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钧又来到滨北县城，仍然住在松江宾馆。他这次是早上到的，安排好住处之后就直奔法院。在副院长的办公室里，韩文庆似乎正在等候他的到来。简短寒暄之后，洪钧迫不及待地问起那把水果刀。韩文庆说，楚卫华从公安局调来那把水果刀之后，他先让法医看了。法医认为，刀刃上的血迹已经完全被锈斑污染了，根本不具备鉴定条件。洪钧表示想看看那把水果刀，韩文庆欣然同意。

        韩文庆打开旁边的一个文件柜，取出一个很旧的牛皮纸信封，放到办公桌上。信封上用红笔写着“84·4·17案”和“李红梅”等字样。韩文庆打开信封，从里面取出一个塑料袋，又从塑料袋里取出一把水果刀。这是一把极普通的折叠式水果刀。刀把上镶着红色有机玻璃，但已经黯然无光了。打开折刀后，只见刀片上镀的那层亮金属已剥落大半，中间刀刃处有一小点暗红的斑迹，与那镀层剥落处的锈斑混在一起。

        洪钧仔细地看过那把水果刀，皱着眉头思索片刻，然后抬起头来问道：“韩院长，我能再看看案卷吗？”

        “当然可以。”韩文庆看来早有准备，便从文件柜中取出那本案卷，放在洪钧面前。

        洪钧很快翻到水果刀的照片，看了看，又翻到现场勘查笔录，查阅一翻，然后用肯定的语气说：“韩院长，这不是原来那把水果刀！”

        “你说什么？这不是原来那把？不能够吧！”韩文庆睁大了眼睛，但是他似乎对洪钧的话并不感到特别意外。

        洪钧解释道：“韩院长，我这个人记性不错，我印象案卷中那把水果刀不是红色的。您看，现场勘查笔录这儿写的是一把黑把水果刀。您再看这张照片。虽然是黑白照片，但是也能看出刀把的颜色和血迹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真有这种事情？”韩文庆的脸上立刻画满了怒气，“瞎胡闹！这帮公安局的真敢整！这可是伪造证据，对抗复查。这是要负责任的！”

        洪钧连续按响了自己的手指关节，语气平和地说：“我看，这未必不是好事。如果我们能借此查清是谁调换了水果刀，那对于郑建国案的复查，一定很有帮助。”

        “这个问题，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韩文庆很快平息了怒气，然后告诉洪钧，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已经讨论过了，决定先对郑建国强奸杀人案进行复查，具体工作主要由楚卫华负责。楚卫华昨天去了哈尔滨，到省监狱去会见申诉人郑建国，核实有关情况。最后，韩庆对洪钧说：“你放心，我们一定支持你的工作。我这就给滨北县公安局打电话。”

        在公安局长的办公室里，郝志成正在对刑警队长吴鸿飞大发雷霆——“好你个吴老蔫儿，你挺能整啊！这是什么事儿，你还敢整出个假的水果刀？这是谁出的馊主意？”

        吴鸿飞面无表情地说：“是我的主意。因为原来那把找不到了，只好找一把，替上。这种事情，以前也不是没有过。”

        “你可拉倒吧！以前是什么时候？现在是什么时候？我告诉你，谷书记对这个案子非常重视！在这个当口上，人家正想找咱们的毛病呐，你可好，给送上门儿去了！”

        “我也是怕他们把责任都推到咱们这儿，才找一把替上的。”

        “吴老蔫儿，我看你平常脑瓜儿挺够用的，现在咋变成猪脑子啦！你找，可以，但也得找一把一样的呀！本来是黑把儿的，你整个红把儿的，糊弄谁啊？”

        “这种旧刀子，不好找。就这把，我还是翻了不少地方才找到的。谁想到他们会叫真章啊！要我看，就是那个姓洪的律师！”

        “你可别小瞧那个律师！据说，他在部里和省厅都有熟人。”郝志成在办公桌旁边转了两圈，语气缓和了一些，“这事儿还有谁知道？”

        “老于，就我俩。不过，这事儿跟老于没关系，有啥责任，我一人担着。”

        “别跟我说这些没用的话。我告诉你，这事儿先不要往外讲，法院那边儿，我去解释。我还得告诉你，吴老蔫儿，你可别再耍小聪明。再出事儿，你这个刑警队长就别干了！还有，那个律师要是来调查，好好配合，起码要让人家感觉我们是在配合。你整明白了吗？”

        吴鸿飞走后，郝志成点燃一根香烟，站在窗前。他早已拿定主意，在这个关键时刻，他一定要跟谷春山站在一起。这不仅因为他和谷春山是多年的战友，而且因为他看好谷春山的前程。他坚信，只要谷春山当上未来的滨北市政法委书记，那么他至少也能当个滨北市公安局的常务副局长。他的期望不高，只要能在退休前混个副厅级就心满意足了。他满怀信心地把烟头按在烟灰缸里，大步走了出去。

        下午，洪钧来到滨北县公安局。他向传达室人员说要找郝局长，那人就让他进去了。他来到局长办公室，但郝志成不在，他就经人指点找到了刑警队。他见一个办公室的门虚掩着，里面有人，便敲了敲门。听见有人喊“进来”，他才推门走了进去。

        这是一个很大的房间，但因杂乱无章地摆放着桌子、柜子和床，所以使人感觉它不大。此时，两个小伙子正在聚精会神地下象棋，另有一人躺在床上，脸上盖着一张报纸。一个小伙子抬起头来扫了洪钧一眼，然后低下头去接着想棋。过了一会，他终于挪了一步棋子，并头也不抬地问道：“你找谁？”

        洪钧忙说：“我找吴鸿飞队长。”

        两个小伙子都抬起头来，打量着洪钧，其中一位冲里面床上躺着的人努了努嘴。洪钧正不知是否应该去叫醒吴鸿飞的时候，只听另一个小伙子抬高嗓音问——

        “啥？你找吴队长？待会儿再来！”

        “谁找我？”小伙子的话音还没落，躺在床上的吴鸿飞已经掀开报纸坐了起来。

        两个小伙子接着低头下棋。

        洪钧忙打招呼：“您好！吴队长。”

        “噢，是洪律师呀。”吴鸿飞伸了个懒腰，慢腾腾地走出来，坐在一张办公桌前的椅子上，说：“坐，洪律师。你找我有啥事儿？”

        “我今天刚从北京来，我想……”洪钧没有把话说完，而是用眼睛看了看那两个下棋的小伙子。

        “说，洪律师。在咱们这圪垯说话不用背人。”吴鸿飞说着，点着一支香烟。

        “我想了解关于那把水果刀的情况。听说原来那把找不到了，是么？”洪钧没有提调换水果刀的事情。

        “嗯哪！净他妈出这邪性事儿！”吴鸿飞冲一个下棋的小伙子喊道，“喂，东升！”

        “吴队，叫我啥事儿？”

        “你去把老于喊过来。”

        “是，吴队。”那个小伙子站起身向门外走去，但刚走到门口，又被吴鸿飞叫住了。“算了，还是我们过去吧！”吴鸿飞站起身来，对洪钧说：“洪律师，咱们过去谈。”

        洪钧跟着吴鸿飞出办公室，没走多远，就进了另一个房间。这间屋子比较小，只有两张办公桌和几个柜子。一个玻璃门的柜子里放着一些大大小小的玻璃瓶，有几个大玻璃瓶里用液体泡着人体组织。柜子的底层还放着一个人头骨。

        听到开门声，从办公桌后站起一位身材矮小、花白头发、白净脸、戴眼镜的中年男子。他问：“吴队，找我有啥事儿？”

        吴鸿飞一边往里走，一边用一个半眼睛看着对方说：“这位是北京来的洪律师，他想了解那把水果刀的事儿，你给讲讲。”他又转身对洪钧说：“这就是于景辉同志，干了二十来年法医，去年还评上了法医师。”

        洪钧走上去和于法医握手问好，吴鸿飞则坐到里边的椅子上。洪钧开门见山但是很客气地问道：“于法医，原来那把水果刀一直是在您这儿保管的吗？”

        于法医说：“是的，这个责任，我不能推。”

        “那您什么时候发现那把水果刀不见了呢？”

        “就是前两天我出差回来。因为那把刀子用完之后，我就放在柜子里了，一直也没有打开看过。那天吴队跟我说，法院要调这把刀子，检验上边的血痕。我这一找，才发现纸口袋在，可刀子没了。我当时就傻眼了，赶紧报告了吴队。”

        “那就是说，这把刀子不一定是这几天才丢的？”洪钧的语气是半说半问。

        “啥时候丢的，这可说不准。我们这里是基层，人手少，管理也不到位，前年还搬过一次家，东西都整挺乱的。像这种老案子中的东西，我们都不咋理会儿。”

        洪钧点了点头，换了个话题，“于法医，当年您检验刀上的血迹，除了ABO血型外，还做别的了吗？”

        “我知道血型可以做好几种，而且做的种类越多，人身识别的可靠性就越高。可我们是基层，没有那条件，只能做ABO。不怕您笑话，就这ABO还有问题呢！”

        “什么问题？”洪钧问。

        于法医看了一眼吴鸿飞，说：“当时我在水果刀上检验出两种血型。”

        “什么？”洪钧大吃一惊。

        “是两种，A型血和O型血。我开始出的报告就是两种。是吧，吴队？”

        一直沉默不语的吴鸿飞皱了皱眉头，说：“有这事儿。”

        “被害人身上的精液混合斑中也检验出了A型血和O型血，这个正常，因为死者是O型血。可是刀子上的血痕中怎么会有两个人的血呢？被害人的血怎么会跑到水果刀上去呢？再说啦，被害人身上也没有伤口啊。真是莫名其妙！后来，他们都说我把检材弄混了，我自己也解释不清，只好重新出了个A型血的检验报告。”

        洪钧说：“可您认为自己的检验没错？”

        于法医略有些激动地说：“对！我的工作一向很认真，这又是个大案，我肯定没有弄差检材，而且我也肯定那刀上确实有两种血型！”

        “会不会是别人给弄上去的？”

        “那我就说不清楚了。我的鉴定就对检材，至于检材本身有没有问题，那就不是我的事情了。”于法医瞟了一眼似乎在一旁漫不经心地看着那个头骨标本的吴鸿飞。

        洪钧又换了一个话题，“我听说当年对李红梅的死亡原因也有不同的看法？”

        “是的。李红梅的尸体上有一些机械性窒息死亡的体征，像脸色青紫、眼结膜出血点啥的，但是不够典型，特别是她的身体上没有伤。我当时也分析了，要说机械性窒息死亡吧，她肯定不是勒死的，也不是掐死的，唯一的可能就是闷死。可是闷死的人，尸体上一般也会有些抵抗的伤痕，至少像嘴、鼻子等部位会有表皮剥脱等伤痕。李红梅的尸体上看不到这些伤痕，因此我怀疑她本来有心脏病。如果她本来有冠心病或者心肌炎，那么强奸就可能导致猝死，而且也会有脸色青紫、眼结膜出血点等体征。我当时曾经提出来要做尸体解剖，但是领导要求尽快结案，死者家属也不同意，所以就没做，就按窒息死亡定的。”

        “那么根据尸体检验，能够肯定是强奸吗？”

        “老实说，也不能。因为被害人的处女膜是陈旧性破裂痕，身体上也没有任何抵抗的伤痕，我只能肯定有性交，不能确定是强奸还是顺奸。”

        吴鸿飞突然在一旁说道：“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能倒腾出个啥？”

        “这不是人家洪律师问嘛，我可是有啥就说啥。”于法医有些不以为然。

        “我很有收获，感谢二位的帮助！”洪钧告辞，离开了公安局。

        洪钧还没走到滨北餐厅门前，就听到那里传来一阵喧闹声。他走近一看，原来是在门口卖自制熟食的餐厅服务员和一名顾客吵了起来。那个顾客是个中年男子，穿一件油渍麻花的劳动布面羊皮短大衣，戴一顶黑皮面羊剪绒坦克帽，帽耳朵翻了上去，但没系带子，所以当他指手画脚地说话时，那两个帽耳朵便一上一下地扇动着。

        “……咋的？那些都有主儿了？甭他娘地扯犊子！噢，我排了这老半天队，到我这儿就不卖了。凭啥？”

        “那些狗肉确实有人先定下了。人家一会儿就来取。你可以买别的嘛！”一个女服务员解释道。

        “那不中！我今儿偏要买这狗肉！啥叫别人先定下了？还不是留给你相好的！”

        顾客中一阵哄笑。这时，又一位女服务员在一旁搭了茬。洪钧一看，正是那天他在餐厅吃饭时见到的大姐。

        “你吵吵啥？你吵吵啥？显你能咋的？你要买就买，不买拉倒。少来这套俏皮嗑儿！我看你是道南的兔子——隔路！”

        “嗬，你个老娘们儿还是个破碗碴子——词儿还不少！”

        “咋的？够你学几年的！我跟你说，你趁早老母鸡抱窝——一边趴着去吧！”

        “我告你，你这是巴子里放屁——没味儿！”

        “你妈那巴子会放屁？我看你就是你妈那巴子里放屁嘣出来的！”

        众人哄笑。

        洪钧无心在此看热闹，便走进餐厅，找到一位服务员，问：“请问，李红杏在么？”

        “就在门口呢！你进来前儿没看见她？”

        “噢，我不认识她。您能帮我去叫一下么？我找她有事儿。”

        “好吧。”女服务员走了出去。没过多一会，她就回来了，跟她一起进来的正是那位大姐。洪钧迎上前去说：“您就是李红杏？”

        “嗯哪！”李红杏刚吵完架，喘气还有点粗。“你不是那天来吃饭的北京人吗？你咋知道我的名字？”

        “我是律师，正在办一个案子，想问您两个问题。”

        “啥案子？”

        “老案子，就是关于您妹妹李红梅被害的案子。”

        “噢！”李红杏松了口气，“你吓我一跳！我还以为又出了啥事儿呢！走，坐边儿上说。”

        洪钧跟着李红杏走到一个僻静的角落，坐下来。洪钧问道：“案件发生的时候，您在滨北农场么？”

        “不在。那会儿我家在后屯，离农场有个七八里地儿。我是听别人捎信儿，第二天才赶回家的。”

        “您认为郑建国是杀人凶手么？”

        “这咋说呢？我们从小就认识，一直觉着他老实巴交的。可这人心隔肚皮，谁知道他心里咋想的？再说，那血型也对上了，法院也判了。哎？这案子都过去10年了，咋又审起来啦？”

        “是复查。我认为郑建国并不是真正的杀人凶手？”

        “他不是？那谁是？”

        “这正是需要调查的。你认为谁可能是杀人凶手呢？”

        “这我可说不准。那阵子我也不在农场，老妹的事儿也不大清楚，只知道不少年轻人儿都想跟她处对象。”

        “你父亲曾经谈过这方面的情况吗？”

        “我爹……他倒是说过，红梅好像对一个叫肖啥的小伙子挺好。”

        “肖雄？”

        “对，是这名。我就记得他叫傻狍子。那小伙子我认识，长相比郑建国强多了！”

        “案件发生后，你父亲谈过谁可能是凶手吗？”

        “那阵子，我爹整天唉声叹气的，总说他命不好。我们问他那天晚上的事儿，他老是吞吞吐吐。不过，开始前儿他好像也不咋怀疑郑建国，他也觉着郑建国干不出那种伤天害理的事儿。对了，有一次，他还念叨说怀疑另一个人。我问他是谁，他死活也没说。后来，郑建国的血型对上，他也不说啥了，只是说‘知人知面不知心’。”

        “你父亲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在哈尔滨，我大姐家。”

        “能把你大姐家的住址给我么，我想去找你父亲了解情况。”

        “行！正好我大姐昨天来封信，好像还装在我外衣兜里呢。你等会儿，我去看看。”

        李红杏起身到餐厅后面，一会又回来了，手里拿着一封信，交给洪钧，说：“我大姐叫李红花。你啥时候去？我还想给我爹捎点儿东西呢！”

        洪钧一边把李红花的地址抄在自己的小本上，一边说：“我可以给你带，只要你不怕我把你的东西拿跑喽！”

        “你哪能呢？自打上次见面，我就瞅出你是个正派人。再说了，我也就给我爹捎点儿山蘑啊、木耳啊唔的，没啥值钱的货。大兄弟，那我可就麻烦你啦！”

        “没问题！我明天上午走。那我走之前到这儿来取东西，8点钟，行么？”

        “行，行！就这么说定了。”李红杏看了看手表，说：“都5点多了，今儿还在我们这儿吃吧。我让后厨给你做几样地道儿的东北菜！”

        “好！”洪钧愉快地答应了。

        晚饭后，洪钧回到宾馆，服务员告诉他北京曾来过长途电话，打电话者是一位姓宋的小姐。洪钧回到房间，立即给北京拨电话。宋佳果然仍在办公室里等候。

        “喂，宋佳吗？我是洪钧。”

        “你好，老洪。”

        “你怎么还没有回家呀？”

        “你交代给我的工作，我还没向你汇报，怎么敢回家呀？”

        “什么工作？”

        “郑建中的血型呀？”

        “噢，查到了？”

        “查到了。”

        “什么血型？”

        “O型。”

        “很好，你怎么查到的？”

        “略施小计。不过，我现在不告诉你。”

        “向老板保密？”

        “是你不愿意当老板嘛！你自己说的！”

        “那好，等我回北京你再告诉我吧。”

        洪钧刚放下电话，电话铃又响了，他以为还是宋佳，但说话者是一个男的——

        “喂，是洪博士吗？”

        “是我。您是哪位？”

        “你好，洪博士。我是谷春山。”

        “噢，谷书记，您好！找我有事吗？”

        “我听老韩说，你又回来了。记得上次吃饭时你说想去打猎。这个星期天就是我打猎的日子。你愿意去吗？”

        “我当然愿意去啦！今天是星期三，没问题！”

        “那咱们一言为定。星期天早上五点，我们到宾馆去接你。想打猎可不能睡懒觉喽！”

        “没问题！”

        “案子办得怎么样？还算顺利吧？我听老韩说，法院已经决定复查了。我这段时间工作比较多，没有关心你的事情，请你原谅。”

        “谷书记太客气了！”

        “如果你有需要我们帮忙的，就请说，我们一定尽力。”

        “谢谢谷书记的关心！”

        放下电话后，洪钧心里很高兴——既办案，又打猎，真是公私兼顾，一举两得。而且，他的心里还有另外一个想法，他希望能够借这个机会从谷春山的口中再了解一些当年郑建国案中的情况。他有一种预感，这次打猎一定很有收获。洪钧的右臂在身边绕了两圈，他情不自禁地哼起了“甜蜜的家乡——芝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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