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入侵破坏了中国原有的工业化进程。当整个沿海地区被日军占领后，西南和西北的大后方就成了农业的天下，中国几乎退回到农业时代。从上海、武汉等地迁到内地的工业只是沿海工业的零头。1937年上海有规模的工厂有1279家，搬迁出的只是这个数字的尾数。广州较大的工厂有164家，迁出来的更少，北方的新兴工业全部沦陷。

        中国工业畸形的布局对中国抗战非常不利。就像主持工厂西迁的林继庸说的：“最使人痛心的是我们的工业百分之七十都是在沿海，资本家考虑了一切大小有利的条件，不过就是忘掉了一件：国防。面粉厂沿海占百分之六十二，纱厂占百分之七十七，火柴厂占百分之五十三，国防工业和有成就的碱酸工业也都在沿海、沿江。这样一来，战事发生的时候，也就是全部工业毁灭的时候，畸形的分布，就是最大的致命伤。”

        抗战爆发，结束了这百年工业的畸形发展。工业总动员，这是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前方与后方都抱有一个希望：内迁的工厂能够奠定中国坚持抗战的物质基础。

        资源委员会是政府经营重工业和国防工业最重要的机构。它的规模在抗战以后持续扩大，到了1939年资源委员会的组织扩大了许多，全部事业达到了96个单位，职员达到了10000人，工人增加到了160000人，账面上的投资近6亿元，实际资产更多。总预算达到了中央总预算的1.2％。它成为支撑后方经济和抗战军事供应的一股重要力量。它所经营的最大企业就是玉门油田。玉门油田的发掘标志着中国结束了无油的历史。但从1943年以后后方的工业开始每况愈下。钢铁界的乐观气氛日渐减少。生产出的产品没有销路的担忧成为现实，钢铁实际产量不到生产能力的一半。一钢铁生产厂家感叹说：“你看，又是没有的时候各方来磕头打躬，如今有了，胃口太小，一时又消化不了，我们该是向别人磕头打躬了。”这家公司的炼铁成本是每吨35000元，最低30000元，但官价22000元，多炼1吨多赔1吨。

        1943年，卢作孚因病离开了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的职务。这个职务是前所未有的，没有人怀疑他的廉洁和讲求效率。为了效率，这个热心社会公益的人士能够立即变回冷冰冰的面孔。摆脱了这个繁重的事务，他回任民生公司总经理。那时，通货膨胀已经让民生公司困难重重，他回忆说：“今天钢板的价钱，超过战前千倍以上，圆条超过战前五百倍以上，柴油超过三百倍，煤超过一百六十倍……惟有轮船票价、运价仅仅等于战前的40多倍，更困难的是差运，使公司收入支出，更是无法平衡。”

        1943年，张嘉被解除了交通部长职务。那段时间，抗战在继续，但购买力在逐渐走低，最感到痛苦的是经营基础工业的人，像钢铁厂、机械厂、基础化工厂，经营起来一天难似一天。精明的厂家都愿意制造经营生活必需品或者其他容易销售的产品。对于士气有些低落的工业家们，张嘉发出了新的警告：“不要以为复员时代就是可以发展的时代，诸位要以老厂折合成资本另办新厂请求投资时，银行家的心目中却认为所值无几，而且老实说，也将无力帮忙，复员时代将要成为我们最痛苦的时代。”两年以后，他的预言成了残酷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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