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前的形势
九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后，中共中央为力促蒋介石停止内战，早开谈判，实现国共合作，联合抗日，派潘汉年于9月24日携带中共中央起草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离开陕北，前往上海，并准备派周恩来作为中共全仅代表，同国民党谈判，签订《抗日救国协定》。然而，蒋介石对于中共的倡议却不予与日俱增。在平息“两广事变”以后，蒋介石立即增兵陕甘，“围剿”红军。他在谈判桌上翻云覆雨，态度强硬，企图以军事进攻与政治谈判双管齐下，一举解决西北问题，实现其“溶共”和收编红军的野心。中共中央在国民党军队猛力进攻之下，一方面，“从各方面造成停止进攻红军的运动”，“以此迫蒋停止剿共”1936年11月22日毛泽东、张闻天致潘汉电，载《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4期。；另一方面，于11月下旬组织了山城堡战役，显示红军的声威。在谈判中，则“并不坚持过高要求”，同意“红军改名受蒋指挥。”1936年11月12日毛泽东致潘汉年电，载《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4期。然而，蒋介石仍一意孤行，反而严厉督责张学良、杨虎城“进剿”红军。
张、杨发动西安事变
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为促使蒋介石放弃“剿共”政策，实行抗日救国，在多次进谏无效反被斥责后，决定对蒋介石进行“兵谏”。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杨联手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他们在西安东面的临潼华清池逮捕了蒋介石，在西安市内囚禁了从南京来的陈诚、蒋鼎文、卫立煌、张冲等十几名国民党军政要员。
中共中央派驻在张学良那里的代表刘鼎在行动前一刻（12日12：30）发电报向驻在保安的党中央报告西安即将发生重大事变的情况。
张、杨在事变后立即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立即召开救国会议”等八项政治主张。
怎样处置这个突发事件，一时之间成为国内中种政治力量斗争的焦点和国际上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
张闻天主持讨论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
西安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12月13日上午，张闻天在保安自己的窑洞里召集并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西安事变后的形势与应对、处理方针。由毛泽东作报告。与会者一致同意毛泽东的分析，肯定西安事变是抗日的义举，革命的行动。据这次会议记录。但是，对处理事变的方针，由于事起突然，情况还不甚清楚，认识不完全恰当，也不说一致。应该说，这是正常的，也是难免的。
像通常一样，在这次会上，张闻天是倾听了报告和讨论后才发言的。针对报告、讨论中的意见，他论述了西安事变暴露的主要矛盾和中国共产党应该采取的基本方针。张闻天在1936年12月13日常委扩大会上的发言，载《党的文献》1988年第3期。以下叙述张闻天发言中涉及的别人的发言内容，均据这次会议记录。
在张闻天看来，会上有两点相互关联的主张是不妥当的：一、在政权的问题上，主张以西安为中心，建立实质的“政府”，以西北为抗日前线，影响全国，领导全国抗日。二、在对蒋介石的处置问题上，主张反蒋，提出审蒋、除蒋。认为应该在人民面前揭破蒋的罪恶，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以审。
张闻天在讲话中指出，在抗日问题上，主要的矛盾是抗日派同“民族妥协派”（以蒋介石为代表）的矛盾。张学良在西安的这一“突变”“是开始揭破民族妥协派的行动”。这个行动的意义是使整个局势“向着全国性的抗日方向发展”。从对西安事变矛盾性质与发展趋向的分析出发，张闻天提出了处理事变的根本方针：“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并预见到我们党的工作也将有一个转变：“要转到合法的登上政治舞台”。在政权问题上，张闻天明确表示，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实际是政权形式）”。张闻天认为张、杨提出的“改组南京政府的口号并不坏”，我们的正确策略应该“把抗日为最高旗帜”，“在军事上采取防御，在政治上采取进攻”，“发动群众威逼南京”，以促成“改组南京政府”口号，而不是也不可能“控制南京”以至“打倒南京政府”。至于对蒋介石的处置，张闻天明确主张“对妥协派应尽量争取，与分化、孤立”，明确提出“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这里所说的“妥协派”即“民族妥协派”，是与“亲日派”、“投降派”、“卖国势力”相区别的，当时往往用来指蒋介石嫡系势力，其代表人物就是蒋介石。这里所说的“南京政府正统”，自然首先包括扣留在西安的蒋委员长其人在内。
会上，对张闻天提出的策略和方针，常委们相当重视。但这次会后的文电，如当天中午毛泽东、周恩来致李毅（即张学良）电，14日红军将领致张、杨电，15日红军将领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16日的《红色中华》报，反映出最初几天并未实行张闻天提出的策略、方针，没有离开以“西安为中心”与“审蒋”的设想来处理突出的西安事变。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决策的逐步形成
事态的发展与各方态度的明朗，很快就证明按“以西安为中心”和“审蒋”的设想来处理是不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事变爆发后，国内外反应强烈而复杂。南京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等亲日派力主“讨伐”张、杨；亲英美派（以宋子文、宋美龄为首）为保全蒋，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地方实力派担心引发更大内战，大多数对张、杨不表示支持，几乎一致要求恢复蒋的自由。各国态度不一，日本极力挑动中国扩大内战，得悉南京决定“讨伐”，兴高采烈，坚甲利兵，引满待发；英美力求维持蒋氏统治，认为可以同共产党合作以对付日本；苏联《真理报》、《消息报》连发评论，指责张、杨，也希望事变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立即应张、杨之邀决定派代表前往共商大计。12月17日周恩来等乘张学良的专机飞抵西安，与张、杨先后会谈，并连续致电中共中央，报告西安局局势变化，国内外对西安事变的反应，陈述自己对解决事变的意见。蒋氏被扣以后，事实上对蒋如何处置成了南京与西安对立的焦点。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等根据对事变形势的进一步观察，逐步形成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
12月18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中央，指出“贵党果欲援救蒋氏，则决非调集大军讨伐张、杨所能奏效”，“武力的讨伐，适足以杜塞双方和解的余地”。此电提出“停止一切内站、一致抗日”、“蒋讨伐张、杨与进攻红军的中央军全部增援晋绥”等五项条件，申明“如贵党能实现上项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1936年12月18日），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
确定和平调停的策略方针
12月19日，张闻天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二次正式讨论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这时，西安事变已经过六天。正如张闻天在会上指出的“在六天之中，这事件的现象与本质都［表现得］更充分”。此处及下文所引述的张闻天1936年12月19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载《党的文献》1988年第3期。19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同13日的会议不同，它是在党中央领导核心意见一致，不失时机地作出了“和平调停”的决策后召开的。
会议由毛泽东作报告。他着重分析了事变影响的两重性，一方面是光明的方面，“更能促进抗日亲日的分化，使抗日战争更为扩大”；一方面是黑暗的方面，因为捉蒋，南京“把张、杨一切抗日的主张都置而不问”，“更动员所有部队讨伐张、杨”，内战有爆发与延长的危险。他又进而分析由此而来的西安事变的两种前途：胜利的前途或失败的前途，说明我们应该“分两手”；一是“反对内站要求和平”，一是“把阵线整理好，打击讨伐派”。他还说：“现在发表的通电与前次的致电是有区别的，更站在第三者的立场说公道话。”毛泽东在报告中说明了党的策略方针是和平调停，使内站结束。
张闻天在这次会上的讲话同毛泽东的报告相得益彰，特别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几点：
其一，关于西安事变的两个前途，张闻天认为：“一是全国抗日的发动，一是内战的扩大。”关于处理方针，指出：“我们的方针应确定争取成为全国性的抗日，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
其二，坚定地主张抗日而不反蒋。张闻天强调：“我们应把抗日为中心”，“不站在反蒋的立场”。他批评：“要求把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口号是不妥的”。可见，他是最早把对蒋处置同抗日全局联系起来的、在这个问题上坚定不动摇的党中央领导人之一。
其三，在避免内战扩大、争取全国抗日的策略方面，张闻天发挥了毛泽东报告中“分两手”的思想，提出“我们应尽量争取时间，进行和平调解”，“我们应与张、杨靠近，应打胜仗，扩大影响，准备以防御战来反对内战”。张闻天将我们的“两手”概括为“和平调解”与“防御战”，成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
其四，对苏联的态度表示看法。西安事变后共产国际16日指示因电码错乱没有译出，重发的电文这时尚未到达（20日到），而苏联报纸从14日起对张、杨横加指责。如何看待苏联舆论成为统一内部思想的一个重要问题。张闻天对此解释说，苏联有难言之隐，“只能这样说”，否则会引起“与南京对立”，同时又毫不含糊地指出，“这样的舆论，自然对局部的利益是有些妨碍的”；并斩钉截铁地表示，我们当然不能采取苏联这一主张。在当时情况下，这样解释最有利于统一内部思想，从这里也可以明白地看到，和平调解的方针是中共中央审时度势独立作出的决策，决非如长期流行的一种错误说法是所谓屈从于苏联的压力或听命于共产国际的指示。
19日会议产生了两个主要文件，一个是公开发表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一个是党内发布的《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成为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纲领。从会议记录、文风等方面研究，大致可以判定，“通电”系毛泽东手笔，“指示”为张闻天所写。
提出六项条件，确定“放蒋”方针
19日会后，张闻天为争取实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其中特别值得一书的是21日中央书记处致周恩来电。
这个电报精辟地分析目前局势是“日本与南京右派联盟，企图夺取蒋系中派，造成大内乱，另方面是南京与各地左派企图调和，而中派在动摇中”；我们与西安的策略“应扶助左派，争取中派，打倒右派，变内战为抗战”。提出初步改组南京政府，讨伐军退出陕甘，保障民主权利，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之国家建立合作关系等同蒋介石、陈诚等“开诚谈判”的六项条件，要求在此条件下“成立和平”，“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恢复蒋介石之自由”，以转变整个局势，达到“中国统一，一致对日”。这个电报确定的“放蒋”方针，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关键一招。电文中提出的条件同17日周恩来、张学良商定的五个条件相比，有所发展，更为具体、实际，也更全面。这六项条件随即成为西安与南京双方都同意的谈判基础。谈判结果，这些条件也为蒋与南京来人（宋子文等）“完全承认”，蒋氏最后口头正式承诺的六项条件同中共中央书记处12月21日电中提出的条件基本上是一致的。
中共中央并决定，派博古率领中共代表团成员叶剑英等（周恩来已在西安）带着中央最新意见前往西安。博古等于23日到达，住进张学良公馆东楼三层，立即向住在那里的周恩来传达并进行分工，周负责上层统战和群众工作，博负责党内工作，叶负责军事工作。第二天晚上，周恩来面见蒋介石，达成了停止内战的协议。
“放蒋”后的形势与中共中央的方针
1936年12月25日，蒋介石在口头允诺六项条件后恢复自由，张学良不听博古、恩来劝阻，亲自送蒋经洛阳回南京。12月27日，张闻天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释放蒋介石后的形势与方针。他指出：“现在一般地说，结束内战的前途是占了优势。目前是向抗日战争的方向走。但是，我们应估计在这中间一些可能发生的障碍。我们应采取［措施］把中派的动摇最后地结束”，“我们应用一切力量，争取抗日前途的实现”。当天，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指出：“蒋介石的接受抗日主张与蒋介石的释放，是全国结束内战一致抗日之新阶段的开始。但要彻底的实现抗日任务，还须要一个克服许多困难的斗争过程”，“在斗争中推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间派最后结束他们的动摇地位，而坚决走上改革内政，对外抗战的道路”。
然而，蒋介石是不会轻易改弦易辙的。他回到南京以后，“障碍”果真就发生了。他不让张学良返回西安，导演了一出先“审”、后“赦”、又“管”的怪剧，剥夺了张学良的自由。同时，调集了37个师的兵力分五路向西安进逼。1937年新年伊始，形势突趋险恶。西北上空战云密布，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当此危急关头，张闻天同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等一起，为制止内战、维护和平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努力。
1937年1月2日，张闻天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张学良被扣留后的形势与方针。张闻天分析形势，立足全局，提出对策，指出：“蒋的态度仍是在动摇中，我们的方针不定期是要争取他。”我们应将“主要火力现着亲日派，要蒋介石实现他自己的话，要与亲日派分离”。张闻天提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应发表通电，说明现在情况，反对内战，要求放张学良回来，要求南京出兵援绥”。
1月5日，张闻天、毛泽东联合致电在西安的周恩来、博古，贯彻1月2日会议精神。此电还从文武两手作了具体部署。政治上，“速发拥蒋迎张通电”；军事上，要彭德怀、任弼时“速令十五军团出陕南”。同时，红一军团以及红十五军团全部立即急行军南下。不数日，红军大部队即出现于西安附近，驰骋于商洛一带，有力地支援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
1月5日这一天，张闻天、毛泽东还联名电令在上海的潘汉年速与宋子文接洽，要宋子文实践诺言，履行周恩来的西安与蒋、宋商定的“停战撤兵”、“初步改组南京政府”、“释放政治犯”、“停止剿共，联红抗日”、“联俄并与英美合作”、“西北交张学良处理”等六项条件。1月7日，中共中央给刘少奇发出《关于西安事变宣传方针的指示》。1月8日，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发表《为号召和平停止内战通电》，在火力集中指向亲日派的同时，非常策略地督促与逼迫在奉化“休假”的蒋介石实践诺言，制止内战危机。1月9日，张闻天、毛泽东又复电周、博，指出“保持西北目前局面，非不得已不开火，乃目前基本方针”。中共方面为维持得来不易的国内和平局面真是不遗余力。
内战危机迫在眉睫
蒋介石摆好阵势以后，即于1月9日抛出关于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驻防地区的甲乙两种谈判方案。甲案大意是“东北军人甘，十七路军驻陕，红军返陕北，中央军驻西安了陇海线”。乙案与甲案不同处主要是十七路军调防甘肃，东北军东移河南、安徽，“三位一体”就自然解体了。蒋介石这时亮出这一手，直介极尽分化之能事。因为张学良返陕问题没有解决，又加上了一个部队的去向问题，两个问题的联系和解决的孰先孰后，以及甲乙两种方案的得失利弊，必然在东北军内部引起争论而产生裂痕。
果然，东北军内部很快就形成了壁垒分明的主和、主战两派。元老派主张是甲案基础上谈判，一些由中下级军官结合起来的少壮派则主张首先要救张学良回陕，认为在张被扣的情况下进行谈判形同“叛变”。矛盾十分尖锐，形势较为严峻。
当此之时，周、博与洛、毛间电报往返不断。周恩来根据洛、毛电示，两致蒋函，要求撤兵、释张；并多方协调，坚持选择甲案，和平解决。
与此同时，张闻天又指导我党在白区的组织策动各方调停，维护国内和平。1月15日，张闻天致电上海地下党北雪峰、潘汉年，要他们策动韩复榘、刘湘发表通电，主张和平解决，恢复张学良的自由；要他们设法找人向李宗仁、白崇禧活动此事；并请人向宋子文活动，“要他继续担负调解责任，表示我方拥护他调解之诚意”；还要他们通过杜重远向熊式辉探听何应钦等亲日派目前的行动方针，以便决定对策。潘汉年当天就电告张闻天：“已请大姐（按：即宋庆龄）同宋子文说项，设法由他负责调停”，“已派人去孙、冯、川、桂活动”，“已嘱杜重远、叶挺设法公开往南京”等。就在这一天，刘湘、李宗仁、白崇禧联名发表通电，呼吁入陕中央军停止进攻，采取政治解决办法，并望蒋委员长立即销假回京，主持大计。1月25日，张闻天又致电北方局刘少奇，指出“大力策动各方和平解决西安问题，此是目前时局中心关键”，要他“用各种方法策动阎锡山出面调停”。
正当中共中央为巩固“三位一体”、和平解决西安问题而多方努力的时候，东北军中主战派的势力在迅速扩展。由于蒋介石软禁张学良，并置共产党与西安方面迭次释张返陕的要求于不顾，东北军中的少壮派“坚主强硬”，不考虑接受甲乙两案。他们发起签名运动，为营救张学良，主张同中央军决一死战。内战危机又迫在眉睫了。
总书记亲赴西安
在矛盾尖锐、形势险恶的时刻，张闻天于1月25日自延安启程，1月27日秘密来到西安。他立即同周恩来、博古等就形势和方针问题进行商讨。随后，秘密地住到王以哲的一个副官家里。
就在27日夜里，东北军青年军官50余人在周恩来住处“请愿”，提出8个问题，力主释张以后才能撤兵，反对就此和平解决。周恩来竭力说服，他们不听。会散后有人甚至当场扬言“如果你们不打，我们就与你们弄不好”。深夜，周、博又获悉他们中有的人已拟就暗杀名单，内有主和派和共产党人的名字。
第二天上午，博古到张闻天住地，告以夜间情况，说：现在形势很紧张，你住在这里暴露了不得了。博古已准备好车辆送张闻天到泾阳县云阳镇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去。此时，如何争取“左派”，成为和战的关键。张闻天在离开西安之前，给毛泽东并告彭、任一电，分析西安的和战形势，提出“我们的方针应该毫不迟疑地坚决为和平奋斗”。
张闻天28日到达云阳，当时彭德怀不在总指挥部，他立即同任弼时、杨尚昆和王稼祥（当时在那里养病，待机前往莫斯科治疗）商讨目前形势下的对策。当天，张闻天又以个人名义致电毛和周、博，提出重要建议：军事上，红军主力主动“向渭北方面撤退”；政治上，朱、毛对这一行动发表谈话，主张和平统一团结御侮，坚决反对新的内战，表示红军愿意服从南京中央政府的指导，并“要求蒋委员长立即销假视事，主持中枢”。电报说：“这一态度的表明，目前极端重要”，“如大家同意，即由泽东负责起来，谈话明日即广播”。这时，西安方面与中央军的潼关谈判已有成议，东北军将把渭河南岸的部队撤到北岸，七天完成。在这向和平解决迈出实际步子的时候，张闻天同前敌总指挥部将领商讨后提出的主动北撤，公开表示反对内战，服从南京政府指导，敦促蒋氏实践诺言等建议，实在是一种与友军相呼应的、以退为进、争取主动的策略。29日和30日上午，张闻天又连连致电毛和周、博，申述支持和平方针和实行自卫战的原则。
这时，西安方面和战之争更为激烈。29日东北军团以上军官会议决定：在张学良返陕之前，坚不撤兵；中央军如再进逼，便与之决一死战。同时，杨虎城不惜一战的打算也有抬头。到30日，主战派几乎完全控制局面，形成了不论红军参加与否均要与中央军决一死战的态势，红军的行动方针问题又一次提到了面前。在此紧急关头，周恩来、博古和叶剑英于30日下午将近5点钟赶到云阳，同张闻天和彭德怀、任弼时、王稼祥等共商对策。会议认为，我们的愿望是接受甲案，实现和平，但目前西安各派均主张同中央军抗战，这样，在红军面前就只有两个方案可供选择：或者是友军打，我们不参加；或者同他们一起打。当然，不论打与不打，我们的为和平奋斗的基本方针不变。但如取前一种办法，势必同友军对立。所以，如果友军同中央军打起来，只有一起打，在打的过程中争取实现和平。这次会议决定改变打起来也不参加的方针。当夜10点，与会者将商定的上述方针以“周、博、彭、任、王、洛”联名电告在延安的毛泽东、朱德、张国焘。深夜12点，毛、朱、张复电赞同，将当前的行动方针概括为“三位一体，进则同进，退则同退”，用这样的态度争取最后的和平。30日深夜中共中央的决策使友军深为感动。31日夜，举行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三方最高军事会议，终于作出了坚决促进和谈成功的决定。
“二二事件”以后
当此关键时刻，东北军青年军官的少数“过激分子”却不顾大局，2月2日上午，竟将东北军中最先坚决联共抗日、力主和平解决的王以哲将军枪杀了。周恩来在极端困难、危险的情况下，沉着处理善后，终于使事态得到控制，和平大局得到维持而没有崩坏。虽然如此，“二二事件”造成的损害是不可弥补的。张闻天听到这个不幸事件，不禁摇头叹息。“二二事件”以后，东北军内部分裂，十七路军难以立足，西安方面顿时失去了同南京谈判的力量和地位。两支友军将任蒋宰割，张学良回陕无望，“三位一体”实现西北大联合的局面实际上解体了。
当张闻天2月初从云阳回到延安的时候，国民党为解决西安事变后方针政策问题而准备召开的五届三中全会期已经迫近了。蒋介石在1937年2月5日确定了“对内避免内战”、“不说排日，而说抗战”、“各省物色品行方正之才”等关于时局的五项方针，并将它作为五届三中全坐讨论结束内战和国共关系问题的根据。
为了巩固已获得的国内和平，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张闻天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给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于1937年2月10发出。该电向国民党提出，在“和平统一团结御侮”方针下，将“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材，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共同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生活”等五项要求定为“国策”。表示三中全会“果能毅然决然确定此国策”，则中共愿作出“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等四项“保证”。这是共产党对国民党一个大的让步，其目的在于解决国内两个政权的状况，便利于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反对日本的侵略。
《中共中央给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进一步推动了国民党内部抗日派对于亲日派的斗争。1937年2月15日至22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虽然没有制定出明确的抗日方针，没有检讨过去政策上的错误，没有根本放弃反共立场，但它所提谈判条件与共产党致三中全会电所提条件接近，实际上开始接受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政策，由内战和对日不抵抗的政现，向着和平和抗日的方向转变。至此，“逼蒋抗日”的方针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取得了初步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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