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南京政府要求人民忍耐，以等待国联的决议得到日本的尊重，等待公理战胜强权。可两个星期过去了，东北的危机每天都在恶化。辽宁、吉林二省政府已经瓦解，黑龙江省政府也处于瘫痪状态。辽宁省政府无法回到沈阳办公，只好暂时迁到了锦州。张学良还在那里设立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由张作相代理他的司令长官职务。这座距离山海关不远的城市是中国在东北行使主权的最后政治象征了。

        当时的地理书上对锦州有如下描述：当北宁铁路中枢，内障幽燕，外控关东，为军事上必争之地。城濒小凌河北岸，人烟稠密，商务兴盛，为满蒙物产集散之中心，本省中仅次于沈阳、安东、辽阳之巨城也。

        1931年10月8日，日本空军空袭锦州。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首次发生的对一个和平城市的空袭，造成许多居民死亡。事态的发展清晰地显示日本军队和政府已经决定用武力强占东北，它是在不宣而战。

        11月27日，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命令1个师团及两个旅团的日军向辽西、锦州发动攻势。日军的这一军事行动招致国际主流社会的强烈谴责。28日，在一昼夜间，东京的日本参谋本部突然下令关东军回返原驻地。

        12月中旬，中、日两国政局同时发生动荡。11日，日本若规礼次郎内阁因为财政危机以及被舆论指责外交上软弱等原因而总辞职。13日犬养毅组阁。他一上台就表示：“关于满蒙问题，内阁应与军部协同一致，积极解决之。”15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宣布下野，孙科内阁组成，新一届政府虽然对守卫锦州持积极态度，但它本身却是软弱无力的。

        12月26日，日本关东军再度做好了攻击锦州的准备，集中了1个师团、4个混成旅团和6个守备大队的兵力。第二天，日本政府发表声明，指责中国政府支持“土匪”在满铁周围活动及张学良的东北军不自动撤入关内而在北宁路一带构筑工事，宣布为保护日本侨民将继续采取军事行动。12月28日，日军向在锦州的东北军发起进攻。

        取代蒋介石的孙科政府下令张学良死守锦州。张学良则因为力量不足，请求中央政府予以增援。孙科召集会议，但却拿不出具体方案。士气消沉的东北军几乎不战而撤出锦州，全军退于山海关以内。

        1932年1月3日，日军没有遭遇太大的抵抗就占领了锦州。整个辽西地区落入了日军之手。

        张学良在解释东北军为什么不执行中央政府死守锦州的命令时，批评中央政府说，中央口头上要求东北军死守，实际上却不给予任何支持，想让东北军在抗日中耗尽自己的实力。这时的孙科政府体会到了“口头上抗日简单，实际上抗日行动难”的滋味。

        日军占领锦州之后，于1932年1月下旬，进攻以哈尔滨为中心的东三省特别行政区。由于苏联当时在东北问题上采取了中立的态度，日军决定占领哈尔滨和东北北部地区。日军第二师团等部于2月5日下午占领哈尔滨。随后，控制了整个北满地区。

        人口多于日本7倍，土地大于日本17倍的中国对这个小小岛国的强盗行为没有组织像样的抵抗。南京政府和张学良都意识到必须进行抵抗，但为什么在行动上没有很好的表现？

        这和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军事力量的迅速增强和日本消除了私家军，建立起一支真正的国家军队有密切关系。晚清以后，私家军体制是中国军事体制上的一颗毒瘤，是中国无力抵御外国侵略的最大原因之一。一个频繁陷于内战分裂的国度不得不吞下外敌入侵时涣散无力的苦果。

        那是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建设大东亚共荣圈”，在这种充满诱惑力的名义下，日本帝国从事了有史以来最丑恶的14年侵华战争。当日本军队已经在中国领土上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征服战争，中国政府却怯懦地幻想在国际联盟的会场上用言辞和条约来替代疆场上的铁与血。在“九一八”事变后长达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国没有组织像样的抵抗。关东军的总兵力只有一万零几百人，加上武装起来的在乡军人，约26882人。没有飞机坦克，炮兵和工兵也微乎其微，没有什么机动能力。东北军有20多万部队，拥有飞机、大炮、坦克，有迫击炮厂和兵工厂。但一支没有战斗意志的军队是没有战斗力的。仅仅3个半月的时间，东北已经成了日本的囊中之物。沈阳一地白白丢掉的武器就有飞机260架，重炮、野战炮250门，炮弹10万发，步枪15万支。中国失去了12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3400万东北民众不得不生活在日军的刺刀下，长达整整14年。它给中国人带来的酸楚不仅是东北的轻易丢失，而且是精神和名誉上的巨大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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