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夏，我翻阅一本《往事回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书中有一段以《机智的周恩来》为题的文章，内容是描述1928年恩来同志和我在大连遇险事件。

        嗣后，我又看到过几份资料也提到此事。因作者并非当事人，都是别人对他们说的，内容并不完全。1980年《八小时以外》杂志登了一篇文章，与事实有很大出入，有些情节是作者推测的。总之，他们所写的情节不很准确和完全。我是亲身经历了那次事件的两个人之一。

        虽然恩来同志于60年代初在北戴河召开的一次中央会议上简要地讲过此事，但听到的人并不多。

        现在，既然有几个刊物先后发表过，我想将它的整个经过和真实的情况公诸于众是必要的。

        1928年，我们党要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由于中国的环境不可能在国内召开，故决定在莫斯科举行。参加党的“六大”代表，将分批出发，经大连、哈尔滨这条路线赴苏。

        周恩来同志当选为代表，组织上决定我列席大会。我们是5月初乘日本轮船离开上海的。由于山东济南“五三”惨案的发生（1928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在济南屠杀中国外交官员，打死打伤中国军民数千人，制造了“济南惨案”。因惨案发生于5月3日，故又称“五三”惨案），我们特别重视事态的发展，因此在上船那天，将上海的各种报纸买了一份，准备在船上翻阅。组织上安排我们坐头等舱，这同我们当时的衣着和条件是不适合的。在船上的两天很少更换衣服，也很少同其他乘客交谈。坐头等舱的人，每餐都到餐厅去吃饭，当时有两个人在就餐时总是注视我们。听他们的口音是天津人，身份是大商人。事后，我们回想可能是当年在天津“五四”运动时认识我们的。

        船过青岛时，有短暂的停留，允许乘客上岸活动。我和恩来同志上岸进入市区吃了午饭，然后又买了青岛市的各种报纸带回船上。这样一来，可能引起日方侦探的注意，当轮船刚停靠大连码头，我们正准备上岸时，驻大连日本水上警察厅上来几个人，对我们进行盘问。首先问恩来同志是做什么的？他回答是做古玩生意的（实际我们携带的箱子里一件古玩也没有）。又问你们做生意的为什么买那么多报纸，我们说，在船上没事可以看看。他们又问到哪里去？回答，去吉林。问到东北干什么？答去看舅舅。他们当即让恩来同志跟他们去水上警察厅。在那里，他们又详细询问恩来同志出生年月日、学历、职业等，当问到你舅舅姓什么？叫什么？回答他姓周，叫曼青。问他是干什么的？答：在省政府财政厅任科员。他们问你舅舅姓周，你为什么姓王？恩来同志说：在中国舅舅和叔叔是有区别的，姓氏是不一致的，不象外国人舅舅、叔叔都叫 UNCLE，因此，我舅舅姓周，我姓王。对方又说：我看你不是姓王而是姓周，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你是当兵的。恩来同志伸出手去说：你看我象当兵的吗？他们仔细端详不象当兵的手，然后开抽屉看卡片，对恩来讲，你就是周恩来。恩来又反问他们，你们有什么根据说我是周恩来呢？我姓王，叫王某某。他们的一系列的盘问，恩来同志泰然沉着的一一作了回答。他们为什么怀疑是周恩来，可能与在黄埔军校任职有关，有卡片。

        让恩来同志跟他们去时并没有涉及到我，可我总觉得他一人去不好，当时我表示一同去，恩来大怒说：你不要去，你去干什么？这时他告诉警厅负责人，让他们帮我找旅馆，并把我送到旅馆先住下。于是我与恩来同志分开了。我住进旅馆，等候恩来同志回来。他是凶是吉很难预测。当时，我的心情是着急、忧虑不安，如坐针毡，不是度日如年而是分秒如年了，不知如何是好。但我表面上还是沉着、镇定，装着泰然无事的样子。大约两小时后，恩来同志来到我的住处，进来之后，没有说什么话，安然无事的样子。然后，他低声对我说，我们去接头的证件在哪里？要我立即烧毁。我马上找出来到卫生间撕碎投入马桶里。后来，我们还是有说有笑的去楼下餐厅用餐。

        恩来同志被盘问完了，他让警察厅为我们代买两张下午去长春（然后再转吉林）的车票，车票拿到手后，按时去火车站，但上车后发现同我们坐对面的乘客是日本人，用中国话同我们攀谈，我们也同他聊天。当时，已识破他是跟踪我们的。我们在长春站下车时他拿出名片给恩来，日本人有交换名片的风俗（我后来才知道的）。恩来应立即回片。一般人名片都放在西装小口袋里，实际我们没有名片，恩来装着找的样子，“嗅！我的名片没有装在口袋里，还在箱子里呢！很对不起。”（做要去取的手势）对方说不必，不必了。终于对付过去了。到长春后，似乎没有什么人跟踪我们了。

        住进旅馆，恩来同志立即换上长袍马褂，把胡子刮掉，又乘火车去吉林，抵达后没敢直接到伯父家去，先住旅馆，然后写了一封信，请旅馆的人送到伯父家，正好三弟一看就认出是恩来的笔迹，不久就来接我们回家了。为什么未直接去哈尔滨而绕道吉林呢？我们怕日本警察厅去查问伯父有王某的外甥没有，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就会惊扰了伯父。我们仍然没有脱离侵华日本军人和奉系军阀控制的地区，随时可能被捕。另一方面，当时的形势，蒋介石占领南京以后，继续经山东夺取东北，咄咄逼进，使在华北、东北一带奉系军阀和日军认为共产党失败了，主要对付国民党，对我们有所放松，这对我们来讲是有利的，但也不能麻痹。所以，我们在伯父家停留两天，我和恩来商定，他先走，到哈尔滨二弟家住，再隔一天，由他三弟陪我赶到哈尔滨会合。这是我第一次当了周家的媳妇啊。

        我们从上海出发到达哈尔滨，一路上的险境，由于恩来同志的机智、镇定、沉着，泰然无事的对付敌人的盘问，终于脱险了。可是，我们在哈尔滨接头的证件已毁掉，无法同有关的人取得联系。幸运的是“六大”代表分批出发，在我们后面还有一批，其中有李立三同志，因此，我每天到火车站等候李立三同志，一连数日都没有接到，真是有点着急，但还是继续去车站，最后还是等到了，经过同他的联系，再同哈尔滨外国朋友联系上了。这样，我们才离开哈尔滨去莫斯科参加党的六次大会。

        我从没想到会在57年后的今天，满怀偷快的心情，在人民的大连回忆这段往事。对此，我感到无比的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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