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26日的傍晚，秋风瑟瑟，寒气袭人。

        在博生县（今宁都县）西甲村的一所简陋的小房子里，聚拢着几条十分精干而又略显疲惫的壮年汉子。居中的那位个头颀长，体态匀称，脸部清瘦，目光有神他名叫曾山，系中共江西省委代理书记兼军区政委。在他旁边落座着一位身材高大，脸膛方正，体格健壮的汉子，他就是刚上任不满两个月的江西军区司令员李赐凡，依次下来分别是省苏主席刘启耀，省委组织部长刘球贤，省苏政治保卫局局长娄梦侠。

        原来，江西省党政军领导正聚集于此召开军政工作会议，研究部署全省部队的行动方向和行动计划。

        曾山表情严肃，他一字一顿地说：“同志们，当前斗争形势十分严峻，我们必须研究出一个灵活、机动的应变计划，才能使部队生存下去。”

        对于形势，在此前不久，在座的诸位并非个个都十分清楚。就连当时的中央高层领导中的部分同志，乃至曾山本人也都认识不清。然而，经过半个月来的战斗，危险的局势已十分清晰可见了：10月上旬，敌军在西、南两路猛烈进攻以后，又在东、北两路加紧了对苏区的合围，企图实现对苏区红军的围歼；10月7日，中革军委根据中央决定，及时命令各地方部队接替红军主力的防御任务，将一、三、五、八、九五个军团从阵地上撤离，向瑞金、干部、会昌、长汀、兴国集中；10月10日晚，中共临时中央、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从瑞金出发，率领五个军团和中央军委机关直属部队共八万七千余人，向湘西实行战略大转移。

        主力红军战略转移以后，国民党北路军陈诚、罗卓英部队以第八、十四、九十四、九十八四个师的兵力“清剿”江西军区。

        这样一来，江西省委、江西军区面临着很大的压力。苏区已基本失陷，江西军区部队只能在西北线的公略、万泰、龙冈、宜黄、洛口和永丰一带进行游击，而中心区域更只剩下了博生县的西北边缘的永丰、乐安南部以及兴国东北和吉水南部山区等小三角区。

        10月26日这天，宁都失陷，江西省委、省苏、江西军区及所属部队由军区司令员李赐凡、政委曾山率领来到了博生县安福地区，并在此召开党政工作会议。

        在分析清楚了当前紧张的形势之后，会议统一了认识，最后，曾山、李赐凡决定：进一步整顿党政武装组织，肃清部队中的不稳分子，提高军队战斗力；发动群众，坚壁清野，尽量储备粮食，以备长期艰苦斗争之需。更为重要的是，会议确定了前往东固的计划。

        东固，对江西省委党政军领导来说并不陌生。它地处吉安、吉水、兴国、泰和、永丰五县交界地带的山区，这里四面群山环抱，到处是茂密的杉木和竹林，恰似一座天然的屏障，十分有利于灵活机动作战。这里地势十分险要，北有东固岭、钟鼓山，东南有山势险峻的“狐狸十八歇”，南有大乌山、方石岭，西南有白云山，西有观音崖、东固山，腹地有养军山，宛如一个大脚盆。东固周围仅有五条羊肠山道通向山外，无论从哪一条道进山，都要攀越大山，穿过隘口，可谓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险。更为重要的是，这里有十分良好的群众基础，它是赣西南最早创建的根据地之一。

        江西省委、省苏和军区把东固作为发展的目标，这种决策应该说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如果部队能如期到达东固游击，那苏区史上或许又该添上精彩的一笔。然而，这个目标并未实现，当然，这是后话。

        西甲会议以后，曾山、李赐凡在安福地区对部队进行了短期的整顿，加强了部队的侦察警戒工作，进一步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这天，曾山、李赐凡正在安福甘坊的临时指挥部商议部队下一步的具体工作。忽然，一侦察员前来报告：宁广兴游击队今天将前来会合。两人听到这个消息，十分振奋，因为这样一来，部队的力量又要增强不少了。于是，他们立即派部前往接应。

        宁广兴游击队，是由宁都、广昌、兴国三县游击队汇合而成的。10月初，博生县委书记肖瑞祥响应中革军委和江西军区的号召，将县政府军事部改为游击司令部，并汇合广昌、兴国小部分游击队，组建了“宁广兴游击司令部”，形成了一支五六百人的部队。在得知江西省委、省苏、江西军区已到达安福后，就立即前往会合。

        历经硝烟战火磨难的苏区战友们见了面后，十分亲热，又是握手，又是拥抱，他们将拧成一股绳，在省委、省苏、军区的领导下，继续在敌人的夹缝中战斗不息！

        经过几天的整顿和与宁广兴游击队的会合，部队的战斗力有了明显的提高，人数也增加到了三千多人。

        10月底，曾山、李赐凡开始实施西甲会议确定的行动计划。他们率部三千多人，分兵两路，先后经朱源、小布、麻田、肠斋等地，于11月初到达洛口金竹坑村，并与先行到达的洛口县游击队会合。江西省委、省苏、军区机关也就临时驻扎在金竹坑。

        于是，金竹坑这样一个鲜为人知的苏区小村庄，就频繁地出现在奉命“清剿”江西军区的国民党第三路军副总指挥罗卓英的视野中，他发誓在此消灭江西省委、省苏、军区机关，消灭洛（口）、南（丰）、广宁乐永龙苏区，然后再实施向西南延伸的计划。

        12月初，罗卓英命令国民党军陶岳峙、夏楚中、霍揆彰等部，进占洛口东韶、阳水、黄陂、君埠等地，然后采取步步为营的堡垒推进政策，在短短的几天之内，金竹坑南部就矗立起了成百个新碉堡，立起了一道道的封锁线。

        同时，又下令孔令恂第九十七师进占金竹坑东部的尧山、苦竹、洽村，建立起了多道封锁线，协同南部的陶、夏、霍部形成了对金竹坑的合围之势为了突破敌之重围，12月中旬，曾山、李赐凡决定重新调整作战区域，划分组织机构，新组建中共公万兴特委（徐达志、胡海、谢名仁先后任书记），领导指挥公略、万泰、兴国毗邻地区的游击战争，把中共杨赣特委从赣南省划归江西省委领导，罗孟文任书记。

        接着，曾山、李赐凡继续组织突围。根据侦察，南部敌军力量较弱，是包围圈上的一薄弱环节，他们就率部从南部突围出来，转到永丰的梨树北屋，后转到沙溪。国民党军和各地保安团、还乡团，迅速对沙溪进行包围。这样，还未站稳脚跟的曾山、李赐凡部队又匆忙转移到洛口小布树陂村。

        前面已经交待过，小布地区早已为国民党军陶、夏、霍诸部分区占领，并设立了多道封锁线，此地并不安全。

        为了摆脱穷凶极恶的敌人的围歼，部队一至树陂，曾山、李赐凡、刘启耀等就立即在一起碰头，召开了紧急会议。

        曾山心急如焚，说：“时间十分紧迫，我们必须尽快作出决定。”

        李赐凡沉吟片刻，说：“当前，罗卓英部对我们是穷追不舍，我们已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应当精简部队，轻装前进。因此我建议把老幼妇少全部留下就地疏散，然后分兵三路，直取东固，实现西甲会议确定的计划。曾书记率一路，由杨洲坝上下湖向东固转移；我、刘启耀同志、刘球贤同志为二路，从塘窝、大沽过肠斋到东固；宁青延同志率洛口游击队为三路，从钓峰、杨林、湖背到东固。三路人马会合东固后，进行短期休整，然后再追赶主力红军。”

        曾山、刘启耀都十分赞同李赐凡的建议。

        刘启耀补充说：“如果万一东固计划实施不了，我们可以往西经吉安进入湖南，与贺龙部队会合。”

        第二天，三路部队各就各位，按计划直往东固而去。

        司令员李赐凡率领二路部队一边在小布、钓峰地区展开游击活动，一边向东固方向靠拢。

        1935年1月，罗卓英所属陶、夏、霍、李（树森）诸部分途进占大金竹、南田、小布、读书坑等地。由于执行“清剿”任务多年，他们变得十分狡猾。

        “各部前进，都极审慎，首先构成网状封锁线，制其流窜，再抽调精悍部队，分区进剿。”这样，在小布、钓峰地区打游击的李赐凡的二路部队就被严密地分割包围在几个山头。

        在被包围的日子里，李赐凡部十分艰苦。山下每条道路，都被敌人封锁了，每隔几百米就有碉堡，山前山后，十步一岗，五步一哨，游击队很难与群众联系，衣食住行都发生了严重困难，储备的粮食很快吃光了，只能吃野草野菜维持，晚上只得露宿荒山野岭，还要密切注意敌情。时值冬未，天气十分寒冷，部队战士们只能用树叶防寒。

        十来天过去了，到了元月中旬，敌军的包围愈来愈严密了，部队的处境也愈来愈困难了，弹尽粮绝的危险局面出现了。

        在这种情况下，司令员李赐凡忧心忡忡。他组织了多次突围，终因敌人太强而失败，他自己的脚也负了伤，行走不便。

        为了便于部队轻装突围，李赐凡带着妻子邱珊珊、两个警卫员及一个班的战士就地隐蔽，钻进了深山中。

        元月下旬的一天，邱珊珊和一个警卫员带两个红军战士下山去搞吃的，不慎被潜伏守候的敌人发现。三个战士跑进丛林脱身，身怀六甲的邱珊珊却被抓住。

        敌人对她进行突击审讯。审讯时，邱承认自己是江西军区司令员李赐凡的妻子。敌人要她带路去捉拿李赐凡，邱不同意。

        凶残的敌人扫视了一眼邱珊珊，最后，眼光落在她那微突的肚子上，威胁道：“你不去，我们就揍你。当然，不会立即置你于死地，而是要把你肚子里的小孩剖出来，一块一块割给你看。”邱珊珊心里不禁一颤，只得带着敌人向李赐凡隐藏的地点走去。

        李赐凡发现邱珊珊带着敌人向他走来，十分愤怒和痛苦。他猛地掉转身子对身边的警卫员说：“快向我开枪！”

        警卫员下不了手，摇了摇头，拔出手枪，却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他倒在了血泊之中。

        目睹这一切，李赐凡不禁热泪滚滚。他拾起身旁的一根长枪，将枪口顶在喉头，用右脚趾踩动了扳机。就这样，这位身经百战的年轻红军指战员带着遗憾和痛苦为苏区这片红土地洒下了最后一滴血！

        李赐凡，湖南宜章人，又名李锡凡、李嗣凡。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初参加湘南起义，后随部队上了井冈山，任红四军教导队党代表。1929年初转战赣南、闽西，历任红四军第一纵队一支队党代表，红四军十师政委、师长，红四军十二师政委等职。1933年调任江西省苏军事部长。1934年5月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同年9月，临危受命，任江西军区司令员，留在江西苏区领导游击战争。这位红军的优秀指挥员牺牲时年仅28岁。

        李赐凡牺牲以后，二路部队更是群龙无首，立刻被冲散了。结果是十分残酷的，这里摘录1935年3月16日国民党《中央日报》上刊载的罗卓英对中央社记者谈的当时二路军被围歼的情况：

        ……伪江西军区与伪江西省苏全部消灭，击毙伪军区司令员李赐凡，伪省苏主席刘启耀，伪执行部长霍彤光，伪供给部长曾伯诚等队下二千余人；俘获伪中委兼伪江西省苏农工检查委员会主席林国宗，伪中委兼江西政治保卫局长娄梦侠，伪组织部长刘球贤，伪省委夏候咏、李美群及李赐凡之妻等各级男女匪首一百三十八名，匪员三千零五十三名……宁古线以北一带残匪，至此全部肃清……组织全部摧毁。

        与此同时，由洛口游击司令员宁青延率领的第三路：洛口游击队，在行动中部分队员开小差，中途逃走，只剩八十余人，后均被围捕，可谓全军覆灭。

        当第二、三两路均被“剿灭”的时候，曾山率领的第一路部队也面临着十分危险的局面。树陂会议以后，曾山率部准备从杨洲坝上下湖向东固转移，但由于国民党军集中兵力围追阻截，部队无处立足，不得不经东折西回，于1935年2月才转入兴国县，与中共公万兴特委书记胡海为首的三县游击队会合，在公略、万泰、兴国一带进行游击活动。

        1935年2月下旬，曾山、胡海部队在兴国齐汾又与辗转前来的杨赣特委书记罗孟文率领的红军独立十三团会师。之后，由曾山主持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讨论了几个月来的游击战争形势，并决定组织突围向南移动，经过杨赣地区，与李乐天、杨尚奎领导的赣粤边游击队会合。

        为向南转移，曾山、胡海、罗孟文组织部队突围，按计划进行斗争。当时正值雨季，气候十分恶劣。加上路途不熟悉，突围了多次，都被敌军封锁线挡了回来。于是，曾山、胡海、罗孟文不得不率部分头行动。

        3月上旬，胡海所部突围未成，在兴国桥头岗被围，部队被冲散。当时，胡海和身边的几个同志隐蔽在山洞中，一直坚持到天黑。敌人也不敢贸然搜山，胡海他们便借着夜色攀悬崖摸出了包围圈脱险。之后，到雪溪迳村岳母家暂时隐蔽。3月6日，叛徒周世祥出卖了胡海，胡海在岳母家被捕。3月底，胡海被传解囚禁到南昌军法处第一监狱。在狱中，胡海受多次审讯，毫不屈服。6月15日，敌人气急败坏，便枪杀了35岁的胡海。方志敏烈士遗稿《记胡海、娄梦侠、谢名仁三同志的死》一文，对胡海在狱中的情形作了记录：“……他是矮小的人，满面的麻子。他自入狱后，即患肠炎症，卧在栊门外竹床上有二十余天。他因这一场重病，黄瘦得不像人相。……我隔着栊塞子与他谈了十几句话。他表示愿意坚决就死。……接着娄同志（娄梦侠）死难的第二天，我才起床，就看到八个卫兵，手持着枪，都上了刺刀，知道法西斯又要杀人了。……后听到叫胡海同志的名字，知道是他临难的日子了！……一刻钟之后，他们就被敌人的枪弹，断送了性命！”

        4月上旬，中共杨赣特委书记罗孟文率部往兴国突围到老营盘，最后在龙头山被层层包围。在战斗中，罗孟文腿部受伤，不能行走，但他们带伤指挥作战。后特委决定罗孟文离队养伤，等伤愈后再随部队行动。罗孟文执意不允，最后经会议表决，才不得不离队到茶芜岗珊坑谢山下的吴才生家中养伤。不久部队即被打散。罗孟文在群众掩护下，潜出杨赣苏区，化妆到泰和县马家洲一带埋伏，一面种田，打长工，做短工，一面利用一切机会，联络失散的苏区干部，开展地下斗争。

        5月，曾山所部突围到新干后，被国民党军包围，部队被冲垮。经过艰苦的战斗和周旋，曾山只同一名游击队员冲出重围，最后在群众掩护下，经过家乡吉安，潜往南昌，转赴上海，找到了党组织。后经陈云批准，他被送到莫斯科，进入列宁学院学习。

        至此，江西省委停止活动，历时七个月的江西苏区游击战争归于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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