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兵围困之下，马占山陷入绝境。东北的各路英豪在抗日大旗下向日军发起反击。英雄们在东北的浴血生涯，将注定成为他们人生史册上最动人、最闪亮的一页。
本庄繁在黑龙江丢了面子，知道围捕马占山的难度有多大，所以对派援的要求满口答应。这次他当然不好意思再向参谋本部的真崎次长开口了，要不然后者没准会惊得跳起来。
给你一个近卫师团的骑兵旅团都不够？搞什么你们！
只好自己挖潜。
每个师团里面不都有1个骑兵联队吗？就挖他们。
从驻锦州的第8师团（弘前师团）中调出骑兵第8联队，从第10师团（姬路师团）中调出骑兵第10联队，这一下子就使江省的日军骑兵骤增至5个联队（另有高波旅团2个，宇都宫师团1个），大大提高了其机动和防守的能力。
除此之外，还有已部署至哈尔滨以东松花江沿岸的姬路师团（怕马占山再来渡江啊），重点在北满嫩江平原一带布防的宇都宫师团，在天空助战的关东军飞行队，人马可谓浩浩荡荡，差不多可以用人海战术来形容了。
人多了，耳目就多，马占山被发现的几率自然大大增加。但这还不是最危险的，最危险的，是马占山部队中本身出现的漏洞。
虎口脱险
我们前面说过，马占山二次复出时，由于力量薄弱，不得不收编了相当数量的“胡匪”。
这些“胡匪”本身素质参差不齐，有的确实勇猛善战，来去如飞，就像宫傻子、老北风他们那样，逐步成为部队的生力军；但有的说到底就是一群混混，没有什么战斗力，属乌合之众，真打起来很容易溃散，偏偏军纪又很差。
比如李海青手下的一些部队，原先在吉林时“名声”就很大，什么掠人财物，强抢民女，反正胡匪能干的坏事一样也没少干过。来到黑龙江后，受马占山制约，为害乡里的事是不干或少干了，然而要求他们与正规部队一样做到整齐划一也不可能。
从马占山这方面来看，亦有其不得已的苦衷，他当然知道部队要精，可是如果数量都无法保证，怎么个精法？想进行整训吧，成天与日军“躲猫猫”，根本挤不出时间，况且，打仗不是坐在教室里上课，在那样紧张激烈、东游西走的形势下，倘若真把“胡匪”出身的官兵管得过严，反而可能过犹不及，生出乱子。
担心不是多余的，几天后，果然出事了。
由于南下与李杜会合事实上已不可能，马占山决定先北上，待从日军的包围圈突出后，再进行二次东进，到东兴安岭里面去与鬼子继续捉迷藏。
但马占山一支骑兵队的行踪，被在海伦地区警备的干贺旅团察觉，旅团长干贺贞藏少将来不及向松木汇报，便自己做出了判断和决定。
当时这支骑兵队只在一条河边徘徊了一下，马上就撤走了，并没有过河。
时间是中午。
干贺经过分析，判断该骑兵队一定会过河北上，而且后面还跟着大部队。
理由是：由于马占山的部队要避开白天飞机的跟踪和轰炸，一般都是晚间行动。白天出现的骑兵队只是侦察兵，任务是到河边来观察动静，搞侦察的。同时，他们还有诱敌作用，一旦发现对手有所行动，主力部队会马上改道前进。
好个马占山，真是狡猾狡猾的。
干贺随后作出部署，命令所部日军不得在马占山过河前轻举妄动，以免打草惊蛇。
什么时候行动呢？
在他们渡过河后失去戒备的时候。
干贺的判断和决策无疑是正确的。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日军很多基层将官如果单指挥一个联队或一个师旅团的话，往往能体现出较高的能力和水平。
正如干贺所预料到的，见日军未有任何举动，马家军果然晚间涉渡，过河后向西北前进，慢慢进入了干贺旅团设伏区域。
不过这时候，马占山仍然有机会摆脱噩运。
因为按照马占山的活动规律，白天他不仅不渡河，一般也不随意行动。如果是晚上进入日军伏击区，伏兵的能见度比较差，攻击效率不高，己方又以骑兵为主，加上大部队集团式冲锋，即使会蒙受一点损失，短时间内迅速突出重围的可能性仍然非常大。
但如前所述，由于部队成分复杂，马占山此时已不可能使部队保持统一的战斗纪律。其中一支800人的骑兵队脱离主力，打马扬鞭，竟然大白天就穿行在青纱帐中向前奔去。
在他们看来，过了河后，就脱离了日军的包围圈，把后者远远地抛在了河对岸，即使被发现，日军也追不上来，至于天空的飞机，不是有青纱帐做掩护吗，没事的。
错觉，足以致命的错觉。
日军突然从正侧面开火，骑兵队猝不及防，损失惨重。
显然，干贺并不想予以全歼，他特意留下口子，让其残部向后撤退。
因为他在意的不是这支骑兵队，而是骑兵队后面的那条大鱼——马占山。
别的都不用做，只要顺着马蹄印一直追下去就可以了。我相信，这次一定能抓住马占山。
对于马占山来说，骑兵队遭袭，人员损失还在其次，最重要的是暴露了主力部队所在位置以及情报资料。
干贺从战死的骑兵队将官身上意外地发现了马占山编订的那一本本册子，然后上报给松木。
面对那些熟悉的作战命令和通报总结，松木震惊了，他这才意识到，马占山不仅在跟他打一场追逐战，还在暗中进行情报战的较量，不仅比体力，更比智力。
太厉害了，本庄司令说得没错，这样的人物，一定是今后关东军和日本帝国在满洲的大敌，此患不除，永无宁日。
松木迅速对部队进行整顿，所有口令、次序以及部队作战规律都重新过滤了一遍，确保不被马占山再钻任何空子。
位置暴露，情报失灵，使马占山这次在日军围追堵截中再也无法顺利脱身。屋漏偏逢连夜雨，关键时候，指挥作战的电台又坏了，马占山难以进行协同指挥，只能带一部分人马且战且退，重回绥棱。
这里有一个地方，叫做罗圈甸子。
所谓甸子，是东北对湿草地的称谓，此处环境相当恶劣。在经历三昼夜的血战后，马占山始终突不出去，所部已不足百人。
此时，日军8个联队已把外面围得铁桶一般，插翅难飞。
种种迹象表明，马占山已山穷水尽，弹尽粮绝。罗圈甸子，它将成为马占山最后的葬身之地吗？
坐镇大本营的松木虽未亲自到罗圈甸子，但他比谁都紧张和激动。两个多月的苦追，眼看马上就要有眉目了。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几天后，他终于等到了那个让他心花怒放的消息。前线部队报告，“马占山”已被击毙，并已摄影存照，同时从尸体上搜出了关防印信、随身烟具以及名章。
照片送上来，松木眯缝着眼睛看了半天。
看不出来。
原因是死者生前受多处枪伤，已面目全非。不过其人身形瘦小，与马占山倒是很像。
松木把照片一扔，还看什么看，向关东军司令部写请功报告。
兄弟们累死累活这么多天，不能白忙活。
收到报告，本庄繁比松木还乐，“九.一八”事变以来，好久没这么开心过了。他赶紧向军部和天皇报捷——连裕仁都知道北满的马占山厉害厉害的。
日本国内报纸欣喜若狂，皆认为是关东军在满洲取得的一次大捷。为了增加视觉冲击力，他们还把“马占山”被“击毙”的照片要了过去，作为重点猛料登了出来。
这个世界上，红眼病的发作率总是同感冒一样频繁。
看你立了大功，有人就不乐意了，说这种相片算怎么回事，又看不清楚，谁知道究竟是不是马占山。
风言风语传到松木耳朵里，他急得不知如何是好。这东西又不可能进行DNA检验，没法辩白啊。
把“马占山”的脑袋割了，让他们去认。
结果还是有人说不像。
不就是不想让我爽吗，松木再不管那么多了，一口咬定，这就是货真价实的马占山。
一个多月后，他被结结实实地扇了一记大耳刮子。
真的马占山现身了。
松木和本庄繁都从头凉到脚，感觉又被马占山给摆了一道。
其实这一次倒不是马占山又用了什么计谋，一切纯属巧合。罗圈甸子突围时，倒在日军枪下的是参议韩述彭少将。
韩少将身材跟马占山差不多，身上又携带着马大帅的随身物品，所以才会被日本人误认为是马占山本人。
值得一提的是，韩述彭是东北抗战中第一个战死疆场的将军，被日军包围后，宁死不降，以身殉国。
马占山本人则经历千难万险，令人难以想象地突破重围，在讷河再举义旗。
关东军大改组
本庄繁要准备下课了，不仅是因为谎报马占山已被打死的军情，在天皇面前犯了“欺君之罪”，更由于此时整个东北的形势已变得不可收拾。
到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夏季，东北已集中日军4个主力师团，2个旅团，对包括马占山在内的抗日武装、东北义勇军使尽各种办法，动足各种脑筋，却仍旧徒劳无功。这样一来，整个东北的铁路运输和经济运作都基本处于瘫痪状态，断电断水断交通，成了家常便饭。
好不容易从邻居那里抢了一只老母鸡过来，是要靠它下蛋的，现在适得其反，鸡蛋没拿着，还被吵得寝食不安，这不白干了嘛。
此外，李顿调查团当时还在东京和北平赶写报告书。他们也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满洲这种局面不仅是对日本的一个莫大讽刺，还有可能被写到报告书里面去，这更让日本人感到心烦意乱。
既然关东军的成绩如此糟糕，那就只好来一个不换思想就换人。
这是一次名副其实的大换班。
本庄繁自然是第一个回家。不过由于一年前在“九.一八”中的表现，回国后待遇倒是不赖，还得到了一份很有面子的工作——伺从武官长。后来同样是因为“九.一八”事变有“特殊贡献”，又升大将又封男爵，很是风光了几年。
其他人员也撤换的撤换，调走的调走，但很多人还是趁此机会捡到了皮夹子。比如石原莞尔，先是调回国任仙台步兵第4联队联队长，两年后又升任参谋本部作战课长。
都是“九.一八”事变的“功臣”嘛，怎么能埋没。
关东军所辖部队也重新进行了调整。
第6师团（熊本师团）和第14混成旅团（服部旅团）、骑兵第4旅团（茂木骑兵旅团）调入满洲，而第2师团（仙台师团）和混成第38旅团（依田旅团）至年底，才一个奉调回国，一个返回朝鲜。
也就是说，关东军曾一度达到5个师团加4个旅团的数量，日俄战争以来，日本在国外还从未有过如此大规模的驻军行动。
军部这次下决心改组，其实质是对关东军在满洲的战绩不满意，但这是不便对外人言的。能对人言的，必须是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
关东军最有名的“下克上”第一个被拎出来数落：目无尊长，无法无天，我行我素，想搞独立王国。
其实从“九.一八”到江桥、到锦州，关东军一路都是这么“克”过来的，军部视而不见，只知道捏着着鼻子不吱声，甚至连原来的金谷参谋总长都被“克”掉了。
那时候怎么不处理？
无它，只因为最后关东军都达到了作战目的。
不是不计较，而是你赢了。
现在能把什么陈谷子烂芝麻的事都拿出来翻炒一遍，也没其他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你败了。
赢了就是英雄，你最拽，输了就是狗熊，你最烂。
日本人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思维，能把你雷到焦。
关东军司令官大位空缺，谁能担此大任？
武藤信义元帅（陆大13期军刀组首席，此时仍为大将）粉墨登场。
在一般人的印象当中，元帅应该是最高等级的军衔，比如我们熟知的十大元帅。但在日本军人中，元帅并非军衔，而是一种荣誉称号。
要想得到这个荣誉称号，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
如果你以皇族身份参军，不管你有无能力，也不管你是否真正指挥过任何战役，只要点子正，当元帅就是轻而易举的事。陆军里的载仁亲王、海军里的博恭王就是最好的例子。
但倘若你跟裕仁他们家搭不上什么亲戚关系，那就比较难了。通常来说，功劳大都没有用，得very very大。海军中，前有东乡平八郎，后有山本五十六，都是如此。
陆军里面更加复杂，一般而言，除了有功劳外，还得会当官，不是当一个官，要把三个官都当完了才算。
哪三个官呢，就是陆军里的三个顶级主官：参谋总长、陆军大臣（陆相）、教育总监。
参谋总长不用说了，陆军大臣是陆军派驻政府的代表，教育总监是主管陆军教育训练的，三者缺一不可，这一圈逛下来，不认你是老大都不行。
太难了，难道连“军神”乃木希典都轮不上。
在武藤之前，被称为日本工兵之父的上原勇作被授为元帅，一时成为众望所归的陆军领袖，不过那已经是12年前的事了。12年中，硬是无人能获此殊荣。
本来武藤也不够资格，论功劳倒是早就够了。大正时代，最后一个被晋升为大将的，就是这位老兄，但他的官位缺了一项：陆相没做过。
必要条件哪怕是小小的一项都能要人命啊，时年已经60多岁的武藤眼巴巴地看着元帅头衔却只能暗自淌口水。
机会说来就来了，当关东军一把手的交椅向他招手的时候。
在这次大规模改组中，还有一个人也开始崭露头角。
这个人就是被委任为关东军副参谋长的冈村宁次。
冈村宁次在“一.二八”会战后期，曾任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不过那是一个虚职，等他到上海时，中日双方也已偃旗息鼓，没捞到什么仗打。
此次到满洲，他还是没能脱得了一个“副”字，不过此副非彼副，武藤对他相当信任，而他自己也忙前忙后，非常活跃，俨然一对师生，直把正职的参谋长都比了下去。
义勇军的危机
武藤和冈村面对的是本庄繁留下的一堆“烂摊子”。
义勇军久“剿”不灭，而且越来越多，真可谓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当时东北义勇军数量之多，可以用铺天盖地来形容。对外公布有30多万，49个，但实际数量可能还远远不止。
冈村后来记述，他刚到满洲时，大白天坐在飞机上就能看到一支支义勇军在行军，而这已经成了当时东北风景之一种，没有人感到意外和惊讶。
但义勇军真有那么可怕吗？似乎又并非如此。
如果分开来看，每支义勇军的正规作战能力都不是很强，个顶个均不是关东军的对手，可他们熟悉地形，善于利用青纱帐为掩护，常常在丛林山地中钻来钻去，十分难以捕捉。同时，义勇军的分布区域较广，东北地方又大，如果套用“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这句话，甚至可以说“凡有乡村处，皆有义勇军”。
武藤不愧元帅之资，很快就发现了本庄繁兵败之因。
本庄繁为什么会败呢，其实就是有三样东西做得过了火。
敝人不才，帮他概括为“三太”：太霸道、太自信、太滥情。
“太霸道”。你只要看看他手下的土肥原在哈尔滨的表现就知道了，那几乎是雁过拔毛。人家明明不通“匪”，他非要指控为“匪”，然后就竭尽敲诈勒索之能事，这样一来，原本不通“匪”的都被他搞得想通“匪”了。
反正钱迟早不是我的，那我还不如拿去资助义勇军呢，还能换来一个精忠报国的好名声。
看看好像捞了点钱，筹了些军费，其实是在推民为“匪”，帮义勇军的忙，真正的得不偿失。
“太自信”。简单来说，就是本庄繁太把自己人当回事，过度地倚重关东军的力量来进行作战。
在一些战役中，伪军虽然也有参战，但由于战斗力较弱，一向被“皇军”所看不起，永远只能沦为配角中的配角。
另一方面，关东军能战倒是能战，问题是他们并非满洲本地部队，同时也不固定，均为从国内或朝鲜临时抽调而来，在地理知识上比较抓瞎，很容易就会被义勇军用游击作战的方式牵着鼻子走。
“太滥情”。平心而论，本庄繁在维护“满洲治安”方面还是全力以赴的，恨不得一天之内就把所有义勇军都摆平搞定。可世上的事，过犹不及，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你急，义勇军又不急，逗你玩有的是时间。偏偏他还采取了全面开花的战术，即同时要与几乎所有义勇军发生亲密“接触”，这样一来就犯了兵力分散的兵家大忌。
人家义勇军再不行，几千个打你几十个总还可以吧。
本庄时期，关东军不停地从国内调兵，一个个师团走马灯似的登陆，但一撒到东北战场上，立刻就没影了。
这地方太大，你撒多少是个数啊。撒吧，还撒不均匀，有的地方人太多，闹哄哄的，大家都把屁股撅得老高在找义勇军，可半天也找不到一个；而有的区域呢，人又太少，打起仗来根本占不了便宜，甚至常常出现这样的奇怪场面：几个日本兵拔足狂奔，跟在后面的不过是一群拿着土枪的农民。
显然，武藤要想超越本庄繁，就必须在“三太”上做出改进。
武藤确定，军事进攻很重要，但政治怀柔更不可少，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对满洲国政府及其良民，应求大同舍小异”）。
你把人家都逼到梁山上去，最后倒霉的不还是自己，所以一边要拿大棒吓人，一边还要拿根胡萝卜出来逗引逗引。
日军对伪军开始由“看不起”、“不当人”，到至少表面上“当人看”，平时加强训练，并逐步放到正面战场上去大胆使用，有计划地把他们变成“谋略部队”，利用其地理和语言优势，在给关东军当向导的同时，还可以拿来地雷、做炮灰。
在武藤执掌关东军大印后，东北伪军已发展到19个步兵旅，12个骑兵旅，总数达到31个，另外还有6个支队（相当于团）。
比较一下就知道了，东北军在鼎盛时期才有多少人马？
一共27个步兵旅，6个骑兵旅，总数为33个。
加上日军“招纳”的其他七七八八的部队，如不比战斗力的话，仅就数量而言，现在的伪军已基本接近于当年的东北军。
以华制华，用中国人来对付中国人，确实是一记毒到骨子里的毒招。
问题又回到了怎样与义勇军作战上。
全面开花，事实证明是失败的，扔垃圾堆去。现在我要把它改为重点进攻，饭一口口吃，仗一个个打。
武藤主张“专一”。
顺序上，从辽宁开始，经过吉林，最后到黑龙江（即北满），像扫地一样一路扫过去，“剿”掉一个算一个。
大政已定，但武藤并没有马上行动。
他在等待一个最好的时机。
深秋，庄稼地里该收的都收了，青纱帐不复存在，树叶片片凋零。
出击。
10月，辽东义勇军在关东军的连续攻击下，已无法在原地坚持，主力被迫“西征”，实际上就是往热河、关内一线撤退。
11月，在沈阳、长春、吉林之间的三角带地区，辽吉义勇军遭“梳篦”式扫荡，损失殆尽。
12月，辽南义勇军处境艰难，老北风传奇即将面临终结。
看起来，战果辉煌，可是武藤不仅未敢有丝毫懈怠，反而变得越来越紧张，这是因为他知道真正的考验即将到来。
本庄繁的下课，关东军司令部的重组，固然是被满洲义勇军久“剿”不灭给闹的，但某种程度上，更是因为一个人。
这个人不过一胡子出身，然而却堪称东北战神，打正规战，他创造了江桥之战的经典，打游击战，他攀上了这一领域的巅峰，动如脱兔，静如处子，不挪窝时你翻遍黑龙江都找不到他，一旦出来又可以打得你浑身难受。
这个人就是马占山。
你说本庄繁对马占山不重视吧，本庄繁自己都要急得哭起来了：冤枉啊！
他手上一共4个师团，两个在这里和马家军打，几乎用上了关东军的一半力量，还不行，又厚着脸皮，从国内“走后门”，调来近卫师团骑兵旅，就这样，仍然徒然无功。
本庄到这里，也真是急了眼，关东军里面只要被他看见是根葱的，都要拨过来，插到黑龙江去对付马家军。驻辽吉的两个师团本来追义勇军就追得上气不接下气，他还要从中调最能跑的骑兵联队出来。
对这两个可怜的师团来说，这哪里是在调他们兵，分明是在抽他们的血。干脆，大家都别玩了，我们也躺着睡觉，门外面的义勇军吵翻了也随他去，反正出来了也追他们不上。
能押的赌注这回全押上了，总算，下面报捷，说马占山被打死了。本庄繁还为此难得地露了一回笑脸，以为这下子可以轻松一点了，没有想到，所谓“马占山被击毙”不过是一个自欺欺人的大笑话。真相被揭露后，一堆人都表情尴尬，除了松木、本庄繁，竟然还包括天皇裕仁。
弄到这种不可收拾的地步，你本庄繁再不下课，就没天理了。
同样的考题，也摆在作为继任者的武藤身上。
本庄繁已经倒在了马占山面前，他绝不能成为第二个本庄繁。
论声望，论能力，没有一个东北将领能超越马占山。即使满洲的义勇军全给消灭或者赶走，只要马占山还在这里，死灰可以复燃，卷土可以重来，一切所谓成果都将无从谈起。
对于武藤来说，马占山是一道坎，一道必须逾越，也非常难以逾越的坎。
这场对决，维系胜负，更关乎荣誉，他放到了最后。
在他之前，本庄繁曾把对决提前，结果自己倒先出了局，这是一个多么惨痛的教训啊。
不过，当武藤把目光转向北满的时候，他才发现，这里的情况远比自己预想的还要糟糕。
因为这里除了马占山之外，又跳出一个拦道的：苏炳文。
喋血双雄
江桥抗战时的参谋长谢珂的眼光真不简单，他当时向张学良推荐了两个人，作为江省政府主席兼军事总指挥的候补人选。
一个是马占山，另一个就是苏炳文，均为后来领导江省抗战的超重量级人物。谢珂自己，后来也转投了苏炳文，仍然当的是参谋长。
能与马大帅并列，本身就可以说明苏炳文在当时江省军政两界的地位。与马占山不同的是，他可以说是一个相当正规的军人。
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值中国碰上“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候，举国上下对国家命运进行了重新反思。当时的反思结果之一，就是认为之所以被老外变着法欺负，缘于宗文不重武，也就是光会念四书五经，不会耍枪弄棒，如此便只有挨揍的份儿了。
想通了以后，国人便都为之忙开了。从派留学生远赴东洋学军事开始，国内的军事学校犹如雨后春笋，渐呈遍地开花之势。关于这一点，只要看看鲁迅年青时代拍的那张帅哥照就知道了，当时就连一般学堂的学生，都一水儿军校学生的装扮，特拉风的那种。
苏炳文赶上了一个好时候，他的军事受教过程甚至可与日本军人相媲美：小学上的是沈阳陆军小学，中学上的是北京陆军中学，最后从河北保定军校毕业。
“九.一八”事变后，苏炳文曾作诗一首，中有“正气有歌文宋瑞，鞠躬报国武乡侯”云云，“文宋瑞”是写正气歌的文天祥，“武乡侯”指的当然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孔明。
其人其志可想而知，所以他这样一个举动就比较好理解——把自己全家都送往了北平。
当时苏炳文掌握着海满地区（海拉尔和满洲里）军政大权，家人在东北并无安全之忧。如此苦心孤诣，其用意就是和李杜一样，表明一个信号，一个不给自己留任何退路，随时准备和日本人死磕到底的信号。
在张学良任命马占山担当江省抗敌大任后，他毫无怨言地予以支持，将麾下程志远骑兵旅，步兵第1旅、第2旅各1个团派至嫩江参战，自己只留下一半兵力驻守，并为马占山提供了部分后援物资。
江桥抗战结束后，除程志远投敌未归外，其他两个团都已归制。
苏炳文的声望和价值，日本人是很清楚的。可以说在北满地区，仅次于靠江桥一战出名的马占山。因此，几乎在说降马占山的同时，日伪方面就开始积极地做苏炳文的“工作”，但效果甚微。
在这一点上，苏炳文比马占山更早认识到日人之狡诈与不可信，因此对任何有可能陷自己于牢笼的举动和安排，他都保持着相当的清醒和警惕。
参加伪满建国仪式的邀请函发过来了，谢绝。
仙台师团师团长多门邀他“到省城一晤”，谢绝。
马占山反正后，本庄繁有些急了，怕苏炳文那里再有异动，便派人找到苏炳文，拿出3个职位：中东铁路护路司令、“满洲国”军政部部长、黑龙江省省长，放在他面前，让他任选一项。
这对一般人而言，大概是很难抵挡的诱惑。
谢绝！
理由是：“才力威望不足，难以胜任”。
在坚决不上套的同时，苏炳文又非常聪明地保持着与日伪若即若离的一种关系，名义上他服从“满洲国”，但“江省政府”必须给他提供军饷。
不硬顶日本人，但日军也无法涉足海满。
背地里，他则与参谋长谢珂一起，争分夺秒地加紧备战。
缺兵源。把从东北占领区逃出的爱国学生集中起来，经过挑选编成学生连，并以此为骨干招募新兵，组建新的步兵团。
缺武器。他和老北风一样，都打起了从沈阳兵工厂中逃出的技术工人的主意，把他们召过来，办了一个秘密兵工厂，可以批量生产手榴弹和地雷。
缺物资。苏炳文通过各种渠道，预先储存了一个月的军粮。此外，他还借护路之机，从“满洲国”货车上扣留货物，以备作战使用。
尽管如此，他仍然一直处于蛰伏状态，静待时变。
这时候他看到马占山元气尚未恢复，而武藤调任关东军司令官后，各地义勇军纷纷失败，知道不能再等了。
再等下去，北满就危险了。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9月27日，他忽然发作，一声号令，义军群起响应。
这是一个预谋已久的行动，日本方面毫无防备。
事发前，苏炳文发了一个请帖，邀请当地日本军政要员与会，说是要请他们来纪念孔子诞辰。
这些日本人对给孔子过生日当然并不上心，他们即使有偶像，也轮不到孔子，那是天皇。但想想也不能不去，毕竟苏炳文是一地头蛇，得罪了他以后大家不好办事，便一个不少，全来了。
会上，日本驻满洲里领事山崎诚一、特务机关长小原重孝、伪国境警察队队长宇野乖乖就缚，被一网打尽。
抓他们干什么？
做人质。
打仗的时候可以让对方投鼠忌器，最起码，宇野是起到了这个作用。
他的警察队被包围后，还挺拽，歪着个脑袋拒不投降。
苏炳文就把宇野带到前面来，后面再架上一大炮。让宇野喊话劝降，要是不听，后面就要来上一炮。
警察队立刻缴械投降了。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0月1日，苏炳文在海拉尔正式宣布起事。所部官兵，每人胳膊上套一袖标：铁血救国。
苏炳文的异军突起，使大难不死的马占山精神为之一振。此时后者已利用本庄繁拿他“人头”冒功的机会，在齐齐哈尔东北部的讷河再招旧部，在短时间内又聚集起新的人马。
苏马二人共商后，都把目标锁定在一个地方——
齐齐哈尔。
在这里，我们要重铸江桥之战的辉煌，打出东北军人的血性，因为这也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喋血双雄，再战江湖。
黑龙江义勇军围攻齐齐哈尔
这次会攻，部署相当周密，从四面八方形成了对齐市的包围（参见237页《黑龙江义勇军围攻齐齐哈尔》）。
东路，由马占山部邓文出击，攻打齐市东南的安达镇。
西路，由苏炳文亲率，直取齐市西南的富拉尔基。
南路，由马占山部李海青攻打昂昂溪。
北路，由马占山亲率，直逼讷河的拉哈站。
为防日军从哈尔滨增援，马占山部才洪猷沿呼海线进行截击，作为策应。
富拉尔基离齐市很近，只要通过嫩江大桥，就可进入城区。
巧合的是，当年参与江桥之战的仙台师团就在嫩江对岸，防守部队是长谷旅团，而他们的对手，则由马占山换成了苏炳文。
同时，双方的作战位置也调了个个儿，过桥的变成了苏炳文，守桥的变成了长谷。
长谷守桥的办法很干脆：直接把富拉尔基江桥给炸了。
他又不怕中国政府提交涉，当然是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桥过不去，江面上也很难渡过去，原因是关东军的飞机一刻不停地在上空嗡嗡叫，看见渡船有一只炸一只。
苏炳文也不傻，不是不让过吗，与其白白牺牲，那我索性不过了。
他站着不动。
这就像两个武林高手在擂台上对峙，虽然眼光都一样凶狠，杀气都一样浓重，但谁也不愿意第一个出招。
谁先出招，谁的破绽就暴露得最快。
二位，沉住气。
长谷先沉不住气了。这个笨蛋。
他这次不用满江岸找船了，所用工具非常现代：橡皮艇。
划着就过来了。
早就预伏在岸边的中国守军来得正好，枪弹齐下，立刻就打沉了好几艘。
长谷开始以为用200个人就能搞定，看看不济事，只好又翻两倍，渡江日军达到700人。
地上机枪掩护，天上飞机轰鸣，给守军造成了很大压力。
这么想过来，那就让你们过来吧。
激战4个小时后，守军撤离江岸，退守海满门户富拉尔基。
富拉尔基战役打响了。
第一天，苏炳文用了一个团，日军700人，一较劲，长谷这边倒下50多个，阵地纹丝不动。
长谷这小子自从打完哈尔滨保卫战后，没怎么见过东北正规军，整天就是找义勇军和游击队开练，一家伙伤亡50多个还从来没有过，一时间都愣住了：没这么玩的吧，还来真的了？
第二天，他把兵员增加到1000，像老鼠拱洞一样拼命打。
还是老样子：伤亡依旧，对方的阵地则连个边都没摸着。
长谷这才知道苏炳文没跟他开玩笑，人家来的就是真的，货真价实的正规部队，阵地战不是白给的。
关东军的各路援兵仍然在不断过江。
迂回进攻这道固定菜谱自然是什么时候都少不了。
就在长谷加强正面突破的同时，宇都宫师团所属步兵第2联队、骑兵第18联队由中山建大佐率领，组成中山支队，从桦木港偷渡嫩江，并于次日包抄富拉尔基。
苏炳文很快处于劣势，因为他面对的不光是日军骑步兵的轮番冲锋，还有“钢铁部队”的打击：大炮猛轰，飞机掷弹。更有甚者，连毒气弹都用上了。
在蒙受较大人员伤亡后，苏炳文决定后撤。
富拉尔基也不守了，给你们。
在诸如这样的小说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下面的经典场面：
二将照面，不到两个回合，其中一位兄弟卖个破绽，虚晃一枪，然后拨马便走，一边走一边嘴里还嘟囔着：有种的你就来追。
我怎么会没种呢？另外一位当然得追。
追不到几步，前面逃的那位突然回转身，猛地一枪刺过来，追的这位没防备，扑通一声离鞍下马，完蛋了。
还是没种。
这招名叫：回马枪。
苏炳文使的也是这招。
在出城后没多久，他又回来了。
10天后。晚上。
城外郊区的鬼子先被消灭，接着进入市区，双方打起了巷战。
日军担任指挥的是原加少雄少佐，看这军衔，基本就是带的大队，也就是一个团。
苏炳文却把能拉上来的部队全拉上来了。
原加当即中弹倒了下去。
重伤。
换一个，斋藤实（不是当首相的那个）。
被击毙。
再换一个，中岛花。
下场一样：被击毙。
没人敢做指挥官了。你可以想象当时战况有多么激烈，反正在这座城里，得有一个最后站在那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没人指挥的日军跑了，富拉尔基被苏炳文控制。
第二天，日军炮兵骑兵，呼啦啦地又开到了城下。
苏炳文这次都熟练了，打了几枪，转身就走。
找个地方歇一会儿，养足精神，气喘匀了，再杀回马枪。
于是，再偷袭，再巷战，富拉尔基失而复得。
有时间我们就兜兜圈子：你来了我就走，走了再来。
玩死你。
长谷呢？仙台师团呢？
答案是：都走了。在齐齐哈尔的只有宇都宫师团留下的一部分人马。
难道是他们以为苏炳文肯定溃不成军，正躲哪旮旯里哭，所以才拍拍屁股走路的吗？
都不是。他们另有任用，是被关东军司令官武藤调走的。
苏炳文“叛乱”后，关东军司令部的一帮参谋们乱成了一团，先前一个马占山就够受了，现在又冒出了一个姓苏的，不由得他们不手忙脚乱。更棘手的是，苏炳文手里还抓着一把人质，那可都是如假包换的日本军政官员啊。
原先，第一个想起的就是派飞机去轰炸，这下子没人敢提了。真要把自己人炸死怎么办？
不派轰炸机，侦察机总得派，去看看动静。
去了一架，没想到出故障了，紧急迫降。
机上一共8个日本人，在被苏炳文的部队发现包围后，负隅顽抗，全给击毙了。
没办法了，情况不明，人质的生死也不知道。参谋们便鼓噪起来，提出在占领富拉尔基后，要一鼓作气，乘胜追击，派大部队去海满解救人质。
武藤一律否决。
这可不是在本庄繁时代，司令官还得看一帮参谋的脸色，底下人让怎么办，他就怎么办。
武藤强势得很：按既定方针，决不动摇。
所谓既定方针，就是指他的“重点进攻，层层推进”的战略。
为了更好地实现他这个战略，在富拉尔基战役打得如火如荼之时，他却把仙台师团撤了下来，让这个师团去辽南“剿”义勇军（年底奉调回国）。
混成第14旅团（服部旅团）、高波骑兵旅团和刚从国内调来的骑兵第4旅团（茂木骑兵旅团）则负责到南满去作战。
北满并非他的重点，只让宇都宫师团自己去想办法。
武藤的计划是，只有当南满作战结束，才有可能集中力量扫荡北满乃至海满地区。
对于中国人，武藤了解得很清楚，他们可不像自己的国人那样凶残和不讲信义，人质在他们手上，说不杀自然不会轻易落下刀子。
这一下可苦了宇都宫师团的松木了。苏炳文和马占山四面围攻，他的兵穷于招架。
武藤让松木自己想办法。后者只好把一堆创可贴拿出来，哪里破了往哪里贴。
苏炳文比较难缠，老是用那个回马枪的招数，结果，一个好好的富拉尔基，吃在嘴里却咽不下去，明明都吞到喉咙里了，他还能硬给你扒拉下来。
其实更难缠的还算是马占山。
仗打到现在，你要说马占山还有多少实力，真的谈不上了。能打的老骨干基本已丧失殆尽，但人家就是挺得住，一棵苍松始终不倒。
马大帅这次出师，找准的目标是讷河的拉哈火车站。
拉哈车站是位于齐克线（齐齐哈尔至克山）的一个重要站点。攻下这个车站，就等于把日军在齐齐哈尔北部的血脉生生卡断了。
松木深知这一点，因此在此处布有重兵。
马占山面对的是干贺旅团第50联队（冈原联队）下属部队，火力很强。对于关东军来说，固守一个小小的车站本来应该没多大问题，但无论是松木还是干贺，都不敢掉以轻心。
有人说大材小用。可“小用”不“小用”，你得看是谁来了。马占山来了，那就是大用了。
马家军没有什么重武器，以前没有，现在也没有，而且都骑着匹马，下来强攻的话，有多少都得被日本人的机枪大炮给填进去。
马占山说：我为什么要强攻呢？挺着胸膛挨你子弹吗？我又不傻。
困死你。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截断拉哈往齐市的铁路，你不是要守吗，我把你后路截了，让你想跑都跑不脱。
这就是乱对方阵脚的第一招。还没开打，驻站日军就先怯了三分。
接下来，他天天打。
打也不是一拥而上，实行“三班倒”工作制，今天你打，明天我打，大家轮着值班。
这个就叫疲劳战术，打的时候大呼小叫，听上去像是个搞大冲锋的样子，但没人傻到直挺挺地去当“肉弹”。反正说白了，就是不让你睡觉。
马占山还有个规矩，白天不打，晚上打。
从傍晚开始，一直打到天亮不带停的，天亮了，又不打了，一个呼哨退到附近。
日军看看白天没甚动静，以为马占山退了，便想出来活动活动。
对不起，这回要真打了。一个呼哨过来，骑兵集团式冲锋，挥着马刀使劲砍，马蹄猛力蹬，结果又把这些只能靠两条腿跑路的日本兵赶回了车站。
就这么循环往复，日军睡又睡不着，跑又跑不脱，别提多痛苦了。
什么，你还说没什么了不起？你知道这个样子围了多少天吗？
20多天，整整大半个月。
不眠不休，胖的拖瘦，瘦的拖得没了人形。
拉哈车站的日军如坠阿鼻地狱，其实松木那里也好受不了。他连连向关东军司令部发出请示电，要求派兵增援，至少把两个骑兵旅团调一个过来。
武藤的答复是：绝不可能。
你再坚持一下，南满作战很快就要结束了。
20多天过后，马占山决定要下手了。
他自己设计了一种木炮。
我也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武器，但据说是用大车的木轴做出来的，估计可能是和古代攻城用的冲撞车差不多的东东。
然后义勇军就用这种木炮撞车站的楼房，轰一下就倒了。
楼房都倒了，日军没了遮掩，急得没法，只能钻地窖，结果更加难受：马占山让人找来煤油往里倒，然后点火焚烧——车站里煤油还会找不到吗，这叫就地取材。
就在即将全歼拉哈日军的当口，敌方援兵却突然杀到，反过来对马家军形成包围之势。眼见不对劲，马占山好汉不吃眼前亏，立即带领人马撤离。
日本援军不是随随便便出现的。因为此时南满作战已经结束，武藤说过，南满以后，就是北满。
于是，重兵压境。
在这之前，日军已在齐齐哈尔被困得动弹不得。
东北部，马占山旧部朴炳珊把齐克线的终点城市克山一举拿下，与马占山形成呼应之势。
东南部，邓文沿中东路由下而上，先取安达县，并策反一路伪军，诛杀了一名日军少佐，在攻克安达车站后进而逼近齐市。
南路李海青，则于11月初占领了昂昂溪车站。
昂昂溪与齐齐哈尔能隔多远，大家也清楚了。
西路苏炳文夺取富拉尔基后，亦已整装待发，随时准备向齐市挺进。
但是关键时候，随着南满作战画上休止符，服部旅团、高波骑兵旅团、茂木骑兵旅团全都过来了，并集中于齐齐哈尔附近，统归松木指挥。
北满形势急转直下。
在马占山打拉哈车站的这一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其实老马已经是力不从心了，他只是凭着最后的意志力在坚持。
让英雄们格外寒心的是，这次由武藤直接策动的“重点进攻”，除了关东军大队人马外，还有一支规模较大的伪军部队，后者与自己同胞作战甚至比日本人还起劲。
领头的就是程志远。
这个败类现在是黑龙江省“省长”兼“警备司令”，手下有10个旅的步骑兵，一时狐假虎威，嚣张得不得了。
苏炳文和马占山都曾是他的老长官，但姓程的打他们最狠。无它，一来为向主子表忠心，献“投名状”，二来想用别人的血来染自己的红顶子。
古来奸佞莫不如此。
在日伪军的强大攻势下，进攻齐齐哈尔的各路部队都遭到了挫折，不得不解围后撤。
武藤忍耐到现在，就是要毕其功于一役。
他要斩草除根。
11月28日，宇都宫师团师团长松木发出总攻击命令。
4个旅团（干贺旅团、依田旅团、高波旅团、茂木旅团）、关东军飞行大队3个飞行中队、程志远伪军10个旅倾巢出动，发誓要把北满抗日力量捏得粉碎。
到这时候，日军在中东路上作战已经是肆无忌惮，完全不顾及苏联人的感受。
但他们发现，这一记重拳打在了棉花上面，因为北满抗日武装已经集中起来，由苏炳文和马占山统领，向苏联边境撤退。
其实松木的这次总攻击，事前也做足了保密工作，以确保万无一失。可是相关情况仍然被马占山侦察到了，他的情报一向很快也很准。
江湖险恶，没这点本事怎能称得上是老江湖。
马占山立即赶至海满，在与苏炳文商量后，两人做出决定，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在弹尽粮绝、无险可守的情况下，只能先把部队撤往苏联境内。
不过他们仍有顾虑，生怕不能取得国人谅解，遂在撤退前向全国发出通电，告知面临形势之危急，饮痛撤退之不得已，并再次表明了自己“共赴国难，不辱国格”的决心。
有什么不能谅解呢？
“孤军朔漠、重创难复、呼援不至”，虽未竟全功，仍坚持到了最后一刻，不失为堂堂东北热血男儿。
快走，因为松木已经察知了你们可能的去向，正命令各军加紧追击呢。
这是一个与时间赛跑的过程：快的话，可脱离险境；慢的话，亦会全军覆没。
12月4日，夜。
苏炳文拿出了他的秘密武器：起事时截留的6列从哈尔滨开来的客货列车。
他和马占山一起，带领剩下的几千名官兵及武器辎重，取道兴安岭，乘着火车向苏联境内驶去。
临行前，他们把扣押的日俘全都一个不少地留了下来。
两国交兵，不斩来使。野蛮，只是野蛮者才持有的通行证。
紧随其后的是服部旅团。
无论人马，显然都跑不过火车。服部旅团先头部队就弄了一辆装甲列车，拼着命往前追。
他们不知道的是，马占山在跑的时候，一般情况下是没有不留后手的，即使在最危急最紧张的时刻。
进入兴安岭山区后，坡道越来越陡，日军的装甲列车不得不放慢速度。
就在这一瞬间的工夫，突然从山上开来一辆货车。
铁道线上嘛，车来车往非常正常。
但这辆货车不正常，不正常在哪里呢？
首先，驾驶室里没有人——灵异。
其次，车厢里装满了石头——奇异。
最后，它是从同一个轨道上迎着面开过来的——诡异。
这不是“货车肉弹”又是什么？
装甲列车里的鬼子都惊呆了。
千钧一发之际，日军里面跳出了一个“欧阳海”，这厮抱了一个脱轨器，放在铁道上，使对面开来的货车脱轨后翻转，避免了一场惨祸的发生。
而“欧阳海”自己当场就被货车给撞死了。
一车日本人屎尿都吓出来了，哭的笑的，念佛的下跪的，全都有。
追马占山，竟然差点追进鬼门关去了。
此时，马占山和苏炳文已经离中苏边境越来越近。那个“货车肉弹”（或曰幽灵货车）自然就是他俩给安排的。
日军追到边境线上就没法再追下去了。
再追，就能看到苏联边防军同样寒光闪闪的刺刀了。
在这之后，已移师牡丹江地区作战的李杜吉林自卫军、王德林救国军也先后进入苏联境内。
他们那里离边境更近，最短的只有20里路不到，早上想走，下午踩着乌苏里江的冰面就能滑过去。
日本政府要求对这些抗日武装人员进行引渡，结果“意外”地遭到了苏联方面的拒绝，理由是苏联宪法有规定，凡从事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运动的外国公民，都允许留住苏联。
事实是什么呢？
马占山和苏炳文是12月5日到苏联的，那时颜惠庆已经在跟李维诺夫就中苏复交的事咬耳朵了。
苏联虽然还是不愿意在东北与日本正面交锋，但它已经留了一个心眼，那就是保护入境的中国抗日武装，这样，一方面可以做个顺水人情，另一方面也同样有利用这些武装对抗日军的打算。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2月12日，中苏宣布复交。紧接着，日本拒绝了苏联关于签订日苏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两边都结下了梁子。
李杜和王德林都是第二年1月份去的苏联，就在那个月，苏联索性向日本政府发了一个声明，明确告诉对方，以后你就别再跟我烦引渡的事了。
来了就是我的人，一律不引渡！
打这以后，就形成了一个惯例：抗日武装在中国境内打一阵，看看苗头不对，日军来势凶猛，或者已经打得筋疲力尽，需要休整了，便紧跑两步，哧溜一下转移到苏联那边去。
关东军好不容易追到这里，却不敢过去。
中苏国境线犹如孙行者用金箍棒画下的禁区，别说过界，就是脚踩在那条线上，也是要引起国际纠纷的。
关东军不能过，抗日武装却来去自由。歇一阵以后，他们还是照旧能再打回来。
这便有了后来的东北抗联。
随马占山他们去苏联的，前前后后有1万多人，这批人当然都得吃饭，而俄罗斯人在小气方面又一向不输给日本人，什么时候都忘不了跟你伸手要钱，哪怕你在最困难的时候，这让马占山等人处境非常尴尬。
正好此时颜惠庆已就任驻苏大使，他赶紧与国内联系，等国内政府把钱汇来后，才算解了抗日英雄们的燃眉之急。
按照中苏两国商定的办法，这批爱国官兵分多批从新疆转道回国。马占山等高级将领在回国前，还由中国政府安排，去波兰、德国等地转了一圈，沿途皆人山人海，仰慕者众。
只要是英雄，在哪里都会得到尊崇。
再以后呢，他们各有各的命运，或沉或浮，或升或降，但东北的浴血生涯将注定成为他们人生史册上最动人、最闪亮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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