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日晚,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接到在中南海毛泽东住处召开会议的通知。是夜23时,政治局成员陆续到齐,周恩来也抱病从305医院赶到会场。
会议由毛泽东亲自主持。此时,毛泽东双眼所患老年性白内障尚未治愈,看景物仍感模糊,但他思维依然敏锐,谈吐不减当年。他在讲话中一开始便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对批“经验主义”的文章(即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放过了”,并就此严厉批评“四人帮”:“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在谈到党的历史经验时,毛泽东再次提及1931年在中央苏区发生的“邓、毛、谢、古事件”,并对邓小平说:“(当时)我只见过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
随即,毛泽东加重语气,打着手势讲道:“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这是毛泽东继1974年多次批评江青一伙以后,又一次指出“四人帮”及其宗派活动问题。
在毛泽东讲话时,江青倚仗她的特殊身份,未作一句检讨,并不时在会上插话,引起毛泽东的不快。他面色严峻、一句一顿地告诫江青:“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散会时,毛泽东和到会的政治局委员一一握手道别。在与王洪文握手时,王支吾说:“按主席的指示办。”毛泽东听罢用手掌做了一个翻来覆去的动作,正色道:“你不要再这个样子了!”
第二天,周恩来在医院同正式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商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需在政治局内进一步批评“四人帮”。随即,他伏案写下书面意见,表示“同意小平意见”,支持由邓主持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
为确保开好批评“四人帮”的会,周恩来不顾身体极度虚弱,又亲笔致信中央政治局成员,提议应进一步讨论吃透毛泽东5月3日的讲话,尤其应搞清楚有人带头批“经验主义”的问题。对此,最早提出批“经验主义”的张春桥心怀鬼胎,发表异议说,周总理信中“有些话不确切”。周恩来毫不退让,以张春桥3月1日在总政讲话和三四月间军内各单位对张讲话的反映的事实,回击张春桥对反“经验主义”问题的狡辩。在铁的事实和周恩来的有力批驳面前,张春桥不得不有所收敛。
5月27日和6月3日,在邓小平主持下,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讨论毛泽东5月3日讲话,对“四人帮”进行严厉批评。会上,邓小平、叶剑英再作长篇发言,对江青、张春桥等人多次攻击、诋毁周恩来的做法逐一揭露,连发质问。邓小平以坚决的口吻说道:对这些问题,应当讲清楚,“不讲明白,没有好处”。
迫于形势,王洪文不得已作了一些“检查”。而江青等则拒绝检讨,甚至还试图否认“四人帮”存在的事实。
事后,当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政治局会议情况时,毛泽东称赞道:“我看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他们几个人(指”四人帮“)现在不行了,反总理、反你(指邓)、反叶帅……现在政治局的‘风向’快要转了。”最后,毛泽东满怀期望地对邓小平提出:“你要把工作干起来!”邓小平坚定地表示:“在这方面,我有决心就是了。”
自中央政治局会后,受到批评的江青一伙垂头丧气,一蹶不振。人们注意到,“文化大革命”中一向不放掉抛头露面机会的江青,在一连几个月里,几乎再没有公开露过面。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也变得不那么盛气凌人、神气活现了。一时间,“江青挨中央批评”的消息不胫而走,广为流传。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从6月初起,在医院的周恩来却频频会见外国来宾。陪同他会见外宾的常有邓小平、李先念、廖承志等。
6月7日晚,周恩来在医院会见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及其夫人、女儿时,兴致勃勃地告客人:现在会谈、宴会都由邓小平副总理包办了,这就给我提供了休息的机会……
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从这一年下半年起,邓小平领导的整顿在农业、商业、教育、科技、文艺等各个领域全面、迅速地展开。
7月4日,邓小平向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发表《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的讲话,阐述他不久前提出的与“四人帮”一伙作斗争的著名口号——“三项指示为纲”。他说:“前一个时期,毛泽东同志有三条重要指示:第一,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团结;第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指示互相联系,是个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条。这是我们这一时期工作的纲。”他强调:当前,我们有好多事要办,“特别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7月14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军队整顿的任务》,要求首先在军内铲除山头,克服派性,加强组织纪律性。
8月3日,邓小平又在中央军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作《关于国防工业企业的整顿》的讲话,指出:一定要建立“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要选派那些能办事、敢办事、敢负责的人来领导整顿工作。
8月18日,邓小平就加快工业发展问题发表意见,强调整顿企业管理秩序和恢复健全各种规章制度的必要性、紧迫性。
9月15日,邓小平出席在山西省昔阳县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上,他重申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并提出各方面工作都要进行整顿的意见。
9月底至10月初,邓小平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更加明确地指出:“当前,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农业要整顿,工业要整顿,文艺政策要调整,调整其实也是整顿。要通过整顿,解决农村的问题,解决工厂的问题,解决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解决各方面的问题。”“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只要抓住整党这个中心环节,各个方面的整顿就不难。”
从7月到10月,短短三个月里,全面整顿的“排炮”犹如阵阵春雷,震撼祖国大地。许多老干部、老工人和广大知识分子,通过传达、学习邓小平的讲话,都油然而生一种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从未有过的畅快感觉。一直在周恩来、邓小平指导下进行教育系统整顿的周荣鑫,根据周恩来、邓小平对整顿教育工作的意见,在一次教育座谈会上,严词批驳了长期以来“四人帮”所散布的种种谬论,矛头直指张春桥等人一手炮制的那“两个估计”。对此,周荣鑫并非不知所冒“风险”,但他却无所畏惧:“我有些话是会刺痛那几个好搞形而上学的人的,他们肯定会要不满的。无非是再次被打倒!即使再次被打倒,我也不怕——要横下一条心,做小平同志讲的那种不怕被打倒的人!”
周荣鑫的讲话,表达了领导整顿工作的一批老干部的心声。
邓小平的全面整顿,迅速、系统地纠正着“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种种错误,使各方面工作在短时间内出现明显好转,国民经济各项指标也由停滞下降转入迅速回升。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一个月比一个月好。从下半年起,国民经济情况继续好转,工农业生产稳步上升。
这次全面整顿,深得党心、民心。历尽8年动乱之苦的人们开始感到:“四化”有希望了,民族有希望了,中国有希望了!
1975年9月7日,重病中的周恩来在医院最后一次会见外宾。当他向来自东欧的客人们坦然且又肯定地道出“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一语时,在座的来宾都惊愕不已。随即,周恩来充满信心地对外宣布:邓小平同志将接替我主持国务院工作。邓小平同志很有才能,可以完全相信,邓小平同志将会继续执行中国党和政府的内外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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