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4年1月1日，作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的宁波城，在清政府与率先在此设立领事馆的首任英国领事罗伯特的主持下，在江北岸开市贸易。初开时，这里是一片滩涂，被称为宁波外滩，它的开埠标志着浙东沿海贸易的合法化。

        但在开埠后的前五年中，宁波港对外贸易额不升反降，由50万银元下降到此数的1/10。也就是这几年，上海的对外贸易额超过广州，升居全国第一位。地缘优势让具有冒险开拓精神和商业敏感性的宁波人开始大批向上海挺进，并超越粤商，在五金、金融、轮船、电影等行业遥遥领先，成为与苏商并驾齐驱的一大商帮。

        当宁波人在新式工商业中小试牛刀时，晋商家族的后辈们，或聚古玩，或买姣童于吴闾，或购美玉于燕赵，或将银两窝藏于地，坐吃山空，没能为手头的资产开辟出一条增值之路，逐渐被时代所抛弃。

        1853年上海的小刀会起义，是甬商在上海发展的关键点。小刀会起义后，宁波人在上海的人数快速增长至6万，仅次于广东人。李也亭和叶澄衷是逆势上扬的在沪甬商的杰出代表。他们的人生轨迹是甬商在上海态势的缩影，他们在萧条中昂首前行的智慧，是130多年前中国商人留给后世的一大遗产。更为难得的是，叶澄衷不仅是卓越的商人，也是近代史上屈指可数的首善商人。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他拉开了晚清民初商人办学的序幕。

        

从“郁半天”到“李大王”

        早在18世纪晚期，宁波人就已经在上海崭露头角。

        明朝实行海禁之后，舟山群岛出现大批走私、海盗集团，宁波人也参与了以许栋、王直等徽州商人为首的海盗活动。嘉靖（1522～1566）年间，海盗集团受到沉重打击，宁波商人因此更多地将目光转向了国内贸易。

        北京是宁波人最初闯荡去得比较多的地方。从明朝后期到清初，宁波商人先后在北京创办了鄞县会馆、浙慈会馆。前者为宁波鄞县在京的药业商人所建，后者是由宁波慈溪裁缝组成的成衣会馆，这是宁波商人由成衣匠转变为“红帮裁缝”的蓄积阶段。1771年，宁波人又在江苏常熟设立宁绍会馆，1780年在汉口设立浙宁会所。

        沙船，更多时候是宁波与外界联系的工具。宁波码头历来是南来北往的船只的栖息港，这也促进了宁波人走南闯北的沙船业的形成。慈城商人最初沿着运河北行，到天津从商。较早到天津的是顺治（1644～1661）年间的慈城人严应翘，其孙严克宽在1870年曾任长芦盐区纲总，其曾孙严修（严范孙）是我国著名教育家，一手创办了天津南开大学。慈城人冯若愚在明万历（1573～1619）时曾任天津巡抚。

        到乾隆（1736～1795）年间，以慈城人童承初、冯氏、董氏、孙氏、郑氏为大股东的宁波“北号船帮”船队，已频繁往返于甬津两地的海路之上，许多慈溪商人都长住在天津客货栈内。

        与连接宁波与天津的作用一样，沙船也拉近了宁波与上海的距离。上海最早的会馆商船会馆由上海崇明船商建于1715年，位于黄浦区老城厢，这是上海最早的行业组织，比上海开埠早128年，是上海开埠前最强势的行业组织。

        在上海早期的会馆中，除上海钱商、猪商、布商，湖州丝商，福建纸商、黑枣商，北京帽商，江西茶商等所建立的会馆或公所外，由其他各地船商建造的会馆也为数不少，譬如潮州会馆、泉漳会馆、潮惠会馆、浙宁会馆等。其中，浙宁会馆由宁波慈溪董萃记船号倡导创立于1819年。

        早在乾隆嘉庆年间，慈溪董棣林就载着江南的粮食、棉花、纸张、瓷器、绸布等南货，运往辽东，采办参药、大豆、杂粮，到宁波或上海销售。到他儿子那一代，董家已在上海设立大生沙船号，往来南北装运土产。

        此前的1797年，同样是以慈溪商人费元杰为首的宁波人，率先在上海创办了宁波同乡会馆。这一会馆是1790年旅沪甬籍缙绅们发起的“一文愿捐”活动的延续。所谓“一文愿捐”，就是旅沪甬人每人每天捐输一钱。1802年，同乡会馆加建一座关帝庙，正式取名“四明公所”。

        在浙宁会馆创立时，时任上海知县的是宁波定海人叶机（1764～1824）。之前，叶机曾出资募集义勇，与胞弟叶槐一起和福建漳州海盗蔡牵作战，为此，龚自珍曾亲自拜访叶机，写下《书叶机》一文。1813年，叶机出任上海知县，于1921年高升。

        1823年，一名15岁的宁波穷小子来到上海滩南市码头。他早年丧父，与兄长寡母度日，后无奈背井离乡，只身来到上海。他就是日后的沙船大王、宁波镇海人李也亭。

        李也亭先在一家糟房当起了学徒，有时船工需要酒水，他也会被派去送酒。他手脚勤快，踏实肯干，拾金不昧，没满学徒期，就被一沙船商看中。船主给了酒店老板一笔钱，将他雇到自己的船上工作。

        李也亭节衣缩食，年复一年，积累了一笔可观的资金，便独资买下沙船，在上海开设了久大沙船号，拥有沙船十多艘，每艘价值少则七八千，多则数万银两。每次船只出海，他都亲自出马。不久，他又买下沿黄浦江边的码头，并命名为久大码头。

        原来漕粮由京杭大运河运送，但到了1826年，运河淤积，用海运漕粮的方案映入决策层的视野，于是上海沙船业被纳入清政府的粮食运输体系。“苏松太二府一州”的部分漕粮，改由上海沙船业海运。由于当时外国船舶还很少进入北洋航线，上海沙船业便控制了北面海洋的豆麦南运业务，迎来了一个难得的历史发展契机。

        上海开埠前，上海沙船商的资本和利润在各行业中首屈一指，规模较大的船主拥有四五十艘船。民国时期编写的《上海百年史料初稿》称：“当时沙船号商有王信义、沈万裕、郭万丰、严同春、陈丰记等家，唯有李大是宁波帮之后起者，声势独盛。”

        其中的李大就是李也亭。但这时，李也亭刚刚起步，上海本土最知名的沙船号商，还要数郁润桂、郁润梓兄弟和之后替李鸿章筹办轮船招商局的朱氏兄弟等。直到1853年，李也亭受命经办苏（州）、松（江）、常（州）粮道和浙江的漕粮海运任务。李也亭抓住这个独特的机遇，成为上海沙船业的巨擘。

        郁润桂13岁时到沙船字号当学徒，后独立经营，专事海外贸易，把中国货物运到日本、爪哇、安南、菲律宾等地销售，再从当地办货，运回国内贩卖。最多时，郁氏兄弟拥有七八十艘沙船，2000多名雇工。他们还开设了许多商号、钱庄，企业遍布松江，人称“郁半天”。去世前一年，他在城内乔家浜购地造屋，成为上海首富，人称“上海大郁家”。

        海运被纳入清政府粮食运输体系的那一年，郁润桂去世，享年54岁。他32岁的长子郁彭年继承父业，承办海、漕粮运，并在商船会馆中被推为总董，将家族事业推向了高峰；次子郁松年是一位藏书家，是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原名郁钟正）的先祖。

        1853年是郁氏家族的一个转折点。郁彭年本患有气喘病，加之多年劳累过度，在这年病发辞世。这时也正是小刀会起事初占上海城之时，城内富户士绅都避之不及，进入租界，而继承家业的郁松年选择为兄守柩而留在了城中。

        在清军围城、民食艰难时，郁松年出资赈济，民感其恩，曾作歌谣颂之。官府闻听，也示之以兵饷军需目录，这就是陷郁家于两难境地的“外捐官军，内捐贼匪”的故事，从此，郁家与官方关系微妙，以至于1855年2月，清军攻陷上海县城时，郁家被官府处罚，在认捐20万两白银后，郁家才算没事。

        虽然有兵船保护，但因经常遇袭，而帆船又不尽安全，宁波船帮领袖费伦志、盛植琯开始商议购买大轮船护航。1854年冬天，经在沪宁波商人张斯臧、杨坊的鼎力相帮，大家集资白银7万两向外商购得宝顺号轮船，这是上海最早的万吨轮船。

        朱棣于1415年决定开通从杭州到天津的数百里大运河，这敲响了海运粮食的丧钟。由此从事海运的人数、造船、海员的数量、海员的地位、船舶的修理、船舶的体积等均受到了严重影响。继叶机之后，浙江人出任上海知县或道台者为数甚多。被小刀会击毙的上海知县袁祖德，就是浙江钱塘人。

        1854年8月，蓝蔚雯成为吴健彰之后的上海道台。他虽原籍广东大埔，但寄籍浙江定海。也是在这一年，14岁的宁波人叶澄衷来到上海，在法租界一家杂货店当起了学徒，17岁时便在黄浦江上摇小舢板，专做供应外国轮船日用品和副食品的小生意。

        1836年，徽州人汪忠增出任上海道台时，发动徽商出资建造了土地免税的徽宁会馆。在蓝蔚雯任道台时，四明公所董事谢心、庄巨、方椿等人呈请蓝蔚雯，将四明公所划入官图，免去税收，得到成全，蓝蔚雯还欣然撰写了四明公所义冢碑文。

        1859年，另一位浙江人吴煦督理上海海关兼上海道台，1860年，为钦命盐运使署上海道台。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吴煦干了两件在洋人及清政府眼中都可圈可点的事情。一件事是，在任上海道台前，他奏请由广潮商人协助收取鸦片捐税，成绩不菲。另一件事是，他与同乡买办丝商杨坊组织洋枪队，用西洋方式训练士兵，并组织菲律宾雇佣兵参战，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不仅如此，杨坊甚至将女儿嫁给洋枪队首领华尔。不幸的是，华尔很快战死了。

        1862年，“商战”一词第一次出现在曾国藩的书信中。也是在这一年，太平军围攻上海，另一位浙江永康人应宝时（1821～1890）进入了李鸿章的视线。应宝时以候补知州身份，与当地士绅联合外侨设立上海会防局，筹措械饷，引起了李鸿章的注意。1864年2～7月，应宝时以候补松江知府身份代理上海道台，1865年9月接替广东人丁日昌署理上海道台。到任不久，他就拒绝了英商淞沪铁路公司修造淞沪铁路的请求，而丁日昌在任时，曾降低中国商船的税收，以便中国商船在牛庄—上海的豆类贸易中同外国船舶竞争。

        

叶氏智慧与首善：做人当如叶澄衷

        叶澄衷是一个苦命的孩子，他走出了很多草根出身者梦寐以求的人生。

        在兄弟姐妹5人中，叶澄衷排行第四，他6岁丧父，在去上海前，他11岁就开始在油坊铺里做学徒。他在上海的奋斗史，就是一部鲜活的励志剧。

        很多传奇的财富故事在中国近代史上上演。譬如宁波人穆炳元，原是清兵里的一个小头目，在鸦片战争定海之役中成为英军俘虏，英国人“以其年少且习琐务”，就教他英语及普通学科。

        上海开埠后，穆炳元被派上用场，每有大宗交易，英国人必请他为居间人，于是他成了上海滩最早的买办之一。他一人顾及不暇时，便广收学徒，教授他们英语及外贸知识。

        宁波鄞县秦君安是一名颜料商，其发家据说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名德籍商人回国参战，将在华业务及财产无偿转给了秦君安负责，栈存染料则以低价转让。

        其他因学识、潜质而鱼跃商门的倒插门女婿，也为数不少。广东大埔的张弼士是张裕葡萄酒的创始人，早年到印度尼西亚巴达维亚（现雅加达）去闯荡，成为福建纸行侨商的女婿，进而开创了一番精彩的事业。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父亲董浩云在天津成为航海公司负责人的女婿，福建人李光前在新加坡成为陈嘉庚的女婿，广东人郑裕彤在香港成为周大福老板的女婿。

        叶澄衷自身的成长也是一个传奇。不过，他是靠拾金不昧而在人生关键时刻获得转机的。拾金不昧是一个贫苦家庭的孩子所具有的闪光品质。这似乎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不贪而有自制，越是能放下，机会就越能够留存。

        到上海的第三年，叶澄衷花两块墨西哥鹰洋币买了一艘小舢板。当时上海有很多外国船只进出港口，但这些船不能直接上岸，船上所需要的日用品，往往通过舢板船居间交易。他们开出一张单子，列出所需物品，包括蔬菜、鱼、肉、蛋类及其他日常用品，由舢板船主代为购买。

        与外国人沟通时，有人居间翻译就要收费，为节省这笔费用，叶澄衷就慢慢学起了英语。与那个时代很多成功人士一样，英语成为叶澄衷成才的工具。那时上海已经有了简易英语书籍，用宁波方言注音的就有《英语话注解》，这类书在当时很畅销，由此学成的英语，就是我们常说的“洋泾浜语”。

        有空就学，加之天天与外国水手打交道，叶澄衷的英语水平也慢慢提高了。有一天，有个洋行的英国经理搭乘叶澄衷的小船从浦西到浦东，下船时心不在焉，把存有巨款现金的包遗忘在了船上。

        叶澄衷发现以后，便在英国经理下船的地方一直守候，连生意也不做了。失物复得，英国经理对眼前这位少年欣赏不已，便把他带到自己在浦西的公司门口，对他说，以后任何时候有困难都可以来这里找自己，并且向他透露，今后几年，五金业在上海将会有大发展。

        叶澄衷对洋行经理所说的话半信半疑。不过，他开始每天用货物向外国军舰和商船上的水手换取缆绳、铁锚、罗盘等船头五金，以及铁钉、工具等器材。1980年6月，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连克无锡、苏州、杭州，8月，吴淞口东岸被太平军占领，李秀成挥师直逼上海。

        与抗日战争期间的上海发展几乎如出一辙，此时的上海租界也获得了畸形的发展。无数江浙绅商涌入上海租界。上海人口骤增，房屋需求勃兴，叶澄衷便在吴淞江北岸的虹口美租界设摊，将日积月累收集到的五金器材卖了出去。

        光想着设摊也不是长久之计，面对上涨厉害的房价，叶澄衷就期望能够拥有自己的一家店铺，这时他想到了那位洋行经理，就直接去找他。这位经理答应了他的借款要求，并且免息，但要求叶澄衷从他这里进货。

        叶澄衷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这位经理还向他保证，货价不会高于法国、美国、德国和日本洋行提供的价格，叶澄衷的人生由此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这一年冬天，叶澄衷偿还了从英国洋行借来的钱，将他的摊铺从虹口迁到了百老汇路口，并将店面扩大，更名顺记洋货号，先后在宁波、温州、镇江、芜湖、汉口、天津、烟台、营口、广东等地，设立顺记的分号或联号多达18家。

        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一名德国商人被召回国，他所开设的可炽煤铁行只好盘出。叶澄衷获悉此消息后，当即将其盘入。可炽煤铁行是上海滩最早以经营进口煤和旧铁为主的商号，从此成为第一家华商经营的钢铁企业。

        叶澄衷堪称一个经营天才，他在危机中择路而生的智慧和突破能力，最终让他在上海滩站稳脚跟。1866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对上海的影响首当其冲地体现在了外国在华金融机构的身上，之后在上海的外资银行由11家下降到5家，宝顺洋行在这次危机中倒下。敏感的叶澄衷抢先从银行和钱庄中把资金抽回，又火速催讨客户欠交的火油货款，尽一切办法回笼了所有的欠款。

        1883年上海发生金融危机，最严重之时，仅一个月就有60%～70%的钱庄歇业。叶澄衷是美孚石油的两个代理商之一。面对这次危机，他及时地调整经营思路，避开多事之秋的上海，将美孚石油通过他的商号分布在沿海及内地的分支机构，迅速铺向全国。

        在他看来，金融危机波及不到广大农村，这里的竞争对手也少，是一个低成本开拓新市场的绝好机会。不仅如此，他还趁着上海棉花行纷纷倒闭之机，用低廉的价格收购了10多艘原来运棉的沙船，建立起了自己的船队。扩充后的沙船多达100多艘，频繁在沿海和长江航线上往来，及时运送煤、铁等货物来往南北，美孚煤油的销量因此骤增。

        当时的《中外日报》报道叶澄衷的分号说，“遍于通商各埠，北达辽沈、南既交广、东渡渤海、西极巴渝”，“不独五金事业之权利在其掌握，即他行之土货、洋货欲销行内外各埠者，价值高下，无不视成（澄）衷为转移”。

        叶澄衷对政治的态度是，愿闻而不从。张之洞再三聘请叶澄衷，让其负责汉阳铁厂，他都坚辞不就。1884年，中法战争一触即发，江南制造局与福州船政局同时向叶澄衷订购煤炭备战，他却积极效劳。

        1884年4月，一批法国伤兵从安南来到上海，住在四明公所旁的空地上。接着，6艘法国军舰陆续开进黄浦江。法军登陆，入驻法租界，并在四明公所进行操练。

        对此，叶澄衷在四明公所董事会上，提出要警惕法国人的挑衅，并愿意出资筹建宁波帮团练进行自卫，但董事会其他成员怕惹恼洋人，损害自己的商务利益，竟议而不决，叶澄衷对此扼腕长叹。十多年后，这种由商捐助的商团才最终出现。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他以拳拳之心派人长驻江南制造局，保证军火生产中的煤、铁、铜等燃料的供应，帮助清政府向欧洲采购军火。

        与同时代的其他商人相比，叶澄衷身上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的另一面，就是他成功地培养出了一批宁波籍的同乡。

        慈溪人王铭槐原在叶澄衷上海老顺记商号任司账，1879年被叶澄衷派到天津任刚开设一年的分号的经理。在天津，王铭槐通过同是慈溪老乡的严信厚，投靠到了李鸿章门下，在甲午战争前为李鸿章购买鱼雷等军火，深得赏识，后由李鸿章推荐出任华俄道胜银行买办，成为天津四大买办之首。

        王铭槐的两个儿子、三个孙子分别在外商洋行充当买办，有“一门三代六买办”之称。他的孙子王品南曾在1928年与冯友苓（作家冯骥才的祖父）在天津法租界合创了天津福绿林中西大饭店。叶澄衷手下其他被派到天津的职员中，徐企生去了荷商恒丰洋行，陈协中去了法商逸信洋行，叶星海去了德商兴隆洋行，时人有言：“老顺记是洋行买办的摇篮。”

        在这方面，宁波人王筱亭与穆炳元的关系，也如王铭槐与叶澄衷的关系一样。王筱亭原在穆炳元手下工作，后入美国法利洋行从事签约劳工和鸦片贸易，这都是拿不上台面的工作。1860年时，王筱亭从跑街升到买办，再之后他的两个儿子也都是买办。此外，宁波人周仰山也曾经提携过刘鸿生，但他们与叶澄衷相比，要逊色不少。

        另一个人也不能不提，此人在武汉打拼出了一片天地，被湖广总督张之洞称为“有为之士”，他就是宋炜臣。宋炜臣原是宁波庄市阜生南货店的学徒，1882年被叶澄衷看重，招进老顺记。当时，上海有家创办于1880年的英商燧昌火柴公司，产品行销华中各省。1888年，叶澄衷委派宋炜臣在上海创办燮昌火柴厂，任其为副经理。燮昌产品优良，胜过燧昌，燧昌火柴公司因此倒闭。

        1896年，叶澄衷又委派宋炜臣去汉口创办更大的燮昌火柴二厂，开了武汉近代民营资本投资企业之先河，这家企业的产品一直到1917年都垄断着整个湖北市场。

        到1906年，宋炜臣已经可以一呼四应，他邀请鄂、赣、浙等省商人筹资白银300万两，又筹官股30万，在汉口创办了既济水电股份有限公司，自任总经理。1909年电厂建成发电，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商办水电企业。同时，宋炜臣与顾润章等集资白银40万两，在汉口建立了全国最大的机械厂——扬子机器公司，这家公司的资本里有由汉阳铁厂供给的旧机器设备以及白银5万两。

        由于成就突出，宋炜臣被誉为“汉口头号商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为解决燮昌火柴厂的原料问题，宋炜臣同吴蕴初合伙，分别在上海和汉口建立燮昌烧碱厂。28岁的上海宝山人吴蕴初，1919年在汉口燮昌火柴分厂任工程师兼厂长，后来离开，在1923年创办了天厨味精公司，成为味精大王。而燮昌火柴苏州分厂经理叶世恭就是后来上海的煤炭大王、宁波人刘鸿生的岳父。

        叶澄衷之所以能培养出这么多人才，一是因为他的事业规模大，对人才的吸纳量大；二是因为他所介入的行业市场化程度高，开拓性强，所培养出来的人才水准自然高人一等。叶澄衷可以说是中国最早通过教育来培养和发现人才的近代商人，这是叶澄衷比同时代其他商人的敏锐和高明之处，也形成了其他商人无以比拟的叶澄衷式口碑。

        早在官方倡导办教育之前，叶澄衷就在1871年出资3万两白银，在家乡创设叶氏义庄，即中兴小学的前身，并开设英语课。这是一所了不起的学校，“世界船王”包玉刚、影视巨商邵逸夫，以及港台实业家赵安中、叶庚年、叶谋升、包从兴、朱之信、楼志章等，都曾在这里受过启蒙教育。

        也是在这一年，上海慈善会议召开，叶澄衷与会并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兴天下之利，莫大于兴学”。会后，他立即筹办顺记商务学堂，以招收小学毕业生为主，学期一年，毕业后由顺记号录用，实习后大多数分赴各地洋行工作。这是叶澄衷利用教育培育商务人才的第一次实践。

        4年后，叶氏在上海创办叶记商务学馆。这时，叶氏的骨干企业有18家，每年都选派学徒与员工到商学馆学习，按照顺记五金洋杂货店的商务、会计形式进行训练，为期一年。在叶记商务学馆的学子中，叶氏企业的学徒与员工占到一半以上，其余学子向社会招收，学费全免。当时学馆设定的学科内容有会计、商务、报关、英语等。学业结束后，学子留在叶氏企业内当练习生，这些学子中有一批成为上海、汉口、天津等地洋行的买办与协办。国人主办新式学校的最早范例，当数1896年由教育家王培孙在上海设立的育材书塾（1904年定名为南洋中学堂）。为形成从小学到中学的教育体系，1899年叶澄衷在上海兴建澄衷学堂（今澄衷中学的前身）。在叶澄衷兴建校舍时，美国人福开森前来劝说叶氏，说中国人少持久性，有头无尾，难以善后，不如把土地与资金委托给上海租界内的英国工部局办理，对此叶氏予以婉言谢绝。此时叶澄衷已是病榻之人，对于他的所思所想，《叶澄衷：上海商界翘楚》这样写道：

        我常常在想，那英吉利、法兰西、德意志和日本国，和我大清国土相比，都是区区弹丸小国，为什么它们能以小欺大，令大清屈辱呢？

        我从小失学，没读过多少书，所以在创业时，倍感艰辛。搞实业，没有文化不行，不懂科学不行。同样道理，要想强盛吾国，不再受人欺辱，我们的后一代，更不能没有文化，不懂科学啊！

        澄衷学堂的第一任校长是34岁的蔡元培。不过，他在这里待的时间并不长。1901年9月，蔡元培被南洋公学聘为经济特科班总教习。之后，澄衷中学与浦东中学、民立中学，被誉为上海“中学三鼎足”，培养出了一批多学科的名家，譬如竺可桢、乐嘉陵、陆道培、俞梦孙、卢于道、胡适等，还有获国际小行星命名的旅港实业家李达三、上海华成烟草公司创办人戴耕莘。

        叶澄衷心怀着商人的强国梦想，他甚至参与编写了澄衷学堂最早的课本。不幸的是，学校破土动工之际，叶澄衷突发疾病，不久便离开人世。学校的事情，由他的后人按照他的遗嘱办理。

        综观那个时代，首善之人非叶澄衷莫属。促学、扶掖同乡、爱国，构成他的三重境界。如果用一句话来评价他，那就是“做人当如叶澄衷”。

        

站稳上海滩：四明公所事件

        1873年，当晋商在恰克图贸易中接连受挫时，宁波商人在上海滩也面临着一次大考。这次大考后，宁波商人在此后的30年间站稳了上海滩。

        1862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俄国因居间调停有功，不费一兵一卒，取得了在库伦、喀什噶尔、乌里雅苏台等处贸易的免税特权，而且在天津通商也比各国低1/3税率，这对晋商来说是一大打击。从此，俄商开始撇开晋商，直接深入两湖，设立茶栈，贩运茶叶或推销产品。

        1866年，清政府取消了天津海关的复进口税，也就是免征茶叶的半税。这意味着，俄商贩运成本将大幅度下降，而在北部的恰克图，因不能享受水运之便，加之从湖北汉口贩茶至张家口需经63个厘金分卡，需付出的税金要比俄商多10倍，所以恰克图晋商贸易一落千丈。到1868年，在恰克图买卖城中的山西行庄由120家下降到了4家。之后，清政府对晋商酌减厘金，取消浮税，以示体恤，但并没有让情况产生根本好转。到1873年，晋商为节省运费，也准备像俄国一样把两湖茶叶经水路运抵天津，再走陆路贩运到俄国。让晋商想不到的是，他们被阻止并被告知，如果要这样，将照旧收取厘金税。

        这个落魄的国家并没有给予商人应有的关照，哪怕是最起码的平等。不过，太平天国起义后，票号得到了官方初步的认同，这让晋商多少可以重拾一些宽慰。而在远东上海，宁波人也正面临进入这座城市以来的第一次大考，这成为他们蓄势的开始。

        在宁波籍上海道台蓝蔚雯的关照下，1844年后清政府免除了四明公所的纳税之责。1847年后，法租界扩界，四明公所成为其一部分，于是两个问题摆上了租界大人们的议程：一是免税有损租界权利；二是公所内的义冢，有碍租界环境卫生，要求予以搬迁。此芥蒂直接酿成了1874年及1898年四明公所与法租界之间两次流血的“四明公所事件”。

        在1862～1863年，法租界董事会明确表示：“为了消灭这些坟墓，绝不在任何尝试面前后退，不管这种尝试有多么艰巨。”其理由是，公所是传染疾病的根源。1895年初夏，北京、香港等地瘟疫爆发，人口大量死亡，在上海的中外人士更是谈“疫”色变。在这种情势下，法租界也一直在找适当的改变时间。事实上，这一诉求暗含着法租界扩界和修路的主张。

        在第一次四明公所事件中，宁波同乡在四明公所向法租界抗议，在随后的示威中，法国工程师开枪射向群众，死伤各一人，宁波人放火烧掉40多间法人住宅。此事惊动了上海道台及总理衙门，后经双方多次交涉，于4年后的8月达成协议：中国赔偿法国白银37650两，法国支付中国死难者家属白银7000两；法租界放弃原筑路计划；四明公所及属地永久免税，冢地之内永不得筑路、开沟、造房、种植，致损葬棺。

        两次四明公所事件发生时的上海道台都是浙江人，第一次是沈秉成，湖州人；第二次是蔡钧，余杭人。法兵悍然强占四明公所，蔡钧因对法方态度强硬而被撤职。1901年蔡钧被派任日本公使，1903年他向清政府建议向日本派遣留学生。

        第一次四明公所事件，参与人数上千，第二次声势更为浩大。官方的软弱，让广东同乡会等其他城市的人也参与了宁波籍工商界组织的抗议。一些愤怒的市民用石块将法大马路一带的路灯全部击碎，洋泾浜（今延安东路）以南一片黑暗。

        叶澄衷的气愤也是不打一处来，他不无愤怒地说：“吾等乃甬人，首先代表着甬人之利益。但是，吾等更是中国人，更应有中国人之骨气，岂能让洋人轻视吾辈。小人死于利，君子亡于义。今日是也！”

        同乡虞洽卿与他站在了一起，并力挺后来宁波人的罢工罢市斗争。当时的宁波人沈洪赉一手组织了长生会，会众大多数是在西洋人手下工作的人，譬如厨师、保姆、洗衣工等。

        沈洪赉性情勇烈，重义轻利，在底层民众中极负盛名，叶澄衷、虞洽卿穿针引线，也获得了他的支持。僵持之中，一二十万旅沪宁波人及各界人士掀起抗法浪潮，商人罢市，工人罢工，水手上岸，受雇于洋人者，一律辞职。

        法租界内中国店铺总罢市，少数不愿关门的店铺被群众捣毁。上海其他地区各业群众也纷纷罢工罢市。在冲突中，上海市民被杀害17人，伤数10人，被捕10余人。

        江苏布政使聂缉椝介入交涉。1898年9月2日，中法政府签署《解决四明公所案四项谅解原则》，原则在维持四明公所土地权的同时，同意了法租界扩张的要求，并规定：公所内不得掩埋新尸或停棺柩，原有旧坟也应陆续起送回籍。

        法方达到了目的，这是一个弱势政府最能化解纠纷的妥协，尽管这种方式并没有长了中国人的志气，但从此，宁波人用一个铿锵有力的声势，证明他们有能力对这个口岸的根本利益施加影响。

        这次事件之后，叶澄衷对待洋人的态度，有了十分明显的变化，他不再出席洋人举办的社交聚会，也不亲自与洋行或外国银行打交道。这个多事的国度让每个商人都承受了抹不去的酸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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