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的最后两个月，南京政府是在紧张、慌乱中度过的。

        11月1日，南京秋意已深。国民党中央党部军警林立，戒备森严。中央大礼堂里，行政院院长汪精卫正在主持四届六中全会。

        身材魁梧的冯玉祥将军从泰山赶来，轻易不出山西的阎锡山从太原赶来，两广也派来邹鲁等代表。严重的局势需要国民党集中力量来应付。就像汪精卫在开幕词中说的，国民党已经许久没有这么热闹了。

        汪精卫承认：距离1931年秋四全大会已经有4年，国民党只是在“剿共”方面取得了极大进展，国难却愈发严重了。当时令蒋介石、汪精卫政府最头疼的两件事，一是日本人在华北得寸进尺，二是日渐加剧的金融危机引起的社会恐慌。

        7点零5分，与会人员正准备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拍照，从拥挤的记者群中突然传来了3声枪响，排在中央的汪精卫应声倒下。刺客孙凤鸣被卫士打伤。会场顿时陷入一片混乱。

        汪精卫住进中央医院疗伤。当初慷慨悲歌行刺摄政王的英雄如今成了被行刺的对象。这是对蒋介石、汪精卫向日本一味忍让妥协的严重警告。

        汪精卫遇刺引起上海金融市场剧烈动荡。从2日起各银行都面临着挤兑风潮，幸亏3日是照例休息的星期天，事态才没有完全失控。

        3日晚11时，南京政府财政部公布了币制改革的方案《法币政策实行办法》，规定“白银国有”，全国各地银行应将所存现款运往上海中央银行，以换取法币。

        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发行的纸币为全国统一流通的“法定货币”，流通了千余年的白银就此完成了它的使命。

        由于白银危机的日趋严重，法币政策早在酝酿之中，英国人给予了合作。英国财政大臣张伯伦非常清楚：如果中国的金融业和经济系统一旦覆灭，英国在上海的商业和巨大资产也将遭受严重打击。他派英国政府首席经济顾问李滋罗斯爵士协助主持中国币制改革的孔祥熙和宋子文。

        币制改革密切了中国与英国、美国的经济联系，这引起了日本的痛恨。日本在华银行召开紧急会议，反对币制改革。

        法币政策的实施使法币的价格不再随世界市场银价的波动而变动，造成市场物价大幅回升，许多企业开始赢利，使当时的中国经济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11月12日，当国民党五全大会在南京召开之时，华北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全国舆论都在紧张地追踪着事态的发展。

        1935年底，在南京近郊，国民党中央军校教育长张治中参与指挥秋季联合大演习，除中央军校的学生外，大批空军与机械化部队参加了演习。这一年，他还主持修筑了上海、南京间的3道永久性国防工事。所有这些行动显然是针对日本的。

        面对咄咄逼人的日本，中国与苏联开始靠拢。

        1935年10月中苏文化协会在南京正式成立。南京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被推选为协会会长，苏联大使鲍格莫诺夫参加了成立大会。他作为苏联的使者，在中国一直受到欢迎与重视。中苏两国在有意识地增加相互了解。

        在对国联不再抱有希望后，冯玉祥、孙科，甚至蒋介石都意识到，一旦中日战争爆发，苏联是共同对日的潜在盟国，如何对待中国共产党也影响着中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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