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初，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首创“软实力”概念，从此启动了“软实力”研究与应用的潮流。按照他的观点，软实力是一种能力，它能通过吸引力而非威逼或利诱达到目的，是一国综合实力中除去传统的、基于军事和经济实力的硬实力之外的另一组成部分。这一概念的提出，明确了软实力的重要价值，将它提高到了与传统的“硬实力”同等甚至比其更为重要的位置——正如约瑟夫·奈所言：“硬实力和软实力同样重要，但是在信息时代，软实力正变得比以往更为突出。”“软实力”概念一经提出，便在世界范围内得到积极响应，世界各国纷纷研究并认真谋划提升自己的“软实力”。

        “软实力”的含义很广泛。我认为，经济软实力是软实力的一个主要方面之一。经济思想是经济政策的基础，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经济“软实力”。经济学大师马歇尔在其巨著中写道：“不论科学艺术思想或实用工具中所体现的思想，都是历代相承的最‘真实的’遗产。如果世界物质财富遭到破坏，而这种财富由于制造的思想却被保留下来，则它会很快地得到补偿。但是如果所丧失的是思想，而不是物质财富，则这种财富会逐渐消失，世界复归于贫困状态。如果我们丧失了对纯事实材料的绝大部分知识，而保留了建设性的思想观念，则我们会很快地重新获得这种知识；而如果思想消灭了，则世界势必复归于黑暗时代。”

        凯恩斯在《通论》一书的结尾中强调思想对人类经济行为的重要影响，他的名言“不论早晚，不论好坏，危险的东西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已家喻户晓。经济实践的历史证明了凯恩斯预言的魅力。从工业革命到1929年美国大萧条的100多年里，自由市场经济、稳定的货币和开放的世界经济被视为经济繁荣的保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重建金本位的努力失去了用货币贬值作为弥补经常性账户赤字的措施，而价格下行比上行难得多，大大缩减了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通货紧缩产生大量失业。凯恩斯曾反对英国试图回归金本位的努力，认为此举会导致通货紧缩及国内外相对价格的失衡，从而使英国的出口品价格太高，不利于竞争，预言该项政策会导致失业。

        果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遭遇了长期的经济失调和严重的失业。英国采取的这种错误政策，造成了20世纪20年代失业率增加，加速了英国经济的衰落。1931年9月20日，英格兰银行不得不宣布放弃金本位。美国总统胡佛离任前一天，还警告即将接任的罗斯福总统不要干预经济。可当时美国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大萧条之中，不能说胡佛总统对惊人的失业率视而不见，只能说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影响已经如此根深蒂固，使得人们对现实经济生活的灾难变得麻木了。国际间资本自由流动在20世纪90年代被看做天经地义。1998年9月，当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在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宣布采取限制资本流动的做法时，引起国际金融界哗然，批评声一片。但是，后来马来西亚经济的较好表现至少部分证明了资本控制的必要性。后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开始认同合适的资本控制。

        我们再看一个经济思想成功扩散的例子，它被称为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思想上的人力投资革命”，把在诸如保健和教育这样的社会服务上的支出当做与在物质资本上的投资一样的投资，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1960年舒尔茨在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发表的题为《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说中，对于人力资本观点作了系统的论述。舒尔茨提出的人力资本理论把资本分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两种形式。人力资本是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以劳动者的数量和质量表示的资本。劳动者的知识、技术水平、劳动技能的高低不同，决定了人力资本对经济的生产性作用的不同，结果使国民收入增长的程度也不同。

        舒尔茨提出了9项主张：在税收政策上应该给人力资本给予优惠；防止人力资本的闲置和老化；避免对人力资本投资进行为的干扰；完善人力资本市场，银行应积极主动地提供人力资本所需的费用，鼓励私人和公共投资；政府应承担人力资本投资的大部分费用，特别是资助劳动力向城市转移；重视低收入者的人力资本投资；明确教育和保健同样具有经济意义，它们是一项投资，要扭转投资在这方面的不平衡；增加政府投入、扩大人力资本投资，以减少收入的不平等。舒尔茨的经济思想从1960年至今的约50年中，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的应用，就连中国的人事部，在与劳动保障部合并后，也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经济硬实力与经济软实力相辅相成，也可以说，经济思想的领导地位促进了其经济领域的领导地位。从18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起，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国家是英国，英国是全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家也绝大多数出自英国。比如，英国皇家经济学会于1890年创办。亚当·斯密所著的，全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此书初版于1776年。《大英百科全书》说：“在将近100年后，斯密依然是经济思想史上的巨人。”对英国的崛起至关重要。亚当·斯密提出“看不见的手”的概念，即市场自动调节资源的分配。同时主张政府无作为，不干涉经济发展。传入中国时，1900年中国《新闻报》曾评论：“西洋公学译书院新译亚当·斯密。欧洲200年前理财政策多与中国相似，自此书出，英国首先采用，遂立今日富强之基。今日中国患贫久矣，和议既立，必以整理财政为先，译成是书以备参考。”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的经济中心从英国悄然地转移到美国，世界的经济学研究中心也于20世纪30年代悄然向美国转移。美国在崛起中也伴随着经济思想的崛起。早在1890年，马歇尔在中就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个现象，他写道：“英国经济学家在外国有许多信徒，也有许多批判者……近几年以来，最大的有关的发展也许要算美国了。一个世纪以前，‘美国学派’被认为是由凯雷领导下的一群保护主义者组成的；但现在由一些英明思想家组成的新学派正在形成；有迹象表明，美国在经济思想上正在取得它在经济事务上已经取得的那种领导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经济总量已经达到世界经济总量的40%左右，美国取代英国在经济学的领导地位是必然的。凯恩斯可能是英国作为世界经济学中心的“最后一个贵族”。可惜，他本人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这个问题，1944年他任英国代表团团长出席在美国布雷顿森林召开的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布雷顿森林会议创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个国际金融组织，一个是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即世界银行，一个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造这两个组织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凯恩斯倡议多年的，但在这两个组织的总部是放在美国还是欧洲这个问题上，凯恩斯与美国代表发生激烈争论。布雷顿森林会议最终决定把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部设在华盛顿，回国后凯恩斯对此郁郁寡欢。1946年4月21日，凯恩斯由于心脏病突发而在家中去世。

        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与世界经济的互动性显著增强，中国迫切需要经济软实力：第一，随着中国经济规模增大，中国与世界经济的相互影响也越来越大，中国经济增长越快，对世界经济贡献就越大。2008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5%，经济增长速度10%，那就等于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了20个百分点，超过美国的贡献，确保了在世界金融危机下世界实体经济不衰退，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之一；中国是开放的大经济体，世界贸易占中国经济总量的70%，出口占35%，净进出口是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出口下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马上会减少。

        第二，与此同时，国际经济金融关系却变得异常复杂，要保持一个有利的经济大国形象，要有话语权和赢得舆论支持，例如，2008年11月，中国政府出台的4万亿元财政刺激计划赢得国际舆论的普遍赞扬，但国际上随时会掀起中国汇率风波。第三，中国作为一个成功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经验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更重要。提高1亿人的生活水平容易，但提高10亿人的生活水平不容易。世界上还有10亿人生活在最底层，如果这10亿人的经济体从中国获得经验，人类文明就能前进一大步。2008年林毅夫出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既是对他个人学术成就的国际性认可，实际上更是对中国发展经验的一种承认和看重。

        经济思想、发展模式构成软实力的“内功”，也是中国国际形象的基础之一。我们应面对的现实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不被国际经济学界所认可，而是被认为是一种混合型过渡经济，这需要中国的经济学家向世界解释和营销。

        中国经济软实力必须具有巨大的实践意义。在凯恩斯理论出现之前的20世纪30年代，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大萧条正是因为对经济会自动平衡的固有观念出台了许多错误的经济措施所致，使得事情朝坏的方向发展。在工业经济时代，有了凯恩斯理论，政府主动使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工具来对付萧条，在一定程度上取得效果。例如，美国联邦储备在1929年后采取了紧缩的货币政策，导致大萧条持续了过长时间；2008年，在世界金融危机中，美国联邦储备吸取了1929年的教训，在货币市场无限制提供流动资金，同时迅速放松货币政策。凯恩斯学派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的经济政策。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诱发了中国经济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中国政府于1998年和2008年果断采取了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内需的措施。这些政策对中国经济摆脱通货紧缩压力，促进经济持续、高速、稳定增长起到了十分明显的积极作用。

        中国经济软实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迫切要求。随着中央电视台纪录片《大国崛起》的热播，社会上对国家崛起的讨论如火如荼，无意中唤醒了沉睡百年的“大国意识”。但《大国崛起》只是陈述了历史上9个世界大国崛起的事实，并没有给出一个解释这9个世界大国崛起的经济理论框架。当前，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受到挑战，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参考作用已经不如以前了。但同时，中国“本土”的具有原创性和国际化的经济理论框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1994年，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

        但是，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目标，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实践上已经掌握了市场经济的运行经验。2006年6月5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了钟轩理的署名文章《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为实现“十一五”规划目标提供强大动力和体制保障》指出，“必须清醒地看到，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是非常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我国要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许多规律性的东西我们还不熟悉”。例如，建设一个有效率的资本市场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长期艰巨的任务。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需要从干中学，也需要经济学家勇敢地进行经济思想的创新，为未来的改革之路作超前准备。

        中国经济软实力必须具有国际性。长期经济增长是经济学永恒的核心问题。但事实上，经济学并没有在理论上解决长期增长相关的一些问题。为什么世界上有些地方在经济增长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有些地方已经富裕，而另外一些地方却很穷；还有，为什么有些地方看起来有望赶上，实际却没能摆脱贫穷，生活水平在不断下降。现今的经济增长理论也没有很好解释美国1929～1933年的大萧条、美国和欧洲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新经济”、日本经济从1991年以来的长期停滞和2008年以来的世界金融危机。中国经济增长应该对人类长期经济增长这个核心难题贡献中国的经验。

        中国的经济软实力前景如何？目前存在着两种看法。

        一种是乐观的预言。林毅夫满怀信心地预言：“随着我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所占地位的提升，中国经济研究在世界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将随之提高，我国的经济学家在研究我国的经济问题时，有近水楼台之便，可以预期当我国的经济在21世纪变成全世界最大、最强的经济体时，我们也有可能迎来中国籍的世界级经济学大师辈出的时代。”

        另一种是悲观的预言。据说，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预言：“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以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进而削弱我们西方国家的具有‘传染性’的学说。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也质问：“中国改革开放27年了。高楼大厦多得不得了；公路兴建得非常快，但还是堵车频频；在缺电的情况下工业产出直线上升。孩子们被父母打得在琴键上运指如飞；什么国际入学考试考得美国佬不相信成绩是真的……这些逼出来的成就，有目共睹，屈指难算。可惜有些事——非常重要的事——是逼不出来的。学术思想的源头逼不出来。与西方的层面相比，这应该是我们今天在国内还数不出几个思想大师的原因吧。”

        我认为林毅夫过于乐观了。经济总量的概念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对经济金融复杂程度产生影响的人均收入水平。19世纪末，美国悄然崛起时，不但是经济总量，而且是人均收入超过英国。美国纽约真正成为世界经济和金融中心的时候，已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总量是英国的10倍，人均收入大大超过英国。所以，世界经济学中心的英美交替足足花费了近50年的时间。2008年，在总量排世界第三的同时，我国人均GDP仍然排在世界第129位，中国仍然是刚走出低收入水平。中国经济总量估计在2029年左右超过美国，可人均收入只不过是美国的1/3，到2049年中国经济总量大大超过美国，人均收入则刚超过美国的一半。

        另一方面，我认为撒切尔夫人和张五常又过于悲观了。建国60年来，中国经济学家把现代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促进中国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前30年有“新人口论”的马寅初和“价值规律”的孙冶方等；后30年有“厉股份”、“吴市场”和“刘旋风”等。中国经济学的“科学共同体”为中国增长奇迹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为1992年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震撼世界的经济大战略立下了汗马功劳。商品经济是最合适的切入点，人们学习和体验市场经济，首先是商品市场，在商品交换中体会价格变化，其次才能学习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等。1980年初夏，由经济学家薛暮桥等人起草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中，已经明确提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厉以宁从中国经济改革之初就提出用股份制改造中国企业的构想，包括用股份制改造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乡镇企业以及其他所有权不明晰的企业，被改革与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并被十四届三中全会所认同，对中国经济改革中重塑市场主体和发展市场主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经济越来越复杂，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面临的现实经济问题越来越多。这需要成千上万的合格经济学家组成的“科学共同体”来解难题，在经济理论创新和研究政策方面作出贡献。2008年，林毅夫在《发掘理论创新金矿，推动学科全面发展，致力民族大业复兴》一文中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必须摆脱一味去‘西天取经’的思维定式，在政治、经济、社会科学各个领域，深入了解中国的历史，积极研究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过去100多年来的现代化探索成功和失败的经验与教训，以及当前国内、国际社会的现实，创造性地构建出一套能够揭示中国现代化本质，面临的限制和机遇的新的思想体系、理论观点”。“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当代中国经济学家群体为中国经济软实力作贡献指日可待。中国不光出口制成品，也可以大量出口经济思想。我试图在阐述经济大历史和大未来的时候，为世界经济提供一种经济思想，也为中国复兴提供经济软实力，特别是为建国80周年之后的经济发展储备经济思想，为今后出现中国籍的经济学大师抛砖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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