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被我军很快攻下了。这次战役的成功，不仅对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有着很大的推动作用，而且为今后解放全中国的进程也有很大的作用。因为，这次解放天津，有很多可供解放其他大城市加以学习和借鉴的地方，被毛泽东称之为“天津方式”。

        天津解放一个多月之后，在西柏坡举行的著名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将下一步解决国民党作战部队、解放全中国的战斗形式总结为平津战役中解放天津、北平和绥远三种，他说：

        辽沈、淮海、平津三战役以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国民党的作战部队仅仅剩下一百多万，分布在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内和漫长的战线上。今后解决这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

        按毛泽东的总结，“天津方式”的主要特点是“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但是，如果再仔细一点就会看出，我军之所以能顺利地解放和接管天津这一座华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其中有很多具体的步骤和经验，可以供以后解放其他城市时吸取。正因为如此，才会成为一种供今后仿效的一种“天津方式”。

        首先，在平津前线司令部的统一领导下，对于解放天津进行了多方面的准备。天津解放之后，刘亚楼在《关于天津作战经验教训的总结》中就明确说过，是进行了“政治、战术、器材三方面的准备工作”。这些准备工作，有些是有共性的，在每一次大的作战任务之前，都必须进行的。但是，天津之战与过去有些不同，因为天津是我国的大型工商业城市，情况比以往进攻的任何一个城市都要复杂，在政治方面所做的不少准备工作也就是过去没有过的，或是过去不多见的。而这些，却正是今后必须十分重视的。例如：天津城内居住有少数外国人，有外国的企业和房地产，还有租界。攻城部队应当如何对待，就是过去从来未曾遇到过的。

        所以，在准备攻打天津之时的1月5日，刘亚楼特地在研究之后提出了三条意见，并经林彪和谭政报告中央军委，待军委批准之后再通知攻城部队加以执行。这三条意见是：（一）敌人已加以设防并据以顽抗的街道、房屋，不管它过去是否租界，和不管这个房屋是中国人的或是外国人的，不管它插有哪个国家的旗子，都一律同样加以进攻。（二）不能因为怕炮弹偶然落到外国人的房屋里去，不敢向顽抗的敌人打炮。（三）敌人未加以设防和未据以抵抗的、挂有外国旗子的房屋，则不必进入，但有必要时，可派人在适当位置实行监视。

        中央在研究之后，同意了刘亚楼提出的意见。但是，中央考虑得更多的是天津城中有大量的工厂，这些工厂应当尽可能保留下来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发挥作用。而敌人又在这些工厂中修了大量工事，作为防守的据点。为此，毛泽东在第二天就给林彪和谭政发来了以下回电：

        （一）刘亚楼所提三条是正确的。

        （二）我们所顾虑的是工厂区，如果敌人占据工厂顽抗，我军必须歼灭该敌，即使工厂有所破坏也不要顾惜。但是如果天津其他区域的敌军均已解决，仅剩下工厂区的敌军而又有可能采取劝降方法解决，则应试图采用劝降方法，以便减少破坏。

        毛泽东在发出了上述的电报之后，感到还有尽可能保护学校的问题，因为天津市区内还有南开大学等一大批学校。所以，毛泽东又发了一个电报，专门交代了如何“减少对于学校的破坏程度”的问题。

        正因为当时从中央到前线对如何既不影响作战，又要注意保护工厂和学校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再加之城内地下党也努力进行护厂护校，所以天津解放时，对于工厂和学校都做了尽可能的保护。

        其次，部队进入大城市之后，如何保持严明的纪律，是当时必须注意的又一个大问题。由于这时我军在地方党委和解放区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后勤的供应已经有了统一的解决方案，所以不能再以过去的一些老办法由各部队自行筹集粮食物资，必须有进入城市之后的新的纪律。为此，早在1月2日，林彪和谭政就对可能进入北平和天津的部队作出了明确的纪律规定：

        入城部队须准备一个班或半个班为单位守备机关、仓库，应严格纪律教育，注意服装整齐，注意礼节，绝对不准无故鸣枪，无事不准出街，外出必须请假。房舍内的东西不准搬动，不准在街头上吃东西，不准随地大小便，不准私入民宅，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由于在攻城前对部队进行了严格的纪律教育，所以部队在进入天津时纪律极好，基本上做到了秋毫无犯。这里有一个很典型的事例：在战前，部队的政工部门为了让广大战士对执行纪律的印象加深，采用了很多办法。其中一个办法是编了一些顺口溜，让大家唱。其中几句是这样的：“三天没吃饭，碰上果子（按：即糕点之类的食品）店。饿着肚子不能战，看你怎么办？答案就是‘秋毫无犯’。”

        还有一个当时在天津流传很广，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例子：当枪炮声停止之后，天津的市民们纷纷走上了街头。这时，有人发现在一棵树上挂着一只手表，手表旁边还有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我在清理战场时，捡到了这只手表，找不到失主。我还有任务，不能在这里久等，只好把手表挂在树上，请手表的主人自己来取。

        当时，部队根据毛泽东在1948年12月17日给林彪电报中关于对于城市中的工厂、学校等重要设施都必须“一切原封不动”地“充分注意保护”的明确指示，准备了很多上面印着“原封不动”四个字的字条，发给了每个班里。战士们凡是见到各种应当加以保护的房屋、物资等，就贴上一张这样的字条，以示注意。“原封不动”就成了当时指战员们入城时的一种基本要求。

        谭政同志在回忆当时情况时说：在攻打天津的作战中，我军指战员做到了保护城市工商业、工厂和学校，严格遵守城市政策纪律，做到一切原封不动，受到中央军委的表彰。战斗结束后，刘亚楼和我作了部队认真执行城市政策纪律的专题报告。中央军委向各中央局和各野战军作了通报，指出：所有攻击天津各部队，凡战斗英勇、纪律良好者应予通令嘉奖，并致庆贺。

        第三，还在攻城之前，中央和平津前线司令部就对在打下天津之后尽快有序地接管天津做了充分的准备。前面已谈到，中央早已任命了很强的干部班子准备接管天津，华北局也早已从各地抽调和准备了各方面的大批干部，做好了进入天津的准备。所以，当我攻城部队进入天津时，我们的接管干部也跟在后面，对各个要害部门尽快进行了接管。

        1月14日，亦即攻城的那一天，中央任命的天津市委书记兼天津军管会主任黄克诚和天津市长黄敬就带领着一批干部到了刘亚楼的前线司令部，对接管的若干重要问题做好了衔接。15日，也就是活捉陈长捷、解放天津的这一天，接管人员就进入了天津市区。

        1月15日，以黄克诚为主任，谭政、黄敬为副主任，黄火青、张友渔、李聚奎等为委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津军事管制委员会就在天津宣告成立，并发布了第一号布告。

        也在1月15日，以黄敬为市长，张友渔为副市长的天津市政府也宣告成立。天津市公安局同时成立。

        这样，我党我军以最快的速度和最有序的工作顺利接管了华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天津，顺利地展开了事先就已经拟定的以“接管建政，安定秩序，恢复生产，进行民主改革”为方针的接管工作。

        以武力坚决予以攻克，以迅有序的方式进行接管。这种解放大城市的“天津方式”对今后我军攻占其他的大城市，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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