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57年到北京工作后，才见到周恩来总理的。

        1963年春，我奉命组织国防科委、国防工办联合工作组，到二机部检查帮助工作，随后留在二机部。

        从那时起，我同周总理的直接接触逐渐多了，直到1974年批林批孔，周总理住进医院，我靠边止，共11年。

        在这11年中，我最突出的感觉是，他对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非常关心，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现将我记忆犹新的一些事，记述如下，作为对周总理诞辰的纪念。

        “必须掌握原子能”

        早在建国初期，周总理就非常重视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重视原子能事业的发展。

        1955年1月31日，周总理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明确提出：我们应该使全世界人民知道，原子能如果为和平建设服务，就可以造福人类，如果为战争服务，就是毁灭人类。他说，我国为了反对核战争，保卫和平，把原子能用于国家建设，造福人民，就要进行严肃认真的工作，必须掌握原子能。

        周总理为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为使我国掌握原子能，进行了不懈的努力，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为了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必须弄清我国原子能资源情况。为了攀登原子能科学技术高峰，必须开展原子能科学的基础研究。周总理首先抓了地质勘探和科学研究，多次亲自过问地质部铀矿勘探和组建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的工作。要建设原子能工业，需要掌握许多先进技术，研制许多先进材料、仪器和设备，这些在世界上是保密的，完全靠我们自己研制，需要较长时间。为此，我国政府及时派出了代表团，抓住中苏关系良好的时机，争取到了苏联的援助。所有这些，既为立足国内，自力更生，又为吸取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成就，加速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必要的基础。我国原子能事业的成就，无疑是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谱写的一曲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威武雄壮的凯歌。但是，我们决不能因此而无视当年及时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所起的作用。周总理在正确处理学习、引进外国先进科学技术成就和自力更生的关系上，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严肃认真，稳妥可靠”

        要“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是周总理在我国准备进行第一次核试验的前夕，继“三高”（高度的政治思想性，高度的科学计划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指示之后，向全体从事原子能事业的同志发出的又一重要指示，并且以他自己的言行熏陶着这支队伍。每次开专门委员会，他总是非常仔细地听取有关专家和负责同志的汇报，弄清每一个关键的问题，经过认真的讨论，科学论证，才下决心。每次核试验时，他总要等现场指挥报告了专家、操作人员和领导同志三结合的研究结果后，才决定是否进行试验。他不但要求核试验本身万无一失，各种应该进行的测量、效应试验都收到应有的效果；而且要求核试验的放射性烟云也万无一失，不仅不会对我国人民，也不会对邻国人民造成损害。因此，他要求现场指挥人员十分注意气象情况，掌握好试验时间。有一次，根据气象预测，放射性烟云有可能在开始流动时即进入邻国上空，周总理命令暂缓试验，让飞机携带核弹在机场等了八天八夜，当气象情况许可后，才进行试验。

        “邓大姐的工作同核试验无关，所以我没有告诉她”

        周总理以身作则，律己律人，使我国很好地保住了核试验的机密。我国进行第一次核试验，是有一定风险的。万一不成功，将在国际上造成不利影响。因此我们一方面准备了两发弹，第一次不成，再来第二次。同时绝对保密，在没有试成前，不让外国知道。在我们去核试验场前，周总理把张爱萍同志和我找去，嘱咐说，这次试验要绝对保密，除了同试验直接有关的人员外，一律不能让其他人员知道，包括你们的妻子、儿女。他接着说，邓大姐是我的妻子，党中央委员，因为她的工作同核试验无关，所以我没有告诉她。爱萍同志把周总理的话向全体参试人员原原本本地作了传达，使大家受到深刻教育。因而那次试验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无一泄密事件。

        “经过充分调查论证再作决定”

        1962年底，二机部党组向中央提出了实现第一颗原子弹爆作的两年规划。二机部内部有人向中央反映两年规划难以实现。1963年初，周总理同聂荣臻、罗瑞卿副总理商量，组织国防科委、国防工办联合工作组到二机部检查帮助工作。在检查过程中，工作组内部又有个别同志机械地按苏联专家所说的绝对工期计算，向周总理报告，说两年规划难以实现。周总理没有轻信上述这些报告，而是等工作组的同志同现场的专家、设计施工人员和领导干部一起，经过大家充分的调查论证后，才作结论。实践证明，两年规划经过努力，是如期实现了。

        1965年，毛主席向周总理提出，二机部的主要工厂是否也可以一分为二，实行战备搬迁。周总理要二机部组织有关专家论证研究。专家们经过认真研究论证，认为主要工厂不能一分为二，否则产量将会严重地下降，损失很大。二机部向中央作了主要工厂不能一分为二实行战略搬迁的报告。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周总理指示二机部，现有主要工厂既然不能一分为二，实行战略搬迁，就要抓紧时间多生产，多储备；同时加速第二套工厂的建设。同年，我们在向周总理汇报有关在三线选厂定点问题时提到，有的同志要求早日定下来。周总理说，还是经过充分调查论证再作决定为好，决定慢了，固然可能耽误时间，但是总比决定错了好。

        “要加速研制氢弹”

        1964年6月下旬，二机部部长刘杰同志从现场报告，原子弹模拟试验已经成功，我国已掌握了原子弹设计原理和制造技术，即拟开始实弹试制。周总理随即报请毛主席批准二机部的计划，同时于7月中旬派他的秘书到二机部传达他的意见，要二机部立即开始原子弹小型化的工作，以便能装上导弹头。当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后，周总理立即指示二机部，要加速研制氢弹。周总理的指示，使从事原子能工作的同志及时把重点从吃透原子弹转到了突破氢弹，使从事氢弹研制的科学技术人员进一步感到任务的重大和迫切，更加积极起来。他们在周总理关于原子弹小型化指示的启示下，抓紧时间，经过反复认真地研究论证，决心瞄准能装上导弹头的氢弹，努力攻关。终于在1965年底掌握了氢弹原理，并立即布置进行氢弹试验的“三部曲”（即依次进行热核材料、氢弹原理、全当量氢弹的三次试验），使我国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于 1967年6月14日成功地进行了可以装上导弹头的氢弹全当量试验。回想起来，当时若不是在周总理的高标准、严要求，亲自指挥和督促下，一步紧接着一步地前进，赢得了时间，迟上半年，“文化大革命”一到，“三部曲”就布置不下去了，何时能试成氢弹，就很难说了。

        “今夜得宽余，喝酒吧！”

        “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总理一如既往地关心过问原子能事业的发展。1966年12月，氢弹原理试验成功了。但是，当时的二机部和全国一样，也是风云紧急。周总理把刘杰同志和我们几个人召集到西华厅，听取汇报，庆贺试验成功。他还特地为我们准备了晚餐，并且备了酒。这时二机部的造反派却到了中南海的西北门外，扬言要打倒我们，并把矛头指向周总理。周总理闻知后，风趣地说，他们反对我，我引为光荣。随后，周总理念起毛主席《水调歌头.游泳》中的两句词，“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提醒和勉励我们要经受得起风吹浪打的考验。接着，他又举起酒杯，风趣地说，今夜得宽余，喝酒吧！“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最大努力，保护了原子能企事业单位和从事原子能事业的队伍；制止了林彪要原子能主要工厂搬迁的乱令；并于1970年再次重申二机部不能只是爆炸部，要搞核电站。由于周总理呕心沥血的关心保护，原子能事业并未因十年浩劫而中断，并且继续有所前进。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的原子能事业，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又继续阔步前进了。

        “你立即到科学院去，当我的联络员”

        “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为保卫党、保护党和人民的事业，在逆风恶浪中尽力而为，呕尽了心血。1966年8月13日下午，周总理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要我立即到中国科学院去，当他在那里的联络员。从此，我和周总理的直接接触就更多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康生、江青一伙，到处煽风点火，形势全面紧张。周总理日理万机，到处救火，有时同时开几个会，几处奔走，处理棘手问题；他经常通宵达旦地解决各种问题，常常要到凌晨五六点钟，接着又去批阅各种文电。他一天能睡上5个小时，就算睡足了。

        我开始不明白，为什么周总理要亲自过问中国科学院的运动。后来才知道，全国闻名的所谓镇压中国科学院应用地球物理研究所“造反派”的事件，原来是陈伯达下命令干的。可是，1966年7月30日在人大会堂的科技界万人大会上，陈伯达却摇身一变，成了“造反派”的大救星，把所谓的一切“罪名”都推到张劲夫等同志的身上。而且“造反派”还把矛头指向了李富春、聂荣臻二位副总理。这就使周总理不得不亲自过问中国科学院了。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张劲夫等同志在中国科学院的工作是得 很好的，但是在当时那种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的年代，又有什么 办法呢？“造反派”打倒了张劲夫同志还不甘心，他们抢走保险 柜，要“顺藤摸瓜”。李富春同志针对中国科学院应用地球物理研 究所“造反派”的所作所为，正确地指出，不能把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搬到“文化大革命”中来；“造反派”也要批判。“造反派”要把17年的科技战线说成是黑线专政，要批判“科学十四条”，批判聂荣臻同志，把17年说得一无是处，根本不提党的领导。周总理向他们进行了耐心的说服和针锋相对的斗争，制止了他们的错误行为，并在他们的大会发言稿上加上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14个字。

        当时，周总理的处境也是很困难的。《人民日报》发表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社论的当天，他曾经对我说，陈伯达未经中央讨论，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社论，大家都没有思想准备，又有一大批领导干部不好办了。但是，由于康生等人的支持，批资反路线的锣鼓越敲越响，周总理也无能为力了。张霖之同志惨死后，周总理很悲痛，对我说：“我再也不放人出去了。”在当时的情况下，他这样做，已经是尽到最大的努力了。

        “地震是有前兆的，是可以预测的”

        1966、1967两年，河北省连续发生了两次强烈地震。两次都是余震未消，地壳仍在颤动的时候，周总理就赶到现场，慰问灾区人民，布置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的工作。他多方了解到地震前的许多异常现象，又查阅了许多历史资料，提出了“地震是有前兆的，是可以预测的”这一重要的科学论断。从此，我国的地震预测、预报工作就逐渐开展起来。在1970年召开的全国地震工作会议上，他接见了全体到会人员，作了重要讲话，并号召从事地震工作的同志，摈除门户之见，互相取长补短，采取民主科学的态度，对待不同意见，为科学地观察、研究地震的规律，对地震的预测、预防、预报工作，作出应有的贡献。

        “李四光同志是一位卓越的科学家”

        1971年4月29日凌晨，李四光同志的动脉瘤破裂，被送进北京医院抢救。当我闻讯赶到北京医院时，周总理的保健医生也赶到了，他们一直守护在手术室旁，随时将李四光同志的病情和抢救措施向周总理报告请示，直到李四光同志停止了呼吸。由于当时在中央组织部和国务院办公厅担负主要责任的军代表说，中央决定追悼会上一律不再致悼词，我错误地没有请示周总理就同意了。当周总理在百忙之中，赶来参加追悼会，发现此事后，非常生气，严厉地批评了我们。他非常激动地当场念了李四光同志的女儿李林同志写给他的信，并亲致悼词，高度评价了李四光同志在科学事业上的成就和他对国家对人民的贡献，称赞李四光同志是一位卓越的科学家。周总理的这一行动，是对我国杰出的科学家出自内心的尊敬，也是对当时的极左思潮的批判。

        “我们长期吃了‘左’的大亏”

        在1971年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期间，周恩来同志向参加会议的各省市、各部门主管教育的负责同志作了一次全国解放前我党历史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详细地叙述了我党建立以来，多次犯了“左”的错误，长期吃了“左”的大亏，教育和启发干部认识“左”的危害。他特别强调，我们做教育工作，是教育人的，更要学一点马克思主义，懂得怎么运用，否则又要走弯路。不要忘记过去，不仅我们这一代，还要教育后代。他还说，现在世界上有一股极左思潮。很显然，他的这些话是有着十分明确的现实针对性的。“九一三”事件后，众所周知，周总理曾经明确指出林彪搞的是极左，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造成的危害，可惜当时不但没有被采纳，还遭受了极不公正的待遇。

        “我就不相信革命抓好了，生产就会自然上去”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所谓抓革命，实际上是破坏革命，破坏生产。林彪、康生及“四人帮”一伙，从来是只讲他们的所谓抓革命，不讲促生产的；说什么革命抓好了，生产就自然会好。那时，促生产的重担，完全落在周总理的身上。我曾几次听到周总理讲：“我就不相信革命抓好了，生产就会自然上去。”这是周总理对当时林彪“四人帮”一伙所谓抓革命的批判，也是对当时极端猖獗的形而上学的批判。

        1973年，在一次听取科学工作会议的汇报后，周总理非常赞许会议纪要中关于现代科学手段可以帮助我们深入认识自然界本质的观点。这也是他对当时盛行的迷信教条的唯心主义观点的批判。可是当时这个纪要提到国务院常务会议审查时，周总理同意的这个观点，被当时主持常务，后来提出“两个凡是”的那位同志删去了。他把人的思维和人的实践割裂开来，说只有哲学才能帮助人们认识事物的本质。

        回顾历史，周恩来总理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事业的贡献，以及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忍辱负重，呕心沥血，为使党和人民，也为使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尽可能减少一些损失，鞠躬尽瘁，死而未已的精神和事迹，是千言万语也写不完的。

        以上只是写下我亲身经历中的若于点滴，以寄托永远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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