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郗、王家族的结合

        郗鉴在北时，曾受东海王越之辟；稍后，又受琅邪王睿委署。他与东海王越和琅邪王睿的这种关系虽然并不深固，但对于他的南奔却有直接影响。郗鉴过江，不负旧谊，除了效忠元帝、明帝外，对于昔日举主江统的后人，亦深相交结，尽力提携。郗鉴显达，辟江统子虨为司空掾，又请为司马；檄统次子惇为兖州治中，辟太尉掾。江虨亦曾与辅政的会稽王司马昱共荐郗鉴子愔。郗鉴对于居中枢之任的门阀士族，也力图多方联系。

        郗鉴南来，以流民帅而得迅速进入建康朝堂，主要是得力于纪瞻。《晋书》卷六八《纪瞻传》：“时郗鉴据邹山，屡为石勒等所侵逼。瞻以鉴有将相之才，恐朝廷弃而不恤，上疏请征之，曰：‘……伏见前辅国将军都鉴少立高操，体清望峻，文武之略，时之良干。昔与戴若思同辟，推放荒地，所在孤特，众无一旅，救援不至。然能绥集残余，据险历载，遂使凶寇不敢南侵。但士众单寡，无以立功。既统名州，又为常伯，若使鉴从容台闼，出内王命，必能尽抗直之规，补兖职之缺。自先朝以来，诸所授用，已有成比。戴若思以尚书为六州都督、征西将军，复加常侍；刘隗镇北，陈眕镇东。以鉴年时，则与若思同；以资，则俱八座。况鉴雅望清重，一代名器。圣朝以至公临天下，惟平是与。’”纪瞻力荐郗鉴“补衮职之缺”，其政治意向是希望郗鉴在王敦叛乱迫在眉睫之时站在晋元帝一边，抗拒王敦。其时戴渊以六州都督拥兵屯驻合肥，与屯驻淮阴的刘隗同为晋元帝所倚重。第二年，戴渊自合肥奉诏入卫建康，所率军队一触即溃，戴渊亦被王敦杀害。接着，郗鉴应征自峄山南来，所率部曲即屯驻于戴渊刚刚撤离的合肥，填补了戴渊留下的空缺，郗鉴本人则拜尚书入官建康。这些当与纪瞻疏荐有直接关系。郗鉴虽有时望，但以流民帅而得入官建康，如果没有有力人物为之援引，是不可能的。

        郗鉴孤身入建康事，还有值得分析的地方。合肥是当时军事要地，与建康为犄角，本不宜由流民帅入驻。郗鉴先是于“永昌初征拜领军将军，既至，转尚书，以疾不拜。”领军掌宿卫之任，也不是远来流民帅郗鉴所宜领。所以郗鉴一到建康，就有转拜尚书之事，而郗鉴不会不懂内情，因而“以疾不拜”。等到王敦势逼，明帝才真正有了用郗鉴势力以为外援的要求，遂有对郗鉴假节镇合肥之授，郗鉴才有了回到他所统流民的驻地合肥的机会。可是，王敦又不愿接受这一于己不利的事实，上表以郗鉴回建康为尚书令。由此看来，郗鉴南来后得入东晋上层集团，虽经纪瞻荐引，毕竟还是有此一段若隐若现的曲折过程。其中关键之处是，从朝廷说来，郗鉴可为己用，但他毕竟是流民帅，必须小心谨慎对待，有所防范；从都鉴本人说来，他虽然可以在王敦之乱中为朝廷奥援，但不能脱离随他南来的兖州流民群体，否则他将失去资实，一事无成。

        纪瞻是南士冠冕，对琅邪王司马睿立足建康，继承帝位，出力甚多，影响甚大。朝廷为了应付王敦之乱，以纪瞻为领军将军。他于宿卫六军中威望最高，六军对他敬惮祗肃。据《北堂书钞》卷六四引《晋起居注》，晋制：“领军闲无上直之劳，可得从容养疾。”其时纪瞻年迈在病，朝廷以之为领军，意在借重其威望而又得遂其闲养。王敦再逼京都，明帝请瞻“卧护六军”。而郗鉴适有都督从驾诸军事之命，宿卫六军除已知护军应詹、左卫庾亮在前应敌之外，其余部分当在从驾诸军之中。不过六军寡弱无力，真正起作用的，是以郗鉴密谋而得入援的流民帅。纪瞻对郗鉴的荐举，起了立竿见影的作用。

        郗鉴南来，王敦再叛，政治形势非常微妙。原来王敦初叛，是在执政王导的默契下进入建康的，其直接目的是清君侧，所谓君侧，指明是刘隗、刁协、戴渊等一批王氏家族的仇人。《晋书》卷九八《王敦传》载王导遗王含书，有云“昔年佞臣乱朝，人怀不宁，如导之流，心思外济。”这是王导明确承认本与王敦同谋。据《晋书》卷六九《周顗传》，王敦初叛入京，杀周顗、戴渊，都曾咨之于王导。王导后来说：“吾虽不杀伯仁（周顗），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负此良友！”其实由王导而死者，不只周顗，还有戴渊。后来王敦再叛，以台中军情告王含者也是王导。上引导遗含书，一则说“得征北（王邃，王导从弟）告，刘遐、陶瞻、苏峻等深怀忧虑，不谋同辞”；再则说“导所统六军，石头万五千人，宫内后苑二万人，护军（应詹）屯金城六千人。刘遐已至，征北昨已济江万五千人。”与王敦、王含通关节的王导，却又是明帝所令征讨王敦、王含的大都督、假节。这就是王敦再叛时形势微妙之所在。王导所统六军，当即纪瞻“卧护”的宿卫六军，可知王导还拥有某种势力可以影响京师形势。而王导的六军，其中的一部分又正是明帝欲置之于郗鉴都督从驾诸军事之下的。由此可见，郗鉴与王导之间，也存在一种微妙关系。

        其实郗鉴得以自峄山南来，王导就曾起过作用。据《纪瞻传》，我们知道，纪瞻在荐郗鉴疏的末尾赘言：“是以臣寝顿陋巷，思尽闻见，惟开圣怀，垂间臣导，冀有毫厘万分之一。”这就是说，郗鉴部众南来和征郗鉴入朝诸事，还需要得到王导的首肯，否则不会被朝廷接纳。

        微妙的关系，尖锐的形势，需要南来不久的郗鉴确定自己的政治态度，尤其是对琅邪王氏的政治态度。

        从郗鉴尔后的行事看来，他的政治态度首先是支持东晋，不赞同王敦的无君之心。郗鉴由合肥入朝时，王敦截留之于姑孰，与论中朝人物乐广、满奋。郗鉴力言中朝愍怀太子之废、赵王伦篡立之时，乐广处倾危之朝不可得而亲疏，柔而有正；而满奋则是失节之士，不可与乐广同日而语。这就无异向王敦表明，自己不愿党同于王敦。其次，郗鉴也没有党同于戴渊之辈以与琅邪王氏为敌，宁愿折冲于士族诸门户之间，以求政局之稳定。后来他固辞卫将军军号，反映了他不愿凌驾诸士族的谦退立场。都鉴既不苟同于一方，就免不了在当轴诸士族之间时而与此、时而与彼发生矛盾。王敦乱平后，在应否追赠周札的问题上，这种矛盾一度表现得很尖锐。

        义兴周氏是有名的“江东之豪”。王敦首逆，周札都督石头诸军事，开门应敦，使晋军败绩。王敦出于疑忌，又族灭周氏。王敦事平，周氏故吏讼周氏之冤，请加追赠，引起朝廷激烈争论，其意见备见《晋书》卷五八周札、卷六七郗鉴诸传。卞壶以札开门延敌，不宜追谥。王导认为“札开石头，忠存社稷，义在忘生”，与王无忌、周顗、戴渊等死难之臣一样，合乎人臣之节，应一例追赠，不应厚彼薄此。显然，王导是袒护王敦的。

        都鉴议同卞壶，而与王导针锋相对。他说：“若敦前者之举义同桓、文，则先帝可为幽、厉邪！”由于王氏权重，朝廷竟从导议，而卞、郗之议不行。这场尖锐的论战，说明其时郗鉴、王导关系并不和谐，虽然这还不是当时政局的关键所在。

        东晋政局，成帝即位（太宁三年，325年）后为之一变。成帝冲幼，王导、卞壶、郗鉴、庾亮等七人同受明帝遗诏辅政。接着，庾后（庾亮妹，成帝太后）临朝称制，庾亮居帝舅之尊，地位迅速上升，政之大要，皆决于亮。朝廷立即出现了庾亮与王导的明争暗斗，成为政局中的主要矛盾。都鉴处于这一矛盾之间，力求抑制矛盾的发展，起稳定时局的作用。

        庾、王家族，早先在元帝、明帝时共同利益尚多，矛盾本来并不显著。元帝过江后未即帝位以前，有用申、韩以张皇权之意。《晋书》卷四九《阮孚传》：孚“渡江，元帝以为安东参军。……时帝既用申、韩以救世，而孚之徒未能弃也。”案元帝为安东将军，在永嘉元年七月至五年五月（307—311）。据《元帝纪》，其时“王敦、王导、周顗、刁协并为腹心股肱”，所以“用申、韩”并非特意针对琅邪王氏。《晋书》卷七三《庾亮传》：“时〔元〕帝方任刑法，以《韩子》赐皇太子。亮谏以申、韩刻薄伤化，不足留圣心。太子甚纳焉。”其时已在建武、太兴之际，王氏坐大，庾氏有此谏，足见王、庾之间尚得相安。后来王敦有意称兵，深忌庾亮而外崇重之，庾亮忧惧去官，旋复参与平乱。尽管如此，庾亮与王导尚无特殊冲突发生。

        明帝经历了王敦之乱的剧烈震动，对王氏家族更有戒心，亲庾亮、疏王导的意向越来越明显。《太平御览》卷五九三引《语林》：“明帝函封诏与庾公，信误致与王公。王公开诏，末云：‘勿使冶城公知’。导既视，表答曰：‘伏读明诏，似不在臣，臣开臣闭，无有见者。’明帝甚愧，数日不能见王公。”案裴启着《语林》，成书时上距明帝才四十来年，所载掌故多可信。即令情节有违，要当为其时人对王、庾关系观感的反映。明帝成年在位，“潜谋独断”（《明帝纪》），虽袒庾而不纵庾，庾、王之间还不具备公开进行倾轧的政治气候。

        到了成帝之时，母后称制，庾氏坐大，情况就不一样了。《晋书》卷七三《庾亮传》史臣曰：“牙尺垂训，帝念深于负芒。”《晋书》卷三二《后妃传》（下）赞曰：“持尺威帝”。案卷一三引殷芸《小说》：“诸庾诛南顿王宗，帝问‘南顿何在？’对曰：‘党〔苏〕峻作贼，已诛。’帝知非党，曰：‘言舅作贼，当复云何？’庾后以牙尺打帝头云：‘儿何以作尔语？’帝无言，惟张目熟视。”《成帝纪》记此事略同，惟不言牙尺打头。南顿王宗被杀在咸和元年（326年）十月，时成帝始六岁。虽然庾后于三年三月即死，但庾氏兄弟羽翼已成，权势在握，其锋芒所及，除排抑宗室以外，主要是针对盘根错节的王导。所以成帝即位后，庾、王倾轧就立即公开化了。

        原来受遗诏抚政的七人当中，卞壶以忠直闻，与庾亮对直省中，共参机要。首先起来约束以司徒录尚书事的王导的，就是卞壶。《晋书》卷七零《卞壶传》云：“〔明〕帝崩，成帝即位，群臣进玺。司徒王导以疾不至。壶正色于朝曰：‘王公岂社稷之臣那？大行在殡，嗣皇未立，宁是人臣辞疾之时？’导闻之，乃舆疾而至。”

        《卞壶传》又云：“是时王导称疾不朝，而私送车骑将军都鉴。壶奏以导亏法从私，无大臣之节；御史中丞钟雅阿挠王典，不加准绳，并请免官。虽事寝不行，举朝震肃。”卞壶以罪加王俘，比上引“岂社稷之臣”的责难又进了一步。案《北堂书钞》卷五九引《晋中兴书》：“卞壶为尚书令，奏王导居官无敬。”《初学记》卷一一、《太平御览》卷二零一引《晋中兴书》，“居官无敬”均作“专任无敬”。“无敬”，当即晋律所谓“不敬”。《晋书》卷三零《刑法志》张斐注律上表曰：“亏礼废节谓之不敬”。卞壶以称疾不朝而私送郗鉴事奏弹王导“亏法从私，无大臣之节”，与晋律以“亏礼废节”为“无敬”、“不敬”之科正合，其罪可至免官。

        卞壶两次罪责王导，此事与厦亮有无关系，史无明证。但是当庾、王矛盾滋生之时卞壶作此表现，无疑是对庾亮有利的。值得注意的是，王导在受到卞壶前一次抨击之后，仍然不顾嫌疑，私送郗鉴赴徐州之任，使卞壶再得口实。这足以证明庾亮用事以来，王导、郗鉴这两个家族开始出现了密切关系，而这种密切关系当然是针对庾氏专权的。琅邪王氏在王敦之乱后要想维持其家族势力于不坠，必须在有实力的朝臣中寻求支援。而琅邪王氏在政治上的继续存在，在当时又是约束庾氏专恣、稳定东晋政局的必要条件。郗鉴支持王导，王导联结郗鉴，其背景就是这样。

        家族之间的相互支援，婚和宦是重要途径。宦，指仕途的提携，如明帝时王导为司徒，辟郗鉴子郗昙。婚，指互为婚姻以相固结，如王氏两代娶郗氏女。《世说新语·雅量》：“郗太傅在京口，遣门生与王丞相书求女婿。丞相语郗，‘信君往东厢任意选之。’”郗鉴选中了王导侄王羲之，嫁女与焉。郗、王二族交好，所以郗氏求婿，首先选定琅邪王氏这一家族，然后于此家族范围内访求之。这就是说，婚姻先是求族，然后择人。郗、王通家，子弟交游甚密。《郗惜传》惜在临海，“与姊夫王羲之、高士许恂（询）并有迈世之风，俱栖心绝谷，修黄老之术”云云。王羲之兰亭修禊中相与赋诗者有郗昙，诗见冯惟讷《诗纪》卷三三。王羲之《杂帖》，有不少与郗氏书柬，备见《法书要录》。郗昙墓中有许多王羲之书法遗物，见《陈书·始兴王伯茂传》。

        郗、王以政治利益相近而交好联姻的事，是在成帝时特定条件下出现的。时过境迁，姻姬关系虽还存在，家族之间却渐趋疏远，甚至出现嫌隙。《世说新语·贤媛》：“王右军郗夫人谓二弟司空（愔）、中郎（昙）曰：‘王家见二谢（谢安、谢万），倾筐倒庋，见汝辈来，平平尔。汝可无烦复往。’”此时陈郡谢氏门户日就兴旺，故郗夫人有此语。虽然如此，郗昙女仍嫁王羲之子献之。《世说新语·德行》：“王子敬（献之字）病笃，道家上章应首过，问子敬由来有何异同得失。子敬云：‘不觉有余事，唯忆与郗家离婚。’”注引《王氏谱》：“献之娶高平郗昙女，名道茂，后离婚。”《法书要录》卷一零载《王羲之与高平郗公书》，系为献之求婚郗氏而写的王氏“祖宗职讳”，所具王氏婚媾关系甚详。献之婚后离异，另尚简文帝女余姚公主。王氏弃旧图新，攀援帝室，道义上有损，难逃内咎。这也许是王献之临死时上章首过的原因。不过，这些都是王导、郗鉴死后几十年的事情，与王导、郗鉴并无关系。

        

（二）苏峻乱平后的江州

        苏峻之乱，又一次引起东晋政局的剧烈变动。原来，执政的庾亮一意孤行，坚持征召有平王敦之功的流民帅苏峻（时为历阳太守）入朝，为苏峻所拒，酿成动乱。乱平后京邑丘墟，物议沸腾。庾亮为了平息群情，不得不暂退一步，请求外镇以求自效。咸和四年（329年）三月，庾亮以豫州刺史出镇芜湖，中枢政柄又入王寻之手。王导修治残缺，勉力经营。他否定了温峤请求迁都豫章、三吴豪杰请求迁都会稽之议，改善了帑藏空竭的困难状况，政局又趋稳定。咸和六年冬，蒸祭太庙，诏归胙于王导，且命导无下拜，王导声望达于顶点。但是这时王氏分处内外的兄弟群从辈死丧略尽，王氏门户势力远不足以支撑王导当权，何况具有特殊地位的庾亮又近在肘腋之间。然而王导终于得以排除困难，掌握政权，使王氏家族地位历久不衰。此中原因，除王导自己“善处兴废”以外，主要是由于郗鉴屯驻京口，以军事实力支持王导。郗鉴的一些措置，使庾亮出镇之后庾、王相持的十二年中，东晋政局维持了表面的平静，没有再出现类似王敦、苏峻之乱那样的内战，东晋元气得以缓慢复苏，这是颇有积极意义的事。

        庾亮镇芜湖的次月，江州刺史温峤死。温峤原是北方刘琨所属，奉刘琨之命南来劝进，又预平王敦之乱，为东晋功臣。王敦平后，温峤得居江州。温峤无王、庾那样的门户影响，也无上游荆州陶侃那样的军事实力，只是处于下游庾、王与上游陶侃之间的缓冲地位，起调节上下游的作用。温峤死，朝廷以刘胤继为江州。刘胤是列名于劝进表的北方流民首领邵续所遣赴建康的使者，在江左诸门阀士族间无所依傍。刘胤为江州，出于温峤之意。刘胤在出身、经历以及与东晋政权关系等方面，都与温峤相近。他受温峤荐，代温峤为江州，于理，江州仍当缓冲于上下游势力之间。但是刘胤“不恤政事，大殖财货，商贩百万……商旅继路，以私废公”，为有司奏免。其时后将军郭默应诏为右军将军。《晋书》卷六三《郭默传》谓默“当发，求资于胤。时胤被诏免官，不即归罪”，默诈称被诏诛胤，传胤首于京师。王导似存心利用这一形势控制江州于自己手中，削弱上游方镇，所以立刻承认这一既成事实，以郭默为江州刺史。荆州陶侃抢先下手，起兵讨郭默，斩之，陶侃遂得以兼有荆江二州之地，破坏了平衡局面。时在咸和五年（330年）五月。

        郭默事起突兀，乍看似乎是武将火并，无关大局。但是寻绎史实，发现其中有一些甚可注意的问题。郭默本是北方一坞主，只身南来，刘遐死后，得领遐部曲，预平苏峻有功。论经历和实力，郭默同样是流民帅，所以苏峻乱平以后郭默也有何去何从问题。《郭默传》：“征为右军将军。默乐为边将，不愿宿卫。及赴召，谓平南将军刘胤曰：‘我能御胡而不见用。右军主禁兵，若疆场有虞，被使出征，方始配给。将卒无素，恩信不着，以此临敌，少有不败矣……’”。郭默以流民帅而遭疑忌，是意料中事；朝廷诏征入辅，实际上是欲夺其兵，与苏峻当年境况一样。

        从郭默事中，我们看到的问题是：一，郭默事是流民帅问题的余波。二，郭默事发生在江州，江州居上下游之间的缓冲地位。相继居江州的温峤、刘胤、郭默，就其身分和历史背景而言有相似之处。郭默在江州滋事，意在利用上下游之间的以及下游庾、王二族之间的矛盾，以图获利。其结果却破坏了江州的缓冲地位，使江州成为此后上下游争夺的目标。三，陶侃近水楼台，先取江州，制造既成事实，逼迫王导承认，也逼迫庾亮承认。自此陶侃居上游而坐大，不得不既与王导也与庾亮滋生新的矛盾。不过由于王导居中枢地位，与庾亮退避豫州者有所不同，所以陶、庾矛盾一般还超过不了陶、王矛盾，也超过不了庾、王矛盾。

        下面，我们试就庾、王矛盾和陶、王矛盾，以及在这些矛盾中郗鉴所起的作用，进行探索。

        

（三）郗鉴在陶、王矛盾和庾、王矛盾中的作用

        《晋书》卷七三《庾亮传》：“时（案在咸康中）王导辅政，主幼时艰，务存大纲，不拘细目。委任赵胤、贾宁等诸将，并不奉法，大臣患之。陶侃尝欲起兵废导，而郗鉴不从，乃止。至是，亮又欲率众黜导，又以咨鉴，而鉴又不许。”郗鉴两次不同意藩镇起兵废黜王导之谋，是这一阶段东晋政局得以相对稳定，内战未再发生的关键所在。

        王导为政“务存大纲，不拘细目”，是他一贯作风，晚年更是如此。《世说新语·政事》：“丞相末年略不复省事，正封箓诺之，自叹曰：‘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丞相末年”就是指咸康中，也就是庾、王对峙最为紧张的时候。王导愦愦为政，主要目的是和辑士族，求得彼此利益的均衡，特别是使庾、王之间相安无事。

        王导在建康执政，必须有相当的武力留在身边以为支持，因而不得不罗致武将赵胤、贾宁辈。《晋书》卷五七《赵诱传》，谓赵胤父赵诱“淮南人也，世以将显”，父子历事王敦、王导，为琅邪王氏故旧。《晋书》卷七八《孔愉传》，王导“将以赵胤为护军，愉谓导曰：‘中兴以来，处此官者周伯仁（顗）、应思远（詹）耳。今诚乏才，岂宜以赵胤居之邪？’导不从。”贾宁事迹见《世说新语·赏誉》“何次道尝送东人”条注引《晋阳秋》及《魏书》卷九六《司马睿传》。贾为长乐人，初自结于王敦所属王应、诸葛瑶，后投苏峻为其谋主，又降王导。看来贾宁也是琅邪王氏故旧，他虽曾与人共劝苏峻杀王导等诸大臣，但降王导后仍被重用。王导所保全的降将，还有路永、匡术、匡孝等人。温峤曾反对王导褒显降人之事，见《温峤传》。王导欲引用匡孝，《王蒙传》谓王蒙致笺王导曰：“开国承家，小人勿用”，不可“令泾渭混流，亏清穆之风。”会稽孔愉与从子孔群本与匡术有隙，王导为了保全匡术，令匡术于座劝孔群酒以释孔氏之嫌。凡此诸事，都说明王导兄弟辈死亡既尽，实力已衰，不得不蓄意庇护武人、降将，以供驱使，虽受到士族名士的强烈反对亦在所不顾。这些人客观上都起了支持琅邪王氏家族地位的作用。其中的路永投降石虎，但那是王导死后的事。

        王导虽以武人、降将为爪牙，但是在战略上所依恃的，却是以京口为屯兵之所的郗鉴。陶侃、庾亮欲起兵废黜王导，都要咨之于郗鉴，而郗鉴则具有举足轻重的否决之权。陶侃、庾亮如果逆郗鉴之意而勉强行事，势必形成内战，当权之辈饱受王敦、苏峻之祸，是不敢贸然一试的。

        陶侃、庾亮起兵废黜王导之谋，其情况分别如下：

        《庾亮传》亮与郗鉴笺曰：“昔于芜湖反覆，谓彼（案指王导）罪虽重，而时弊国危，且令方岳道胜，亦足有所镇压，故共隐忍，解释陶公。自兹迄今，曾无悛改。”案庾亮以咸和四年（329年）镇芜湖，至咸和九年陶侃死，始并有陶侃的荆、江之地而改镇武昌。“芜湖反覆”云云，自指庾亮于其旧治与郗鉴往复商酌陶侃欲废王导之事。庾、郗终于以“时弊国危”为词，劝阻陶侃；又以“方岳道胜”相约，即方镇联合，以制中枢。当其任的方镇，当然是指居武昌的荆州刺史陶侃，居芜湖的豫州刺史庾亮，居京口的徐州刺史都鉴。这次废王导之谋，是陶侃发动，郗鉴反对，庾亮居中斡旋。

        此事具体时间，当在咸和五年（330年），即庾亮居芜湖的次年，也就是郭默擅杀江州刺史刘胤，王导循势以郭默为江州刺史的时候。据《陶侃传》，陶侃致书王导曰：“郭默杀方州，即用为方州；害宰相，便为宰相乎？”陶侃居然以“害宰相”为喻，杀气腾腾。王导仍曲为解释说：“默居上流之势，加有船舰成资，故苞含隐忍，使其有地。一月潜严，足下军到，是以得风化相赴，岂非遵养时晦以定大事者耶？”陶省书笑曰：“是乃遵养时贼也。”陶侃遂自起兵斩郭默，兼领荆、江。陶侃既不惜与中枢相抗而弄兵，估计有可能以攻郭默之师顺流下都。下都必经豫州庾亮地界，故有庾、郗“芜湖反覆”之事。庾亮与郗鉴笺续谓“主上自八九岁以及成人”云云。案陶侃杀郭默之年，即咸和五年，成帝正九岁，这是陶侃谋废王导在咸和五年的旁证。而所谓“以及成人”的时候，则是庾亮谋废王导之年，即咸康四至五年，时成帝十七岁至十八岁。

        陶侃之谋未遂，郗鉴坚持反对当然是主要原因。庾亮不充分支持陶侃之谋，不给予充分合作，也是原因之一。庾、陶二人在苏峻乱前本不协调，积怨颇深，赖温峤弥合其间，始得共平苏峻。苏峻乱平后，庾、陶在共抗王导的问题上形成了某种共同利益，但庾、陶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陶侃居上游所形成的军事压力，既然可以压王导，自然也可以压庾亮。而且由于庾亮的豫州毗邻江、荆，所感压力比扬州更甚。《陶侃传》侃“潜有窥箭之志”，如果此志得酬，庾亮未必能保全自己。可以说，庾亮无宁是为了自保，才不得不对陶侃废黜王导之谋采取比较现实的态度。

        庾亮虽对陶侃“外事推崇”，但陶侃毕竟“望非世族”，自知东晋门阀政治樊篱不是他所能突破的，所以“季年怀止足之分，不与朝权”，曾请逊位还长沙国，死前又要求归葬长沙，并移寻阳父母墓于封国之内，以示谦退。但是陶侃死后，庾亮终于蓄意消灭陶氏后人，咸康五年又杀陶侃子陶称。《真诰》卷一六《阐幽微第二》原注：庾亮咸康六年于镇病亡，“未病时乃独见陶侃乘舆来让之，于此得病而亡。”颜之推《还冤记》：“晋时庾亮诛陶称后，咸康五年冬节会，文武数十人忽然悉起，向阶拜揖。庾惊问故，并云陶公来。陶公是称父侃也。庾亦起迎陶公扶（此字疑衍）。两人悉是旧怨。传诏左右数十人皆操伏戈。陶公谓庾曰：‘老仆举君自代，不图此恩，反戮其孤，故来相问陶称何罪，身已得诉于帝矣。’庾不得一言，遂寝疾，八（六）年〔正月〕一日死。”《真诰》与《还冤记》中神怪情节自不足信，但是其中反映庾、陶宿怨以及陶侃季年希图弥合并荐庾亮代镇荆、江之事，当是可信的，可以补充正史。

        陶侃废王导之谋，王导自然知情，所以他除了依靠京口郗鉴之助以外，还力图加强自己在建康的实力，以备不虞。这又是王导重用降将的背景。

        咸和九年（334年）六月，陶侃死，庾亮加督江、荆等州，自芜湖移镇武昌。庾亮离芜湖，建康暂释重负，王导获得部署力量的机会。咸康元年（335年）四月，发生了石虎寇历阳之事。此事疑点甚多，实际内容当是王导利用时机，制造口实，以便进行军事调遣，加强自己在建康的地位。

        《晋书》卷七《成帝记》于石虎入寇下记：“加司徒王导大司马，假黄钺，都督征讨诸军事以御之。……遣将军刘仕救历阳，平西将军赵胤屯慈湖，龙骤将军路永戍牛诸，建武将军工允之戍芜湖。”案此诸人，赵胤为王导亲信，路永为降将，刘仕亦武将为王导所信者，王允之则为王舒之子、王导之侄。他们各自率军，同时溯流而上，把庾亮豫州治所附近要地夺取到手。更值得注意的是《成帝纪》续云：“司空郗鉴使广陵相陈光帅众卫京师。”陈光其它事迹，尚见于《晋书》卷七七《蔡谟传》，曰：蔡谟代郗鉴刺徐州镇京口，“时左卫将军陈光上疏请伐胡，诏令攻寿阳。谟上疏曰：‘……今征军五千，皆王都精锐之众。又光为左卫，远近闻之，名为殿中之军……。’”陈光，《晋书》只此二见。他本为郗鉴部属，奉派入卫建康，王导不疑而用之，遂成为殿中精锐之师，没有再回归郗鉴徐州建制。由此可见，王导利用时机以加强自己的军事实力，得到郗鉴的大力支持。

        《庾亮传》庾亮致郗鉴笺云：“主上自八九岁以及成人，入则在宫人之手，出则唯武官小人，读书无从受音句（疑章句之误），顾问未尝遇君子……。主之少也，不登进贤哲以辅导圣躬；春秋既盛，宜复子明辟，不稽首归政。甫居师傅之尊，成人之主，方受师臣之悖。主上知君臣之道不可以然，而不得不行殊礼之事……。”案：“武官小人”，指赵胤、贾宁、匡孝之辈，已见前。“春秋既盛，宜复子明辟，不稽首归政”云云，指咸康元年（335年）成帝加元服后王导犹不归政于成帝。“师傅之尊”，指咸康四年五月王导为太傅事。“行殊礼”，则成帝一朝多有。排比上述诸事年月，知庾亮所谋废黜王导之事，当在咸康四年五月王导为太傅至咸康五年七月王导死前。

        庾亮致郗鉴笺，《通鉴》系于咸康四年六月，是由于此月王导拜丞相，故以王导它事连类及之。我认为庾亮谋废王导，事体甚大，当有某种机遇可以利用或有某种行动为之准备，像陶侃发兵诛郭默而有顺流以废王导之谋一样。而咸康四年史籍所载，上下游之间并无特殊情况发生。第二年，即咸康五年，庾亮突然从梁州魏兴撤出其弟庾怿所部，千里疾行，远屯江州之半洲，增强了庾氏对建康的顺流之势。这一异常事态，疑与庾亮废王导之谋有关。所以系庾亮此谋于咸康五年，似更近实。

        庾、王矛盾，风传甚广。《王导传》：“于时庾亮以望重地逼，出镇于外。南蛮校尉陶称间说亮当举兵内向。或劝导密为之防。导曰：‘吾与元规休戚是同，悠悠之谈，宜绝智者之口。则如君言，元规若来，吾便角巾还第，复何惧哉！’又与称书，以为‘庾公帝之元舅，宜善事之。’于是谗间始息。时亮虽居外镇，而执朝廷之权，既据上流，拥强兵，趋向者多归之，导内不能平。常遇西风尘起，举扇自蔽，徐曰：‘元规尘污人’”。《世说新语·雅量》“有往来者云”条记此事，注引《中兴书》曰：“于是风尘自消，内外缉穆”；《王导传》亦有“于是谗间始息”之说。这些断语，虽不甚符合历史实际，但庾、王矛盾转缓则是事实。

        庾亮废王导之谋不遂，如《庾亮传》之说，也是郗鉴起了决定作用。郗鉴以外，还有不赞同的人士，甚至庾亮征西府内，也有反对意见。征西长史孙盛曾密谏庾亮。《晋书》卷八二《孙盛传》：“时丞相王导执政，亮以元舅居外，南蛮校尉陶称谗构其间，导、亮颇怀疑贰。盛密谏亮曰：‘王公神清朗达，常有世外之怀，岂肯为凡人事耶？此必佞邪之徒，欲间内外耳。’亮纳之。”孙盛所谓王导不肯为“凡人事”，当是庾亮以王导有篡晋之举为起兵口实，而孙盛为之剖辩，庾亮因而纳之。由此推测，庾亮致郗鉴笺谓“彼（王导）罪虽重”之语，除隐寓王导曾助长王敦乱事以外，似尚特有所指。此外，王导在庾亮自芜湖移镇武昌后，已经不失时机地加强了建康上游的防御力量，也使庾亮未得轻举妄动。

        庾、王交恶，当时人所共知。王导老谋深算，不事声张，并图杜绝“悠悠之口”，这是王导“善处兴废”的一种表现。但是只靠王导的政治才能并不足以息庾亮之谋。郗鉴拥兵京口，力拒庾亮而助王导，才使咸康政局未生大变，使琅邪王氏地位不坠。《庾亮传》史臣曰：“……向使郗鉴协从，必且戎车犯顺，则〔庾亮〕与夫台、产、安、桀，亦何以异哉！”咸康五年七月至咸康六年一月，王导、郗鉴、庾亮相继死亡，倾轧始告结束。

        论述郗鉴、王导关系时，不能不注意郗鉴在护卫王导之外，还有规王导所短的事实。唐写本《世说新语·规箴》：郗鉴“以王丞相未年多可恨，每见必欲苦相规诫。王公知其意，每引作它言。临当还镇，故命驾诣丞相，翘鬓厉色，上坐便言：‘方当永别，必欲言其所见。’意满口重，辞殊不溜。王公摄其次曰：‘后面未期，亦欲尽所怀，愿公勿复谈。’郗遂大瞠，冰矜（矜）而出，不得一言。”王导末年愦愦，颇有乱政，郗鉴厉色进言，必有纠其愦愦之政的具体意见。这正是郗鉴不在其位，旁观者清以及郗鉴处乱世而有其方的表现，是王导所不能及的。

        东晋初年政局，三五年一大变，变则干戈扰攘，台城丘墟。社会的重心在门阀士族，一族强则思压倒它族，遂成乱阶。本非门阀士族的流民帅，亦思凭藉际遇，起兵谋利。螳螂在前，黄雀随后，胜利者要想稳操政柄，是十分困难的。长此以往，江左抗胡政权，势必在内乱中冰消瓦解。所以郗鉴引流民帅以平王敦，助王导以抗衡陶侃、庾亮，得利者不仅在司马家及琅邪王氏而已。苏峻乱平后，江左相对安定，无内战七十年，遂得以拒胡族于淮汉，息斯民于江左，郗鉴所起的积极作用，是巨大的。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三曰：“东晋之臣，可胜大臣之任者，其为郗公乎！”大臣之任，不重在操持庶政，而重在执道经邦，东晋皇权不振，大臣更应如此。郗鉴南来后，最重要的邦国大计，莫过于协调当权诸门阀士族之间的关系，杜绝觊觎，以稳定一个抗胡政权，使人民得以生存。郗鉴在这方面的作为，与其它门阀士族之居位者相比较，可称述者较多，可指责者较少。王夫之所论，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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