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英是个坚强的女革命家。她于1925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妇女部部长，1929年赴莫斯科劳动大学学习。后又转至国际无线电学校，1932年毕业后回国。1933年6月受组织派遣到了中央苏区瑞金。

        一到瑞金，刘英就和中央局秘书长邓颖超联系。她们早在1928年在上海时就认识。时隔五年，一见面，邓颖超就认出了她，亲切地叫道：“哟，小杰回来了。”刘英原名叫郑杰，“刘英”这个名字，是到中央苏区才起的。

        开始，博古要刘英到电台去工作。但刘英生性好动，而且能说会道，喜欢做群众工作，她就向组织局局长罗迈提出去干群众工作。于是，罗迈便派她到少共中央局担任巡视员。

        一次，刘英前往福建省委巡视工作，发现福建团省委的工作比较被动，便主动帮助团省委的负责人出主意想办法，很快把发展团员的工作开展起来，完成了任务。由于她的工作能力强，表现出色，少共中央局就任命她为福建省委常委、团省委书记。

        1934年1月，刘英回到瑞金，先列席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后又参加了“二苏”大会。会后，她被任命为少共中央局宣传部部长。

        有一次，刘英去看望毛泽东，并向他请教开展宣传工作的方法。毛泽东对她说：“你嘴巴子很伶俐，能说会道，不过当了宣传部长，讲话的对象不同了，可要注意通俗化啊。你宣传的对象是农民，长篇大论不灵，学生腔也要不得。就是湖南人的口音也要变一变，要向江西老俵学说话呐！”

        少共中央局的主要工作是培训青年干部。为此，刘英办了一个红军青年宣传干事训练班，系统地进行团课教育，还主编了一本《青年读本》，并到马克思主义学校（党校）去讲授青年团的任务和团的建设等课程，充分显示了她较强的宣传能力和组织能力。

        1934年4月底，第五次反“围剿”在错误路线指导下，形势极为不利。

        为了支援前方，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发起了扩红运动，并派刘英到于都任扩红突击队队长。

        刘英受命后，立即带领十多个突击队员，赶到于都。她决定首先开展轰轰烈烈的政治动员，掀起一个欢送红军、优待红军家属的热潮。于是，在县里召开了突击队员和区委书记联席会议。刘英在会上作动员报告，讲了第五次反“围剿”的严峻形势，中央的决心，扩红突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然后将突击队员发派到各区，层层动员，落实分工任务。在扩红中，特别强调党团员带头，起骨干模范作用。同时注意解决参军青年的切身问题，做好优待红军家属的工作。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扩红突击的热潮掀起来了。由于苏区群众觉悟高，刘英的扩红工作做得很好，原定三个月完成的任务，仅一个半月就超额150％完成了。

        6月21日，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在头版头条报道了这一消息，并称赞刘英的工作实现了“于都县的破天荒”。刘英带着完成任务的喜悦，从于都回到瑞金。路上遇到邓小平，他伸着大拇指对刘英说：“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并说这是项英在政治局的会议上说的。

        后来，在扩红运动总结时，中革军委武装动员部还奖给刘英扩红突击队一面光荣旗，上面写着“干都扩红超过二倍半”，每个突击队员还得到军帽、手中和书等奖品。

        1934年8月底，中央苏区形势更加严峻。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挥，第五次反“围剿”接连受挫，敌军已逼近兴国、会昌等中心区域。

        为此，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再次研究决定，进行一次新的动员，在9月份再扩大红军六万人。9月2日，《红色中华》发出动员令，在9月27日以前动员三万新战士武装上前线！于是，中央局再次派刘英到于都扩红，任务是动员四千五百人参加红军。

        刘英立即骑马赶到于都，当地才动员二百五十五人参军，离四千五百人的任务差距很远。刘英急得团团转。她把这些情况向正在于部养病的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作了汇报。

        当时毛泽东患疟疾刚愈，身体还很虚弱。他靠在床上听完刘英的汇报后说：“要开会，把突击队员、区委书记都找来开会。”

        刘英焦急地说：“再开会，时间就来不及了，现在离规定期限不到十天了。”

        “不，一定要开会，思想打不通，再有时间也完不成任务。”毛泽东坚持要开会。

        刘英又说：“突击队员都分散到各区去了，通知也来不及。”

        “这好办，我有几个警卫员，叫他们骑马到各区，口头通知。”说完，毛泽东立即通知几个警卫员马上出发。

        这一着果然奏效。9月19日，全县活动分子紧急会议如期召开。毛泽东抱病参加了会议。

        会上，刘英作了报告。她把扩红中的情况，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及中央局的意见融汇在一起讲了一遍。刘英讲完后，与会的同志们一个劲地鼓掌欢迎毛泽东讲话。

        这时，毛泽东站起来说：“好，我就讲五分钟，讲‘决心’两个字。”

        他围绕着为什么要下扩红的决心，深入浅出他讲述了第五次反“围剿”的严峻形势。又从对待困难的态度，讲下决心的重要作用。最后鼓励大家下定决心，不怕困难，去完成扩红任务。

        会后，区委书记和突击队员分赴各地，层层动员，并做了争取后进群众的工作。很快，于都的扩红运动有了起色。到9月底，已动员将近一千人参加红军。9月26日的《红色中华》还报道了于都的做法，说于都“过去最严重的问题是群众逃跑登山，自会议后各地争取逃跑群众回来的工作，取得了最大成效”。

        10月初的一天，正当刘英为完不成扩红任务而焦虑时，毛泽东找到她，神情严肃地说：“刘英同志，告诉你，马上回瑞金，有特别任务。”

        刘英说：“扩红任务还没有完成，我怎么能走呢！罗迈没有通知，我可不能走，随便回去要挨批哩！”

        毛泽东见她不肯走，也没有再说什么，带着警卫员先走了。但一会儿又折了回来，说：“刘英，你一定要走，不能不走，有特别任务啊！我也要回瑞金了。”

        毛泽东把“特别任务”几个字说得很重，刘英不解其中的含义。

        过不多时，罗迈来电话，通知刘英速回瑞金。

        回到瑞金的第三天，刘英即被分在中央“红星”纵队，随主力红军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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