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会议后，林彪一直敷衍毛泽东和周恩来，始终不作自我批评，黄永胜等人也一字不提林彪的错误和责任。1971年3月在林彪授意下，林立果及其同伙在上海秘密制定出政变计划《“五七一工程”纪要》，企图武装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这个《纪要》的出笼，标志着林彪这伙党内宗派势力决心与党和人民为敌，成为彻头彻尾的反革命阴谋集团。同年8月中旬，在周恩来主持下开始恢复四届人大有关准备工作。9月8日，中央政治局原则通过《四届人大筹备工作文件》。就在这一天，获悉毛泽东南巡谈话内容的林彪向林立果等人下达了反革命政变手令，妄图杀害毛泽东于巡视途中，未遂后又策划南逃，最终仓皇北叛。9月12日晚，周恩来得知林彪一伙的不正常举动，即全力投入处理林彪事件的紧张工作中。

        “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

        1970年3月，国内局势趋于平缓。在武汉的毛泽东提出关于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同时还提出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毛泽东的意见，表明他力图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混乱状态、尽快恢复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愿望。但是，事情的发展并不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在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林彪出于他不可告人的目的，表示了同毛泽东相左的意见，进而给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投下阴影。同年7月，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8月中旬基本完成四届人大文件起草和其他准备工作，8月下旬召开九届二中全会，同年国庆节前举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是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召开的唯一一次全国人民代大会。从1970年3月筹备工作开始，到1975年1月大会正式召开，历时近5年时间。其间，在老一辈革命家领导下，中国共产党胜利地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政变阴谋，并同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进行了艰巨的斗争。四届人大确定的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的国务院领导班子，是党内正义力量与邪恶势力反复较量后所取得的最重要成果，它对于当时以及后来党和国家的前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四届人大《府工作报告》重申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斗志，成为周恩来留给中国人民的政治遗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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