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四通常是我工作跟练琴的日子，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会出门去，但多数时候还是尽可能留在家里。

        开始工作之前我有个绝对不能省略的仪式：整理接下来的受害者资料。

        在乔斯林的谋杀案跟第一场巡回演出之后，我是那么坚信转型已经成功，完全没有想过继续犯罪的必要。可惜的是，只消几个星期，我就发现灵魂之门慢慢地关上了。我缺乏灵感，被奇异极端的疲倦淹没，内心的奏鸣曲又回到往日虚弱的音调，我还记得有次在普莱耶音乐厅一个重要音乐会前，乔治来听我排演，是首古典曲目，贝多芬的奏鸣曲。他陷在椅子里，好像在等待，乐符一个接着一个奏出，却空洞没有灵魂，没有力度，我的内心有个洞，一个大大的休止符。

        “拉兹洛，你要开始认真弹了吗？这种技术排练时在家里弹弹就好，你只剩一个星期了，要找到表现方法才行，不然观众会觉得无聊的！”

        他在必要时会对我严格要求，也只有他的批评我可以接受。

        “乔治，我知道，不过我毫无头绪，有点像盲人。”

        真相开始以无法忽视的姿态显示，痛苦的真相。那起谋杀只能暂时改善我的情况，日复一日，我弹出来的音乐越来越乏味，在惊慌失措之下我站起来离开演奏厅，接下来又花了几天，才慢慢把前因后果衔接起来，串联成残酷的事实。谋杀在我身上激发了演奏需要的灵感，然而这个可怕行为产生的救赎效果却随着时日变淡，我是不是必须重新杀人，才能找回那种美妙的感觉跟主导权？我得试试，而且要快，但是我没有目标，我需要一个受害人，一个憎恨的对象，没办法随便选一个最先出现的人。但要如何憎恨？如果我就这样毫无理由毫无热情地杀人，效果不会一样……得重新安排一个跟宣判不幸的德马霍死刑时同样的情况——我得在舞台上犯一个错误，有人要发觉这个错误，而我也要察觉，然后怒意会促使我惩罚这个人……我要张开一张网，在演奏时加入一个细微的错误，然后要认出察觉到这个变化的观众，因为他们对作品的认识比较深入，耳朵比较灵敏，或者比较专注，借由这个方法我可以除掉可能的对手，批评的、嫉妒的、不满的或其他各种有害的种子，萨布勒的耻辱不会重演，没人有权利怀疑我。

        第二桩谋杀比较仓促，我在完成排练数天后杀了一个学管乐的女孩。在第七区音乐学院的一个慈善义演音乐会上，我受邀弹奏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这个女孩发现我加进去的一个相当细微的颤音，这是她最大的不幸。周末，我跟踪她，假装巧遇，让她认出我，稍稍引诱之后将她灌得大醉，然后让她溺死在塞纳河里。这个犯罪留下一丝苦涩，没有万全准备，风险太大，但我无论如何都要在普莱耶音乐厅的音乐会之前行动。

        我几乎是立即便找回了那令人陶醉的支配感，乐器对我绝对服从，在我的指下反应灵动听话，跟我内在的火焰直接接轨。星期天开始，我内心那个小小的旋律又活了起来，超出我的期待，让我安心，而演奏会则是场完全胜利，这次我决定要提早做准备，在贝多芬的第一首奏鸣曲里再度故意犯个小错。

        选择受害者演成一项精确的仪式，但在很多情况下，音乐厅的座位配置让这个工作变得困难，我选择坐在前两排的观众，因为我必须离得够近，才能观察到他们的表情。我一向会试好几次，比如，在演奏莫扎特的一首奏鸣曲时，我把左手的和弦Si-Re-Fa改成So-Si-Fa，如果没人有反应，我就停止试验；相对的，如果发现有两三个人皱眉的话，我会等几个小节，然后换成右手，稍稍改变快速连音，先前那群人当中若只有一个人发觉这个新的差错的话——连续两次都碰巧有反应的概率几乎是零——他或她就成为我下一个受害者。如果有好几个人都抬起头来，我就继续筛选程序，直到只剩下一个人为止。所以受害者一定是坐在前两排，唯一一个察觉我计划中所有错误的人，在其他任何情况下我就放弃。

        过去9年里，我从来没有违背这个规则，有时连续好几个月都没人能合格，但是我的演奏并没有受到影响，因为我知道总有一天会有一个合适的猎物出现，这个笃定的想法就足够维持那份神奇的联系。相对的，每次开演奏会，我都必须加入小失误，因为我建构的精神堡垒需要一贯的原则才不会有缺失，我不能错失任何一个发掘未来受害者的机会。我唯一可以改变的是失误的困难度，这影响到被察觉的概率，也就是找到适合人选的可能性。

        筛选是一回事，还要能够确认那个合格者的身份才行，于是我营造了一个艺术家的怪癖，对乔治发了一顿脾气，让主办单位把每次音乐会订票观众的名字跟他们的位置做成名单，借口说我害怕有极端分子想发动恐怖行动。这个理由没什么说服力，不过由于我的受欢迎程度与日俱增，所以还是被接受了。从那之后，大部分情况下，经纪人的秘书会在音乐会前一天收到一份详细的电脑名单，里头有当次音乐厅已经订位的座位图。当然有些资料还是常常有欠缺，观众有可能并没有订位，而是在最后一刻才到，或是因为临时有事把位置让给朋友，当然也有可能音乐厅是自由入座的，但数年的经验告诉我，前排座位的观众通常会事先订票，而入选的人也大部分都是预定者。

        一旦目标身份确认，可能的受害者地位就变得更切实，在这9年当中，只有3次还是4次我没有谋杀选定的人。可能的话，在选择目标跟执行计划之间我会等一段颇长的时间，从几个星期到几个月不等，这些时间用来减低危险性，让计划可以执行下去。我会去调查、观察目标的习惯，我乔装打扮探听、察看、跟踪，直到机会到来。我的速度恒常，随着几乎一成不变的剧本，保持恨意热度，让它一天天壮大。目标者的过错，就是居然以为我会在公众面前犯错，表示他不相信我，对我的才能没有信心，况且他比一般人突出的音乐能力也会对我的地位构成一种威胁，有着向别人宣传我的过失的危险，这些都是导致他死亡的原因。不过最重要的是，他的死可以让我天才的能力再延续几个星期，可以向全世界宣扬，我已经成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钢琴家。9年，到现在为止，48个牺牲者，这个代价对人类整体来说很微薄，而我却以百倍回报，借着一个个牺牲者，我为人类文明的圣殿献上一块块基石。我相当清楚这个使命的极端重要性，不单单因为它带来的名声跟物质享受，也是为了全人类的福祉。

        我仔细记录了这些微不足道的家伙的名字，写下大量有关他们的资料及任何可以建立他们社会关系跟亲属的细节，可惜我没有足够的样本可以归纳统计。我保存的资料通常都非常表面，但是可以就姓氏、职业、大约身高体重、年龄、外在财富象征等跟政府统计与经济调查处对全国人民做的统计表来比较，48个受害者里只有8个外国人，80％是男性，比法国国民平均年龄要老一点，46岁，从事音乐工作（46％）或者广义的文化工作（连同前者总共是76％），17％是政府或私人机构里的主管，90％受过高等教育，他们的姓氏跟宗教没什么特别，整体而言，他们显然比国民平均水平要有钱，但有相当程度的个别差异。至于外表美丑我觉得没有代表性，智力方面则无法评估，除了一开始就知道的，他们有办法凭着记忆抓出细微的差错，这个特征可以道出他们可能个性仔细认真，稍有被害妄想倾向，这一点有时会令我为难，必须更加谨慎小心。关于这个主题，我开始在电脑中写评论，藏在一个秘密的档案夹里，跟我的资料图表以及这本日记放在一起。为什么？我猜想日后有人应该会有兴趣，这些想法在今日无疑有许多同年代的人不能接受，但在我身后或许能被理解。我没有任何愧疚。我会隐藏这些事，是因为当今时代跟法律都无法接受，但是如果我死去，我要这个世界的人了解我的生平，知道我是如何获得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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