李宗仁的许诺，他去徐州是以委员长的身份进行战前视察。他作为军事统帅的最高长官，作为委员长，到前线进行巡视总该可以吧。那天，蒋介石带上白崇禧、林蔚等一大批参谋人员，去了徐州。

        蒋委员长去徐州之前，李宗仁脑子里对台儿庄的事，算是有了一些不太成熟的计划。针对当前的态势和日军矶谷师团的意图，李宗仁认识到要想顺利地实施好自己的计划，打败日军第10师团的进攻，有三个关键问题必须解决：第一，张自忠、庞炳勋两军在临沂一线是否坚守得住，能不能把板垣师团阻挡在临沂以北，不让其南下；第二，中国军队能否在台儿庄、运河一线阻止住日军的攻势；第三，中国军队侧翼部队能否以有力的攻势牵制并不失时机地歼灭敌人。其中第二个问题又是关键的关键。因为如果日军攻下台儿庄、运河防线，迫近徐州，则中国军队在临沂一线防守的张自忠、庞炳勋两军以及准备侧击敌军而进入峄县以东地带的汤恩伯军团，都将处于日军的两面夹击之中，中国军队整个鲁南防守作战计划就将破产。

        在蒋介石到达徐州后，李宗仁便把自己的作战思考和盘托出。为了战时的保密，他只对蒋介石、白崇禧、林蔚等长官谈，对蒋介石、白崇禧率领的参谋团他只汇报战况：

        ……目前，虽然临沂一战，津浦北段敌军左臂已被我张自忠部砍断，但是，敌军沿着津浦县而下的矶谷师团，仍在迅速向南推进。汤恩伯将军津浦线上与敌人作了一阵抵抗之后，即陆续让开正面，退入抱犊岗东南的山区。汤部重炮营则调回台儿庄运河南岸，归长官部指挥。矶谷师团舍弃汤恩伯部而不顾，尽其所有，循津浦路临枣支线而下，直扑台儿庄。敌军总数约有四万，拥有大小坦克七八十辆，山野炮和重炮共百余尊，更有大批飞机助威，徐州城和铁路沿线桥梁、车站已被日军炸得一片稀烂……蒋介石听完李宗仁的战况汇报后，并没有就具体的军事战略下达什么指令，只是以委员长和最高统帅的身份，向在座的各路指挥官们作了一番训示，话讲得很客观，他说：

        敌人拼命想打通津浦路，沟通南北战场，窒息陇海路，威胁我汉路侧方，是为了攻占徐州，准备进攻我武汉心脏地区。因此，现在全国战场的中心已经转到了徐州。综合观察整个战局情况，徐州已成为我方战略之凸角，我们理应掌握战机，势在必守，以策万全。我决定再抽调一部分兵力投入徐州战场，扩大战果，并控制黄杰、桂永清、俞济时、宋希濂等精锐部队于豫东归德、兰封一带，巩固第五战区的后方，予敌更大的消耗；争取较久的时间，以便进行武汉守卫的准备工作，而利全局。第五战区虽然久战疲惫，难以久持，但韩复榘伏法后人心大快，士气旺盛，有李司令长官的指挥，有后方的大力支持，也不难克服种种困难。我走后，参谋团留在徐州协助李司令长官作战。我想有李司令长官指挥，又有白副总长协助，台儿庄和徐州之战，一定能予敌重创，取得胜利。我在武汉等候你们的捷报！

        李宗仁听了蒋介石的训示，心里感到蒋介石这人很有一套，他的话说得很响亮，很鼓舞人，这只是他的一套大话。大话就得这么说。蒋介石说这段大话的时候，对徐州是没有底儿的，他对徐州的信心不大，因为他在私下里曾和李宗仁交谈过，李宗仁在他的回忆录里说到这件事时，是这样讲述的：

        台儿庄战前委员长来徐视察，他就感觉徐州的情形危急，一再问我说，你看徐州可以守吗？我说：请委员长放心，徐州短期内没有问题。如果我能得到充足的补充，我可能还要打一个不大不小的胜仗。委员长虽未多言，但是在神情上，我可看出他将信将疑。

        蒋介石到徐州的第二天，便留下白崇禧和林蔚，独自一人回武汉了。

        蒋介石一走，李宗仁立即把白崇禧单独迎进了自己的办公室，研究作战方案。白崇禧说，在统帅部研究的结果，主要是认定了刘斐的作战方案，即以运动战为主的方案，但我心里没底儿，于是这次我离开武汉前，特地请了中共周恩来和叶剑英，当面请教过。

        他俩对徐州会战有何高见？李宗仁急切地问。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他很想了解中共对徐州会战的看法。

        白崇禧把周恩来的建议转达给李宗仁，周恩来建议，在津浦线南段，应以运动战为主，以游击战为辅。在徐州以北可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的方针，守点打援，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

        周恩来有眼光！李宗仁毫不掩饰地表示赞同。津浦线南段的作战，正如周恩来所言，我31军在明光与敌人血战逾月，我即令李鹤龄（李品仙）向西撤，敌人以狮子搏兔之力猛扑明光，结果扑了个空，没有捉住中国军队主力。哪知中国军队却在敌侧突然出现，将敌人的后路切成了几段，使敌不能北进。徐州以北的滕县和临沂之战，则以阵地战和运动战相结合，都打得不错。

        白崇禧又谈到中共周恩来对当前徐州的看法。他说周恩来认为滕县已失，矶谷师团必然骄狂无比，估计敌人很可能不等待与临沂受挫的板垣师团会师，也不等津浦南段的日军北上呼应，便孤军直扑台儿庄，以图一举而攻下徐州，夺取打通津浦线的首功。

        李宗仁连连点头，对这一点，我已估计到了，依你之见，是否严令汤恩伯部进行阻击？

        我看，与其阻击，还不如放进来打，白崇禧说。

        你是说，要汤恩伯军团在津浦线上不阻止敌人前进，统统让开正面，使矶谷孤军深入台儿庄，然后再集中优势兵力将其围歼？李宗仁问道。

        守点打援！李宗仁心里有谱了，他苦思冥想了那么几天的事，今天终于想成熟了。在台儿庄这场大战中，一切都要围绕着守点打援来做文章。

        李宗仁终于展开了笑脸。他的信心来自于周恩来的点拨，他同中共著名政治人物周恩来的看法不谋而合，这样他的信心更坚定了，况且还有人称“小诸葛”的白崇禧老弟在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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