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达广昌后,李德、博古并不是认真地总结以往失利的经验教训,而是屡屡把责任归咎于部下,大搞“惩办主义”。第一位被李德撤职的红军高级指挥员是唐天际。当时,他担任红九军团第十四师师长兼广昌警备区政治部主任,是最早坚守广昌的高级指挥员。
唐天际,湖南省安仁县人,1925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入黄埔军校学习,1926年转为中共党员。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和湘南暴动。1928年3月随朱德上井冈山。曾任红四军二十八团营党代表,红五十团团长,红一军团第二十二军四十四师师长,红五军团第十一军第四十师政治委员,建国后被授予中将军衔,曾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
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以来,唐天际对堡垒战术、短促突击持有异议。
罗荣桓作为总政的巡视员,也随野战司令部来到广昌前线。唐、罗是老相识了,都是随朱、毛从井冈山下来的。老战友相逢,推心置腹地彻夜交谈。在谈到广昌决战时,两人都对李德的战术打法很不以为然。
李德来第十四师防御阵地视察时,唐天际正在指挥部队修工事。唐见广昌北面山上孤零零地修了一个被动挨打的碉堡,觉着不妥,遂命令在广昌南河边修个工事,准备一旦顶不住敌人时,可掩护部队撤退过河。
这个工事竟惹来一场大祸。
晚上,李德视察归来,在第十四师师部召开会议。他拍着桌子问:“谁让在河边修工事的?”
唐天际不知怎么回事,站起身答道:“是我。”
“你是什么人?”李德大动肝火。随行的参谋告诉李德,“他是广昌警备区政治部主任,叫唐天际。”
李德毫不顾及唐天际的面子:“我说过要修这个工事吗?谁让你这么做的?这不是准备退却,准备放弃广昌逃跑吗?都留了一条后路,还怎么誓死保卫广昌?”
博古也参加了这个会。但对蛮横无理的李德,他没有任何反应。
李德对博古用英语说道:“这个广昌警备区政治部主任,应该撤职。”
第二天,来了一道命令,唐天际被“撸”了。
罗荣桓并不知道这件事。他见唐天际情绪不太高,以为他身体不舒服,关切地询问。唐便一五一十说起来。罗荣桓听罢气愤地说:“太霸道了!”
无独有偶,几天后,罗荣桓也碰上了一桩类似的倒霉事。
这天,李德上前沿阵地视察,罗荣桓也陪他去。在阵地上,李德用望远镜扫了一番,回过头来正好见到罗荣桓。他也不问罗荣桓是干什么的,便命令罗带一个工兵排去埋地雷。
罗荣桓执行了命令,埋完雷回来报告。不料,李德又变了卦,命令罗荣桓再去把地雷起出来。
这时,敌人离埋雷处已近在咫尺了。罗荣桓实在不理解李德为什么要下这个命令,让战士们去做无谓的牺牲。因此,没有理他。李德见状大发雷霆,跳着脚指着罗荣桓的鼻子喊道:“你不去,杀你的头!”
这时,敌人的前卫已经踩响了几个地雷,而敌人的炮弹也已打到李德所在的工事周围。去起雷已经不可能了,这件事才不了了之。
至于罗荣桓耳闻目睹的此类事,更是不胜枚举:轻则处分、撤职,重则开除党籍,送军事法庭,送运输队罚苦工。
李德身边工作人员对他的作风也颇有看法,也常受他的气。伍修权曾说:“李德动不动就训斥、处分别人,不断发脾气骂人,根本听不进反对意见。我们在他跟前的工作人员更是常受他的气。对于他这种太上皇的姿态,凌驾于我党中央之上的架势,我们都很反感,实在不想和他共事。有几个同志常闹情绪,多次要求调动工作。组织上总是做我们的工作,要我们安心留下。其实我们个人受气是小事,他给我们党、红军和苏区造成的损失才是大事。”
尽管李德、博古到了前线,甚至多次亲临前沿阵地,但也丝毫不能阻挡敌军的推进。设在广昌三宫殿的博、李野战司令部,接二连三地收到外围阵地失守的报告。至4月23日,红一、三、五、九军团相继退出了抚河东、西两岸的甘竹、大罗山、延福嶂、饶家堡、苦竹坑、长生桥等防地。
坚守甘竹防线的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团长耿飚回忆说:
“当时我们在甘竹‘守备’。敌人前进半里多一点,便开始修乌龟壳。他们有炮火掩护,修好之后,李德便让我们‘短促突击’与敌人‘寸土必争’。这点距离,对英勇善战的红军来说,本来不算什么。然而敌人有碉堡依托,火力猛,我们的部队由于弹药匮乏,根本无法对射。等我们冲锋部队冲到双方中间地带时,敌人的大炮便实施集火射击。由于敌人事先早已设计好了战斗层次,炮火很准。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被炮火压下来,除了增加一批伤员,牺牲一些同志外,一无所获。”
“4月16日,我团的当面之敌,在炮火掩护下,竟冲到了阵地前沿,包围了我的团指挥所,当时电线已经炸断,我亲率两个连拼死抵抗,其他部队撤往二线‘堡垒’。由于敌人脱离了乌龟壳,我们还可以顶住。战斗中,我突然觉得右腿一软,几乎跪了下去,但立即又站住了,只是一个劲地指挥部队射击。敌人的第一个冲击波被打退,二梯队又黑压压地涌了上来。我正想利用这短暂的间隙,让部队撤下去,可是右腿怎么也不听使唤。低头一看,只见裤管里、鞋子里全是血浆。开始,我以为是哪位同志牺牲在身边了,便大喊警卫员杨力:‘快来看看,这是谁的血!’杨力见状大惊,背起我就跑。我说:‘放下!放下!搞什么鬼?’杨力边跑边说:‘别动!你挂花了!’’”
精锐军团的主力团团长带伤作战,战斗之残酷可想而之。
原国民党将领杨伯涛,这样描绘广昌外围阵地争夺战的激烈场面:罗卓英的进攻部署是,先使用第十四师、六十七师、九十八师为第一线攻击部队,九十四师、十一师为预备队。这里的地形是岗峦起伏的小丘陵地带,其间遍布水田耕地,没有突出的高地可资双方利用。因而胜败的因素,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火力的强弱。
蒋军的武器远比红军精良,拥有充分的弹药,以炽盛的火力对红军组成弹幕射击。红军部队表现了惊人的英勇精神,一拨接一拔地前仆后继,向蒋军猛冲。以稳健著称的国民党第十四师阵地,一部分被冲垮。红军冒炮火跟踪追击,逼近该师师长霍揆彰的战斗指挥所,流弹击中在附近休息的预备队多人。霍急令控制在附近的预备队增援反击,并亲自到迫击炮阵地,督促迫击炮手猛烈射击。因发射速度过快,炮手一时慌乱,以致一门炮发生炸膛,当场炸死十余人。霍此时刚离开这门炮位数十步,幸于苟免。战况的激烈于此可见。
红军的战斗员无比英勇,但在炽盛的火网压制下,且又寡不敌众,伤亡极为惨重。不到五百公尺的阵地正面上,阵亡红军的尸体纵横密布达数百具之多,断头缺足,惨不忍睹。其中发现有佩手抢和望远镜者,乃为中上级指挥员,亲自参加冲锋而牺牲者。红军由于伤亡过大,冲击力量遂以削弱,未能乘势扩大战果,纵深直入击破蒋军。
罗卓英得有时间调动其预备队九十四师向十四师增援,形成兵为火力都占绝对优势。
红军遂被迫后退,转取守势,两军成对峙状态。入夜,红军全部撤走。
广昌外围战士的拼命,红军遭受了重大伤亡。红军高级指挥员对李德的瞎指挥十分不满,认为不能再这么打下去了。
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回忆说:“一军团在保卫广昌时打的一些战斗,如甘竹战斗等,伤亡消耗都比较大。从甘竹到广昌,不过二十里,敌人越接近根据地腹地,越是更加谨慎小心,每天只前进半里到一里,每进一步边修公路边筑碉堡。我们在‘死守广昌’、‘寸土必争’的错误口号下,打了十八天所谓‘守备战’。这就是说,我们在敌飞机大炮轮番轰炸下,死守阵地。如果我们搞‘短促突击’,就是等敌人刚从工事里出来,推进到我们的工事几十或几百米时,我们就像猛虎一样扑上去打击敌人。可是等敌人一缩进碉堡,我们又得暴露在敌人飞机大炮的火网下战斗。”
红三军团第四师政治委员黄克诚回忆则激愤溢于笔端:开始,敌军发动进攻,我军奋起反击,将敌击退。但在敌军后面一两千米处就是堡垒群,敌人钻入堡垒里,我们就无计可施。就这样,敌军从堡垒群里轮番出来,并用炮火轰击我军阵地,敌人的飞机也在空中投弹扫射。敌我双方反复拼杀,整天炮声隆隆,枪声不断。同敌人搞堡垒对阵的结果,虽然也杀伤过一些敌人,但红军总拼不过在数量和装备上都占绝对优势的敌军。我军伤亡日增,仗打得越来越艰苦。我曾说过“短促突击,红军送死”一类的话,再三要彭德怀同志出面讲话。
4月24日,彭德怀再也按捺不住了,他亲自到了野战司令部,向李德建议不要死守广昌。
彭德怀说:“广昌既无坚城可守,我军子弹又很少,仅靠土木构筑的工事,是根本经不起敌人飞机、重炮轰击的。”
彭德怀再三对李德说:“广昌是不能固守的,如果固守广昌,少则两天,多则三天,红三军团一万二千人,将全部毁灭,广昌也就失守了。”
李德、博古面面相觑。他们到达广昌前线也有三四天了,前线的战况要比远在瑞金从无线电中了解得多,了解得全,也了解得更加真实。他们明白彭德怀说的完全是真实情况,但就这么偃旗息鼓,鸣金收兵,又于心不甘,无法向部下和苏区人民交待,真可谓骑虎难下也!
彭德怀见李德、博古默不作声,又建议道:“我应采取机动防御,派一部分部队进占工事,吸引敌人进攻,主力控制于城西南十里之山地,隐蔽集结,待敌进攻我守备阵地时,则相机突击敌外侧一点,求得消灭敌人一部。”
第五次反“围剿”开战以来,彭德怀提了一次又一次建议,不是被置之不理,就是遭到训斥,但这个建议总算被李德接受了。
广昌战役极为不利的严峻态势也日益引起了周恩来的高度警觉。周恩来没有随野战司令部上前线,被留在瑞金后方。广昌前线一个接一个失利的电文,使周恩来预感到广昌血战的严重后果,他认为这种拼命主义的阵地战不能再打下去了。
4月22日,周恩来致电前线的博古、朱德、李德,提出两项建议:1.最紧急时须调第十三师主力加强广昌守备;2.第一、三军团要能在一起突击敌人。
红军野战司令部判断:敌将于4月27日晨,从盱江两岸会攻广昌。敌第五纵队共四个师从西岸长生桥、里堡地段出犯,其主要突击方向可能是大熊地域;敌第三、第八两纵队共四个师将从东岸的李堡、香炉峰地域出犯;敌第六师之一个旅于长生桥地域保持与两个纵队的联系;敌第九十四师在甘竹地域作预备队。敌用同等兵力沿盱江两岸向广昌进犯,准备一旦一岸部队与红军主力接触,另一岸部队则乘机迅速前进。
根据以上判断,朱德总司令于4月26日11时发出广昌作战命令,将全部红军主力组成三个集团:
1.东方集团。由红九军团及红十三师组成,由红九军团首长罗炳辉、蔡树藩指挥。其任务是在东岸钳制敌人。
2.西方集团。由红一、三军团及红二十二师组成,由总司令直接指挥,其任务是在西岸广昌以西及西北地域消灭进犯之敌。
3.广昌支点地域守备队,由红十四师等部组成,其任务是坚守广昌工事区。
命令还对各集团的作战行动作了具体部署。
此前一天,红十四师首长下达了《保卫广昌的命令》。命令完全按李德的要求在广昌两个重要支点配备了两个团的部队,并且要求“各支点指战员的配备,须选政治坚定,技术熟练,富有战斗经验的团一级首长”,“十二时以前完毕进入阵地。”
27晨,盱江两岸敌军,在其空军、炮兵配合下,同时向广昌进犯。敌第十一师向巴掌形山,第九十七师向摇篮寨、西华山,第十四师向莲花山,第六十七师向清水塘地区,发起猛烈攻击。
红三军团之巴掌形阵地首当其冲。红军指战员冒着敌人的密集炮火英勇抗击,战至10时左右始力量不支,退离战场。11时,敌集中火力攻击红军西华山阵地。彭德怀、杨尚昆亲临阵地指挥,战斗异常激烈。入夜,双方在西华山地区对峙。进犯清水塘地区的敌六十七师,于中午时分遭红三军团第四师和红一军团第二师截击,伤亡惨重。14时,后敌派空军和炮兵向红军阵地狂轰滥炸,并以第九十七师增援,红军被迫后撤。向莲花山进攻敌十四师,进抵莲花山南端时,遭红军猛烈抗击,死伤甚众后得其第十一师主力增援,转与红军对峙。与此同时,盱江东岸的红九军团阵地被敌攻破。15时30分,敌占领广昌东北面的姚排洲、藕塘下一带,与西岸敌军相呼应。至此,广昌处于敌东、北、西三面包围之中。
蒋军空军和远程炮兵还实施了纵深打击。红十四师的阵地一片焦土,断壁残垣,伤亡甚众。有一个营坚守在所谓“永久工事”中,在敌机和炮火轰击下竟全部壮烈牺牲,无一生还。战后,由于第十四师伤亡过大,难以为继,中革军委不得已撤销了这个具有光荣战史的部队。
仅仅一天的血战,红军竟付出如此代价,光红三军团就伤亡一千余人。
当红军按李德的命令向敌人“短促突击”时,成班成排成连的战士们,在飞机大炮的轰击下英勇悲壮地倒下去了。
解放后被授予少将军衔,曾任北京军区装甲兵副司令员的肖锋,当时是野战司令部直属队政治处主任。他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上午8时,汤恩伯指挥八个炮兵旅和三十五架飞机,同时轰击我军阵地。工事、堡垒一个个被炸毁,广昌城被炮火硝烟所吞没。在血与火的狂涛中,十一团的两个连队,坚守城北的356高地,因工事被敌人炮弹炸塌,几乎全部被掩埋;坚守广昌街79高地的红五师一个连,也被埋在工事里;我军的医院、兵站也被敌人炮火炸毁。李德急忙跑到头陂的野直电台,责令彭德怀指挥部队,坚决守住广昌,否则要撤职查办。这时,其他各军团首长纷纷来电,向李德请示仗怎么打,还要不要突击,往哪里突击?李德彷徨徘徊,无计可施,他在电台旁边转来转去,自言自语地说:‘这一仗打糟了,怎么办?往哪里突?用什么办法才能打败蒋介石的围困?’我当时心里很纳闷,自己当了六七年红军,可从来没见过我们红军打这样的败仗;也没听说工农红军会这样愚蠢,集中主力去投敌人的罗网。”
进攻红三军团巴掌形阵地的是陈诚嫡系第十八军之第十四师。黄维是该师师长,他在给上司的战报《广昌附近巴掌形山及新人坪之役》中虽有不少诬蔑夸耀之辞,但也客观反映了对手的英勇顽强,现节录于下:四月二十七日拂晓,第十一师之靳团分三路兵力向巴掌形攻击。匪凭险顽抗约二小时,我军三路同时向匪阵地最高点之堡垒突击冲锋十余次,匪伤死颇多,乃退窜会合该山南端之匪,企图顽抗。我官兵奋勇战斗,激战又两小时,速破匪堡十余座,占领该山最南阵地。匪复结集重兵向我猛烈反扑,我乃运用机枪火力压迫,匪始不支,向南山中溃窜,时上午9时30分,巴掌形一带已为我完全占领。
广昌保卫战,历时十八天,红军伤亡五千五百人,占参战总兵力的五分之一。彭德怀的三军团,损失最为惨重,伤亡二千零五人,占军团总人数的四分之一。
朱德在广昌红军野战医院看到源源不断抬下来的伤员,痛心地说:“红军从未打过这样的仗呀,伤亡太大了!”
“永久工事”的梦幻被炮弹炸得粉碎,赤色广昌也危在旦夕。博古、李德不得不受了彭德怀的建议,放弃广昌。
4月27日深夜,野战司令部命令:撤出广昌城。
次日上午10时,陈诚部队开进广昌。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在这一天的社论中,还向苏区的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号召:
“保卫广昌!”
“我们的口号是‘胜利或者死亡’!”
“无论如何要胜利,要粉碎敌人!”
撤出广昌后,野战司令部于29日晚在头陂召开会议,总结广昌战役,讨论下一步行动计划。
参加广昌战役的各军团主要负责人被通知与会。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李卓然;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参谋长邓萍、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朱瑞;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蔡树藩等,分别从各自驻地赶到野战司令部所在地头陂。
野战司令部设在头陂村的一个祠堂里。野司的首脑们——朱德、博古、李德、顾作霖等都住在这里。
博古提出开个会。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以来,尤其是眼下刚刚结束的广昌战役,直叫博古闷闷不乐,压抑万分。苏区北大门被撞开,他问李德,今后怎么办?以后的仗该怎么打?保卫黎川,保卫广昌,结果一个都没有保住,“御敌于国门之外”几乎成为泡影,怎不令博古焦急?反“围剿”战争的策划者李德,面对一连串的失败,面对博古的问题,手足无措。他所有的看家本领“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短促突击”一个也不管用。
尽管如此,无论李德也好,博古也好,都不肯承认他们的军事方针、战略战术原则是错误的。
该来开会的人基本都到齐了。博古环顾了一下四周,见有近二十人,但唯独不见第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杨尚昆见博古询视的目光,便起身解释道:“彭德怀同志到军团医院看伤员了。我们出来时他还未回,他知道要开会。”
博古很不愿听这种影响情绪的话,他立即言归正传:“我们开会吧!”
没过多会儿,彭德怀脸色阴沉地进来了。待他弄清会议议题,便向旁边的人发牢骚:“这个李德,你怎么不从苏联带几架飞机、坦克和大炮到中国来打正规战呢?”彭德怀声音并不大,但周围的很多人部听到了。
红军中,谁也不敢这样对洋顾问无礼,彭德怀是第一个。
对这样一位骁勇善战、心直口快而又怨气冲天、愤闷至极的将领,博古也有些无可奈何,他连忙说:“广昌一战,我们虽然最终放弃了,但连日来,我三军团和一、五、九军团各部,予敌以沉重的打击,消灭了很多敌人;而敌人也暴露出很多弱点。敌人越疯狂,就说明敌人越没有出路,黔驴技穷嘛。”
说这番话,博古无非想宽慰一下各位将领,尤其是宽慰一下彭德怀。广昌失利在他心中投下的阴影实在是挥之不去,刻骨铭心的。但作为一个政治鼓动家他不得不这样做。末了,他极力掩饰苦涩的心情,继续说道:“眼下,虽然我们暂时退却,但敌人得到的是一座空城。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苏区的前途,是光明的!各部队要很好地总结一下,休整补充一下,迎接新的更加残酷的战斗……”博古话音刚落,各军团指挥员们便纷纷议论起来。显然,人们很不满意博古的总结。
“广昌战役,我军伤亡五千五,敌军伤亡两千六,怎么能说给敌以沉重打击呢?”
“今天在这里突一下,明天到那里突一下,我们军团突得差不多了。”
“广昌战役赔了老本。”
议论声越来越高,言辞愈发尖锐犀利。
朱德,作为野战司令员,坐不住了。他很反感李德那一套。李德到苏区后,朱德多次跟他谈过去反“围剿”的成功经验,不主张照搬照抄世界大战的正规战原则,更反对拼老本,搞阵地对抗,但李德听不进。中央红军是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还有其他同志一手拉扯起来的军队,从八一起义、井冈山斗争至今已艰难奋战八年之久,好不容易才有这样的规模和力量。眼下,被拿到阵地上去死打硬拼,去无谓地牺牲,一死就是好几千,能不心疼?
朱德严肃而又沉重地说:“黎川决战,我们打输了,广昌决战,我们又打输了。”
作为前线最高首脑的博古、朱德、李德、顾作霖等,朱德第一个这样表态,博古心里自然不高兴。他没料到朱德会这么说。会前碰头时,朱德没有说明这个意思。会场上此刻紧张的气氛,总司令发这种言,岂不是火上浇油?
朱德没有顾及那么多,他继续说道:“野战司令部宣布撤出广昌是明智的,但太晚了。早撤,三军团就不会受那么大的损失。彭德怀同志虽建议过,但司令部没有及时采纳,我也有责任。”
朱德一表态,各军团指挥员又七嘴八舌议论开了。
在这种情形下,李德觉得再推诿不作声难以平复会场激愤的情绪,终于通过伍修权叽哩咕噜地说了一通:“广昌战役没打好,我要负责任。”
“为什么没打好呢?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工事没有做好,我们的堡垒不够结实,敌人进攻的队伍很密集,我们没有办法实施突击。”
“现在,我们还是要加强防守,要修筑更好的工事,阻击敌人的南下攻势。”
李德还没说完,博古就把话题接了过去:“敌人占领了广昌,下一步他们向哪里进攻?他们要攻占建宁,威胁我赤色首都瑞金。敌人侵入我赤色区域,要把我们苏区和红军分割开来,所以,我们要很好地研究对策,粉碎敌人的进攻,保卫苏区,保卫瑞金……”
这个会,开了几个小时,到深夜才散。
会开完后,博古、李德又找彭德怀谈话。李德无丝毫自我批评之意,闭口不谈广昌战役失败的经验教训,仍然大谈他那老一套,譬如如何进行短促突击,如何组织火力等等。
彭德怀一下子火了,气愤地说:“在敌人碉堡密布下,进行短促突击,十次就有十次失败,没有一次是得到成功的。”
“彭德怀同志,你的看法太偏激了吧?”李德根本不容这样否定自己的战术。
彭德怀对这种固执的上司,也毫不留情:“怎样去组织火力点?根本没有子弹!”
彭德怀继续批评道:“你们的指挥从开始就是错误的。我军自第四次反‘围剿’后,就没有打过几次好仗。”
说这番话,彭德怀是冒着极大风险的。在《自述》中他写道:“我尽情地、毫无保留地讲了自己的意见,大胆地准备个人的不幸。”
彭德怀指出指挥上的最大失误就是兵力不集中,把亲如兄弟的一、三军团分开,尽打击溃仗,劳而无功,有耗无补。他说:“团村的待伏战斗,如果一、三军团不分开,集中使用,就能消灭敌军三个师十五个团。我们就能缴枪缴弹,俘虏敌兵,补充自己的战斗消耗。敌有全国政权和帝国主义帮助,我则靠取之于敌,你完全不懂这样的道理。
“洵口遭遇战消灭敌人一个旅,想延滞半天消灭最后被围的一个营都不准,前方指挥都没有这样的机动权,硬要叫军队钻到硝石,几乎把三军团让敌消灭掉。
“你们坐在瑞金指挥的第二次南丰进攻战,几乎造成一军团的全军覆灭。连迫击炮放在地图上某一点上都规定了,实际上这一带十万分之一的地图,就根本没有实测过,只是问测的,有时方向都不对,如果不是红军高度自觉,一、三军团早就被你送掉了。
“这次广昌战役你们看到了吧!你是主观主义,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中央苏区从1927年开创到现在八年了,一、三军团活动到现在,也六年了,可见创建根据地之不易。‘崽卖爷田心不痛’,被送掉!”
这段话,大大地激怒了李德。《彭德怀自述》中描述当时的情景甚为精彩:这段话,是伍修权同志翻译的,李德没有发火。我知道没有全翻,如果全翻了,哪有不发火的道理呢?我请杨尚昆同志重翻了。这时李德咆哮起来:“封建!封建!”他跳我高兴。他继续骂我,说是因为撤掉我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不满意(撤职是事实,但不知为什么),我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现在是究竟怎样才能战胜敌人,这是主要的。我骂了他下流无耻,鄙视了他。那次,我把那套旧军衣背在包里,准备随他到瑞金去,受公审,开除党籍,杀头,都准备了,无所顾虑了。
怒不可遏的李德并不能把彭德怀怎么样。回到瑞金后,李德逢人便造谣说彭德怀右倾。
广昌血战,并不能使博古、李德警醒。李德在他拟定的1934年5~7月作战计划中,仍然贯穿着“不放弃苏区寸土”的“短促突击”的思想。
中革军委理论刊物《革命与战争》上仍然在积极卖力地宣扬着“短促突击”理论。这回,李德不再是孤家寡人地自拉自唱,他开始发动群众了——动员所有主力部队的指挥员替他吹,证明他新战术的正确性——动员一军团长林彪、五军团长董振堂、总司令朱德,甚至地方部队诸如江西军区司令员陈毅、闽浙赣军区总指挥方志敏等,当然也包括他的老“对头”、三军团长彭德怀。
高虎垴阻击战胜利后,彭德怀被指令写一篇文章。彭德怀在《自述》中这样回忆:这是利用特殊地形,采用反斜面山脚边,完全出敌不意的情况下打的。
他们抓住了这点大做宣传,来说明他们所谓“短促突击”如何如何,借机会指定我写一篇证明他们的“短促突击”战术正确的文章。当我写了以后,他们就把适合他们口味的部分保留了,而不适合他们口味的部分却被删去。特别删去了“这是特殊情况下取得的胜利,而不能证明短促突击是合适的”一句,修改为相反的意思,即证明“短促突击”是正确的,同时经过修改后,没有取得我的同意就发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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