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叶企孙的审讯，犹如一场场智力测验，有时干脆就是脑筋急转弯。在一个个证据的关节处，叶企孙的回答都带有不容置疑的逻辑力量。即使是再缺乏历史常识的人也会觉得叶企孙这个所谓的“大特务头子”，太名不副实了。有时在具体的环节里，审讯者甚至会在他的叙述里突然“失重”，会发生对自己身份的自我质疑：眼前的这个70岁的老叟，何罪之有？自己审问的是一位“反革命”还是革命者？

        这样就使审讯陷入了僵局。

        于是专案组就把注意力集中到对外调查上，以期获得大的突破。

        请看《中国科技的基石》书中的一组揭发材料——

        翁文灏的“揭发”（他人代笔，本人阅后签字）：

        叶在清华大学，做物理系主任。我也（在那里）教过（书）。吴有训也在那儿教书。解放以后，清华大学把学理的归为（于）北大，叶到北大做教授。叶没有干过多大事情。解放以前，听人家说，那时是伪中央研究院，朱家骅想请叶当总干事。权力第一是院长，第二位的就是总干事。叶去过一下，时间很短，没有做下去，很快就离开。

        清华罗加论（家伦）当校长时，我（是）教书的，地质调查所经费困难，我是一个教授，想找个地方工作养家。美国退还国际庚子赔款资金，外交部管，罗家伦认为不对，不应归外交部管，南京叫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管，此会早已有，那时和清华有关。1927年-1929年，董事会董事长蔡源（元）培，还有我当董事，颜徽（惠）庆（死）。后来，汪靖（精）卫当头，阎西（锡）山出头打蒋介石。阎与冯联合打蒋，罗家伦是蒋介石的一派，罗家伦好像就是那个时候走的。后来，cc派的吴南轩（当清华校长），清华拒绝。南京叫我代理校长，叫我找个人。我想出个人是梅毓（贻）琦。我建议姓梅的人当校长，当时是九一八事变时。

        清华有一个校务委员会（按：应为校务会议或评议会），很有力量，当时叶在内，还有冯友兰。他们权力很大，我那时期可以做的事情很少，他们是做决定的事情的。当时罗家伦不当校长，出了一张布告：“士可杀不可辱”。叶代理校长是经过我同意的，当时有个教育部次长，叫钱昌照（在北京民革）；还有个部长：王世杰（在台湾）是cc。当时派校长很受派系影响的。

        梅贻琦很看重胡适，后来梅参加了国民党。解放时，我到法国去，梅在巴黎，他家在香港。等了好久，他得到了什么劝告，到美国去了。

        朱家骅做过交通部（部）长，北洋军阀（时期）朱是北大教授，后来做过很多国民党的工作。朱与叶一定认识，否则，朱请不动叶到中南（央）研究院当总干事。

        我与丁文江认识，丁文江做总干事设了个评议会，中研究蔡元培商量出来的，评议会推举我做秘书，院长死了，要由评议会推举3个人，蔡死了，评议会推举3个人叫蒋（介石）挑选，当时有3个人：我、朱家骅，还有胡适。后来朱家骅当了院长。南京开会，叫各校校长开会推举的评议员。总干事由院长决定，总干事权很大。头一个总干事是杨铨。杨被蒋介石的特务打死。接下来是丁文江（死）。杨是给孙中山当秘书。当时我不是党员。1937年下半年当经济部（部）长，当时通知我是国民党党（员）。九一八事变时，我在北京。1932年蒋介石他的手下人来了，联络好几个人，派钱昌照来了，联系有我，叫我们分批地去蒋那儿谈话。1932年蒋设了一个资源会，钱做副秘书长，我做秘书长，没就职。想叫我们收罗许多人为蒋的部下。1936年蒋介石做行政院长，叫我（做）行政院秘书长。做了秘书长后，西安事变（发生了），蒋被迫抗日，蒋讲：叫我参加英王的加冕典礼，实际上是叫我访问各国当权的人，问他们对中国同情否。我到英国、德国、苏联，和苏定了条约，那时中国已经打起来。回到南京，请我做经济部（部）长。“我不管了，实际你管。”蒋讲。资源会公开了，原来是秘密的。叶企孙不是委员。

        翁文灏 1968年5月8日

        北京大跃进路第八条51号

        交道口菊尔（儿）胡同24号

        冯友兰的“揭发”（亲笔）：

        叶企孙，按解放前北京教育界的派系说，是清华派的第二号人物（第一号人物是梅贻琦），在清华几次代理校务，当过理学院（院）长，负责清华的几个研究所的工作，在清华有很大的影响。

        我没有听说他加入过国民党，也没有听说他加入过国民党内部的派别组织。不过他同朱家骅的关系相当密切。在抗日战争初期，叶企孙离开清华，到国民党的中央研究院任总干事。当时的院长是朱家骅。照当时中央研究院的组织，总干事是实际负责院务的。抗战时期后期，叶回清华到昆明加入西南联大，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又请清华物理系教授萨本栋继任。萨同朱家骅原本没有什么关系。我想萨本栋所以能任此要职，也是由叶企孙的推荐。我不知道事情的经过，这是我的推断。

        叶企孙在科学界资格相当老，在清华负责清华的几个研究所的工作，有相当的能力。朱家骅是仅因此而找叶企孙当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呢，或是还有什么组织上的关系，这一点我不知道。

        冯友兰

        1972年12月9日

        戴世光的“揭发”（亲笔）：

        1938年以前，在清华，叶企孙是教授（物理系）。我是学生（清华经济系）。我不认识叶。1938年夏起，在昆明清华（也即西南联大），由于在清华是同事，我开始认识叶企孙。一直到清华园解放（1948年底）都在清华一起教书（叶在物理系，我在经济系），但不熟悉，没有个人往来。我对于有关叶企孙情况调查提纲中的问题，我都不清楚。下面，我就提纲中的4个问题，综合说明如下。

        1、2、3：我不知道，我也没听说过清华有什么中统组织（我想：“中统”大概是指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组织，而不是国民党时代的“中国统计学会”。我参加过中国统计学会，是会员）。但清华没有统计分会；叶企孙没有，也不会参加中国统计学会。

        4：关于叶企孙的政治历史问题。我只知道在昆明清华时期（1938年夏至1946年夏，具体年代记不清了），叶企孙曾去重庆担任国民党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叶大概担任该院的总干事约一年，后仍回昆明清华任教。叶企孙在重庆中央研究院任职的情况，我不了解。

        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北平清华大学的情况我不了解，当时我正在国外念书。1948年清华园解放前夕，我不知道清华有什么“应变委员会”。1948年清华解放前夕，我知道清华由梅贻琦聘任组织成立的保卫委员会（名称大概是这样，记不准确），负责人是陈福田（外语系主任），委员成员很多，有教授、教员、职员及校警负责人，我也被聘任参加该保卫委员会。记得该保卫委员会的职责是在北平城外有战争时，组织教职员工保卫清华园，防止盗窃、抢劫破坏等（如在国民党退入北平城内，解放军尚未进驻清华附近时，清华处于“真空”地带，该委员会曾组织人巡逻、守夜等）。我记得该保卫委员会中没有叶企孙参加；记得该委员会有现在清华大学的钱伟长。

        我在1943年冬在西南联大经人介绍参加过国民党，但我一直没有参加国民党的组织活动，没参加昆明西南联大、北平清华或其他任何单位的国民党组织活动，我不知道，我也没听说过叶企孙参加过国民党。我一直以为叶企孙是无党派的教授。

        除了知道叶企孙在抗战时期担任过国民党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以外，我不了解叶企孙还有其他哪些政治方面的历史问题。

        （附：1938年至1946年夏，我知道，昆明西南联大有国民党党支部；1946年夏至1948年底，清华园解放，我一直不知道清华园有无国民党组织及组织活动。）

        关于叶企孙的情况问题，我提供不出什么知情人或线索，我只能提出一些与叶企孙较为熟悉的人及了解（或可能了解）昆明联大、北平清华的国民党情况的人，如下：

        1.周培源（联大、清华物理系教授），现在清华。

        2.陈岱孙（联大、清华经济系教授，在昆明时期陈与叶同屋），现在北大。

        3.钱伟长（清华物理系教授），现在清华。

        4.霍秉权（联大、清华物理系教授，可能是国民党党员），在河南大学（1956年前）。

        5.郑华炽（联大、北大物理系教授，兼教务长，在昆明联大时期担任过联大国民党部的负责职务），现在师范大学。

        6.褚士荃（联大、清华工学院教授，清华训导长，可能了解清华有无国民党组织。褚与叶参与清华的校务会议），现在清华。

        7.吴泽霖（联大、清华社会系教授，清华教务长），现在中央民族学院。

        xxx（一位中层行政干部）的“揭发交代”：

        1……关于中统的领导核心和经费管理：中统在清华的领导核心是梅贻琦、沈履、吴泽霖、叶企孙、戴世光等人。这个组织的活动经费由谁管理我不清楚，因为我没有接触过财务，有些费用如给工警弄点福利等，即巧立名目由行政开支，因行政开支的规定是：在100元以下的我签字有效；在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除我签名外，要沈履加签；在500元以上的还要梅贻琦加签。

        xxx

        1969年9月5日

        2关于我所提的在清华的中统分子：在谈话中，沈履谈到当时的教育机关和科学研究机关都是陈家的天下，各院校的重要负责人要参加到他这个组织中来。因此，我的理解是，清华的几个院长如：冯友兰、陈岱荪（孙）、汤佩松等人都是中统分子。施嘉炀于日本投降后即去了美国，解放前不久他才回学校，没有什么活动，所以我没有提到他……关于汪健君、李健秋、何汝楫等，在1946年-1948年都是在校比较活动（跃）的，而且吴泽霖、沈履等人接触比较密切，常在一起嘀咕，因此我认为这几个人也是在这一段中发展的成员。我想我自己的情况，也想到他们也是这样，但我提不出证据。

        xxx

        1969年9月12日

        3关于中统在清华的组织：中统在清华，梅贻琦、吴泽霖、沈履、叶企孙、戴世光等人是领导核心。梅贻琦总其全权。在北平由国民党市党部内情报组（中统系统）直接领导。他们有什么黑“指示”或布置什么反动活动都是经过这个组来执行。有事请示汇报也是和情报组联系。清华方面是由沈履和戴世光到市党部去请示汇报。在南京中统的机构中，也有分歧和争夺。1946年底起，伪教育部部长朱家骅极力扩充他自己的势力，他通过北平市伪教育局（局）长王xx抓北平市的各大中学校，有些黑“指示”是通过这个王局长联系和布置的。因此北平市的中统组织在清华方面无形中成了双重领导。北平市伪教育局要清华的中统组织推荐教授和教员到大中学校去，扩张这一派在大中学校的反动势力。他们虽有派系分歧，主要目的还是一致的，都是为了监视和镇压共产党所领导的各项学生革命运动。

        xxx

        1969年10月6日

        4关于叶企孙

        1.叶是否中统分子问题：1946年-1948年，“中统”在清华的主要负责人是校长梅贻琦，叶企孙是理学院（院）长，一向梅贻琦因事外出，总是由叶企孙代行校长职务，即在抗日战争前后都是这样做的。直到解放后，还是沿袭过去惯例由叶担任过一个时期的校务委员会主席。当时伪教育部（部）长朱家骅是反动组织“中统”头字（子）陈立夫手下的第一名打手，与叶企孙关系相同于梅与朱的关系，因此，我认为朱家骅不可能不拉叶参加这个反动组织。至于叶是否确系中统分子，我不了解。

        在清华反动组织“中统”骨干分子的分工上，据我所了解的是：沈履负责职工方面的工作，戴世光负责学生方面的，吴泽霖负责教师方面的。沈履在一次谈话中还说到过叶在校内监视进步教师的一些活动。

        2.在清华的“应变委员会”：

        1948年底，解放战争迫近北京西郊时，“中统”反动组织见蒋匪帮的大势已去，曾召集它的成员组织“应变委员会”，先后召开过两次会。第一次是计划迁校。当时曾打算派李继侗去昆明，沈履去成都分别联系校址问题。拟派吴景超去南京找伪行政院秘书长蒋孟（梦）麟联系迁校经费问题等。同时还通知学校订购仪器、设备的外国厂商，暂缓将物资发运北京等活动。后因解放战争进展神速，他们的迁校幻想破灭，即召开第二次会布置潜伏下来，由各院、系于解放后仍抓住领导权不放，企图帮蒋匪卷土重来，实现他们继续统治清华的罪恶阴谋。第一次会是由梅贻琦主持的；第二次会是梅贻琦逃跑前在城内骑河楼清华同学会由梅贻琦召集叶企孙、吴泽霖、沈履等3人共同策划后，由叶、吴、沈三人回校在工字厅召集、由沈履传达的。

        根据上述情况，所以我认为叶是中统反动组织中的一员，而且是比较重要的。

        至于沈履与我所谈叶在校内监视教师进步活动的情况，是当时在谈到有些教师拒绝接受善后救济总署的救济粮时，沈说，叶企孙正在注视着这些教师们的行动。

        xxx

        1971年12月21日

        这是一组令人啼笑皆非的揭发材料。翁文灏、冯友兰等皆名重一时，如果他们揭发出叶企孙在国民党时期的“特务行为”，哪怕是一星半点，对专案组也是突破性的收获。但这些真正的知识分子在特殊时期并没有失去自己独立的人格和做人的良知，尽管他们自己或许也正陷囹圄，朝不保夕，但他们仍屹立在自己的道德壕堑里，为后人留下了一世清明的身影。而后一种人，尽管信口雌黄，为叶企孙戴上了“中统”特务的帽子，但专案组办案人员明白，以他们当时的身份和地位，是难知叶企孙这样高端人物的端底的。令人笑翻的是戴世光先生，他的笔锋一转，将“中国统计学会”与“中统”“混”为一谈，真有侯宝林先生“关公战秦琼”的相声效果，让人忍俊不禁。这些从苍茫历史中飞出的笑声，舒缓了阅读这些历史资料时的悲凉与沉郁，一代清华人的魂灵由此浮现，清晰可辨……

        清华是有灵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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