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一位高级工程师出身的副部长并不罕见，如果又是一名作家就绝无仅有了，如果还是一名人文学者，恐怕就只有解思忠一人了。

        1976年唐山地震后，解思忠曾到现场对建筑物受灾情况做过考察，感触很深，便在紧张的施工之余，独立进行了关于工程抗震的科学研究；所撰写的科技论文《关于提高砖砌体抗震性能的探讨》，发表在国家级学术刊物《建筑技术》上。鉴于他的施工技术水平与科学研究成果，由工程师晋升为高级工程师。

        在外出“大串联”期间，解思忠虽然日行百里，却兴致勃勃，并触景生情，写了许多诗词。例如：他1966年11月在大连海滨写了一首《观海》：“波平万顷碧，涛生千堆雪；吾欲投其里，欣然化鱼鳖”；1966年12月在黄河茅津渡口写了一首《望黄河》：“黄水浑然去，勾我野人情：岸边结草庐，披发卧夕阳”。

        这次工作调动，意味着解思忠走出了秦岭大山，离开了大西北，同时也结束了风雨10年、给他留下太多难忘记忆的建筑工地生活。这次工作调动，标志着解思忠人生道路上的一大转折；从此，便由基层施工单位进入中央国家机关，走上了从政之路——尽管这是他此前从未想过的，也并非是他所刻意追求的。

        解思忠虽然已57岁，但充沛的精力和敏捷的思维给人的感觉却比实际年龄小了许多。他有着北方人特有的高大身材，和蔼儒雅，平易近人，脚上的一双黑布鞋格外引人注目。接过名片，只见上面印着单位——“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及职务——“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再接过他年初刚出版的《国民素质演讲录》一书，只见封底上有一段关于他的简介文字：

        素质就是命运，国民素质是第一国力

        候机楼工程1979年秋竣工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并得到各方面好评。当时的国家城市建设总局（后改组为建设部）从担任候机楼工程施工的管理人员中选调机关干部；经公司领导推荐，总局派人考察，解思忠于1980年初被借调试用，6月正式调入。

        1964年高中毕业后，解思忠尽管由报考文科改为报考理工科，却还是考取了第一志愿——同济大学，走出了哺育他长大成人、又给他留下太多难忘记忆的黄土高原，远赴东海之滨的上海，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活。

        在首都国际机场候机楼工程长达四年多时间的施工过程中，每一道工序的交接和每一项隐蔽工程的覆盖，都要求通知技术监督到场进行检查，经验收合格、签字同意后才能进行下一道工序。由于解思忠的敬业与严谨，在整个施工期间，凡经他签字验收过的项目，从未出现过工程质量事故；候机楼工程竣工后质量被评为“优良”，他自己也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解思忠在大学学的是城市建设工程专业。通过前两年的基础课学习，完成了理工科的基本训练，具备了一定的科学素养；尤其是高等数学这门课，使他获益非浅。在两个学年的学习中，他的高等数学成绩一直保持着5分；参加工作后时过多年，还把《高等数学习题集》有选择地做了一遍。他在《素质与命运》一书中曾这样写道：

        解思忠，1946年生，中共党员，同济大学毕业，现任国务院副部长级职务，国民素质研究专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高级工程师。1970-1980年从事建筑施工技术，1980-1990年任建设部高等教育处副处长、法规处处长，1990-1992年任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教科文卫组组长，1992-1998年任国务院研究室教科文卫司副司长、司长，1998年至今任国务院稽察特派员、国务院派出的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兼任北京大学国民素质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研究员）。

        结束“大串联”返校后，解思忠在一位从事美术工作的朋友指导下，从临摹《芥子园画传》入手，潜心学习国画，主攻写意花鸟与山水；在此期间，还欣赏了许多绘画、书法作品，阅读了一些艺术方面的图书。后来，由于“战备”要求，他不得不中断学习，和其他同学一起被“疏散”到上海市郊的农村。尽管此后他再也没有练习过国画，却一直保持着对中国书画的浓厚兴趣。

        解思忠在秦岭大山里一呆就是三年多。1975年夏天，由于修建首都国际机场候机楼，需要从公司借调施工人员，他被选任该项工程的技术监督——相当于现在的工程监理。当时，要求担任这一职务的施工技术人员必须从未出现过工程质量事故；他从开始担任施工技术员，到后来担任施工队技术负责人的三年多时间里，负责施工过20多项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从未出现过工程质量事故。

        1971年秋天，工地由于暂时没有技术人员，把一座45米高的烟囱砌得弯弯曲曲，构成重大工程质量事故；公司召开了现场会，决定拆除重砌，并指定解思忠在继续做小工的同时，负责该项工程的施工技术。对既没有施工经验、又得做小工的解思忠来说，这的确是个考验。由于他的敬业与严谨，竣工后经仪器测量，垂直误差居然为零，在公司一时传为佳话；他自己也因此而很快被任命为施工技术员，在同一批分配来的40多名大学生中最早结束“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

        一走进解思忠的办公室，目光便被墙上一张2002年2月28日朱镕基总理与他握手交谈的大幅照片所吸引。据介绍，他与许多国家领导人合过影，之所以选取这一张挂在办公桌的正前方，一是因为非常敬仰朱总理的为官、为人，二是提醒自己不要忘了朱总理的教诲与嘱托。

        升入高中后，面对更为激烈的竞争，解思忠学习也更为刻苦。他的俄语成绩在几门功课中较为落后，为了赶上去，平时几乎一直把俄语课本卷着塞在裤口袋里，只要有片刻空闲，就拿出来看看；书页被翻得又软又薄，毛茸茸的，几乎要粘在一起，只好把蜡烛熔化后滴在侧面镶一道硬边，才能勉强揭开；第一册书学完后，便如同一摞布片，从任何一个角度都能毫不费力地卷起来。高二第一学期期中考试，他的俄语成绩以100分在全班独占鳌头。此后，他一直把这个分数保持到毕业；每次考试交卷后，老师当堂看过就张贴在教室后面，作为标准答案。

        在当今，一本人文著作要能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并不难，如果又能得到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好评就绝无仅有了，如果还能博得境外媒体的一致好评，恐怕就只有《国民素质忧思录》一书了。

        解思忠从小学习成绩优秀，小学毕业后本来可以保送上中学，却由于当时家人对有关政策规定不了解，而想当然地按继祖母的成分将家庭出身填报为“地主”（一直到1984年在建设部工作期间入党时，组织上才明确可暂填写为“未划”），故与保送无缘。从此，他便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值得庆幸的是，由于从小受母亲的教诲，后来又受一位中学老师的影响，他一直保持着强烈的进取心。

        回顾童年的艰苦生活，解思忠在《素质与命运》一书中曾这样写道：“我深深感到，贫困是人生宝贵的精神资源，从中可以学习到许多书本里学习不到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儿童成长不可缺少的精神钙质。正是由于童年的磨难，使得我此后无论是在何种艰苦的环境之中，都没有因物质生活贫困而退却过。”

        1972年初，解思忠接受任命后离开宝鸡市和刚组建的小家庭，来到地处秦岭腹地的略阳钢铁厂工地。建筑工地的生活本来就艰苦，由于地处山区，在艰苦之外还增加了单调，几乎没有什么文化生活。工地食堂的早餐和晚餐从来不变，都是馒头、玉米面粥和同一种廉价的咸菜；中餐很少有荤菜，大约每个月才能吃到一次肉。在矿区施工时，他一度住在山坡上用席子和油毡搭建的简易工棚里；床前荒草丛生，窗外青苔壁立，每天只有五六个小时能见到太阳。

        看着解思忠集国务院副部长、高级工程师、人文学者、作家于一身的种种头衔，我出于好奇，便问起了他的人生经历。“说来话长，你还是看看我的这本书吧——”笑着递过一本2002年出版的《素质与命运》，“这本书，既是一部阐发我提出的‘素质就是命运’这一命题的现身说法的感悟录，也是一部回顾自己半个世纪以来求学、治学道路上得失成败，并从自身素质方面追溯原因的回忆录。你看过之后，自然就会对我所走过的道路有所了解。”

        解思忠1946年4月23日生于山西运城，一岁时父死财空，全家在西安依靠母亲做工艰难度日；解放后，政府曾救济给面粉、布匹，有两个姐姐还被社会福利机构收养。由于在城市生活难以为继，母亲便于1950年底拖儿带女回到阔别10多年的原籍山西万荣，先投奔娘家，后来才回到老家北牛池村。老家只有一位继祖母，已多年没有联系，“土改”中又被划为“地主”，此时就更是难以求助，全家只好依靠母亲务农继续艰难度日。

        解思忠，国民素质研究专家。曾任国务院研究室教科文卫司司长，现任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级职务，兼任北京大学国民素质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高级工程师。已出版8部国民素质专著与4部长篇文学作品，学术代表作为“全国优秀畅销书”《国民素质忧思录》《观念枷锁》和《国民素质读本》，合称“国民素质三部曲”……

        我和许多人一样，都是通过《国民素质忧思录》这本书，开始认识解思忠这个人的；在2003年一个秋日的上午，登门对他进行了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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