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毛泽东没有了党权、军权，但博古没让他闲着。

        1933年2月，博古找毛泽东谈话，让他在苏维埃政权系统领导查田运动。

        博古特别交待毛泽东，要根据共产国际和中央指示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原则来搞，对老区要重新分田。新区要实行“正确的土地分配”，“要使豪绅地主分不到一寸土地，富农分不到一丘好田。”

        博古明明知道毛泽东是不同意这种土地分配政策的。

        毛泽东犯难了。他清楚，博古他们的主张实际上就是要全盘否定他领导的中央苏区的土地分配成果。名曰查田，就是指责过去的土地分配不正确，看你毛泽东敢不敢于自己否定自己……

        毛泽东是个很守纪律的人，博古是代表党组织来谈话的，下级必须服从上级。何况毛泽东是中央政府主席，领导查田运动，是地方事务，名正言顺。

        毛泽东雷厉风行，但没有按博古交待的原则去办，而是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了一番。他派土地部秘书王观澜到瑞金叶坪乡，和县、乡负责人杨世珠、朱开铨选点试点。毛泽东反复交待他们不要急于铺开。

        然而，博古等人早在查田运动开始之前，就在《红色中华》等大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舆论，结果查田运动初期就走入歧途，各地越查越“左”，变成了查阶级。一时地主富农越查越多，许多中农、富裕中农被升为富农、地主，有的地方一代没查出名堂，就查二代、三代，甚至三、四代，直到查出第几代祖先是地主、富农为止，然后以“古”论今。实际上贯彻了一条“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从肉体上消灭地主，从经济上消灭富农的“左”倾土地政策。

        许多中农、贫农、工人叫苦不迭，地主富农面临绝境，小商小贩纷纷破产。苏区一时怨声载道，他们不明白，共产党本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何以一下子变得如此……苏区出现了动荡不安的因素。

        不断有人来找毛泽东，求毛主席为他们作主。

        原来就不同意这种搞法的毛泽东愤怒了。眼见得“左”倾政策损害了中央苏区人民的利益，损害了苏维埃事业，也影响了党在苏区的形象，毛泽东坐不住了。他说：“查田运动是查阶级，不是按亩查田。按亩查田要引起群众恐慌，是绝对错误的。”

        “查田的目标是查阶级，而不是查分田。”

        “不应该把富农成分当作地主对待。”

        “侵犯中农利益是绝对不许可的。”

        毛泽东大声疾呼：“要坚决反对查田运动中的侵犯中农、消灭富农的‘左’倾机会主义！”

        毛泽东不顾“左”倾路线占上风的势态，尽力减少“左”的土地政策带来的损失。他根据实际情况，区分三种区域，作了不同的部署：在发展区域的中心工作是没收与分配土地，在斗争落后区域的中心工作才是查田。毛泽东还为一些农民“平反”，使许多被人为拔高成分的“地主”、“富农”重新回到了贫农、中农行列。叶坪乡一位贫农因为其曾祖父有一些土地，在查田运动中被定为地主，没分到田。在毛泽东的关照下，还了贫农的本来面目。这位农民带着全家跪在毛泽东面前……

        毛泽东的所作所为又惹恼了博古等人，他们指责他又犯了“右倾路线错误”。在他们看来，毛泽东是“不可救药者”，后来干脆将他的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也撸掉了，只剩下了有名无实的“国家元首”一职……

        毛泽东专事后方工作，有声有色。

        前方打仗，后方也要建设。在他的领导下，中央苏区成立了各级国民经济部，下设设计局、调查统计局、粮食调剂局、合作组指导委员会、对外贸易局、国营企业管理局等单位。

        战争状态中的苏维埃国家怎样进行经济建设，马恩经典中没有现成的答案。毛泽东经过一番思索，从中国农村实际出发，制定出苏区经济的总方针和一系列政策。他说：“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经济力量供给战争。”要“加强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

        毛泽东还提出了具体目标：

        第一，要把农业放在经济建设第一位。他说：“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它不但需要解决最重要的粮食问题，而且需要解决衣服、砂糖、纸张等日常用品的原料即棉、麻、蔗、竹等的供应，森林的培养，畜产的增殖，也是农业的重要部分。”

        第二，发展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与保护私人经济同时并进。国营经济要尽可能加以发展，合作社经济可以成为苏区经济的巨大力量，要加强；私人经济是上述经济的补充，只要不违法，就应加以提倡和鼓励。

        第三，大力发展赤白贸易，调剂商品和货币流通。根据地日用工业品奇缺，农副产品又滞销，工农业剪刀差扩大，毛泽东据此情况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利用私人资本，保障贸易自由。

        第四，发展根据地的财政金融事业。毛泽东认为光靠打土豪、没收筹款不行了，要靠税收和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财源。

        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中央苏区经济建设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形势。国营企业发展到三十二家，各种生产合作社二千二百个，私营工商业发展迅猛，赤白贸易搞活，每年有三百万石粮食出口，各种生活日用品源源不断地进入苏区，金融事业蓬勃发展，发行了公债一百八十万元，经济建设公债三百万元！

        根据地经济建设及其成就，不仅维系了红色政权，支援战争数年之久，而且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既懂政治又懂经济的治国之才。毛泽东作为这场经济建设大舞台上的主角和导演，付出了极大的心血。打仗是行家里手，经济建设，毛泽东也是内行。

        中央苏区时期，各项事业都很红火，还办起了两所大学，一所是苏维埃大学，另一所是红军大学，都是毛泽东提议创办的。

        中央苏区建立初期，毛泽东就指示各地要想尽一切办法来提高工农群众的文化水平，保证工农及其子女享有教育的优先权。一时，各类新型学校相继建立，义务教育、社会教育普遍开展。

        随着各项事业的发展，毛泽东思考着筹办更高层次的学校。1933年8月16日，毛泽东主持中央人民委员会会议，提出在瑞金建立苏维埃大学的设想，毛泽东亲自兼任校长。

        大学校址选在了沙洲坝上一片黄土岗上。茅草当瓦、竹片为床的大学于1933年9月正式开学，共招学员一千五百名。毛泽东每星期都要为学生讲一次政治课。学校为部队和地方培养了大批军政人才。

        1933年4月，毛泽东随中央政府机关从叶坪搬至沙洲坝。毛泽东住沙洲坝元太屋。

        这是一个具有赣南乡村特色的标准农家住屋。一棵高大挺拔、浓荫蔽日的古樟挺立在屋外，从树旁的小门进去是一个小院子，院里铺满了鹅卵石，显得整洁而又宁静。毛泽东与贺子珍就住在小院后面的正厅。

        一天傍晚，毛泽东正在院前大樟树下与村里的杨大伯聊天。只见一个老俵挑着一担浑浊的水从身边经过。毛泽东很奇怪，便问道：“这么脏的水，做什么用呀？”

        “吃呗。”老俵答道。

        毛泽东往水桶里一看，浊水里竟有小虫在蠕动！忙关切地问到：“没有干净一点的水吗？”

        这时杨大伯接口说道：“唉，毛主席，不瞒你说，我们沙洲坝就是缺水，人吃、浇地、洗衣、洗菜，全靠那边池塘里的水！”

        担水的老俵放下水桶，指着前面的山脚补充说：“那边山脚下有一股山泉，就是路远水少，半天才能挑上两担。自中央机关搬进来以后，村里一下子多了上千人，吃水就更困难了。”

        这一晚，毛泽东怎么也睡不着，中央政府机关的进驻，增加了群众的生活负担，毛泽东愧疚不已。

        第二天，毛泽东在村里村外转了一圈，尔后找来乡主席、杨大伯等人，商议水的问题。

        毛泽东提议说：“能不能在村里打井？”

        “打井？唉！我们这里自古以来都没有打过井啊！”一位长者说。

        “这井怎么打法？”

        “我看可以试试。”

        “就怕打不见水。”

        大家七嘴八舌，最后同意毛泽东提议，决定在山脚泉水边打井。

        几天后，果然打出了水。可是吃了几天，就没有人再去挑水了。就连红军战士送上门的水也被偷偷地倒掉了。人们又回到塘里去挑脏水吃。原来，山脚井边是墓地，群众犯疑，认为那水吃不得！

        毛泽东体察群众的风俗和心境，重又找来乡干部商议，寻找新井位，再打一口井。

        井位选好后，毛泽东带领中央政府工作人员一起动手，提的提，挖的挖，毛泽东还亲自下到井底，铺上沙石、木炭……

        井打好了，见到清澈的水溢出来，老俵们个个喜笑颜开，围着毛泽东表示感谢。为了铭记毛泽东和红军的恩情，乡干部给这口井取名为“红井”。

        1934年12月红军长征后，敌人多次填塞这口水井，沙洲坝人民为了保护它，与敌展开了一次次激烈的斗争，最终还是将它保留下来了。

        1950年，瑞金人民为了迎接毛泽东派来的南方老根据地慰问团，对这口水井行了维修，并在井旁树了一块木牌，上面写着：“吃水不忘挖并人，幸福想念毛主席。”

        在沙洲坝，毛泽东还率领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帮助当地修了一座桥，为乡政府起草过《春耕生产大纲》，为一对对新人当过证婚人毛泽东干地方工作期间，花了很大精力下乡搞调查研究。白天，毛泽东走村串户，晚上开座谈会，掌握了大量的第手材料。后来根据调查，毛泽东写了《长冈乡调查》，收入了《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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