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8月，邓小平从上海抵达中央苏区中心瑞金。他担任的第一个职务，是瑞金县委书记。

        1932年5月，邓小平又被调任中共会昌县委书记。两个月后，又任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书记。

        然而，好景不长，半年后，横祸飞来，邓小平被打倒了。他的“错误”，是“执行毛泽东的退却主义”，是一条“江西罗明路线”。

        当时，罗明正在中央党校学习。他在中央机关刊物《斗争》上看到了中央宣传部长洛甫的一篇檄文《罗明路线在江西》。文章不但批罗明，而且还把斗争矛头指向了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和李富春力首的江西省委。

        罗明大惑不解。他找到洛甫问：“我根本就没到过江西，怎么说罗明路线在江西？我的‘流毒’从福建跑到了江西了？”

        洛甫回答很干脆：“江西省委的错误，邓毛谢古的错误，与你的错误一样，都是搞退却逃跑，和中央唱反调，所以叫江西的罗明路线，也要痛加批判。”

        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江西罗明路线”之“四大金刚”。

        毛泽覃，毛泽东的胞弟。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八一起义，在井冈山任红四军三十一团营党代表。后任中共东固区委书记，赣西南特委委员，红六军政治部主任、代理政治委员，中共永（丰）吉（安）泰（和）特委书记等职。

        谢唯俊，湖南耒阳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跟随毛泽东参加过井冈山斗争，任红四军二十八团连党代表、红四军一纵队政治部主任、总前委秘书等职。1932年8月任江西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兼独立第五师师长。

        古柏，江西寻乌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广州起义，1929年10月任中共寻乌县委书记。1930年5月，协助毛泽东作著名的寻乌调查，后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有毛泽东第一任秘书之誉。1931年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裁判部部长兼内务部部长、省苏维埃政府委员。

        “四大金刚”，邓小平为首。临时中央拿他开刀的借口是所谓寻乌事件。

        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广东军阀向苏区南部紧逼。会昌中心县委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领导三县群众坚壁清野，以灵活的游击战术粉碎敌人的进攻。但是，“左”倾冒险主义者片面地强调扩大中央红军，把会、寻、安的地方武装编入正规红军。同时又命令守在苏区南部前线的红军独立师离开会昌和筠门岭，开往北线。1932年12月，粤军大举进攻，敌我力量悬殊，寻乌城失守。

        临时中央负责人抓住这个“寻乌事件”，诬陷会昌中心县委“在敌人面前惊慌失措，准备退却逃跑”，执行的是“单纯防御路线”。

        从这里开始，拉开了会、寻、安反对“江西罗明路线”的序幕。

        反“江西罗明路线”斗争不是偶然的，它是江西苏区党内坚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人，同“左”倾教条主义者长期斗争的总爆发。

        六届四中全会王明上台，邓小平对其路线持保留态度，结果被指责为“散布对四中全会后中央领导的不信任，实际上就是在反对共产国际和四中全会”。

        1931年11月的赣南会议，毛泽东受到排挤打击，毛泽东的路线被斥为“富农路线”、“狭隘经验论”，并讥笑“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却对那些身居大城市“洋房子”、不深入实际、专门给各地找岔子的教条主义者的无理指责，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驳斥说：“大城市产生了立三路线，我们苏区的山上，却全是马克思主义。”结果，他们被指责为“拿‘洋房子先生’的口号反对中央局的领导，拿‘找岔子’的口号，反对中央对工作的批评。”

        后来，邓、毛、谢、古又在一系列问题上，对王明路线进行了抵制和斗争。

        在革命道路问题上，他们反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在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提出的“夺取一两个中心城市，争取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的“左”的口号，认为在敌强我弱情况下，“向着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发展苏维埃是没有可能的”，主张“向敌人弱的地方发展”，建立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

        在红军作战原则问题上，反对王明冒险主义所鼓吹的“正规战”、“阵地战”，继续坚持游击战、运动战、“诱敌深入”等战略战术原则，因而被诬为“实行退却逃跑”、“纯粹防御路线”。在土地革命问题上，反对对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土地政策，主张按“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等原则解决土地问题。因而，他们负责的地区，被“左”倾领导者指责为“土地问题没有彻底解决”，“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

        在扩大红军、推销公债和征粮等实际工作中，反对脱离实际、指标过高、强迫命令等错误做法，主张体恤民情民力，减轻群众负担，因而被“左”倾教条主义诬为“对扩大红军怠工”，“借口苏区群众负担太重，来反对推销公债，并主张主力红军要把打土豪筹款当作自己的主要任务。”

        邓、毛、谢、古等人对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坚持和对王明“左”倾错误的有力抵制，是临时中央在江西苏区全面贯彻“左”倾错误的障碍，因而他们无疑要被当作反“江西罗明路线”的主要打击目标。

        1933年2月20日，即中央作出“反罗明路线”决议五天后，中央局机关刊物《斗争》刊载了中央组织部部长任弼时的长篇论文《什么是进攻路线》。

        文中点名批判邓小平领导的会寻安中心县委犯了纯粹防御路线的错误，毛泽覃领导的永吉泰与会寻安长期陷在纯粹防御的泥坑中，提出要“反对一切机会主义的动摇，反对机会主义逃跑和纯粹防御路线，反对对于这些路线的调和”。

        2月28日，根据中央局指示精神，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对自己的部下，进行了不上纲不上线、低调的批评。博古对此很不满意，认为江西省委给属下定的调子太低，没有直接指出纯粹防御路线就是罗明路线，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并对省委进行了严厉批评，表示极不满意和极不信任。

        3月下旬，苏区中央局没有同江西省委打招呼，撇开省委和李富春，直接跑到邓小平所在的会昌，召开会、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洛甫刚从福建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回来，便马不停蹄再赴会昌。临行时，还拉上了刚进苏区的罗迈（李维汉）。

        邓小平不在县委，还在乡下布置工作。洛甫向县委负责人说：“整天忙于事务，能不犯路线错误？快把邓小平找回来。”

        邓小平连夜赶回县委。在路上，他问县委负责人：“洛甫来干什么？”

        “说是开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中央直接部署的，要批判什么‘会寻安罗明路线’”。

        邓小平忐忑不安，他见省委书记李富春也来了，便想探个究竟。邓小平与李富春是留法勤工俭学的老同学，私交甚深。邓称李夫人蔡畅为蔡大姐，称李为李大哥。这位李大哥，在中央批评会寻安逐步升级，调子越来越高之时，为了保护邓小平，决定调他到省委任宣传部长，并于3月初派他代表省委处理宜黄、乐安工作中的一些问题。

        今天，这位厚道的兄长，却对邓小平的询问难以答复：“我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会议，准备听取批评意见……”

        罗迈主持会议，洛甫作报告。洛甫的开场白便点了邓小平的名。他说：“会寻安三县过去在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中心县委的领导下，执行了纯粹的防御路线。这一路线在敌人的大举进攻面前，完全表示悲观失望，对群众与党员同志的力量没有丝毫信心，以致一闻敌人进攻苏区的消息，立刻张惶失措，退却逃跑。这一路线，显而易见，同党的进攻路线丝毫没有相同的地方，这是在会、寻、安的罗明路线。”

        与会者大多是农民党员，文化程度不高，见识也不广，只会做具体工作。

        听中央领导谈什么路线呀，什么罗明路线呀，还有什么会寻安罗明路线呀，稀里糊涂，议论着：“我们搞得不错嘛，怎么还批邓书记，还斗争呀！”

        洛甫继续说：“由于邓小平同志的错误，三县党的工作遭受了重大损失。党中央决定，要在中央局直接领导下，开展一场反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斗争。这个斗争要深入下去，一直深入到各个支部。”

        洛甫把目光转向坐在会场角落里的李富春。“省委2月28日的指示信是错误的，是对纯粹防御路线的调和，根本没有指出邓小平同志纯粹防御路线就是罗明路线。因此，反纯粹防御路线的斗争不深入，省委也应负很大一部分责任。”

        洛甫作报告，作总结，说了一大通。在中央局的精心策划下，会议对邓小平进行了蛮横的指责和无情的批判。

        会议通过了《会、寻、安三县党积极分子会议决议》，并决定立刻改组会、寻、安中心县委和三县县委常委，召开三县各级党代表会议，开展反邓小平纯粹防御路线的斗争。

        洛甫、罗迈返回瑞金，分别撰写了《罗明路线在江西》、《试看邓小平同志的自我批评》，登在中央局机关刊物《斗争》第八期。

        毛泽覃、谢唯俊挨批后，拒不承认“错误”，并给正在瑞金叶坪的毛泽东写信，反映情况。

        这件事不知怎么传到博古那里。他说：“毛泽东犯了错误，毛泽覃、谢唯俊也犯了错误。他们都很顽固，不但不认错，还对党发泄不满，互相通信，这是派别活动。”于是乎，博古提出要亲自主持一场批判会。

        博古把罗迈找去，说：“江西省委在宁都召开总结会，你同我一起去。”

        江西省委设在宁都县七里村。博古首先找省委书记李富春谈话。

        自中央决定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以来，李富春及省委一直采取消极回避态度。《斗争》发表连篇累牍的文章，江西省委却不表态，党内亦未讨论。2月28日，迫于压力，李富春不得已违心地发出对会、寻、安的指示。究其根本，是想帮邓小平过关。不料，这竟引起中央的大为不满。在江西虽未直接点李富春的名，但已有所指了。

        博古郑重其事地告诫李富春说：“作为省委书记，你对江西罗明路线的态度是非常错误的。山沟里有什么马列主义？有的只是狭隘经验主义！中央的路线，是进攻路线；进攻路线，就是国际路线。而国际路线是绝对正确，不容置疑的！”

        “博古同志，我不是怀疑中央路线，我只是对反罗明路线斗争不太理解，反江西罗明路线是不是要这样大张旗鼓，我觉得……”

        没容李富春说完，博古就厉声训斥道：“李富春同志，我警告你，还有江西省委，若不悬崖勒马，立即转变态度，向罗明路线开展猛烈冲击，将受到党纪制裁。”

        回到家中，李富春向夫人蔡畅吐露了与博古谈话的内容。他们思索，进攻路线不单是中央指示，而且也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代表国际路线。国际的背后是斯大林，难道斯大林还会有错吗？

        他们不敢再往下想，不敢再怀疑了。

        4月16日的省委工作总结会由博古亲自主持，咄咄逼人，煞有介事。

        会议一开始，罗迈代表中央组织局宣布决定：撤销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人党内外一切职务。

        十分出乎人们的意料，罗迈在宣读决定之后，大声说道：“把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枪缴了！他们不配带革命的武装。”

        省苏保卫局局长葛耀山率人上来缴下了邓小平、毛泽罩、谢唯俊和古柏的手枪。会场气氛瞬时森严起来。

        作为省委书记，李富春没有坐在主席台上，而是坐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眼前这一切，使他万分忧愁和矛盾。李富春的夫人蔡畅，时任江西省委常委兼妇女部长，站在另一个不起眼的角落。

        博古定下会议基调后，人们开始发言批判。

        危秀英，当时是省苏妇女部干部，参加了这次会议，专门为主席台上的领导倒茶（解放后，她曾任华南农垦总局副局长，江西省委委员、省妇联主任）。她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妇女部的邓石香也上台讲邓小平怎么怎么不对，她下台后上厕所，我也跟进去说：“石香，你混蛋，我们做妇女工作，跟他们没有工作关系，你怎么可以胡说八道？到台上摆什么威风！”石香不服，一拳打过来，我们俩当场就要打起来，蔡畅大姐听到后，把我拉出来，说，秀英，不要乱说话，要杀头的。我那时年轻气盛，只觉得石香不该胡说。会议结束后，邓石香被调到中央组织局工作。

        会议开了数日。博古接急电返回瑞金。临行前，他让罗迈留下主持会议，并又把李富春训导了一番，要他按中央的精神作总结。

        罗迈发挥着博古的调子，说：“邓毛谢古，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同时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江西的罗明路线，是一条反共产国际的路线，是一条与党的进攻路线没有丝毫相同而完全相反的路线！这条路线根本不相信党的力量，不相信群众的力量，因而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走上了悲观失望的取消主义的道路。”

        李富春的总结报告称江西党内有“三个怪物”，即所谓“江西罗明路线”、“自由主义”和“官僚主义领导方式”。邓、毛、谢、古“就是这一怪物的代表”：“省委实际对单纯防御路线（罗明路线）采取了自由主义的调和态度”，官僚主义这个怪物“简直在全江西横行，从省委直到区委都一样”。李富春不得已说了一通违心话。

        这场由博古亲自发动、主持的“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尽管“布尔什维克的火力”非常凶猛，但在“左”倾教条主义者面前，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并未放弃原则。他们在会议上和所写的申明书中，以共产党人的坚定原则立场和光明磊落的态度，捍卫和坚持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

        中央组织局局长罗迈蹲在宁都，要邓、毛、谢、古作深刻反省，一次，二次，三次，“检讨”作了不少，但总过不了关。

        然而，历史是公正的，它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作出谁正确谁谬误的评判。

        李维汉（罗迈），曾代表“正确路线”，三次要邓、毛、谢、古作深刻检查；五十年后，虽已耄耋高龄，但在回忆这段历史时，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反所谓江西罗明路线是完全错误的。这是我一生中犯的一个大错误。反“罗明路线”，无论是在福建还是在江西，矛头都是指向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的。然而，我当时并没有认识到这是错误的。遵义会议后几十年，我就再没有反对过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了。

        邓小平，当年曾因坚定地执行毛泽东的路线而蒙受政治生涯和个人生活的双重打击，毛泽东却把邓小平因他而挨整挨批之事记了四十年。1972年，邓小平在林彪事件之后，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谈自己的一些想法。毛泽东在信上作了批示。其中第一条这样写道：“（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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