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以想像我当时有多着急。真酿公司的总机小姐阿妮塔，尽可能温和地转告我小马被送去皇家联合医院了，不过，那只是落水后为了小心起见而送医的，没什么大碍。但是，每个人一听说自己儿子碰到这种事，总是立刻往最坏的情况想，你会认为，旁人都努力设法淡化事情的严重性，以免使你惊慌。

        我飞车开往医院，驾驶执照和生计都顾不得了，脑子充塞各种可怕的想法，只认为事情不会像别人告诉我的那么单纯。马修是我唯一的孩子，我全部的家人。我把车子停在意外伤害科柜台外面凸出的地方，快步跑到医院的入口处，深深吸一口气使自己冷静，然后走进去，报上姓名。

        我认得柜台小姐，她很不自然地对我微笑——那微笑的一向功用，想必是在缓和意外伤害科里的紧张——并告诉我马修正由摩塔医师检查。我问她马修有没有受任何伤，而她就是不肯告诉我任何事，反倒坐了下来。噢，我记得她转了半个身子，接着再看我一眼，并问说，她是不是见过我。

        我实在没有心情告诉她我为真酿公司工作，前一个星期有个工人在生产线上折断手臂，由我载来就医。

        我走去坐在前排，拼命揉手臂。全身起鸡皮疙瘩，不是因为医院里冷。别忘了，当时是七月。常常有人怪我把生命看得太严肃了，就算我反驳说我喜欢大笑也没有用。一如我刚才告诉你们的，除了最亲近的朋友以外，我的一切反应都带着防御的意味。这应该不算坏事，任何一个开车营生的人，都有好理由把其余的人视如豺狼虎豹或是吸血鬼。

        不久，一个穿白衣的男人向我走来，他说他是摩塔医师，请我跟他去。我们经过一个旋转门时，他以亚洲人惯有的郑重口气告诉我这个孩子——指马修——顶多只有一点皮肉伤，但屁股打了一针。摩塔医师为了谨慎起见，先打了一针盘尼西林预防感染。

        他问我小马是不是常在河边玩耍，我老实回答我根本不晓得他去河边玩。我只能猜想，他一定是跷课去的。

        “他是大修道院唱诗班学校的学生，他告诉我的。”

        “是的，日间部学生。”

        “狄卓克生太太，这件事我本来不应该干涉，不过，就他的所做所为看来，他是个好孩子，我们不希望这种意外再发生。假如我是你，我会要求你先生给他严重警告，但这一次我不会责备他，因为他受到相当大的惊吓。不过，我还是认为这孩子太过鲁莽了。”

        “我明白。”我没有说明我离婚了。“谢谢您照料他，医师。”

        他让我走进一个小隔间后，便挥手道别，留下我与马修单独相处。这个鲁莽的小孩经过这特殊的磨练后，正坐在一张诊疗床上。

        “妈妈。”小马两眼闪亮。

        我走过去抱他一下，一个字也没说，因为我还没理好自己当时纠结的情绪。

        “我——”他说。

        我举起一只手按住他的嘴唇：“慢一点再说，我们慢一点再谈这件事，不要在这里谈。”

        “他们借我这套睡袍，我的衣服还湿着。”他说。

        “没关系。”我对他说。

        一名护士进来问我们是否有车，我回答有。她对我说，小马最好穿着睡袍和拖鞋回家。我答应过两天送还。

        我努力让心绪填塞具体的事情。首先弯腰想帮马修穿拖鞋，但他自己抢先穿了。你了解吧，他不想让妈妈麻烦。当他站好时，我再度注意到他比我高了大约一寸——他才十二岁而已。自从他长高了这一寸以后，不知怎么的，我们的关系奇怪地改变了。大人很容易倒退回去，把孩子当成是怀中的婴儿。

        我们再度经过旋转门时，那位柜台小姐拿了一份表格走上来，要我填一些资料。她说这是必要的手续，不用花多少时间。

        要填写的是我的姓名、住址、马修的生日以及医师的姓名。我低头填写时，听见马修在与人讲话。我抬头看见他站在茶点推车旁与一个女孩讲话，那女孩长得很胖，短金发，戴着大耳环。她穿着白色牛仔裤、红色t恤，外头罩着一件蓝色的亚麻外套，没扣纽扣，猛一看像是医院内负责推车的人，但接着，她和马修都拿着杯子离开推车，我这才明白那外套不是制服，而是她整个装扮的一部分。

        我走向他们。

        “我猜想你正需要一杯茶，”女孩露出酒涡，笑着解释。“我们坐一下好吗？后面一排如何，马修？”

        我心里想，她可能是医院社工之类的吧。这时，她递给我一个纸杯。

        “谢谢你，但我大概不认识你。”

        “你或许听过我的名字，”她告诉我。“茉莉·亚伯萧。”

        我没听过。我不晓得这名字，也没见过她这个人。我觉得，她的话里有点自大的味道。

        “我知道你们想回家了，”她对我们两个人说。“我不会耽误你们超过这杯茶喝完的时间。对了，马修，要不要来片饼干？我总是忘记问别人，因为我自己随时得留意卡路里。”

        我现在几乎是重复她当时讲的话，因为她对后来发生的事大有影响，而这样的重复可以让你们确实了解茉莉·亚伯萧是哪一种人。你们一定碰过这种人，有着魔鬼般的厚脸皮，能像老朋友似地与陌生人搭讪。

        马修明智地拒绝了饼干。

        “这是个如此刺激的故事。”茉莉亚伯萧拼命跟我们讲话。“我接到电话时，人在巴斯福，但一放下电话，立刻开车上A四公路。当时心里想，如果不当心点开车，我自己也会上报的。能赶到现场实在太重要了。我的摄影记者现在也已经出门了，我们想为你拍个照，马修。”

        “你是记者？”我说着，听出自己的口气有着不喜欢。

        “我刚才没说吗？我是《巴斯晚讯》的记者。你不介意我报导吧，会吗？平常看太多悲剧和灾祸了，能写写救人的故事是很令人高兴的。”

        我冷淡地告诉她我们宁可不上报。

        “狄卓克生太太，”她有异议。“这是不能避免的，就算我们的报纸不写，别家报纸也会写。以本地标准来说，这是一件大事。我保证不会做扭曲的报导，也因此我才需要与你面对面谈一谈，以便确认事实。你会回答我的问题吧？”

        “你想知道什么？”我说，一边找地方搁下茶杯。“我当时甚至不在现场，我比你知道的还少。”

        马修也支持我。

        “我也记不得很多。”

        她不肯罢休。

        “听我说，我不是想麻烦你们两位，”她说。“我只是需要确定几个事实。我甚至不晓得你们的姓氏里有没有C这个字母？”

        “没有。”我告诉她。

        “这倒不太寻常。”

        “我不希望拖长谈话时间。”

        但她听了仍不以为意，伸手到手提包内，拿出一个笔记本。

        “好，只确定几件事。你多大年纪？马修。”

        马修看了我一眼，以决定是不是应该回答，我点了点头。我愚蠢地以为，等她记下一两件事之后，我们就可以摆脱她了。

        “十二岁。”

        “你和朋友在普特尼水坝边玩耍？”

        “是的。”

        “几个朋友？”

        “两个。”

        “他们是谁？”

        “我不希望他们惹上麻烦。”

        “为什么？他们推你下水吗？”

        “没有，是我自己掉下去的。我沿着边缘走，不小心跌了下去。”

        “我看八成差一点溺毙了。”

        “这一点我不大知道。”

        我站起来。

        “好了，我们能帮忙的就是这些。假如你肯好心放了我们的话，我想带我儿子回家了。”

        “但你还没讲到被人救上来的事。”

        “你听他说了，他不记得那件事。”

        “那你一定记得救你起来的人，马修。你张开眼睛时一定看见他了。”

        “没错。”

        “你晓得他的大名吗？”

        “不晓得。他肤色有点黑，留着胡子。”

        “哪一种胡子？”

        马修两手伸向脸孔，手指从鼻子比到嘴唇边上。

        “像这种的。”

        “墨西哥式的？”

        他点头。

        “那天他穿条纹衬衫，打领带。”他说。

        “意思是穿着入时喽？年轻人吗？”

        “不很年轻。”

        “你看是中年人吗？四十几岁？”

        “没那么老。”

        “他有对你说什么话吗？”

        “他大部分是对皮厄斯讲话。”

        “你的同学？”

        马修吐出一口气，呼吸短促，有点担心。

        “请你不要把他的名字写在报上。我们本来应该在学校上课的。”

        “看样子你们是跷课去玩的？”

        我不得不出面说话了。

        “我不认为这与报导有关，”我告诉她。“跷课的事由学校处理，而且我相信他们会处理的。走吧，小马。”

        我向门口走了一步。

        “但愿摄影师已经到了，”亚伯萧小姐说。“我不能要你们等。”

        “对，而且我们也不会等。”

        她陪我们一起走出意外伤害科，并说要开车送我们回家。

        我告诉她我们有车。

        我搜寻在阳光下闪耀的几排车子，努力回忆我把公司的宾士车停在哪儿。刚才到医院时心绪乱得很。

        “在那边。”马修指着说。

        当时亚伯萧小姐仍站在我们身边。

        “你开宾士车？”

        马修脱口而出：“我妈妈是司机。”

        “没错。把这件事写在你的记事簿里吧，还要不要哩程数？”我酸涩地说。

        “我只不过在想，大家都一样要工作才能维生。”她补了一句，几乎是道歉的语气。

        她摸索自己的汽车钥匙时，我犹豫了一下。你知道吗，她这句评断，突破了我的防卫。这女孩的穷追不舍固然令我不悦，但我内在有个声音告诉我，干她那行不容易，她是编辑派来挖掘故事的，这跟我自己的工作相差不远——我的老板史坦利·巴库先生也会派我去巴斯或布里斯托火车站与重要顾客见面。那些贵客有的显得很不友善。我于是说：“抱歉，我今天过得很不顺。”

        “你想，假如麦克欣——我们的摄影师——大约一小时左右去你们家，他可以拍个照吗？”

        我钻进车内，拿出一张名片，很快在背后写上住址。

        “谢谢，真的非常感谢。你先生届时会在家吗？”她说。

        “我离婚了。”

        “我爸爸是挪威棋手。”马修大声宣告。

        我关上车门，发动引擎。我们开出医院大门时，我对他说：“你刚才不需要提到你爸爸的事。”

        “但那是真的呀，我以他为荣。”

        我没再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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