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是在灰暗的气氛中到来的。上年底首都南京失陷及随后发生的南京大屠杀，证明了日本入侵者已经用残暴冷酷将中国推向了苦难的深渊。当时中国军队接连在南、北战场遭受重大伤亡，如果华东的日本军队乘胜沿长江攻击武汉，形势将异常严竣。

        当时的日本军人还沉浸在占领中国首都的狂欢中，日本政府提出了苛刻的谈和条件，等着中国政府在投降书上签字画押，那些极为苛刻的条件是由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转达的。

        1938年1月15日，是日本政府规定的最后期限。日本政府没有收到中国政府任何实质性的答复，日本的军政首脑失望又恼怒，因为战争还得继续。第二天，日本近卫内阁发表了傲慢的“一·一六声明”，宣布不再以交战中的国民政府为对手。1月18日，日本外相在回答国会质询时，又盛气凌人地做了补充声明，他说，“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已经开了国际法上的新例，是否认国民政府并彻底抹杀它。

        日本军方着手准备更大规模的战争。

        在1938年里，日军的目标首先是打通津浦路，实现华北与华中日军的会师，然后通过平汉路与长江进兵中原，占领武汉，一举结束对华战争。这是日本参谋本部的战略制定者们最有想像力的计划了。

        1938年初的武汉还是一片和平的景象，那时中国战时首都已经定在长江上游的重庆，但交通便捷、工商业发达的武汉才是中国抗战的实际的政治与军事中枢。抗战给这个城市来的不仅是紧张，也有兴奋，甚至还有短暂的繁荣，酒楼茶馆依旧门庭若市。

        如果说穿城而过、沟通东西的汹涌长江是武汉三镇的魂魄，那贯通南北、汇聚武汉的平汉、粤汉两条铁路就是这座城市的血脉。东南地区沦陷以后，交通便捷的武汉就成了最重要的军火补给基地。从海外购买的各种战略物资由广州通过粤汉铁路北运，经武汉三镇集散后，再分头接济各战区的军队。值得夸耀的是，武汉号称“中国的芝加哥”，是内地惟一的工业城市，汉阳兵工厂生产的“汉阳造”对许多苦于没有像样武器的战士来说，依旧是心爱之物。

        走在盛夏的武汉街道上，常常听到一首亢进的歌曲，歌名叫《保卫东方马德里——大武汉》。共产党人和左翼的人士喜欢这种联想和类比。西班牙首都马德里英勇抵抗了法西斯分子佛朗哥的围攻，而中国面对的是日本法西斯，所谓环球同此凉热。

        保卫武汉是整个1938年公众最关心的问题。

        这一年是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的蜜月时代。

        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从武汉迁往南昌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周子昆为正、副参谋长，袁国平、邓子恢为政治部正、副主任。新四军全军共10300人，分成4个支队，第一支队司令陈毅，第二支队司令张鼎丞，第三支队司令张云逸，第四支队司令高敬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新四军划属第三战区指挥。

        整整一年里，国共双方在山西、徐州和武汉战场上，从战术到战略的配合丝丝入扣。

        这年年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组，陈诚出任政治部主任，他登门请周恩来出任副主任。周恩来深知国民党内部复杂，再三推辞。中共中央得知此事，特意发来电报，表示如果屡次推辞，蒋介石和陈诚也许会误会共产党无意相助。就职以后的周恩来成为国民政府中职位最高的共产党领袖，周恩来很重视这项工作，常常白天在政治部处理公务，晚上再赶回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去工作。共产党人对保卫武汉倾注了热情和智慧。

        严竣的局势提醒人们，对整个战局也好，对武汉的防守也好，天时、地利不如人和。

        3月29日，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珞珈山召开。当天，创刊刚刚两个多月的《新华日报》发表社论，主张各党联合一致，亲密无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抗战建国纲领”也受到各方面的拥护。

        4月1日，负责防卫津浦线与徐州一带的第五战区传来了捷报。在以前并不知名的山东南部小镇台儿庄，中、日军队激战8个昼夜以后，日军开始溃退，台儿庄大捷造成日军数万人的伤亡。这是一次鼓舞人心的胜利。自从上海、南京、太原等重要都市相继陷落以后，中方在战场上没有传出过什么激动人心的战报，台儿庄大捷的消息传来，令武汉三镇一片欢腾。武汉举行了10万人的火炬游行。郭沫若在《洪波曲》一书中有段生动的描写：“在武昌的黄鹤楼下，被人众拥挤得水泄不通，轮渡的乘客无法下船，火炬照红了长江两岸。唱歌声、爆竹声、高呼口号声，仿佛要把整个空间炸破。武汉三镇的确是复活了！谁能说人民是死了呢？谁能说铁血的镇压可以使人民永远窒息呢？”

        同一天，蒋介石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举为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任副总裁。当大会宣布这一结果时，汪精卫面色不快。他把对蒋介石的不满及对抗战前景的悲观看法藏在了内心深处。

        中国的抗战要在艰苦的环境中继续下去，首先得挖掘自己的力量。

        1938年7月6日，国民参政会在武汉召开。150名代表中有重要党派的代表，也有社会团体、边疆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的代表。7名共产党的参政员除毛泽东请假未来，其他的都参加了会议。国民参政会给国民党外的其他政党与个人参与政治提供了一条途径，它甚至被比喻成中国的“战时国会”。抗战以后的政治协商会议也与它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国民参政会代表了政治民主化的一个开端。中国共产党表示将以最积极、最热忱、最诚挚的态度参加国民参政会的工作。后来周恩来曾向美国驻华使馆的官员表示，尽管国民参政会“提供给中共的席位数与中共的实际力量不符，但中共仍接受这些席位，因为这使中共能够有一个公开自己主张的机会，并希望通过这一有限的机会参与国家政务”。

        武汉的市民最初是从难民、报纸、杂志、广播和演讲了解战争的，他们目睹并欢送面色坚毅的军人经过街道然后开往前线布防，许多官兵来自四川、广西、湖南、广东等遥远的省份。日军飞机的空袭使武汉市民立刻感受到战争离自己很近。战争使中国的空间好像变小了许多，不同地域人民的情感也更加亲近。战争爆发后，沿海人口稠密繁荣地区的大片国土被日军占领，日军的侵略结束了民众的和平生活，侵略者用炮火毁坏了他们的住宅、农田，还轰炸医院和学校，成千上万的民众意识到残酷的战争不是短期内能够结束的，那些有财产的或没有财产的人们，因为不甘心接受日本侵略者的奴役和掠夺，不惧长途跋涉，形成蔚为壮观的难民潮，人们先到武汉等地，然后转往西北、西南等安全区域，最后定居在重庆、昆明、桂林、西安等城市或周围的小城镇与乡村，在紧张、焦虑、期待和喜悦的复杂心境中度过了漫长的战争岁月。沿海、沿江的政府机关、学校等也纷纷内迁。现代战争离不开工业，抗战初期的实业家们表现出很高的爱国热情，在运输工具极为简陋的条件下，历尽艰苦，举厂内迁。工厂内迁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上海及沿海省份的工厂迁往武汉；第二阶段是从武汉继续向重庆等西南、西北各地迁移，据当时主持工厂内迁的工矿调整处统计，战争初期内迁的民营工厂450多家，它们重新在大后方运转，改变了大后方工业落后的格局，成为支撑长期抗战的物质基础。

        围绕武汉的攻与防，进攻的日军动用陆、海、空军35万军队，防守的中国方面更是投入百万大军。双方的兵力之多、战线之长、时间之久、规模之大，为抗战以来所未曾有过的。

        攻打武汉的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承认，在进攻武汉作战中，他常有3个隐忧。

        一是中国军队的兵力优势，双方的兵力对比常常达到10∶1的比例。

        二是炎热的气候，他从台湾调来波田旅团打头阵，因为这支队伍适应炎热的气候。作战中，日军因为水土不服而生病的人数众多，甚至超过了战斗中的减员。中、日两军在长江流域恶斗的时候，正逢当地发生严重的瘟疫，日军本就不服水土，病者众多，因为疾病而死伤的人数与在战斗中死伤的人数不相上下。中国的士兵同样也受到疾病的折磨，而且因为缺乏医药，因病而死的战士极多。当时中国所有的本钱，都已放在购置军火上，枪甚至比人重要，士兵勉强有饭吃，根本谈不上营养，在野战部队中，医药几乎等于没有（除了红药水），在这种几乎无法想象的艰苦状况下，中国的守军，生病、发烧、呻吟，却又没有医药的治疗，但他们仍然在每场战斗中尽力地保卫自己的国土。

        三是复杂的地形。这是进攻武汉的日军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最苦恼的。感慨之余，他甚至写下了“敌非敌，地形是敌，征战我不爱山水”的字样。

        中国保卫武汉的作战指导方针，更为明确地接近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构想，吸取了淞沪会战与南京守城战的惨痛教训后，武汉会战是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不战于武汉的郊野，而战于湖泊丘陵密布的远方。

        当长江在海军占绝对优势的日军面前不再是天堑的时候，湖泊，特别是山岳就成了中国军队最好的盟友。祖先留下来的广袤的国土和大自然赐给我们的丘陵山岳成了中华民族从敌人虎口中争得生存的宝贵资源。中国军队即使不能把大别山、庐山、幕阜山化为日军的坟墓，至少也要让这些雄奇的山脉变成日军难以逾越的门槛。中国军队巧妙地利用了地形，在富金山、沙窝、田家镇、广济、庐山等地给予来犯的各路日军重创。尤其是在赣北万家岭一役，第九战区薛岳兵团包围了日军第一〇六师团，几乎全歼日军。

        8月到10月，是武汉保卫战打得最惨烈的时候。中国急需要国际社会的援助，需要对日本的全面制裁。恰逢9月9日，国联召开第102届常会，它又一次凝聚了中国人的目光。中国政府愤怒地表示，国联如不再实施盟约第十七条对日本进行制裁，中国就退出国联。11日，中国首席代表顾维钧照会国联秘书长，表示按照盟约第十七条制裁日本不仅是为了中国，也是为了国联，为了世界和平。12日，武汉、南阳、广州、重庆、兰州、长沙、南昌、桂林等大中城市举行大规模的拥护国联援华制日的民众大会，人数多达数百万人。

        希特勒曾经讽刺说：“国联是一根稻草，中国却想抓住这根稻草过河。”但中国已经从“九一八”事变以后的教训中看破了国联的本领，中国只是想通过国联这个最大的国际组织唤起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关注和对国际侵略势力的坚决抵抗和制裁。抗战的中国已经率先迈出了这一步。

        9月12日这一天，德国与捷克之间火星四溅，剑拔弩张。各大国的外交部长多数不在日内瓦，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苦于侵略气焰的嚣张，柔弱的国联终于做出了它成立以来最强硬的决议：第一，指称日本的行动已经违反了非战协定和九国公约；第二，各国可依照盟约十六条，个别实施对日本的制裁；第三，各国可以力所能及地个别援助中国。决议通过的第二天，会议临时主席、新西兰代表乔丹发表讲话，他指出，国联的成功与否，靠的是会员国政府的智慧和决心。没有会员国的意愿与行动，国联不能独立存在，也没有行动的能力。

        尽管这项决议既没有集体性也没有强制性，但国联的明朗态度已经尽了道义上的努力，给侵略者名誉和精神上的打击。但国联的弱点也暴露于天下，它就像一个不配备手枪的警察，这个先天不足无法挽救。一个法国记者说：“日内瓦碧绿的树林里露出半截白石砌成的宫殿，远远地望去，辨不明白到底是和平之宫或和平之墓，但是一走近才知道这是一所奢华的病院，一进门就听到沉痛的叫喊，尤其是受了空袭的残骸叫喊得格外惨痛（中国和西班牙），内中有几位医生也会抚摸一下以表示慰藉。如果是连叫喊的资格也没有的（如阿比西尼亚），就用实验的方法证明他已经死了。”国联最终解散，而由更强有力的联合国取而代之。

        中国的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的先锋。蒋百里曾写了一篇名为《为国联开会警告英伦人士》的文章，在武汉、香港、重庆同时发表，警告英国人。他写道：“我们这次抗战是在替英帝国挡着最前线，同时替国联的和平政策守着最后的堡垒。”可此时主宰着国际秩序的英国和法国的当政者想的却是绥靖和妥协。9月15日，英国首相张伯伦到德国会晤希特勒，在为和平做努力，甚至不惜牺牲了弱小的捷克。9月18日，也是中国的“九一八”纪念日，捷克首相霍德采拒绝德国吞并捷克的苏台德地区，呼吁“惟有奋斗，乃有和平”。可是到30日，英国、法国和德国、意大利四国首脑在慕尼黑会晤，签订了慕尼黑协定，同意将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德军占领了苏台德地区，而张伯伦回国时还洋洋得意地告诉英国人，他带回来了一个世纪的和平。门口失火，两国还一味地忍让，中国能够指望他们在远东做些什么呢？相反，英法的绥靖主义者正准备割了中国这块肉去喂日本这个饿虎，好保全自己在亚洲的殖民地。5月，英国和日本签订了有关中国关税的协定，7月，英国首相张伯伦在英国国会公开宣布不再借款给中国。

        整个1938年，未见美国有任何实质性的援助，就像在中国服务过的美国陈纳德将军说的：“当苏联帮助中国之际，美国正把大量的废铁和飞机所用的汽油售给日本，无形中协助日本对中国进行不断的轰炸。”顾维钧也说过，当时的国联会员国中只有苏联给了抗战中的中国真正实质性的帮助。1938年7月5日，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公布了一项统计，抗战开始以后，各国输入中国的武器中，德国无论在品种上还是数量上都占了第一位，而苏联居于第二位。这是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数据，当中国和日本作战时，却不得不从它的法西斯盟友纳粹德国那里购买武器装备。但战争是块试金石，朋友、同情者和潜在的敌人都逐渐显山露水。在日本人的持续压力下，希特勒迅速调整了自己的政策，德国在中、日之间徘徊许久之后，决定公开站在日本一边。1938年2月间，希特勒承认了“满洲国”，4月间宣布停售军事装备给中国，5月23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路透社记者表示，德国政府决定召回在华的共40名德国顾问。

        德国军事顾问走了，苏联顾问填补了他们的角色，日后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苏军名将的崔可夫等都出任过蒋介石的军事顾问。从苏联购入，经过西北运输进来的飞机以及各种武器是孤立无助的中国特别需要的。这一年的5月11日，杨杰将军成为中国驻前苏联大使。他是位军事家，对军事采购的业务很熟悉。早在1934年，他就率领中国的军事代表团访问过苏联，1937年11月，他作为中国政府的代表在莫斯科与苏联方面签订了财政借款和军火援助的合同。合同签订后，苏联将飞机、大炮及各种军用物资经过新疆源源不断地运进中国。到1939年，苏联共提供了2.5亿美元的贷款帮助中国抗战，而中国的抗战也牵制了一直对苏联远东地区虎视眈眈的日军。

        田家镇失守以后，中国政府决定从武汉撤离。只是日军进攻的缓慢出乎中方的预料，中国政府决定好几次推迟了撤退的时间。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回忆说：“武汉撤退时机最初决定在8月底，后改为九一八，又改为九月底、双十节，直至10月20日领袖尚在武汉。”10月中旬开始了最后的撤退。当时这个城市几乎是空城，武汉的民众从6月开始就已经陆续向内地转移。汉口的政府机构也先后搬迁，民政机关迁往重庆，军事机关迁往长沙、衡阳。最后撤出时，把武汉的重工业与军工厂，都做了较有系统的破坏。整个武汉只留下一个旅（一八五师第五四五旅）做象征性的抵抗。

        撤退时最大的意外是华南的广州竟然先于武汉4天失守。武汉会战开始后，日军进展缓慢，认为粤汉铁路给武汉方面不停输血是关键。9月，日军大本营决定攻占广州。但中国统帅部和广东地方政府一直不相信日本会轻易触犯英国脸面，进攻与香港毗邻的广州，更何况进犯广州在战略上有分兵之嫌，结果疏于防范，还陆续将驻守广东的精锐军队北调参加武汉会战。10月9日下午，日本海军第五舰队护送运载步兵的巨大船队悄然向广东大亚湾进发。12日凌晨，日军第二十一军登陆大亚湾，司令官为古庄干郎。日军在海滩附近集结时，几乎未受任何抵抗。10月21日下午，日军轻装坦克部队已经闯进了广州城。

        10月24日，武汉失守的前夜，蒋介石还没有离开。他向左右表示，他留在武汉一天，武汉可以多守一天。眼看日军的合围已经快要成功了，左右的人请来宋美龄劝驾。到晚上蒋介石终于答应了，8点半，蒋介石夫妇离开武汉。在夜色苍茫中，飞机向南飞去。这天晚上，周恩来到汉口《新华日报》社，口授了一篇社论。他说，我们只是暂时离开武汉，我们一定要回来的。25日凌晨，在安排报社最后一批人撤退之后，他和叶剑英离开了武汉。

        10月25日夜，日军第六师团进入长江北岸的汉口，26日早晨，波田旅团攻入长江南岸的武昌。在一片火光中，伟大的江城沦陷了。

        11月4日，陆军大学代理校长蒋百里故去了。他和冈村宁次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校友，是当时中国最负盛名的军事理论家。一生坎坷的他，虽然没有在疆场上和冈村宁次等一决雌雄，但抗战的到来才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候。“当花朵盛放的时候，也许是将要凋谢的时候”，在国人需要他的时候，他悄然而去。他没有看到抗日的胜利，但胜利已经在他预料之中。他正告日本人：“战争目的在屈服敌人的意志。屈服一个将军的意志使他放弃抵抗，这是可能的；屈服一个政府的意志使它改变政策，也是可能的；但要屈服一个民族求生存、求自由的意志，这是古今中外都不可能的。”他给国人留下了近似格言的一句话：“对已经鬼迷心窍的军国主义的日本，千言万语，只是不要和它讲和。”

        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认为抗日战争该结束了，在国民参政会等公开场合，他依旧风度翩翩，依旧口若悬河，极动听地告诉人们为什么要抗战到底，但在私下，他已经公开向蒋介石进言：继续抗战下去已经没有意义，外国的援助是远水解不了近渴，不如与日本人妥协，倒可以防止共产党发展壮大。

        1938年底，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一届二次会议，最年长的参政员张一麟提出《为抗战到底，宜由会议决议，请政府明令公布，以防反间而定人心案》，远在3000里外的新加坡城的参政员陈嘉庚因故没有参加会议，他用电报发来了提案“官吏谈和者以汉奸论罪”。会长汪精卫在宣读这一提案时，突然脸色苍白。最后这个提案被通过，定名为“日寇未退出我国土前不准言和”。武汉沦陷后数月，这位对抗战悲观的国民党副总裁突然离开了重庆，取道云南，到了河内，不久以后，他出现在上海，与日本官员把酒共欢，甘为汉奸之首。一位大人物的变节免不了引起国民的不安，但就像一位官员所评价的，他的行为只是与己有害，与政府的形象有小损，与抗战无损。

        本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发表并首次将游击战提高到战略地位。日本侵略军高歌猛进之时，也是泥足深陷之日，注定了必然败亡的命运。

        日本军方没有感受到胜利的快感，日本的将军们已经不得不无奈地放出话来，准备要打“百年战争”。

        日本人如愿地得到了武汉，但也正如中国之所愿，从此日本落入深陷的泥潭无从自拔。日本侵略者要维持从东京到武汉几千公里的补给线，有限的国防与经济资源被不停地消耗，这使它对东南亚的橡胶、石油等天然资源垂涎三尺，也与这些殖民地的宗主国荷兰、美国、英国、法国关系日益紧张。占领武汉，它得到的不是中国的崩溃，而是日本帝国的绞索。

        1937年底，在东北坚持抗日的人民武装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共11个军。各军积极出击，以原来的山地游击区为依托，实行远征，扩大了活动范围。全国抗战开始，为集中力量联合作战，联军组成了3个路军司令部，三路大军总兵力有5万多人，分别由抗日名将杨靖宇、周保中、李兆麟任总指挥，负责“南满”、“东满”、“北满”的作战。东北抗日联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险恶的环境下坚持战斗，浴血白山黑水之间，牵制了大量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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