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后的一天，憋了许久的熊大缜把要去冀中的打算说给了叶企孙。

        叶企孙已然康复，苍白的面容已开始泛红。正是午后小憩时，他斜躺在床上，翻看着学生们弄来的各地报纸。

        听熊大缜这么一说，他翻身坐起，放下报纸，趿拉着鞋走到端坐在茶几后的熊大缜面前。

        你说的是真的吗？

        熊大缜点点头。

        看见学生一脸凝重，叶企孙知道他所言非虚了。

        这些天，叶企孙就觉得熊大缜有些异样。他外出的次数越来越多，在办事处待的时间越来越少，他眼睛里还传达出欲言又止的意味。而这些表现，在叶企孙心里则像电光石火一样倏然闪过，却并没有往深处想。他偶尔会有感觉，认为熊大缜风华正盛，许是有妙龄少女追慕弄出点风花雪月的故事吧。哪料想，意外之事竟以如此方式袭来。

        叶企孙颓然坐回，两手撑住床沿，眼睛盯着地板，许久没有言声。

        室内一时陷入沉寂。

        熊大缜知道老师的态度。这些年来，叶师对他不仅是良师益友，在情感世界里，还如同父子。叶师一直教导他在物理科学的道路上要一直往前走，不要往两边看，右边是权力，左边是金钱，伸手可得，却令人沉沦。在他的心目中，唯有科学才能救国，这是他坚定不移的信念。记得自己在叶师指导下，运用红外光技术进行夜间拍摄获得成功后，叶师兴奋地对他说，这种技术在世界上也是先进的，如果把它应用在我们的军事侦察测绘等方面，对国防力量则是很大的加强。目前这种研究以德国为先，希望你去德国留学，学成归国后，我相信你会成为这个领域的奠基者……如今，老师的话犹在耳边回响，但自己却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老师，我该怎么说服您呢？

        熊大缜就说了种种理由。

        叶企孙也不插话，静静地听着学生的话，就像听一场论文答辩。对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的中国知识分子，熊大缜选择的道路犹如一道最难解的论题。这道题在风雨如磐的旧中国，叶企孙进行了n次选择，他自认为都答对了。但是今天，他却为难了。

        若干年后，当他身陷囹圄，在回忆当初熊大缜决意跟共产党走武装抗日道路那段情景时，他如实地写出了自己当初踌躇莫展的心情：

        1938年春节后，有一天，熊突然告吾，他已决定要到冀中去，帮助那里的人民武装抗日，那里需要科技人员帮助，是一位姓黄的（住北京西单附近某教会学校）介绍他去的；吾是不赞成他去的，但因事关抗日，吾无法极力阻止，也没有什么理由可以阻止他。几天后，他动身了。吾只送他到同学会门口，没有看到带路的人。（《中国科技的基石》，第563-564页）

        “吾是不赞成他去的”，这就是当时叶企孙的真实态度。

        但是，熊大缜的选择题委实太难了，叶企孙一时也很难判断出它是否有正确答案。如果他不滞留天津，或许不会遇到这样的难题。或许命运看他经历委实太过顺畅，故意生出这样的波澜让他承受。总之，1938年3月的某一天里，叶企孙这个孩童时期就能推演算数九章的人，经历了他一生最难演算的一道题目，演算这道题让他以后的人生结结实实挨了一记无法躲闪的重拳。

        1937年4月14日，清华大学评议会第127次会议议决，批准叶企孙在国内休假。这就是说，该年是他的轮休年。按照计划，他可以带助手在国内休假或搞科研。即使是七七事变爆发，似乎也没有挡住他的学术脚步。据钱伟长等人回忆，在日本人已经侵占北平之后，叶企孙在使馆区六国饭店居住的时候，仍在指导学生搞课题研究。8月底，他从北平撤出，准备带熊大缜南下休假，只因天津以南铁路交通中断，又加上他突患伤寒，只得滞留天津。大病初愈之后，不料又得了严重的膀胱炎，只得从原来的李大夫医院移住清华同学会。造化弄人，叶企孙是一步步走到他人生的沼泽地的，似有一股不可知的力量牵引着他的决定。

        在询问了熊大缜若干问题之后，思索许久，叶企孙决计同意爱徒前往冀中。但是，即使是在熊大缜走后许久，叶企孙的内心风暴仍然难以平息：“熊到冀中去后，约十余天，我神思郁郁，心思茫然，每日只能静坐室中，读写英文小说，自求镇定下来。”（《中国科技的基石》，第564页）

        有史料证明，因熊大缜引出的这个故事，后来竟演绎成一幕动人的科技抗日救国的壮举。而叶企孙竟成了这支学生军的实际负责者和组织者。

        在熊大缜提出去冀中后，心思缜密的叶企孙开始关注冀中，开始关注共产党和八路军，开始关注抗战局势。这些关注的结果，使他对当时的冀中乃至河北及周边地区的抗日情况了如指掌，他曾在1939年1月1日出版的《今日评论》里介绍该地区的抗战情况——河北省沿铁路的城市，约一年以前，已经被敌军完全侵占了，不近铁路的内地区域，虽有时受日军的短期蹂躏，在这一年内，却是在逐渐组织起来，到现在可算是已具规模。河北省内有三个区域，一个可称为冀西区，它包括平汉路以西的山地，阜平是这个区的政治及军事中心，也就是第八军所组织的冀察绥边区政府的所在地，边区政府约在去年年底成立。冀西区拥有西通五台的路线，形势非常险要。今年十月内阜平曾一度被敌军侵入，但在十月底左右又被吾军克复了。

        第二个内地区域可称为冀中区。它的领土在平汉路以东津浦路以西，平津路以南，沧石路线以北，约二十五个县。这个区域的领袖吕正操将军原是万福麟部下的一个团长。万氏率领他的部属总退却时，这位将军没有退，仍旧带了他的部下与敌人周旋于冀中平原。几个月后，他的原部下只剩了五六百人，但那时敌人已疲乏了，不得不退出冀中，于是吕将军得了机会，将冀中区域重新组织起来，那里原有张萌梧所训练的民团，就应召出来，组成抗日部队。又加以民众训练，于是抗日实力益增。结果是冀中区的现有部队已到约十万人之数。冀中区政治组织的完成约在今年二三月间。至约六月底时，吕将军受命为第八路军第三纵队司令官。至九月底时，中央所任命的河北省新主席鹿钟麟方到冀中。鹿主席带到冀中的部队听说约有一万余人。作者于十月初离开平津，以后的情形还没有知道。九月底左右作者曾听说鹿主席希望吕氏到冀东去发展。换句话说，就是希望吕氏让出他所艰苦创造出来的局面。大约到十月底左右吕氏还没有照这个意思去办。鹿氏是中央任命的主席，他的意思是应当尊重的，但太不考虑到实在情形的办法，恐怕在事上头难以实行。已成的政治局面，鹿主席终得予以现实的考虑。在全国抗战时期，须得容忍不同的政治思想及组织。凡是确在做抗战工作的人，大家都应鼓励他们，支持他们。（《河北省内的抗战情况》，唐士（叶企孙化名）著，《今日评论》1939年1月1日）

        叶企孙原本对政治不感兴趣，对中国各党派情况也少有研究。以他学人的基本政治常识，在那个时期，他对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中担当的主角身份还是无从怀疑的，但是，熊大缜去冀中的突发事件，引发了他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冀中军区的关注，同时，也因为他的一批学生的介入，使他原本的某些理念得到了修正。从这篇文章中就可以看出叶企孙的某些微妙的变化。

        叶企孙身上的变化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当时的中国，正是风云激荡的整合与重组期。一切的变化都源于七七事变，源于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发动的侵华战争。七七事变之后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即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实行全民族抗战。7月15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提出国共合作宣言。8月1日，中共中央号召红军和游击队，在保证党的绝对领导的前提下，同就近的国民党驻军或政府进行谈判，改变番号或编制，取得合法地位后即赴前线抗日。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爱国行动，国民党两个月后才作出回应。9月22日，国民党在全国各大媒体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蒋介石发表公开谈话，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国共两党从此实现第二次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了实行全面抗战，共产党是年8月在陕北洛川县冯家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的主张，决定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在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根据会议精神，中共中央下令新改编的八路军迅速向华北敌后挺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吕正操的冀中抗日武装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下发展起来的。中国学人多是不问时事不入党派的人，他们对于党派纷争的事情少有过问，因此，对于共产党及其武装的情况鲜有所知，正因如此，他们在潜意识里认为只有国民党政府才能担负起抗日救国的大任。叶企孙本来也是这样认为的。然而，由于熊大缜引起的突发事件，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当他相对深入了解和观察一些时日后，原有的认识和看法便渐渐改变，其中，包括思想感情的改变。我们从他这篇文章里就可以看出他对共产党领导的冀中军区的“偏向”。

        或许正因为他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担任重大角色的认同，以及思想感情上发生的重大变化，在熊大缜走后，叶企孙毅然走上了与别的专家学者全然不同的道路——亲自参加抗日活动，并秘密组织了一支以清华师生和京津大学生为主的“叶家军”，以冀中为主战场，开始了他的另一种方式的科学救国实践。

        这支叶家军的主要成员有：熊大缜、阎裕昌、汪德熙、林风、葛庭燧、胡大佛、李广信、钱伟长、张瑞清、张方等。

        汪德熙先生上叶企孙先生的热力学课时，曾在大考中因一道题写错了加减号而受到老师的严厉批评，哪承想，师生因此而结下情谊。在谈起叶企孙亲自参与冀中抗日一事时，汪德熙先生回忆道：

        1938年5月，叶企孙先生专程从天津到北平找我，动员我去冀中参加抗日工作，协助当时在冀中八路军任供给部长的熊大缜研制烈性炸药。熊是我中学和大学同学，为人正直，性格开朗，毕业后留校做叶先生的助教。我念过叶先生的热力学，大考时一道难题我虽会做，但因写错了一个加减号使答案荒谬可笑，没想到叶先生批评了我，并把这道难题的分数都给扣了。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我和叶先生反而因此熟悉了。叶先生对我说，八路军在河北坚持抗战，缴获了一批氯酸钾，用它代替土硝制黑炸药，不料在屋顶翻晒时连人带屋子都炸飞了。叶先生知道清华化学系发生过氯酸钾爆炸事故，就想到我可能知道稳定氯酸钾的方法，因而找到了我。当时北京图书馆开门，我去翻阅了有关文献，对这个问题心里有了底就去了冀中。我是扮作传教士进入冀中，为了顺利通过敌人盘问，叶先生教我说一句日语“瓦踏枯希哇克里斯特得斯卡（我是基督徒）”。

        叶先生还教我留下一些寄往北京的家信，由他按月给我双亲寄生活费，对他们说我是到天津去教书的。熊在我到冀中后成立了技术研究社，技术人员只有我和当地一位教师张奎元同志，另外有几位八路军战士，我用铁砧和锤子检验制成的炸药是否稳定，很快就找到了制备安全稳定的氯酸钾炸药的方法。但是，由于引爆炸药使用的是黑炸药所用的点火式的信管，氯酸钾炸药的威力未能充分发挥，我就想试制雷汞雷管。后来，又发现掺入少量硝基化合物，特别是tnt能够大大提高炸药性能。为此，熊先后两次派我去天津找叶先生求援。他不但先后给冀中输入制雷管用的药品，铜壳、铂丝和起爆器，还为冀中动员平津大学生张方、李广信等人到技研社工作，后来为了解决铂丝焊接问题，还找到清华物理系手艺超群的实验员去冀中。此外，由于运输制tnt的化学原料较困难，他又动员在燕大借读的清华研究生林风来天津，在租界中秘密制备tnt，并制成条块状与肥皂混在一起运至冀中。技研社有了这批生力军加入，又得到所需的材料，不久就研制成功用电雷管在远处控制起爆的威力强大的地雷，并在9月间在保定南炸翻了敌人一列火车。在这列火车到来之前，敌人先在公路上开过一辆卡车探路，然后又开押道车通过铁路以检查铁轨是否正常。

        这两辆车我们都放过去，而当那列火车开到时，正当车头经过埋地雷的地点时就立即引爆，当即把火车头炸翻了。这个举动直接威胁京汉路的畅通，使敌人十分震惊。从我到冀中至制成遥控地雷炸敌人火车成功，不过两三个月的时间。要是没有叶先生冒着生命危险在敌人眼皮底下向冀中支援这些人员和物资，这是绝对不可能办到的。除了这些，叶先生还千方百计为冀中购置医药及无线电通讯器材。他在得知冀中部队作战缺少子弹后，又曾介绍一位制造子弹的人员去冀中工作，并设法把有关制造子弹的图纸偷运给冀中八路军。叶先生和林风在天津租界为抗日工作，冒的风险比在冀中的我们要大得多。有一次林风就被英工部局逮捕。10月份叶先生在日本人要在租界采取行动的风声日紧情况下，奉清华当局要求离开天津到了昆明。在昆明，他继续为冀中募捐召开座谈会，写文章介绍八路军在河北坚持抗战的情况，使大后方人民知道中国有一支人民的队伍在河北腹地与敌人浴血奋战的事实。我是不想提这些往事的，但为了纪念叶先生，我必须说。（汪德熙《叶企孙先生支援冀中抗日》，见《一代师表叶企孙》，第96-98页）

        葛庭燧先生在校期间因参加爱国运动而多次受到叶企孙先生的保护，在他患重病时又得到先生的看护。或许因了这样的深厚情谊，在冀中军区供给部技术研究社发展的关键时刻，叶企孙又想到了葛庭燧——

        1938年秋天的一个晚上，阎裕昌同志忽然来到我的宿舍（我一个人一屋）。我曾与阎裕昌一起养过肺病，所以很熟悉，彼此也比较了解。我问他这一年以来到哪里去了，他说他参加了游击队，叶先生知道这件事，他是奉命而来，要求我利用燕京大学的掩护，为游击队做一些事：1.搞一些关键器材，如雷管和无线电元件；2.查阅一些资料，提供一些科技书刊；3.介绍科技人员去游击区工作。这些要求我当然义不容辞，于是彼此约定了电话联系的办法。他说希望我去游击区看看，了解游击区的情况和要求。当时他只告诉我这个游击区是在保定以东天津以西，并说去的时候有人带路。不久，阎裕昌与清华大学生物系的一位练习生张瑞清同志一起来找我，说张瑞清是带路人。他们来来往往都是装扮成农民和商人，先到保定，然后去保定东关，在十几里路以外就是游击区了。我当时病未痊愈，是地道的白面书生的样子，如果装扮成农民和商人，敌人一下子就会认出来。他又说在保定的东门有日本宪兵把守，有一次一位游击队员进保定城办事，把游击区的通行证塞在帽檐里，被日本宪兵搜了出来，当场就被刺刀捅死了！

        因此，我要通过保定东门这一关是不容易的。阎裕昌暗示让我找燕京大学校务长司徒雷登想想办法。我当时担任燕大研究生同学会会刊的总编辑，曾同司徒雷登有联系，但是像这样有生命危险的事，怎能随便告诉人呢？几天以后，我对班威廉说我要请假去办一些事，他的回答使我大吃一惊，因为他问我是否要去游击区，我以为他是开玩笑。我说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是很想去的，但是怎样去呢？我并没有对他吐露真情。当时我除了在物理系听课以外，还在哲学系选了一门课，其中有哲学系的葛力同志、姚克荫同志和社会学系的杜含英同志（即杜若同志）等参加听课。有一次，社会学系的赵承信副教授对我说，听说你要去解放区，我支吾其词未作正面回答。忽然有一天，班威廉找我，说司徒校务长要见我。他同我一起去临湖轩，司徒介绍了由保定来的两位传教士。他们会说中国话，是山东口音。他们说我可以到保定教堂去找他们，随后同阎裕昌商量的结果，决定我干脆装扮成一位牧师，我可以在保定下火车以后，即雇洋车去保定城内的教堂，与这两位传教士坐一会儿，再另雇洋车去保定东关的公理会。在经过保定东门的时候，如日本宪兵查问，就说是由保定教堂去公理会办事，如不信，可以打电话到教堂去问。据说，在保定东关公理会有我们自己的人，能够预先给雇了大车，到了公理会以后赶快坐大车向东跑十几里路，就到了安全地带了。为了做好一切准备，我借了一本《圣经》，学会了背诵祈祷词，并由司徒雷登给办了一份北平市护国寺教堂的牧师证。证上写的是舒xx（现在忘了名字）。我还专到这教堂一次，记住了它的地理位置，并了解了它的历史情况。

        在11月的一天，下着小雪，我穿着藏青色西装，戴着礼帽，怀里揣着《圣经》和牧师证由北平乘火车去保定，按照预定的计划，居然顺利地通过了保定东门日本宪兵的检查，到了东关公理会，远远望见阎裕昌和张瑞清已经等在那里，大家坐上大车就飞快地向东奔跑，记得是当天晚上到达了任丘县的一个乡村，是冀中军区的供给部所在地，见到了供给部部长熊大缜。我当时很奇怪。熊在学校时并不怎样参与学生的进步活动，他又不是共产党员，怎么就一下子担任了冀中军区供给部部长这个重要的职务呢？我这次到游击区肯定是叶先生的主意，但我迄今仍然不清楚是谁叫阎裕昌先生到燕京找我的。当时我并没有细问，也不便于细问，为了抗日救亡，一切也就不去管了。至于为什么班威廉、赵承信也知道这事，为什么司徒雷登也大力帮忙，实在不易理解。现在只知道社会学系有一位外国教授（泰勒尔）曾经去过解放区，住在司徒家里的一位外国人（赛勒尔）也去过解放区。1941年12月发生珍珠港事变，燕京大学被日军占领后，班威廉也去了解放区，并写了《龙爪》一书（英文），介绍解放区情况。1947年班威廉与我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相遇时，他曾送我这本书。

        1987年2月26日，沈克琦、孙佶、汪永铨三位同志在《人民日报》第三版上发表的《深切怀念叶企孙教授》的文章里说，叶先生通过当时设在天津大学的国共合作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天津党政军联合办事处”，向根据地推荐输送了一些清华大学学生，其中有熊大缜同志。我看了这篇文章以后，才体会到叶先生对于支援冀中军区是做了大量工作的，而我这次去冀中也是叶先生精心安排的。

        当时我见了熊大缜，受到他的热烈欢迎。他已留了一脸胡子。奇怪的是，他还向供给部王政委介绍我是军区政治部主任孙志远同志的同窗好友。他怎么知道我同孙志远同志的关系呢？我到了冀中区后，化名为何普（“普”是代表普罗里塔利亚，指的是无产阶级），穿上了军装。得知军区的政委是王平，司令员是吕正操，政治部主任是孙志远，孙是我在北平师范大学读预科时的同班同学，曾一起参加过一些进步活动。据周围的同志说，熊大缜对工作非常努力，积极负责，很得人心。（葛庭燧《回忆我在青年时期的一段往事》，见《一代师表叶企孙》，第123-125页）

        阎裕昌先生的次子阎魁恒谈起其父参加抗日活动的往事时说：

        1937年，日寇铁蹄侵入清华园，父亲身为物理系设备保管人员，为保护国家财产，曾遭受日军毒打，腿部受伤，心中埋下了仇恨日寇的种子。1938年春，叶先生因铁路中断南行受阻，滞留天津处理清华南迁工作。父亲也曾决定随校撤往南方，并已提前运走部分衣物书籍。然而冀中抗日游击战的广泛展开，使父亲改变了原来的计划，并由此决定了他后半生的命运。他每次从外地归来，行踪保密，而且衣服里经常夹带着很多小纸条，上面有一些人的住址及机要事项。有时夜里还悄悄去找人议事，他一再告诫家人严守秘密，不要对外人乱说。母亲问他今后去哪里，他说去南方，从未说过自己要到冀中参加抗日打游击。1938年7月，父亲最后一次从外地归来，交给母亲三百多元，说是安家费用，自此以后，父亲就和家中永远断绝了联系。后来听说叶先生在天津曾将清华大笔经费和个人存贮资助抗日，购买军火弹药运往抗日根据地，并安抚抗日人员家属。想起当时在那样艰难的环境中，父亲能留下安家费用，使家庭得到照顾，这在当时抗日艰难条件来说已是尽到最大努力了。

        1945年秋天，日寇投降，有人从南方回来告诉我们说父亲根本就没去南方，而是改道去冀中抗日根据地了，这才使我们迫切地四处打听父亲的下落。1946年8月，在已经解放的张家口，才打听到父亲当年的上级就是当时晋察冀军区供给部部长封涌顺同志。通过封部长的介绍我们才知道父亲已于1942年5月8日在冀中“五一”反扫荡战斗中英勇牺牲。1946年8月2日在封涌顺同志给当时张家口市市长杨春圃同志的信中写道：“阎裕昌同志于1938年8月参加部队，在冀中军区制药厂工作，功绩卓著。他不幸在1942年被敌俘去，经过严刑拷打、引诱，阎裕昌同志表现出高度的民族气节，意志非常坚决，敌人用各种方法未获得半点效果。阎裕昌同志未吐露半点秘密，堪称民族英雄，革命军人的模范。”

        父亲的英勇牺牲，给我家带来了极大的悲痛，同时对父亲的过去更加怀念。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想知道的问题是：父亲是怎样走上抗日道路的？直到最近几年，通过原任冀中军区供给部部长熊大缜同志错案昭雪的报道资料，才搞清父亲没去西南联大而挺身投入抗日队伍的详细经过。得知对父亲影响最大的，除本人主观上对日寇的仇恨外，叶先生的教育指引、积极保荐就是最重要的因素了。（阎魁恒《叶企孙先生是如何培养我父亲——阎裕昌烈士，并积极支持他走上抗日道路的》，见《一代师表叶企孙》，第169-170页）

        林风先生是清华大学化学系1935级的研究生。他因酷爱物理学，而和叶企孙先生多有接触。熊大缜去了冀中军区供给部后，天津就成了冀中军区的地下补充线。所谓供给部，大概和今日的后勤部的职能差不多，也就是钱粮筹措、衣被发放、军火制造、武器研制等等，它决定着冀中抗日部队的生存和战斗的质量和能量。在冀中急需高级炸药的时候，叶企孙想起了自己的这个学化工的学生——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局势混乱，清华大学南迁。我借燕京大学化学系之地继续做毕业论文实验，意欲完成研究生的学习。清华同学钱伟长偶尔来燕京看书，告诉我叶先生仍在天津，住在天津清华同学会。那时日寇侵略节节逼近，国家存亡日益危殆。燕大地下党员陈絜见我一个人仍在实验室里工作，常进来谈些大局形势。1938年放暑假前几天，陈进来告诉我，他很快要离开燕大，拟带我去见一个重要人物，嘱我等他来信，并按他信上说的时间地点前去。过几天我收到他的信说，要我7月初（7月4日或5日）去天津英租信里还再三嘱咐千万不要错过。我按时去到天津清华同学会，并在那里住下了。我白天到，先去见叶企孙先生。叶先生见我来，好像有些兴奋，问我的情况和打算。我向他报告说，我把毕业论文的实验做完了，论文也写完了，已把一份寄给了昆明的导师黄子卿先生，现在在北方已没事，想到昆明去，请教叶先生意见怎样。叶先生说，“昆明可以去，但现在那里是一片混乱，你去到那里同样不能做什么事，不如留下来可以做一点有意义的工作。”然后他告诉我，熊大缜等几个人已经到冀中吕正操部队那里参加抗日去了，熊捎信来说，游击队需要知识分子和物资。叶先生还说，他这里正找人，想利用租界的特殊地位，筹集一些物资运到游击区去，希望我也参加进来一块儿干。听叶先生的话，根据在学校时知道的虽是很少一点关于叶先生为人的印象，我倾向于相信叶先生的出发点是真诚爱国的，但参加进去的决心马上还下不了。我对叶先生说，容我想一想。我要想一想，因为先已对陈絜说了，我准备参加八路军去，所以他才介绍我去会见一位重要人物，我不想背离初衷。

        当天晚上，我住在一间小屋里，天黑以后果然有人来找。一看，原来是清华化学系的学生姚克广。姚告诉我，他是什么时候和怎样离开学校的，等等，并问我的打算。我把叶企孙先生对我说的话告诉他，并问他知不知道叶先生做这样的工作，这事该不该干，姚说，他知道叶先生等在干这样的事，并认为应该干。第二天，我回答叶先生，我决定参加他们的工作，同他们一起干。

        随后我见到了同班同学汪德熙，他比我早一天参加叶先生的工作。汪见我来很高兴，并告诉我他正着手筹备在天津制造炸药，地方有了，但他自己想到游击区去，要我接替他的工作。我未多思索就同意了。在汪德熙来之前还有北平大学电机系毕业的刘维，在我之后又有清华地学系毕业的李琳（后来听说改名李广信）先后参加叶先生的工作。

        做炸药的地方，是一位夏威夷美籍华人杨锦魁在英租界尽头开的一个很小的宝华油漆厂。杨经理只同意我一个人来做炸药，还特别关照不让别人来，原料、药品、用具全由他厂子代买，买来之后我把钱交给他。这小厂总共只有3名工人，看门、收发、送货、生产都在内，杨本人包揽其他一切事情。工人听经理指挥，其他一切不知道。杨经理要求我不要跟工人多说话，工人当然不问我干什么。杨经理自己下班离开办公室的时候，也叫我停止工作回家，看门人就把工厂门关闭上了。礼拜天经理自己不工作，当然叫我也不要去工作。我一个人用大搪瓷锅做炸药，工作时间有限，又要随时预防发生事故，自然做不出很大量。我分批把做成的tnt炸药制成肥皂条状物，混装在肥皂箱里，由刘维、李琳设法秘密运到游击区。我眼看一个人做成的炸药量有限，乃建议大量购买硝酸铵、硝酸钾、氯酸钾等当做化肥运到游击区去，同tnt混在一起增加炸药量。

        我在天津工作开始后，每隔一两个星期，在晚上时间姚克广就来看我一次，谈谈抗战形势，问问我们的工作情况。我总是把我们工作进展情况详细地告诉他，征求他的意见。我这样做一是因为我的初衷是既投身抗战就去参加八路军，二是因为我不愿我参加的这个工作有朝一日会被误解。姚对我们的工作总是赞同。这里还要补充一句，是姚先告诉我，天津有个党政军联合办事处，头头叫王若僖，叶先生和他有来往，大约两个月后，姚克广不再来了。那年冬天，我见到他的弟弟、地下党员姚克因，克因告诉我姚克广已经离开天津到晋察冀边区去了，改名姚依林。（林风《深切怀念叶企孙先生（忆抗日）》，见《一代师表叶企孙》，第87-89页）

        我们从以上几个人的回忆中证实了一个事实：叶企孙先生是他们走上抗日道路的引领者和组织者。他们以科技救国为宗旨，以科学知识为武器，以冀中根据地为大舞台，上演了一出惊天大戏。这本来是一曲高亢入云的爱国主义颂歌，一部科技救国的英雄篇章，但半个世纪以来，它不但不为人知，反而被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历史尘埃，在无人问津的阴影里埋没了许多年……

        这是为什么？！

        似乎一切都与“熊案”有关。

        那么，“熊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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