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军即将兵临古北口之前，守军内部发生了争执。作为中央军守将，关麟征和杜聿明在性格和战术上有着很大的分歧。古北口七勇士听不到“集结号”，至死不退，让日军都为之折服。
进得关口，气还没喘匀呢，两个东北军大佬就吵开了。
大佬谓谁？
67军军长王以哲和112师师长张廷枢。
不是检讨此次撤退得失，也不是在研究下一步如何防守，两人是在争着谁先下场。
112师其实在辖制上归属第57军（何柱国军），不过在古北口这块，当然要服从王以哲的指挥。
但这只是理论上的。
真打仗的时候，张廷枢根本就不听王以哲的，别说他了，顶头上司何柱国怎么样，照样不听。
窝里斗
要问张廷枢为什么这么牛，查了背景才知道。
“辅帅”张作相的二公子，跟张学良是东北讲武堂的同期同学。
怎么样，服不服？
因为这个无人能及的裙带关系，112师在东北军中也是牛气冲天、炙手可热。无论是装备还是待遇，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待遇好就是硬道理，为此之故，大家挤破头都想进来。文凭学历也是水涨船高，军官里面，东北讲武堂、日本士官系，那是一抓一大把。据说有一团长还是东北讲武堂第1期的，资历能赶上少帅了，可人家就愿意窝在这里当个高薪的团长，也不愿意到别的部队去当低薪的师长旅长。
不过，有句流行语是怎么说的来着：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有了钱却也不是万能的。
人家税警总团有钱，也能打仗，而东北军112师则验证了后一个例子，那就是有钱了也不一定就能打仗。
抱着这么个宝贝疙瘩，少帅和“辅帅”平时根本就不舍得拿出来真刀实枪地开练，所以112师一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所谓养在深闺人不识是也。
干什么呢？在家学阅兵式，走正步。
结果，三军仪仗队那套花活倒是玩得漂亮了，实际作战经验却是一片空白。有好事者，便送了一个绰号：少爷师。
少爷者，口气很大，脾气很大，架子很大，但你要问他有没有什么真本事。对不起，无可奉告。因为大多数时候，实力和牛气并不都是互相匹配的。
按照王以哲的意思，张政枋师以一支弱旅能在关外坚持3天，已经不错了，再要顶在前面打，实在强人所难，而且说来说去，守古北口本来就是你张廷枢的活儿，别人是来替你受过的，现在你人也上来了，这个地方自然也应该交到你手上。
这话当然没有错，而且与张政枋师比起来，张廷枢的112师确实称得上是“兵强马壮”。虽然也是由旅升为的师，但它的3个团可不是张政枋的那3个团，兵员几乎为后者的一倍，而且武器弹药非常充足。
可是等上司传递完命令后，张廷枢对此的反应却是“非常气愤”。
难道我家底好就非得帮你们顶杠，凭什么？
你姓王的说得倒好听，弱旅顶了3天，似乎很了不起，那你倒是看看前面有多少鬼子，现在有多少鬼子。眼下关东军在城外都聚成堆了，让我1个师（实际上是1个旅）打他1个师团，有没有搞错！
张政枋师是你的老部队，那112师还是我的命根子呢。
他毫不客气地对王以哲说：如果你带着107师撤下去，那我也不会留在古北口做“炮灰”。
见此情景，王以哲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只能拿出他军长的身份，声称对方如再不服从命令，即以抗令论处。
如果换成是普通属下，纵然再不把领导当领导，看领导拿杀手锏出来了，一般也得乖乖服软，可这位张廷枢并非普通属下。
他鼻子里哼了一声：你让我听你的命令也可以，把少帅或者蒋委员长的手令放到我面前，我一个折扣不打就给你留下来。
什么？没有手令？那就别怪兄弟不给面子了，月亮走我也走。
摊上这么一个下级，这做领导的大概也只有跳楼撞墙的份儿了。
闹到后来，两个人剑拔弩张，连双方卫队都把枪拔了出来。
说实话，我对你们二位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成见，可日本人已经快逼到墙根底下了，你们还在这里扯这些没完没了的淡，也太有点那个了吧。
平时内部为争个地盘儿什么的，我相信你们眼珠子都得争通红，现在这是怎么了？
应该指出的是，当时现场还有两位重要观众，一时间也尴尬莫名，都不知道怎么上去解劝才好。
与王张相比，这二位都是后来叱咤风云的著名战将，其中之一就是第25师副师长兼第73旅旅长杜聿明(黄埔1期)。
另一位是该师师长关麟征(黄埔1期)。
杜聿明想来大家肯定是再熟悉不过，不用我多介绍了，但其实那时候论声名，他的上级要远远盖过他。
孙立人号称中国的隆美尔，与此相对应，美国人也送了一个绰号给关麟征：中国的巴顿。
几年前，有人搞了个噱头，说香港影星关之琳的爷爷是黄埔将领关麟征，所谓将门才女是也，为此还很喧闹了一阵。不过最近又有著文旁征博引，追根溯源，提出关大美女跟关老将军其实八竿子打不着，连实在亲戚都不是，更遑论爷爷孙女了。
真假且不论，如我者，心中也会油然生起一丝伤感。
一个声名卓著的抗日战将，如今却要靠过气影星才能勉强牵连起人们对他的记忆，其间，真不知要透露出多少人事的无常和无奈。
在当年的黄埔军校，关麟征是一个标准的好学生，成绩绝对是前几名，而且他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自律甚严，从不违反校纪校规。自古以来，这做老师的总是更喜欢相对听话一些的学生，因此之故，关麟征就被教官列为了模范生，平时受表扬最多的就是他。
但是世上的事物都是相辅相成的，有乖的，就必然有调皮捣蛋的。最典型不过的例子就是他的同班同学陈赓。
这位陈兄向来就以爱开玩笑著称，就是看见个阎王爷，也恨不得上去抓把胡子试试。
关麟征这么一本正经，反而弄得他心里痒痒的：不行，非得玩玩你不可。
班上出操，一排人面对面站着。关麟征身姿笔挺，不苟言笑，好一副“模范”的样子。这时候对面的陈赓开始做戏了，他朝关麟征挤眉弄眼，一个劲地做出各种滑稽的表情。
关麟征刚刚被教官着实夸了几句，正美得很，心理上也就失去了防范，他不知道陈赓这么做是什么意思，又不能问，只好呆呆地盯着看。
这让我想起一个游戏，估计大家也都玩过：一不许哭，二不许笑，三不许露出小白牙。
不知道各位忍耐力如何，反正我是支持不了多久的。哭虽然不会，“扑哧”一声笑出来却是难免的。
很不幸，关兄也没能支持得住，他也开口笑了（可能还露出了他的“小白牙”）。
但随后就哭了。
教官把他喊出来，抬手就给了俩耳光，把这倒霉的兄弟打得眼冒金星。
接下来，模范学生或者是有，但已不是你关麟征了，是这一位同学——陈赓。
陈同学一脸严肃，站姿看上去比谁都标准。
如果把这些场面都放到回忆的时光隧道之中，无论是打、是闹、是哭、是笑，仍然不失其温馨和亲切。
因为没过几年，所谓的黄埔同学就真的打了起来，他们成了各为其主的生死冤家。
别了，那些一去不复返的校园时光。
他们后来的经历也进一步验证了“钢刀是钢刀，同学是同学”这句“名言”：在鄂豫皖战场上，关麟征和陈赓这两位昔日同学拔刀相见，打得难分难解，直至抵死相拼。
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有的剧情它总要上演。
好在真正使关麟征扬名海内外的，还是抗日战场。
关麟征领衔的这个25师，一个月前还只是一个旅（第4师独立旅）。扩编后，人倒是多了，但武器却没有相应多出来，重武器方面，除了迫击炮外一无所有，什么山炮野炮更是没影的事。
此次出征，更是作孽。
就在领命出发的那一天，部队还面临着即将揭不开锅的局面，部队下个月的伙食费仍然没有着落。
你可以要求当兵的不怕死，可你总不能让人家饿着肚子去打仗吧。
中央政府也没有钱拨下来，只好厚着脸皮去找地方借，一共凑了10万元，这一颗心才算是暂时落了地。
想到前路茫茫，还不知道有多少困难，关麟征便让杜聿明一个人坐上快车，先到北平去熟悉一下前方的情况，以免部队到后两眼一抹黑。
有了轮子，那就大不一样了，杜聿明3月1日就赶到北平，去了以后马上要求面见少帅。
此时热河的局势已经相当危急，杜聿明认为少帅肯定会对他的到来十分重视，至少是很高兴吧，毕竟是援军嘛。
然而他想错了。
高兴不高兴不知道，反正少帅不想见他（“不会客”）。
杜聿明虽然是个军人，但脑子转得倒也挺快，马上就打电话到少帅住的顺承王府。这次他给自己头上套了个光环，说自己是奉老蒋之命来的。
一个小旅长你可以不见，钦差大臣总不能不见吧。
那边回了一声：明天给答复。
杜聿明急得在屋子里一个劲地转圈，可是又毫无办法。
什么叫大牌，这回他算是领教了。
天可怜见，第二天，他终于如愿以偿地见到了少帅。
既然是来参战的，杜聿明最关心的当然是热河开战以来双方的作战情况、我方的战略战术以及经验教训这些东西，这也是他执意要拜见少帅的主因。
可是聊了半天，却没能从少帅嘴里得到一星半点相关信息。
对方似乎只对25师究竟有多少人、有多少枪感兴趣。
杜聿明心里这个别扭。我有多少人枪都放在那里，既多不出来，也少不到哪儿去，现在要紧的是研究如何对日作战不是。
这样谈话毫无意义啊，干脆直接问吧。
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
问：热河的情况怎么样？
答：没收到电报（这个回答让我也顿觉无语，有这样指挥打仗的吗？）。
又说：不过日军并不多，不用担心（我都要晕过去了，还不担心？热河马上就要归别人了）。
问：25师马上就要赶来了，怎样使用？
答：休息，休息一下再说吧（敢情你们根本不需要援军是吧？）。
问：对日作战有哪些注意事项？
答：日机有些厉害……具体嘛，可以找王以哲研究研究（你自己也不清楚还是搞官僚主义？巨汗一个）。
杜聿明的问话步步紧要，没一句废话，这就是一懂行的。
少帅支支吾吾，没一个答到点子上，也不知道他是不懂呢，还是不愿意跟人说。
杜聿明后来几乎是被人轰出来的，因为少帅已经被他问得有些急了（“连喊副官倒茶”）。
出得门来，这位日后被称为“昆仑雄狮”的名将不得不仰天长叹一声。
小事（日常事务）聪明，大事（抗日战事）糊涂。可乎？
看来，有时候所谓名将也就对打仗那点事拥有发言权。
杜兄，如果有一天你也坐到那个位置，你就会明白，在你看来的小事，在别人看来可能是大事；在你看来的大事，在别人看来可能是小事。有什么“可”不“可”的？
换个角度思考问题，才会豁然开朗，而不至于耿耿于怀。
可是军人偏偏喜欢穷追到底，杜聿明尤其如此。
少帅这里摸不到什么，他就想到军分会去打听一下。
这个想法，我认为不错。
因为一般说来，要求领导对具体东西很熟也的确很难，而且越大的领导越可能是这样，毕竟人家管的是宏观嘛。
军分会的参谋们应该更有发言权。
去了以后，杜聿明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参谋处的负责人都不在，旁边的人说是有私事需料理（这倒符合东北军政长官们在大敌当前时的习惯）。
那些旁边的人，也就是留守办公室的小参谋们，则问什么都不知道。
你还不能责怪他们，这种情况下还能待在办公室，已经够意思了，起码比出去处理私事好吧。
杜聿明后来再一打听，原来所谓料理私事，就是准备逃命。
这就让人简直要对小参谋们由生敬意了。
比之于自己的领导，他们的表现真的算是很不错。
杜聿明这趟提前来北平，也不是全无收获，至少他让北平民众知道中央军马上要来了，人心因此安定了不少。
关麟征师是单衣薄衫、赤足草鞋进入北平的。日本人是有条件提供辎重，他们不重视，而我们即使重视了也没用，因为所谓的防寒装备，我们根本就没有。
此时的华北大地上仍然是冰天雪地，古北口一带更是一片苍茫。
人心都是肉长的，何况这是一群要去流血拼命的好汉，于是北平各界就发动人们搞捐助。谁家有件棉大衣、皮大衣什么的，就拿出来给他们。虽不能完全解决问题，总好过一点没有。
捐了衣服，还得捐工具。
长城周边的山地上，不都是很难挖动的岩石吗？
不可能让关麟征师的官兵们拿双手去挖吧。
大家又捐。
堂堂中央军，上阵打仗前还不得不接受老百姓的捐助，举世恐怕也是少有。
接下来还没轮上打仗，就是走路，而且走得又累又不痛快。
由通州前进至密云。看看我那张《长城抗战之一》图，好象一个指头的距离，可那不是示意图吗，两地其实还相距很远，足足140里路哩，这么多路，少说点，2天总要走吧。走在路上，就听到消息，说是承德已经丢了，心里这个郁闷。
到了密云，觉还没睡踏实，半夜三更又接到命令：古北口外围阵地打起来了，得赶紧去增援。
二话不说，爬起来就跑。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3月9日上午8点，终于到达石匣镇。
此时，长山峪黄土梁的王志军团已经快顶不住了。
这时候就没法再往古北口开了，原因无它：日机上班了，得错开该时间段。
经过商量，部队暂时交由75旅旅长张耀明（黄埔1期）指挥，关麟征和杜聿明先乘汽车到古北口与王以哲联络。
这一路上，两人都皱起了眉头。
此时东北军正在大批向南撤退，大白天的，也不管日机是否会来轰炸，反正乱糟糟的都是人，步兵、骑兵、炮兵、行李辎重队，没有次序，没有队列，大家都挤在一条路上，把路都给堵死了（“道路为之阻塞”）。
这哪里是军队，难民团大概都要比他们好看一点。
给这股人潮一弄，汽车自然也开不快（“车行如牛”），一直到深夜12点才到达古北口。
古北口街上也是一片混乱，到处是张皇失措的人马。一打听，全是张政枋师的部队，他们接到王以哲下达的撤退令，已经退进古北口，正不知道该从哪条街道往南撤呢。
眼前的情景，让人看了，除了沉重，就是失望，别提多难受了。
接着他们就走进了王以哲的指挥部，于是“有幸”看到了更让他们难受的一幕。
劝吧，不然今天晚上扯皮的这二位就没法收工了。
关麟征对张廷枢说：你想走是不是，好，那你就等关东军打到北平来吧。也就几天后的事，大家一起等着上军事法庭！
张廷枢不怕王以哲（其实他也未必就真的怕少帅或者老蒋），但一想到可能会因此“上军事法庭”，那还是有点怕的。
怎么办呢？
这位仁兄朝面前的两位“不速之客”看了两眼，忽然冒出一句：对啊，王军长要走，我也守不住，你们中央军够强，你们来守嘛！
王以哲此时正有骑虎难下之感，张少爷他压不住，自己其实也急于脱身，以便交防撤退，这个“建议”正好帮他解了围。因此，他也借驴下坡，说可以由关麟征来接防张廷枢，代替后者防守古北口。
劝劝架竟然把自个儿给搭进去了，关麟征马上来了火：中央军不是不能上来防守，但我上来了，不等于你们就得下去。人多力量大不是。
见关麟征动了怒，王以哲又犹豫了。
他同样不敢得罪中央军的这些人，生怕他们一生气，也撂挑子走路，那就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没办法，当着“外人”的面，他只好又捡起长官的威势，转过头来压张廷枢：25师刚刚到前线，状态也没调整好，古北口还是由你先来防守比较好。如果你还叫唤着要撤，提头来见！
后一句话听起来挺有气魄，颇有“杀无赦，斩立决”的果敢。
可惜色厉内荏。张廷枢一句话就把他顶到老远：张政枋师要撤下去，可以，让我守古北口，也没问题，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
你王军长得留在北古口前线主持大局。
王以哲顿时哑口无言，做声不得。
一旁的关麟征看这不是办法，于是提出可以按照这一模式来布阵：张廷枢师在古北口第一线，25师在南关第二线。
南关是紧靠古北口的一个小市镇，地形低于古北口长城，历史上就是古北口守军后方所在地。
反正两师靠得很近，就算张廷枢师阵地被突破，25师一个反攻就能把阵地给重新夺回来。
同时，他要求在张政枋师撤离的情况下，作为主帅的王以哲不能走，必须坐镇古北口指挥。
这实际上是一个折中的意见。在我看来，也合情合理。
张政枋师打成这个样子了，撤下去歇歇也说得过去，而张廷枢师你一枪未放，总不好意思到后面去躺着吧，何况还有中央军的主力师背贴背陪着你，怎么着也应该有胆撑两下的。
至于王军长，不期待你发挥什么惊人的指挥艺术了。留在古北口，对张廷枢是一个交代，对东北军官兵，也算是给他们吃了一颗定心丸。
我想吵架的这两位应该能答应了。
很遗憾，我们大家都错了。
张廷枢和王以哲仍然不同意。
张廷枢对两线据守方案倒也不敢明着推托，但要求关麟征师守一线，他守南关二线。
一线多危险啊，万一日本人的子弹打过来，正好穿心过怎么办？
王以哲则就想甩包袱，最好指挥权什么的都一股脑儿地交掉，哪里肯再留在古北口。
这下好，原来是两个人吵，现在是三个人在吵了。
吵架就跟打拳击擂台赛一样，也有累的时候。中场休息，三方边休息边商量。
吵了这么长时间，杜聿明一直都没有发话。
他没想法？
当然有想法。他的想法是：索性依了他们，我们25师顶到古北口一线去算了。
理由很简单，既然东北军都没心思也没斗志继续守下去了，强扭的瓜不甜，他们就算留下来也未必肯真卖力气。
不如这时候我们直接上去，在古北口以西留一段地方给他们象征性地守一下，他们不用守正面，也就愿意多留两天，然后爱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无碍大局，用不着去多管。到那时候，他们面子也有了，彼此不用撕破脸皮，下回见面也好看一些。
这理由说简单，其实并不简单，因为关麟征理解不了。
关猛就是一耿直脾气，巴顿将军类型的，考虑问题都是从纯军事角度出发，属于直线型，不会绕弯。
就防守古北口而言，两支部队肯定是要比一支部队好，分两线有纵深，一线被突破还有二线，如果像杜聿明所说的，一线中的任何一点被突破，就等于全线被突破了，傻啊。
杜聿明不傻。他是从综合角度考虑的，说俗一点，就是脑子里绕了很多个弯在想问题。
这时候第17军军部还在安徽蚌埠，包括关麟征师在内的古北口各军都要归属北平军分会，也就是张学良指挥，而这时候少帅并未正式下野，总指挥职权当然也没被免掉，你让王以哲为难，让张廷枢没面子，不就等于让少帅和东北军下不了台吗？
同在一个屋檐下，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何苦呢。
王以哲和张廷枢要是能帮上大忙也就罢了，可又帮不上什么大忙，这种情况下就更没必要拖住他们不放了。
说到底，杜聿明和关麟征是两种类型的人，他们的思维模式和性格特点完全不一样。
你可以说杜聿明不是一个纯粹的军人，可是一个太纯粹的军人，似乎在哪里都有点吃不开，无论是中国的关麟征还是美国的老巴顿。
为什么日后我们怎么看，杜聿明都要混得比他的老上司关麟征强，并不是说前者比后者更会打仗，其实功夫在诗外啊。
关麟征既然不同意妥协，这场争执就还得继续下去。
你不让，我不让，吵到天亮也不会吵出什么结果来。
杜聿明只好当起了居中人的角色，劝似乎是没用了，那就骗。
他对张廷枢说，你以为守古北口一线阵地很吃亏吗？否！
首先你得吃准一点，想立马走人肯定是行不通了，那就得留下来。既然留下来，就要选一个好阵地。哪个阵地最好呢？
当然是第一线了。这里的位置多高啊，南关比都不能比，打起仗来感觉不要太好哦，而且你不要以为会让你在这里守十天半个月的，其实也就几天，等25师的所有辎重装备都上来，一准把你换下来。
如果不这样干呢？
后果很严重。
你现在就急于换到二线去，那城外的日军也要让啊。他们会趁势爬上来，追着你的屁股打，到时候别说退到二线了，就算想跑回北平去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张政枋师一路上是怎么撤回来的，你不是不知道吧？
杜聿明骗人有一套，吓人也不外行。
张廷枢的脸色变了。
见似乎有门了，杜聿明赶紧又跟上一句：这样吧，25师除了在第二线，再加一条——协助你防右翼。
关麟征也知道这样僵持着对大家都不利，便对杜聿明的这个“擅自让价”点了头。
这样一来，张廷枢就没什么退路了，无奈之下，答应在一线顶两天试试。
一个先搞定。
几个人的目光都齐刷刷地聚焦到了王以哲身上。
王以哲也吃不住劲了，同意亲自坐镇古北口。
3月10日早上4点，这场让人哭笑不得、匪夷所思的闹剧总算结束了。
此时的古北口城下，一个日军也没有。
失陷将军楼
两个小时后，一路尾追不放的关东军相原大队赶到了一个叫二里塞的地方。此地离古北口城门尚有6里路远。
大队长相原少佐下了车，从这里，他能够清晰地看到古北口所在的蟠龙山。
长城就在眼前。它的上面有一座烽火台，名叫将军楼。
相原面对的其实就是一片古战场。
千百年以来，刀光剑影，铁马金戈，一个异族被打退了，另一个蛮邦又接踵而至。
所以，烽火不熄，警钟长鸣。
卫护的，是一个古老民族的尊严、安全和生存的权利。
相原命令部队下车，迅速占领附近高地。
汽车则开回去继续接送后续部队。
7点，日军在高地建立起了炮兵阵地，开始向城内的守军进行试探性炮击。
7点半，从十八盘迂回而至的三宅骑兵联队到达二里塞。
9点，川原旅团主力基本到达二里塞。
3个小时之内，部队集结、阵地构筑、进攻准备一气呵成，如同流水线作业一般精确，没有一点拖泥带水。
这说明什么？
高度职业化的军队素养。
与他们相比，我们的差距恐怕不只在武器上。
不过，川原旅团的实际情形也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美妙。
由于推进速度过快，再加上无线电通信出现故障，他们此时已与师团本部失去了联系，而且弹药也有些紧张。
川原此时可以选择留下来等待，但他显然并不愿意这样做。
除了“建功立业”的野心驱使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使他不愿意停下来。
3月10日这一天，在日本是一个很重要的节庆——日本陆军建军节。
他要用攻克长城这一“胜举”，来为自己的军队庆贺。
如果说这时候中国守军的第一反应都是怎样夺路而逃，让自己的伙伴或者战友去顶杠的话，那么他们的对手第一个想到的却是从不同位置、不同角度，不遗余力地发起攻击。
日本人的集体意志和凝聚力在这一刻发挥到了极致。
相原不需要等待任何命令，就知道占领高地，掩护主力跟进。
三宅不需要打任何招呼，就会毫不犹豫地听从指挥，让包抄就包抄，让进攻就进攻，哪怕是跳下马来当步兵用也没有半句怨言。
同样，关东军飞行队在与地面部队毫无联络的情况下，也照样主动配合，每小时1次，每次5架，对地面中国守军进行轮番轰炸。
一线的东北军是一路被飞机炸着过来的，还稍为好些，二线的25师此前一直在南方作战，飞机都没怎么见到过，更别说有什么防空经验了，自然更惨。
连日本兵究竟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官兵就已经倒下去了一大片，这让关麟征和杜聿明真正见识到了日军立体化作战的威力。
告诉你们，这只是小儿科，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
一线的张廷枢心一直悬着，但既然当众表了态，不硬着头皮坚持一下，面子上也真说不过去。
杜聿明说得没错。古北口易守难攻，对于防守而言，地形确实是很有利的。
别的不说，就东西这两座山，左卧虎，右蟠龙，居高临下，谅关东军一时半会儿也突不进来。
现在张廷枢面临的一个重要考题，是川原会把进攻重点放在左中右哪个方向，或者换句话说，哪个方向才是他需要格外留神防御的。
这个题目，自古打仗之人无一能够回避，因为它决定着即将开始的战局走向。在一线指挥的张廷枢也概莫能外（王以哲待在古北口也就是摆设）。
有一类天才，他们仅凭嗅觉就能知道正确答案。
接下来的是人才，他们依靠经验和才能也可以做出理智判断。
张少爷两类都不是，他是跟着感觉走，想到哪里，把棋子摆到哪里。
右翼，这里他不想费心。
因为按照“三方协议”，关麟征师145团（戴安澜团）负责防守这里的龙峪沟阵地。
他需要考虑一下的是左翼和古北口正面。
前者他安排了635团（白玉麟团）驻守。
白玉麟就是那个毕业于东北讲武堂第1期，但哪儿也不想去，就愿在这儿混的团长。仅此一点，也可以看出张公子对这个团多多少少是很看重的，这也是他唯一舍得下点本钱的地方。
至于古北口正面，不知他作何考虑，或者根本就没想到日军会来此光顾，应景似的安排了一个634团（贺奎团）一部据守这里的蟠龙山制高点和将军楼。
一切搞定，这样守两天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不管有没有问题，安全第一，我还是不能离第一线太近。
别说第一线了，张廷枢甚至连第二线也不愿意多待，他带着师部和其他直属部队跑到相对更安全的石匣去了，而不久之前，关麟征师刚刚从这里开赴南关。
下午2点半，川原一声令下，日军展开全线进攻。
他也把部队分成了左中右三路。
不过右翼显然并非其攻击重点，因为在那里川原只派了一个三宅骑兵联队。
骑兵联队跑起来倒是快，抄个后路也合适，但如果让他们下马进攻敌方阵地，那还不如一个步兵大队更有力道呢。
当然了，川原也没光派骑兵，步兵他也派了。
多少？
两个步兵小队。
右翼不是重点，难道左翼是重点？
也不是。
川原仅仅派了第32联队（田中联队）第2大队上阵。
到这里，我想傻瓜都知道川原打的是什么主意了。
古北口关门正面，这才是真正的攻击重心，川原旅团三分之二的兵力都集中于此处！
我可以站在很公平公正的立场上说一句，在进攻方面，日本人的能力的确是数一数二的。
没办法，人家在国内天天练的就是这个。
面对长城要塞，川原并没有采用通常的正面强攻手段，而是雇用了一个当地人，从一条隐蔽小道绕过长城，从背后向蟠龙山制高点发起了攻击。
这个“当地人”自然要归属到汉奸一列，不过我想知道而不知道的是，“当地人”如此热衷于当汉奸，帮着日军来打东北军，是否也跟汤二虎在热河当政时搞得民怨沸腾有关。
面对日军大半个旅团的全力攻击，贺奎团就算整团开上来也不一定顶得住，何况只是“一部”。
毫不意外，守军马上就呈崩溃之势。
仅用半个小时，第17联队（长濑联队）就攻占了蟠龙山制高点。
本来这并不是完全不可以挽救的。
其时，只要张廷枢主动跟关麟征联系一下，让自己的主力和南关的25师合力发起反攻，同时右翼的戴安澜团注意向中间靠拢，还是有希望扳回局面的。
遗憾的是，张廷枢并不在一线指挥，对前线情况知之了了，而东北军似乎也没有跟友军密切配合共同御敌的打算。
大家各打各的，互不相干。
在当天的右翼龙峪沟战场，与戴安澜团对阵的是三宅骑兵联队，面对戴安澜团这样的强力步兵团，日军要把骑兵当步兵用，自然难以见到效果，所以阵地一直纹丝不动。
但由于不知道其他两个方面，尤其是古北口正面发生的情况，在遭到日军攻击后，关麟征和杜聿明很自然地产生了错误判断，认为日军攻击重点在右翼。
这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因为从长山峪过来的大道呈“Z”字形，先经这里，再至关口，而根据日军一贯使用的战术来看，他们最喜欢也最擅长运用包抄迂回。
从右翼突破后形成包抄，可以看成是这一战术的实际运用。
关麟征和杜聿明都不是第一天打仗，于战场的任何风吹草动，都有属于职业军人才具有的那种灵敏和本能的嗅觉。另外，中日双方也并非首次交手，特别是经过此前的“一.二八”淞沪会战，中国军人对日军的战略战术已有所了解。
然而，在对情报不能有效掌握的前提下，你所做的一切判断仍然可能是在打哑谜。
别的谜语猜错不要紧，这个猜不对却是致命的。
这让我想起了一句成语：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据此，关麟征不仅没有让戴安澜团向中间靠拢，反而命令该部主力向右翼集中，并将阵地继续向东延伸至龙峪沟以东500米，从而使其与东北军的结合部更加薄弱。
除杜聿明旅坚守南关二线外，关麟征又急调作为师预备队的149团（王润波团）集结于古北口东关，进行策应，并从中抽出1个营，警戒司马台长城一线，以防日军从这里抄袭后背。
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右翼。
中间没有人补位，亦无人增援，空档越来越大，直至不可收拾。
从古北口正面退却的东北军，既未向右翼和南关二线的25师通报这一紧急情况，亦未要求友军“向我靠拢”或予以增援。
退就退了，丢就丢了，有什么了不起。
到下午5点半，日军已完全占领了古北口正面制高点，并将战线推进至长城以南。
晚上，日军把大炮运上了制高点，在其两侧都布置了炮兵阵地。
一招定胜负。至此，战场的主动权已被日军牢牢握在手中。虽然此时日军在两翼都未能取得大的突破，但这已经不重要了，而后战场的基调将朝着日军希望的方向走。
这一天是日军的节日，川原的节日，不是我们的。
3月11日拂晓，川原一声令下，日军总攻开始。
在步兵冲击前，重炮再次扮演了东北军克星的角色。
左翼白玉麟团在高强度炮击下乱成一团，团长白玉麟当场战死，部分阵地被日军第32联队第2大队趁机攻取。
正面，贺奎团更是完全无法抵挡日军的进攻。
上午10点，将军楼亦告失陷。
将军楼的失陷，使右翼的戴安澜团立刻陷入困境。日军可以依托附近的高地，居高临下，完全切断他们与二线主力的联系。
不过关键时候，日军方面也掉了一下链子。
川原旅团走得太急，本来就没带多少弹药在身上。昨天下午，今天早上，可着劲这么一使，已经所剩不多了。
前面进攻一缓，被日军打得苦不堪言的东北军总算捞到了喘口气的机会。如果此时张廷枢能及时调整部署，把除白玉麟团的两个团也整师压上，或者干脆点，就跟关麟征讲清楚：我顶不住了，你快过来帮忙。
这样的话，仍有反败为胜，甚至夺回关口的机会。
但张廷枢未对此作出任何反应，他只是心痛白玉麟团的损失，然后让副团长代替了团长的职务。
关麟征和杜聿明当然还是被蒙在鼓里，一门心思只关注着日军是否会从右翼包抄过来。
机会稍纵即逝。
下午2点。
弘前师团师团长西义赶到前线。
从川原手上接过战场指挥权后，西义根据战场变化，着手调整进攻部署，命令把有限的武器弹药和人员集中起来，一路压向南关二线，一路对右翼龙峪沟阵地发动包围攻击。
援救戴安澜
直到日军前锋进逼南关，关麟征和杜聿明才如梦初醒，发觉大事不好。
此时，二线部队与一线龙峪沟阵地的联系已被阻断，别说走过去了，连电话线都被炸断了。
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预示着戴安澜团可能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惨遭覆灭的命运。
一个军事主官的决心和意志究竟如何，只有在这时候才能最充分地表现出来。
关麟征霍然跃起。
夺回将军楼，援救戴安澜，主将亲征！
自古战场上无必胜之兵，却定有必胜之将，赫赫关猛，名不虚传。
在把防守南关的任务交给杜聿明后，关麟征带着一个特务连，指挥作为预备队的王润波团，从古北口东关杀出，向将军楼发起凌厉攻势。
指挥作战的西义显然也注意到了这股突然杀出的劲敌，立即指挥部队向此集结。
将军楼已被日军牢牢地握在手中，虎口拔牙，难度很大，但关麟征很快发现，只要占领毗邻的一块叫北山的高地，即可直抵将军楼，同时打通和戴安澜师的联系。
看起来，日军似乎还未完全控制住北山。那还等什么，快上。
不料对手的反应更快，事实上已经有部分日军提前占领了北山。
进攻部队刚刚爬到山腰那块，再也上不去了。
这里日军虽然不多，但火力集中，十几挺机关枪一架，就把你硬生生地挡那儿了。
由于伤亡太大，王润波团一度被赶下山腰，在山脚下动弹不得。
时间早已不在关麟征这一边，他知道久攻不下的后果。
这块高地，必须以性命相争。
得之，戴安澜团得生；失之，后者可能再也无法南归，也就没有日后那个名震异域的海鸥将军了。
于是，惊人的一幕出现了。
关麟征挥舞着手枪，一马当先，亲自向山上冲去。
卫士们紧随其后。
领导都这么玩命，下面的一干官兵更不能干坐着看风景了，大家一齐嗷嗷叫着蜂拥而上。
黄埔精神在这一刻爆发出了它无可替代的力量：什么叫身先士卒，这就是。
山腰，冲过了。
山头，越来越近。
有3个日本兵发现了关麟征，断定这是支那军的高官。
不管站在哪个位置，无论是穿着还是气质，都与周边官兵有所不同。
他们立即准备朝这个方向投掷手雷。
不过晚了一步，关麟征身边的一名卫士也看到了这3个敌人，一愣神之际，不假思索地摸出一颗手榴弹，率先投了过去。
手榴弹互掷，向来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
怎么回事？投出去的手榴弹没有爆炸！
本来已经惊慌大叫的3个鬼子回过神来，一扬手，把自己的手雷甩了过来。
大家都靠得这么近，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关麟征旁边的几名官兵当场被炸死。千钧一发之际，一名卫士扑上去，用身体掩护了长官。
但关麟征仍然受伤不轻，身上共被炸伤四处，浑身是血。
事后才知道，情急之下，那名卫士竟没有把手榴弹引线拉掉就投了出去，当然不会爆炸。
关麟征一直以此为憾事，以后他训练25师官兵，别的先别说，投手榴弹这一关无论如何不敢马虎。
那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教训啊。
师长倒了下去，作为先锋官的王润波（黄埔第3期）急了，赶紧组织人员上前抢救包扎。
躺在地上的关麟征对王润波说出了一句我们非常熟悉的话：别管我，快占领山头要紧！
王润波当即也和师长一样，带头冲在了最前面。
3名鬼子被干掉了，山头的大部分日军在王润波团玩命的冲锋中也死伤殆尽。
北山的主人终于换成了中国军队。
这块高地的得失果然相当关键。虽然最终仍无法攻克将军楼，但有了北山这一地利优势，随后赶来增援的几千名日军都被阻于山下，无法再前进一步。
最重要的是，它挽救了戴安澜团，使其摆脱了被包围聚歼的厄运。
为此，关麟征师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除关麟征本人负重伤外，团长王润波也在冲锋过程中以身殉职。
王润波的名字现在听来有些陌生，但当年却很知名。
他进黄埔的推荐人是刘伯承，毕业后因成绩优异，曾连任三期黄埔教官。在他的诸多学生中，日后涌现出了一颗无比耀眼的将星，这就是黄埔第4期的林彪。
直到几年后的“一？二九”运动，还有很多学生记得王润波的名字，把他作为当仁不让的抗战英雄来颂扬。
战前，王团长曾给老母修书一封，信中谓：“儿率部北上，誓与古北口共存亡”。不料一语成谶，直叫人扼腕痛惜。
关于他阵亡的经过，有多种说法。
有一种说他丧生于日军武士刀下。我认为并不可信。
倒不是觉得这有损于英雄形象。本来嘛，肉搏厮杀，你砍了我，我宰了你，都属正常，不然就不叫肉搏了，这跟中子弹其实是一码事。
我主要是觉得此说与史实有一定出入。
日本明治维新后，其军备军制基本照搬照套西方的那一套。明朝时在倭寇中盛行的倭刀（即所谓的武士刀）这时候已被扔到了一边，军队中流行的佩刀是法国式的“P”型指挥刀，样子很拉风，但实际作战时全不济事，而且一般士兵并无资格佩备。
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战后没有能找到王润波的完整尸骨。这么大的一个团级军官，即便真的被日军砍死，遗体总还是有的。
根据推测，王润波很有可能牺牲于日军的手雷。
我们常在电影中看到中国军队喜欢集中使用手榴弹，无论是中央军地方军，还是新四军老八路，莫不如此。
不是因为我们的手榴弹太好，而是因为太糟。如果单个甩出去的话，通常炸开来也只能分成两三瓣，杀伤力极其有限，所以一定要抱团才有威力。
与之相比，日军的手雷就要厉害得多，两颗以上便足以令人粉身碎骨。
当然也有一种说法，认为冲在最前面的王润波是被日军掷弹筒发出的炮弹打中的。
不管怎样，战场最高指挥官非死即伤，足见当时战斗之惨烈。
关麟征伤情严重，不得不送至北平疗伤，师长一职交由杜聿明代理。
此时我不知道，出师未捷身先伤的“巴顿”会不会为他的固执而后悔，如果早点听杜聿明的话，提前接防古北口一线阵地，战局应不致如此被动。
大溃退
本来想借张廷枢一把力，不料力没借到，结果不仅丢了古北口，一个主力团也差点陷进去拔不出来。
事情不止于此，接下来，这位张少爷还有更绝的放在后面。
就在这天晚上，张廷枢一个招呼没打，带着他的部队撤往北平！
在决定撤离之前，当然是犹豫过的。
他向北平军分会拍发了一封电报，报告了前线惨烈的战况。
北平军分会随后复电，表扬他“奋勇作战，迭挫敌锋”。
但对张廷枢来说，这封电报做的只是表面文章，重要的是下面这则电文。
老爸张作相电，中有“相机行事”数语。
这是什么意思？
别问我，我不知道，各人去猜吧。
张廷枢正是看了这则电文后，下定决心：撤！
晚上，悄悄地进行。
他还知道不搞一窝蜂，大家一个个来。先是贺奎团，再是白玉麟团，最后是根本就没怎么打仗的636团（李德明团）。
跟他一起撤下去的，还有早就被遗忘在角落里的“总指挥”：东北军67军军长王以哲。
张廷枢以为他做得神不知鬼不觉，不料还是被杜聿明察觉到了。
前面有了教训，再不多留个心眼就如同等死了。
张廷枢这一撤，令杜聿明禁不住倒吸几口凉气。
此时，关麟征师的两个主力团仍在一线与日军处于胶着状态，并非想撤就能撤，一时也无法把防线收缩回来。
右翼不能缩，就想办法再把空空如也的左翼再撑起来，否则房梁非得塌掉不可。
杜聿明扳着指头数了一下，现在唯一建制还算完整的就只有150团（张汉初团），只有派他们去填补真空了。
最后的一个团是146团（梁恺团），该团随杜聿明防守正面。
虽然看上去似乎暂时还能应付，但杜聿明自己比谁都清楚，这是一个漏洞和危险性一样大的布局。
第二天日军如果不增兵，或可暂时维持平衡，一旦增兵，必将危矣。
突破阵地，迂回包抄，哪一样都足以制守军于死地，因为现在他手上再无多余兵力可派，既堵不住漏，也解不了围。
的确非常痛苦。可如果你不想同东北军张廷枢师一样不顾一切地逃命，还有比以上更好一点的办法吗？
唯今之计，只能存如下侥幸之念：正好日军已无兵可援，又正好我部援军适时上来。
杜聿明也知道，这个念头实现的可能性不会超过百分之五十，所以他又硬是挤出了两个连的预备队，加上师部特务连，放在古北口以南到南天门一带的高地上，并在此设立预备阵地。
不为别的，就为了如果全军溃败，这3个宝贝连能起到掩护作用。
其实，发现张廷枢撤退的，不止一个杜聿明，还有他们的对手。
在得到张廷枢师撤退的情报后，深谙战阵的日军高层指挥官均意识到古北口一战已胜券在握。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当天即离开锦州回到长春。
这是一个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举动。
东北军突然撤走，中央军独木难支，取胜只是早晚的事了，还需要他天天守在指挥部等战报吗？
西义、川原，你们自己去搞定吧。
与当年“一.二八”会战时，植田、白川几乎一刻不停地紧盯着军事地图，大气都不敢喘上一口的场面，已有天壤之别。
3月12日。
对于长城抗战的指挥系统来说，这是个具有转折意义的日子。因为就在这一天，少帅张学良黯然下野，何应钦走马上任。
在得知前线情况险恶之后，黄杰师的先头部队已朝古北口急进。
还有一天，只要一天，他们即能赶到古北口，到那时，也许情况就会大不相同。
然而这次幸运之神没有选择和杜聿明站一边儿。
中国援军未至，西义却如愿等到了包括野炮兵第8联队（广野炮兵联队）在内的援兵。随着后援辎重的到来，部队紧缺的武器弹药得以全面补充。
对川原旅团来说，久旱之后没有比这个更好的甘露了。
他们得到了最需要的东西——800发炮弹，一度因缺乏弹药而只能干瞪眼的日军炮兵阵地，遂得以重新开动杀人机器。
倒霉的事总是聚着堆来的。
同一时间，日军轰炸机群也开始对地面的中国守军进行狂轰滥炸。
前两天，它们不是一个小时一批次地搞过一下吗？那算小来来、挠痒痒的那种，这回要动真格的了。
出动的是关东军飞行队第12大队（轰炸机大队），由它们在空中配合步兵发动总攻击。
如事先所预料的那样，重磅援兵加以立体化的进攻阵形，在短时间内就击穿了杜聿明部署的一线防区。
由于工事阵地几乎全被日军炮火炸毁，正面的梁恺团、连接右翼的王润波团防线均遭强行突破。
日军直逼二线南关城墙之下。
守军既要防上面（飞机轰炸），又要防前面（野炮远射），还要防下面（步兵攻城），难度可想而知。
但每个人都知道南关失守，对留在左右翼的兄弟团意味着什么。
拼却一死，以尽天职。
战斗进入白热化。
日军为加强进攻，组织了数支敢死队进行冲锋，然而多被打残，其中有些年头的常建制“骷髅敢死队”更是被打得所剩无几。
进攻部队三度欲图进城，但三度都被击退，场面激烈程度甚至超过了前两天的总和，乃至西义在战后的报告中，也慨叹此战确为整个长城战役“激战中的激战”。
然而，再强的精神和意志，也无法完全抵消实力上的巨大差距。
终究有支持不住的时候。
早上11点半，在经历两个小时的进攻后，南关北侧制高点终于落入敌手。
更险的事发生了。在进入南关后，日军大炮竟然直接对着杜聿明所在的指挥部就开了火。
他们怎么知道我们的指挥部在哪里？
也许就像里那样，屋里伸出来一根天线，或者是参谋们进进出出，正好被他们发现了。
炮弹打得还真准，无线电台、电话总机和通信设备一个不留，全被炸得稀巴烂。
但是总指挥杜聿明却安然无恙。
只能说老天也惜才，它执意要给我们这个多难之邦留下一个能战之将。
可是屋里的坛坛罐罐都被打烂后，与前后方的联络已经完全中断，自然也没法再进行指挥了。
指挥中枢再不能起到调度全局的作用，如此一来，大家也就只有各安天命，自求多福吧。
前方指挥部被炸翻，杜聿明不得不带领警卫退至关帝庙师部所在地。
日军似乎在他身上安了追踪器，马上也跟了过来。
追兵离师部仅有100米的距离。
杜聿明急忙组织火力进行阻击。
据说当时他身边实际只有几个带短枪的参谋、警卫和传令兵，所谓还击也只是虚张声势，如果日军硬往里面冲，是绝对挡不住的。
但巧的是日军此时却又谨慎起来，他们为避免伤亡，不再强行靠近，而是用重机枪把师部大门的正面封死。
如果没有什么意外情况发生，就是日军不进来，杜聿明怕是也出不去了。
我说过，在这兵败如山倒的最后时刻，上苍肯定发现小杜是个材料，以后将派大用场，所以处处留情，不仅没让子弹在他身上找眼，还在指挥部都被轰掉的情况下，愣让其君毫发无损。
这享受的就是英雄大片中绝对主角的待遇和地位啊。
有如此导演，“意外”当然无处不在。
接下来的“意外”更加离奇和及时。
日军炮弹“准确”地落在墙角边上，把墙壁炸了个洞，非常“体贴”地给屋里的人打开了一条生之通道。
“准”要“准”在点子上，一直以来，剧本可不都是这么规定的。
杜聿明和75旅旅长张耀明（连他也沾了小杜的光）一起从洞口钻了出去（或许也可能是爬），撤往古北口以南的预备阵地。
别人就没他这么幸运了。
下午2点，日军完全占领南关，并推进到南关以南高地，将预备阵地和一线、二线守军阵地拦腰斩断。
大厦将倾之下，军心大动，随之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大崩盘。
继杜聿明失去对全局的掌控后，各基层长官也先后丧失了对各自部队的有效掌握。
不需要发出命令，大家都知道要往后跑了。
其实就是溃退。
从日军一时还来不及堵住的左右两翼空隙向后溃退。
日军在中间的高地上架起机枪和大炮，疯狂地朝两翼扫射轰击。
后撤部队尸横遍野，从而在两边形成了一个恐怖的“死亡走廊”。
此时，站在预备阵地指挥所里的杜聿明已束手无策。
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战局一步步继续恶化，部属在越过“死亡走廊”时成片倒下。
在这次大溃退中，官兵死伤人数占整个古北口战役的三分之二，以团长身份代73旅旅长的梁恺也受了重伤。
我不能设想杜聿明这时的心情，毕竟这种设想同样很残酷。
但我要告诉你，这世上本就没有什么天生的常胜将军，某种意义上，胜利之路就是用过往的失败铺垫而成的。
要成为一位真正的名将，残酷和失败都是必须要经过的一道道关卡。
闯过去，熬过来，只有这样，未来，你才能赢！
兄弟，挺住！
在几乎慌不择路的溃退过程中，仍然不乏勇毅到底的铁血战士。
很多人都知道老八路有一个著名的“狼牙山五壮士”，但可能未必知晓，在这之前，燕赵大地上就出现过相似的悲壮一幕。
稍微不同的是，壮士不是五个，而是七个。
他们属于戴安澜团的一个班，处于与日军对抗的最前沿。当时前后左右，大家都撤了，但是他们没有撤。
原因很简单：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
这是七个死心眼的人，却也是七个真正的军人。
既然听不到集结号，就必须继续坚守下去。
他们在一个叫做帽儿山的高地上架起一挺机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硬是挡住了百余日军的进攻。
日军的目标是追击溃退的大部队，当然不想在这里“纠缠”过久，问题是不管他们怎么卖力，就是攻不过去。
人在舍生忘死的情况下，所能发挥出来的潜力是无限的。
日本人据此判断，帽儿山上起码应有一个战斗力极其强悍的连队在把守，在步兵无法顺利攻克的情况下，只好劝降说好话：哥们儿，让个道吧，给你们活路。
“七壮士”用手中的枪做了回答。
最终，日军调用了5架飞机和10门重炮，进行轮番轰炸，这才解决了“挡道”问题。
他们冲上山顶，翻来覆去地搜寻，找到的却只有7具尸体。
巨大的震惊。
日本人一向看不起弱者，但他们对真正的强者还是由衷折服的。战后，他们将这七名士兵的遗体埋葬一处，还立碑修墓以为纪念，碑云：支那七勇士之墓。
在古北口战役中，戴安澜团承受压力应属最重之列，然其损失却并非最巨，应该说，与七勇士在关键时候顽强阻敌，拖住了一部分追敌不无关系。
唯有强团才出强兵，能培养出如此彪悍勇猛之士，戴安澜（黄埔第3期）日后能叱咤滇缅战场应不会让人感到突兀。
此时杜聿明面临着自己从军生涯以来从未有过的绝境。
部队已完全掌控不住，大多数溃退官兵成惊弓之鸟，有的甚至经过南天门时也不敢停留，一头就往后面的石匣跑去。
在预备阵地上，杜聿明手上只有师部特务连和两个连的预备队，拿这一个营的兵力来阻击旅团建制的关东军，无异于以卵击石。更何况，古北口一败，官兵已经胆寒，如何能战。
南天门，甚至石匣失守，都还是小事，背后的北平危在旦夕才是真正的大事。
明知无济于事，但杜聿明接下来要做的，也就只有硬碰硬了。
能挡得一时是一时吧。
不要担心，我们还是那句老话，当命运垂青你的时候，怎么着都是好。
西义在占领南关后竟然就鸣金收兵了。
眼看中央军被彻底打败，作为热河边境（也是日本臆想中的“满洲国”边境）的古北口长城也得到了完全巩固，对武藤有了交代，自然可以放心回家睡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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