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对在中原作战如此审慎？这是从当时中原战局的具体情况所决定的。

        中原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又是国民党政府统治的中心地区。中原若失，长江天险也就难保。长江天险若失，蒋介石也就败局已定，无可挽回。所以当时蒋介石和他的国防部长何应钦高叫的口号就是“保江必保淮”。

        为了逐鹿中原这一场重头戏，蒋介石把他的机动兵团集中了6个放在这里，总数有60多万人，而且有强大的空军支持。除此之外，还有两个对国民党军队有利的条件。（一）中原战场当时的四周都是国民党统治区，国民党政府已经统治多年，调动人力物力都比较方便，后勤供应不成问题。这和东北战场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二）如果中原战场打开了大仗，北边的傅作义集团和西边的胡宗南集团都可能予以援助，这就可能使国民党军队的主力部队到达100万人以上。而如果傅作义集团南下江淮，我军要消灭傅作义集团的难度将大为增加。

        蒋介石把中原战场的指挥中枢放在我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古战场徐州。

        如果从较为可信的殷代历史算起，徐州（古称彭城）就是我国各方力量争夺天下的四战之地。在3200多年前，殷代著名帝王武丁伐大彭的战场就是在这里摆开。这以后，历史上的风云人物如楚文王、徐偃王、晋悼公、越王勾践、刘邦、项羽、韩信、曹操、吕布、关羽、石勒、谢玄、宇文化及、隋炀帝、李世民、黄巢、韩世忠、张士诚、朱元璋、李自成、史可法、林凤祥、李开芳、僧格林沁、曾国藩、赖文光、李鸿章、张勋，直到蒋介石，都曾在这里打过大仗。抗日战争中，著名的台儿庄会战也发生在这里。这里在近代又成了国内交通大动脉陇海铁路和津浦铁路的交汇点，成了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的北面门户。正所谓是“俯视东海，仰视关中，屏障沪宁，遥扼冀鲁，窥苏皖而撼中原”。辛亥革命元老、曾经担任过武昌革命军总司令的著名军事家黄兴曾就徐州的重要性说过这样的话：“南不得此，无以图山东；北不得此，无以窥江东，是胜负转战之地。”

        在徐州这个八方瞩目的头等军事要地，派谁去做领兵统帅？这时在中原地区的国民党军队的最高统帅是桂系领袖、刚从国防部长位子上下来的白崇禧，其职务是华中“剿匪总司令部”的总司令。蒋介石这时为了拉拢并利用桂系，不能不重用白崇禧，而早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能打仗，这在国民党各派系中也是公认的。桂系另一个主要领袖、当时的国民政府副总统李宗仁的意见是由白崇禧统一指挥调动整个中原地区的全部军队。但蒋介石不放心把中原地区的130万大军都交给白崇禧，因为白崇禧有可能不听他的主张，不接受他对下级的越级指挥，所以蒋介石决定把中原的部队一分为二，即在华中“剿总”之外，单独设立徐州“剿总”，而华中“剿总”则驻武汉。这样他就得在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中选出一个人到徐州。蒋介石选定的徐州地区军事统帅是在国民党军队中地位颇高的“五虎上将”之一的刘峙。

        严格来说，刘峙在国民党军队高级将领的所谓“五虎上将”中是最不能打仗的一个。由于他的资历老，历任重职，部下一般都称他为“福将”，是把“福将”一称作为一种讥讽，用淮海战役时期担任国民党国防部第三厅中将厅长的郭汝瑰的话说，“这是国民党军队中讥讽刘昏庸糊涂的代名词”。刘峙在过去的重大战事中曾经打过好几次大败仗。抗日战争初期，当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刘峙由豫皖绥靖公署主任调任第一战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奉命率军从开封北进，驻防保定，阻击日军沿平汉线南下。在当时全国人民抗日情绪万分高涨之时，他这个总司令竟是开仗即败，而且一败再败。他指挥部队在固安和日军打了第一仗，就丢了固安。然后，徐水、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安阳，一个一个城市相继落入敌手。战至11月5日，他只得将部队交给副总司令商震指挥，自动卸职。由于他的这次大溃退，引起全国上下的一片骂声，给了他一个“长腿将军”的称号。蒋介石无奈，只得让他回到后方，当一个重庆卫戍司令。1946年8月，蒋介石一心想打内战，刘峙坚决支持蒋介石的内战方针政策，和陈诚一起高唱“三个月消灭共军”。他当时任郑州绥靖公署主任，统一指挥河南和陕西两省的军事行动。为了扫平我冀鲁豫解放区，刘峙从华东和中原战场调集了14个整编师30多万人的兵力，发动了气势汹汹的进攻。9月1日，他指挥的整编第三师在大黄集被我华东野战军全歼，师长赵锡田被俘。而这位师长不是别人，乃是顾祝同的亲外甥。由于刘峙这一仗打得实在太臭，引得当时的参谋总长陈诚和陆军总司令顾祝同都来到商丘前线，召开会议，并当场宣布撤去刘峙和其参谋长赵子立的职务。蒋介石也骂他太不争气，只给了他一个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的闲职，让他回上海赋闲。

        但是，就是这么个刘峙，竟在中原战场即将爆发大战的1948年5月被任命为国民党徐州“剿总”的总司令。为什么？这其中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由于国民党军队中讲资历、讲关系，派系严重，等级分明，要找一个能指挥得动几百个将军、几十万人马的人，在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领中并不容易。在当时的中原战场上，蒋介石既然设了两个“剿总”，其中华中“剿总”的总司令是桂系首领白崇禧，则徐州“剿总”的总司令必须是资格老、级别高，属于蒋家直系、能与白崇禧相抗衡的人。

        （二）这个时期，国民党直系部队的兵团司令和军长的这一级，绝大多数都是黄埔学生，他们的长官，最好是当年黄埔的教官这一个级别的元老，方能有些威信。

        （三）这个人必须要对蒋介石忠心耿耿，要对蒋介石打内战的政策毫不怀疑，坚决支持。

        在当时，具备上述三个条件的人选的确不多，在号称国民党军队的“五虎上将”中，只有蒋鼎文、刘峙二人可派。蒋介石也曾经考虑过当年曾经当过孙中山副官和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队队长、抗日战争中当过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蒋鼎文。可是考虑到蒋鼎文生活糜烂，日嫖夜赌，不大理公事，当年在西安担任陕西省主席时为强行娶京剧名角粉牡丹而闹得满城风雨，在部下面前大失威信。再加之这时国民党的高层领导整个出现变动，陈诚在内战中接连失利，被迫下台，何应钦上台就任了国防部长。由于刘峙和何应钦的特殊关系，于是就选定了刘峙来担任徐州“剿总”的总司令。当刘峙的任命宣布之后，国民党军界内部议论纷纷，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徐州是南京的大门，应派一员虎将把守；不派一虎，也应派一狗看门；今派一头猪，眼看大门会守不住。”这话当然也传到了刘峙的耳朵里。在一次高级军官会议上他竟然这样说：“有人说我刘某不是虎，不是狗，而是一头猪。是的，我就算是一头猪。要知道，猪平时是不动的，可是如果有谁把猪逼急了，猪真的发起威来，猪的牙齿是会把什么都咬碎的。”

        这里谈一个有趣的小插曲。对于刘峙这一头蠢猪式的“福将”，我华东野战军的政工干部也十分了解。为了鼓舞广大官兵进攻徐州、奋勇杀“猪”，当时在鲁东南地区曾经广为张贴的传单中，有一张是这样写的：

        国民党在徐州，来过三员大将。前年来的叫薛岳，打了败仗撤掉了。去年来了顾祝同，庸碌又无能，我们把他赶走了。

        今年来的叫刘峙，他是有名的大笨猪。我们要想生活过得好，就要勇敢上前，打开徐州去杀“猪”。

        对于刘峙这样的“福将”，蒋介石和何应钦心中当然是很清楚的，让他出任徐州“剿总”的总司令，其主要目的是要刘峙利用他的资历和人缘把队伍组合起来，门面撑起来，秩序建立起来，而不可能指望刘峙能为蒋介石和何应钦打胜仗，因为刘峙上任时只是准备打仗而还没有打起来。对于刘峙自己来说，他也并非没有一点自知之明，知道在他的学生一辈的中年将领中有一些比他更能指挥作战的人，他也需要利用这样的人。所以他上任之后，就接受了由杜聿明出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的任命，并让杜聿明兼任第二兵团司令，让他的这位学生来助他一臂之力。

        杜聿明从东北战场上灰溜溜地下来之后，一直在上海养病，1948年7月到徐州上任，就碰上了解救济南之围的难题。济南失陷之后，他正在为如何保卫徐州而犯难时，10月15日，突然又是被蒋介石派去解救东北蒋军即将全军覆没的危机。这时，徐州局势已经相当紧张了，真正打起仗来怎么办？蒋介石和何应钦心中有数，真正打起来了，作为大局上的指挥员并不是徐州的总司令，而是南京的蒋介石自己，只需要到时候任命一位能打仗的黄埔学生来做副总司令，忠实地贯彻蒋介石的意图，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就行了。这种人事安排是蒋介石多年来的一贯做法，作战时越级指挥下级是蒋介石的一贯作风。在东北战场上，任命卫立煌做总司令其实也是如此，其主要目的是要让卫立煌以他曾经是东北主力部队几位军长过去的老上级的这一优势来服众，真正打起来之后，蒋介石一直是在越过卫立煌直接指挥。现在的中原战场上，蒋介石的打算仍然是任命一个黄埔学生来做副总司令，以便全面地贯彻和执行他这位校长（在国民党军队中，凡是出身黄埔的高级将领，当着蒋介石的面，都是称蒋介石为校长，以示自己是天子门生，真正嫡系，蒋介石也乐意这种称呼）的意图与命令。在当时的黄埔系军人中，在何应钦心中已经选定到徐州指挥作战的合适人有两个，一个是杜聿明，另一个是宋希濂。只要中原大战打响，就把这二人之中的一个调来做刘峙的副手，担负指挥作战的实际责任。这两位中将级兵团司令是当时国民党军队中黄埔学生出身将领中的佼佼者，能打仗，其身份地位比他其他同学要高出一头。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这两人都对陈诚十分不满，都是国民党军队中何应钦派的骨干。

        蒋介石在密切注视着中原战场。杜聿明或宋希濂到徐州上任之时，也就是中原决战打响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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