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在北京的学生反日运动中总可以看到东北人活跃的身影一样，上海的市民抹不去对“一·二八”淞沪抗战的回忆。

        1936年1月28日，适逢淞沪抗战四周年纪念日。上海农、工、商、学、妇等各界民众在市商会集会纪念，800多名与会者公推沈钧儒、何香凝、马相伯、章乃器、史良、沈兹九、欧阳予倩、李公朴、王晓籁等19人为主席团。由沈钧儒任执行主席。矮小瘦弱却激情洋溢的沈钧儒颂扬了第十九路军将士对国家的忠诚，期待国人改变平日的醉生梦死的安乐生活，他呼吁要牢记三个教训：第一，军人应捍卫国家，以尽军人之责；第二，民众团结力量前进；第三，保持和平是梦想，永远不能实现，亦等于坐以待毙。活跃人物章乃器、王造时、李公朴、史良等登台演说。王造时的演说词特别打动人心，当他着重强调讲到“我们到今天损失的土地，有现任行政院长蒋介石先生的老家浙江28个省大”这句话时，全场听众为之震动，激愤之情难以抑制，与会代表一致决定反日组织大联合，成立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

        散会后，全体与会代表800余人列队由主席率领出发，步行至庙行镇公祭无名英雄墓。沈钧儒走在最前面。由上海市商会所在地天后官到庙行镇，全程有四五十里，沈钧儒以六旬的高龄，和代表们一道，精神振奋，步履稳健，毫无倦容。章乃器后来回忆说：“会毕出发游行的时候，沈老由于过度兴奋，从主席台上一跃而下，跌了一跤。我们赶过去搀他时，他已经起来奔向队伍了。行队伍前面两个壮汉举着两面国旗，这是抵御警察特务的一种武器，他们怕指摘为侮辱国旗，沈老和我们都走在前头。”

        从此以后，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组织的群众爱国游行，走在最前头的总是这位光头、身材矮小、胸前飘洒着美髯、步履沉着坚定的长者。反日的民众痛责政府软弱无能，南京政府责难救国会的领袖幼稚冒进。国民党人有一个论点，即中国抗战需要准备，而且须在政府统一号令下准备。但它的准备并不为人所知，这一方面是顾忌到日本的强烈反应，另外一方面也是蒋介石的个性与这个政权的独裁性质决定的。在南京政府的眼里，任何其他主张抗日的人不是左倾幼稚病，就是沽名钓誉，或者别有企图，有政治野心，或者是共产党的附庸，或者干脆就是共产党。他们这种自大与狭隘的心理招来了各种魔鬼的幻影。

        1936年11月23日凌晨两点半，上海市警察局派出8个小组，会同公共、法国两租界巡捕房的中西警察，逮捕了李公朴、沈钧儒、章乃器、史良、邹韬奋、王造时、沙千里，理由是涉嫌鼓动工潮。陶行知因已经出国没有被捕。上午7点，沈钧儒等被解送到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邹韬奋、史良、章乃器被送往第三分院提审。当日，警察局在法庭上既拿不出证据，又无拘票，两个法院裁决交付律师保释。第三分庭更裁定为无犯罪行为，不予起诉。

        但沈钧儒等刚刚出来几小时，在上海市警察局的请求下，法院再次发出传票，于当日深夜再次将沈钧儒等逮捕。

        救国会领导人的锒铛入狱，招致了抗日人士的普遍愤怒。张学良向蒋介石进言，要求释放沈钧儒等人，并请缨支持绥远抗战。但蒋介石充耳不闻。在多次苦谏蒋介石“联共抗日”毫无结果后，气愤的张学良批评蒋介石过于专制，与以前的袁世凯、张宗昌没有什么两样。蒋介石专横地回答说：“我就是政府，反对我，就是反对革命。”不久，对蒋介石的固执无法忍受的张学良把天捅了个大窟窿，和杨虎城联手将蒋介石以及随同强行扣压在西安。

        经过这一连串事变的相互激荡，全国抗日言行已经无可遏制，政府和民间的隔阂也逐步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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