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军采取的“久困长围”办法，在不长的时间中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效，使长春守军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粮食不继、人心动摇、矛盾加剧，再加上我军强大的政治攻势，据不完全统计，从6月25日至9月底，就有1.35万人出城投诚，其中新七军3700人、六十军3800人、土杂部队6200人，在投诚者中有的是一个班一个班地集体投诚。在长春的国民党军队中流行着一些顺口溜，当兵的说：“豆饼面子是好饭，提心吊胆把岗站，心一横来牙一咬，去投八路见晴天。”当官的说：“中央军官有三怕：一怕光发本票不发粮，二怕战场遭黑枪，三怕当兵的不打仗，成队成帮去投降。”

        但是，长春守军驱赶饥民出城的这一招，我围城部队事先是未曾预料到的。当发现了这一严重问题时，围城部队立即上报了东北局，东北局也立即责成军民联合斗争委员会采取紧急措施，既要保证围城的成功，又要救助饥民。8月14日，军民联合斗争委员会发出了《关于处理长春外围难民的决定》，并成立了以一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际为主任的“难民处理委员会”，长春附近的九台、伊通、双阳等县的县长全都参加。由这个委员会负责组织了兴隆、净月、长南等三个办事处，进行饥民的收容救治工作。正如前述，在8月份时就已收容了两万多人。不过这时我围城部队并未放开哨卡，只是少量收容，饥民还不能自由出城。

        9月间，出城的人数大增，“真空地带”滞留的饥民愈来愈多，而且有一些人死亡。我军在长春城外负责对敌工作的杨滨发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后，立即给围城指挥所写了报告，报告很快转到了东野总部领导手中。东野总部一方面将这一情况向中央报告，一方面迅速采取措施，在中央指示还未下达之时，东野总部领导于9月11日电令围城指挥所：

        从即日起，阻于市内市外之长春难民，即应开始放行，凡愿出来者，一律准其通过。因长春民食早已用尽，如不放出，将使市民大批饿死。望你们依此作出计划，分批地但又是尽早地开放，做到于十天内放完。对出城之难民，应发动地方党及军队力量，尽一切可能组织救济，宣传慰问，对老弱走路无力者帮助人力及马车的输送。第一步应就附近各县分批疏散安置，发动群众救济，使其出城后不再死去，或者少死，借以挽回影响，取得民心。混在难民中的特务，应予以清查扣留；敌方官兵一律收容，送吉林解放团训练。中学二年以上学生、技术人员、专家等应努力争取来我区服务。以上开放难民出城，不是对长春敌人解围，围困敌人的工作，仍需继续，不得松懈。关于防止敌人利用秋收出城抢粮，应组织军民及时抢割抢收等，即照兵团指挥部的计划加紧进行，将执行情况望随时电告。

        这是我军发扬人道主义精神，为了进一步瓦解敌人而采取的一项重要行动。长春前线的围城指挥所立即遵照东总的指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将饥民全部放出并给予安置。为了保证放出城的饥民都能得到安置，这种放行未敢无限制地敞开，而是每个哨卡一天放出2000人左右，将其安置在临时赶建的几十个收容所中。为了防止饥民在饥饿衰弱的情况下一下子吃得太多而使肠胃出毛病，收容所头两天先给饥民吃稀饭以后逐渐改吃正常食物。这项工作是以流水作业的方法进行的，收容所中的饥民送到可以生活农村去之后，又接纳下一批饥民，一直到长春解放为止。当时只是在收容所中就发放了4000吨粮食、250公斤盐，方才把从“真空地带”放出的饥民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在一个多月中，总安置长春的出城饥民20万人左右。

        在长春城中，由于蒋介石命令郑洞国必须死守，郑洞国明知守不下去却也不得已而为之。在“杀民养兵”的指导思想之下，在“只要长春城，不要长春人”的残酷驱赶下，10万军队活下来了（为了对付我军的进攻，郑洞国直到长春城破时都还控制了一大批军粮，以备在最后关头时让军队作战。所以，城中的军人有不少饿得发病、水肿，但没有饿死的。在所有当时守城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的有关记述中，一致承认当时没饿死过一个军人），大批的老百姓却饿死了。当时的长春市长尚传道在他的回忆录中有一节的标题是《杀民养兵政策的结果》，文中说：当时所见是“饿殍载道，白骨累累”，“尸横遍野，呻吟之声不绝，俨似人间地狱”，“到10月19日长春解放为止，根据人民政府进城后确实统计，由于国民党‘杀民’政策饿病而死的长春市民共达12万人。人民政府进城以后，在卡哨内外地区掩埋尸体约8万具（按：尚传道回忆的上述两个数字可能不很准确，我军在长春解放以后的一份报告中说是1.3万多具）。卡哨以内居民，几乎每家都有亲人死亡，这是亘古少有的对人民的浩劫。”郑洞国在晚年回忆一生时说：当时长春的“悲惨情景，目不忍睹，长春市变成了阴森森的世界”。正因为如此，“多少年来，每每追忆起长春围城时的惨状，我都不免心惊肉跳，尤其对长春人民当时所遭受的巨大灾难和牺牲，更感到万分痛苦和歉疚，此生此世我都将愧对长春的父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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