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最初设想的“小淮海战役”蓝图中，我华野向徐州刘峙集团打出的第一拳，就是直指敌军的第七兵团，即黄百韬兵团。当我军将淮海战役打响之后，也的确是先打黄百韬，在徐州的左右两翼中先斩其一翼。

        为什么要先斩黄百韬这一翼？这是因为：

        第一，在当时的徐州战场上，敌人的数量和装备较之我军仍然占着优势（敌人战前为70万人，战中增至80万人；我军的华野投入36万人，加上后来参战的中野15万人及地方武装，共约60万人），如果先能斩其一翼，我军即能转为优势。

        第二，黄百韬兵团驻地距徐州较远，东边又是大海，没有强敌掩护，在徐州地区的几个兵团中，相对来说比较孤立薄弱，对我军消灭其有生力量十分有利。

        第三，从战略全局上来看，我军只要包围了黄百韬兵团，就可以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到徐州东部，我中野东进的部队就可以乘势进逼津浦线，如果吃掉黄百韬兵团，就可以进一步从东西两方切断徐州和蚌埠的联系，将徐州的几十万敌人与南京大本营分割开来，使徐州之敌成为瓮中之鳖。特别是在我军打响之前，国民党的统帅部对于徐州之战是坚守还是后撤这一重大决策还在争论不断、举棋不定之时，集中力量进行分割是最有利的。如果敌人真的向南撤退到淮河以南，与南京方面的汤恩伯集团合在一起，就大大不利于我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第四，我军在陇海路以东地区展开作战，可以直接得到我鲁南和苏北老根据地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

        毛泽东的有关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是10月11日制定的。对于这一方针，我军的两大野战军一直在认真贯彻实施，同时，在统帅部和前线指挥员之间一直在实践中对这一方针进行补充和修订。而国民党方面，唯一拿出来的，即蒋介石授意制订并批准的《徐蚌会战计划》却成为一纸空文。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国民党统帅部内部的各种分歧无法统一，也由于蒋介石本人优柔寡断，不断改变主意。

        蒋介石的《徐蚌会战计划》是10月30日完成的，如果从军事指挥的角度看，还是可以算得上一个在当时较为可行的计划，可是他并未下命令执行。当他决定让杜聿明来贯彻他的计划时，却又拖延了3天才在11月3日将计划交给杜聿明征求意见。当杜聿明表示赞同之后，他又没让杜聿明立即到徐州执行，而杜聿明一直拖到11月11日，即大战已经开打之后5天才到达徐州的指挥部。更重要的是，当他向杜聿明征求了意见，并在他们二人之间有了一致意见之时，他本人却又改变了主意。他当时有一种不便对部下明言的心态，就是怕从徐州后撤会影响国民党在全国人民面前的威信，会引起全国国民党军政人员的人心动摇。所以当他看到我华东野战军并未急速南下，看到我中原野战军并未急速东进时，侥幸心理又出来了。之后，蒋介石突然又改变计划，决定要坚守徐州，并决定在11月4日亲自到徐州去做具体布置。这一决定已经通知了徐州，刘峙已经准备好了阅兵式。可是在临行前，蒋介石又不去了。

        原因是他为了解决国民党统治区内的经济崩溃和金融危机而在8月19日开始实行《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在全国发行金圆券，收兑所有的黄金白银和外币，命令蒋经国到上海督阵。蒋介石不仅搞得天怒人怨，而且和自己的连襟孔祥熙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孔祥熙之子宣称要公布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在美国的财产数字。11月2日，上海全市出现抢购风潮。同一天，行政院长翁文灏公开承认政府的所有经济政策全部失败，翁文灏和财政部长王云五都打算辞职。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实在无法抽身，只得让参谋总长顾祝同和国防部第三厅厅长郭汝瑰代表他到徐州传达他的最新命令，要刘峙坚守徐州。

        据蒋介石派到徐州的战地视察官李以劻说，蒋介石之所以改变计划，延误战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认为解放军的两大野战军还未能迅速展开行动。事后才得知，这个判断是完全与真实情况不符的。出现这种误判的原因是国民党方面的情报失灵。当时主管军事情报的国防部第二厅厅长侯腾说过，为了搞到当时解放区内的部队调动情况，国民党方面预备了104部电台，派特务打进解放区。可是由于解放区内部组织严密，群众的警惕性很高，到处都有民兵和地方武装，所以这些电台到了解放区边缘却进不去，后来统计只有4部电台在教会的掩护下进了山东解放区，还是从北边进去的。这样，国民党统帅部所依据的情报只能靠国民党前线军队向上的报告，而这些报告的准确性不高。按国民党国防部的参谋次长刘斐在国防部军官训练团作报告时的原话，是“我们前线指挥官虚报敌情，谎报战果，对敌人行动毫无预见，造成上级综合分析与判断的困难，每每策定一个计划，随之落空。我方的调动比敌人迟两天甚至一周，始终跟着敌人走”。刘斐这话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对于蒋介石这种临战的处置方式，杜聿明是这样评价的：

        这说明蒋介石集团对于徐蚌会战（按：国民党方面一直将淮海战役称为徐蚌会战）计划，并未作全盘考虑，对于军之“生死之道、存亡之地”（古兵法语）亦未加慎重考虑，而只有在人事上疑神疑鬼，钩心斗角，怕刘汝明、冯治安等将领有异心、不稳妥，急电召刘、冯二人到南京加以笼络，指使其发表反共拥蒋的通电。

        11月5日上午，顾祝同代表蒋介石在徐州召开了一次高级军事会议，对于这一大战到底如何打，进行了具体部署。

        在顾祝同召开的军事会议上，4个兵团司令邱清泉、李弥、黄百韬、孙元良和可以离开部队的军长全部到会。到会者一致认为，共军即将发动大规模进攻，但不知共军的主力和主攻方向何在。会议根据蒋介石关于坚守徐州地区的指示，认为目前几个兵团在陇海线上一字排开的布局要应付共军的进攻十分不利，决定放弃次要城市，集中兵力于徐州与蚌埠之间的津浦路两侧地区，做攻势防御，必要时，“剿总”可以移至蚌埠，但徐州仍应有一两个军进行坚守。这种部署实际上完全回到了10月29日南京国防部会议上的老方案。

        根据这一方案，顾祝同作出了正式决定：徐州的守备应切实加强，认真固守；黄百韬兵团向西移动，向徐州靠近，与第三绥靖区冯治安部和第一绥靖区周岩部密切联系，确保运河两岸；邱清泉兵团集结于永城、砀山地区机动，确保徐州西部；李弥兵团集结于灵璧、泗县地区机动，确保运河与津浦线沿线地区以及与蚌埠的联系；孙元良兵团集结于蒙城地区，确保徐州西南、津浦路以西地区。第四绥靖区刘汝明部移驻临淮关，保卫蚌埠并保证徐州与蚌埠之间的联系；驻海州的第九绥靖区李延年部因距徐州较远，极容易被消灭，原打算从海上撤走，但因无船，于是决定干脆向徐州方向开进，其所属第四十四军交给黄百韬指挥。原来属于黄百韬兵团的第一零零军本来是向东去加强海州方面的防务，现在也回归原兵团建制，一道向西撤。

        这样的一个部署，很明显是一个以徐州为中心的集团防御方案。顾祝同的打算是将几个兵团都放在徐州和蚌埠之间，可以利用津浦和陇海两条铁路快速地调动部队，相互支援，便于寻找机会集中兵力与我决战，避免分散被歼的下场。对于这次在顾祝同主持下做出的重要部署，却被杜聿明评为一钱不值。杜聿明认为：

        自徐州到蚌埠间二百多公里的铁路两侧，摆了数十万大军，既弃置徐州既设永久工事于不守（徐州那样庞大纵深的据点工事，只留一两个军，几乎等于不守），又将各兵团摆于铁路两侧毫无既设阵地的一条长形地带，形成鼠头蛇尾、到处挨打的态势。据我了解，古今中外的战史上还找不到这样一个集中会战的战略先例。

        但是，就是这个被杜聿明所否定的还算是有了一定计划的部署也并未完成，就被我军的进攻所打乱。这是因为，这一次真正具有实质性的军事会议是11月5日才召开的，顾祝同当晚回到南京，在向蒋介石报告之后，11月6日才发出正式命令。这已经太晚了，因为我华野对黄百韬兵团的进攻正是在11月6日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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