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农剧社一直是跟着中央分局走，从梅坑到宽田，再到井塘村，尽管前方炮声隆隆，但剧社依然走到哪里唱到哪里。剧社唱得最多最令人激动的歌叫“胜利的号炮”。歌词大意是：红军主力不久就要打回来，敌人的进攻不久就要被粉碎，前方隆隆的号炮声，表示革命不久就要胜利……

        工农剧社隶属于中央政府教育部艺术局（局长赵品三），负责人是石联星，下分火星、战号、红旗三个剧团。

        在井塘村，工农剧社驻在中央分局对面的一个小山头，站在两个小山头上，若用哨子吹都能听得见，但跑一个来回却要两个钟头。

        中央分局会议决定突围后，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贺昌起草了一个突围转移的动员报告。贺昌把传达任务交给了中央军区的敌工部部长袁血卒。袁是宁都起义的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后担任过团长、特科学校政委和红二十四师政治部主任。全国解放后，袁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副部长。

        一大早，袁血卒先去了工农剧社，起草动员报告奋战了一个通宵的贺昌对他说：“剧团的孩子们太天真了，整天‘胜利的号炮’（歌词中的一句重句）。你去告诉他们：我们中央苏区的形势是紧张的，任务是艰苦的，过分乐观的宣传是脱离实际的。告诉他们，准备吃苦，准备爬山，准备背包袱打仗……”

        主力红军离开中央苏区突围转移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对红军的战略大转移实行严格保密，根本没有在苏区军民中进行思想动员。因此，在苏维埃政权下生活和战斗的人们，满以为红军出征，也不过跟往常一样，一个月或两个月，打了胜仗，带着缴获的武器和俘虏回来，开个祝捷大会，大家欢欢喜喜。工农剧社天真的演员们，为此正努力创作，排演，操琴，练歌，准备胜利后的演出。他们还不知道当时形势的严重和紧张。

        贺昌同志将这个任务分配给袁血卒，也有关怀他的意思，因为他爱人在剧团工作。

        中央苏区的局势十分严重，但一般苏区的干部群众并不知晓，因为“内幕”一直被掩饰着。“胜利的号炮”的幻想很普遍。直到大突围前夕，不明真相的人们还在争论这个问题。

        陈丕显回忆道：一天傍晚，我向山腰走去。走着走着，忽然听到赣南军区政治部的宣传鼓动员唐大炮的声音。他正提高嗓子向战士们说话：“现在正是国民党政府和中华苏维埃政府的最后一次决战，等红军主力大捷，我们就要反攻。打到南京去，直捣蒋介石的老窝！”听他说话的声音，就可以知道他是相信他自己的话，他一转身发现我已站在他的身旁，他情绪显得更加活跃。

        战士们纷纷围拢前来，问这问那。有个战士问：“敌人到底有多少？我们能不能赶走他们？”

        唐大炮一听这话就开炮了：“你这个脑袋我看要检查检查了，你要知道，不怕敌人千军万马，只怕自己脑袋有问题。”

        我开完会回到赣南军区司令部，迎面碰到军区司令员蔡会文。蔡会文同志对我说，中央分局昨天晚上开了紧急会议，反复讨论了中央指示，陈毅同志说了，事到如今，只有突围，冲杀出去，才有希望。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项英同志已接受了陈毅同志的意见。

        最后，蔡会文同志对我望了一望，像征求我的意见似地说：“你跟我一路走，你高兴吗？”我高兴得几乎跳起来，连说：“好极了，好极了。”

        蔡会文，湖南攸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湘赣边秋收起义，随部队上井冈山。曾任工农红军第四军连党代表、支队政委。1930年后任红军第一军团第三军政委，江西军区政治部主任，湘赣军区总指挥兼政治委员，粤赣军区、赣南军区司令员等职。曾荣获中革军委颁布的二等红星奖章。

        项英、陈毅等对集中在西江、宽田、井塘村的红军部队和中央分局、中央办事处、中央军区机关及赣南省委机关直属队作出了九路突围的计划：

        （1）以独立第七团随李才莲同志由会昌穿插封锁线至汀瑞线边转至闽赣军区，进行游击战，如有可能再穿至博生以北去领导和恢复该地一带的游击战。

        （2）以二十四师之四个连随陈潭秋同志到闽西与张鼎丞部会合，在闽粤边坚持游击战；

        （3）以二十四师之四个连由汪金祥率领到寻南和平武一带进行游击战；

        （4）以二十四师之四个连由李天柱、孙发力指挥，依靠寻南原有的游击区向东江发展；

        （5）以二十四师之二个连向云南挺进游击建立游击区，并与信南游击区打成一片；

        （6）以二十四师之七十一团（约九个连）由龚楚、石友生领导由安南经油山转至湘南收容三十四师，并在该地发展游击区；

        （7）派独立三团由徐鸿、张凯两同志指挥并派在湘赣和湘鄂赣工作的同志，过信河到湘赣传达指示，留在该地领导游击战。

        （8）留独立六团在赣南由赣南军区蔡会文及阮啸仙、刘伯坚同志领导指挥坚持游击战；

        （9）中央军区司令部直接统帅二十四师七十团，周建屏、杨英兼团长、政委，在苏区穿插游击并与各苏区取得联系和指导工作。中央分局项英、陈毅、贺昌随七十团行动。

        大突围就要开始了，人们即将离开中央分局，告别井塘村，各奔东西。

        瞿秋白向项英提出，让工农剧社三个剧团作最后一次会演。项英同意了。

        2月7日晚，下着凉雨，天气特别寒冷，但井塘村却火把通明，热闹非凡。人们似乎忘记了数万敌军压境的严峻形势。

        项英、陈毅、贺昌等中央分局和军区的领导都冒着大雨与大家露天观看这最后一次演出。

        演出的节目有《王大嫂》、等，编剧是苏区著名的戏剧家石联星。

        晚会由瞿秋白亲自主持，他讲了话，并给优胜单位颁发了奖品。

        两天后，瞿秋白和何叔衡、周月林、张亮等一同离开井塘村，在一个排的护送下，向闽西长汀转移。然而，这一去竟不能生还。

        韩进，中华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编委，长时间与瞿秋白共事，在瞿秋白的领导下工作。数十年后，他依然深切地怀念瞿秋白同志。韩进在回忆录中满含深情地写道：主力红军长征时，五个编委中，任质斌和徐明正两同志随主力走了，谢然之后来叛变了，编委实际上就剩下我和秋白同志，报纸的工作由我们两人负责，当时也没扩大编制，也不允许扩大编制，增加人员。

        记得我还写了一首歌词，题目叫《游击队进行曲》，歌词分三段，每段四句：我现在记得第一段是这样写：我们不许一枝梭标不见血，我们不许一颗子弹不中敌，我们是工人农民的游击队，高举自己的苏维埃旗帜！

        这首歌词在报上登出后，瞿秋白同志看了。他说：“这个很好嘛！谱一支曲子让工农剧社的演员们去唱吧！”

        我说：“我不会作曲，叫谁去谱呢？”

        “让崔音波同志给谱吧！”瞿秋白同志说。

        我跟瞿秋白同志共住一个套间，他住里间，我住外间，我们之间相处很好，无话不谈。当时他也受“左”倾领导者的压制，但他始终没有讲过一句对中央、对党不满的话。瞿秋白同志确实是个很好的同志。

        2月10日，项英、陈毅、贺昌率红二十四师七十团和中央分局、中共办事处、中央军区机关直属队，离开井塘村，经会昌白鹅转移到于都南部禾丰地区。

        按照中央分局的突围计划，2月中下旬，各路部队分途突围。

        2月21日，项英向朱德、周恩来、洛甫报告了中央军区各部突围的近况，请中央给予指示。

        23日，中央致电项英，给予指示，并要求“不应把分局的人集中在一起，除项英、陈潭秋、贺昌三人外，其他同志可在其他的部队内负责工作。陈毅可独立领导一个独立团。”

        但项英还是决定陈毅和自己、贺昌一起走，陈潭秋去闽西张鼎丞处指导工作。

        突围，为时已晚。各部一出动，即遭堵截。

        北部陈诚部队近十万人由北而南压过来，南部陈济棠部队六万人严加堵截，在于都南部狭小地区的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中央军区机关直属队已不能久留。

        陈毅回忆此时情景时充满悲愤：四个月时间浪费了，弄得军心涣散，军队瓦解，没有战斗意志了。亡国了嘛！人家万里长征到少数民族区域，到了死亡边缘，几乎灭亡；我们这里也差不多到了灭亡的边缘。这么大的国家亡了。经历了亡国的惨痛。中国这么大，却没有地方去了，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四面是敌人，到处是枪声。

        这里喊捉，那里喊杀。咳，老头子、小孩子、妇女，满坑满谷，满村遍野地跑，没有地方去。有的老百姓认识我，问我怎么办？说红军不该走，红军不走不会是这个样子。他们不知道红军不走也不行。动员他们回家，他们不回，跟着队伍走，越这样，越影响队伍。老百姓、伤兵大批跟着走，完全是敌人手上的战利品。真是一片国破家亡，很悲惨的景象。于是决定突围。

        突围只能是九死一生。

        李才莲所率独立第七团为第一路。第一路从瑞西的铜钵山区出发，原来欲往闽赣边突围，可能的话转至江西省委、省苏所在地博生县（今宁都）领导该地区的游击战争。但行至瑞金九堡时，部队即被打散。李才莲历尽艰难，收集溃部，好不容易与瑞西特委书记赖昌祚联系上，但即在一次突围战中壮烈牺牲。

        1986年，当索尔兹伯里写作后来脍炙人口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时，仍然对李才莲其人其事不甚了解。后来，人们请教了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丕显，查阅了数不清的苏区文献和报刊，才略微查询到了李才莲的身世业绩。

        李才莲，江西兴武县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首任少共上犹中心县委书记，广昌中心县委书记，江西省儿童局书记，1934年接替张爱萍任少先队中央总队长，红军长征后任少共中央分局书记等职。牺牲时年仅22岁。其妻池育华，自1933年分别后再也未能相见。已70多岁，现仍在其家乡兴国农村。

        梁广，当时任全总中央执行部的部长，他担负着去上海为中央局搞电台的特殊任务，要经过闽南交通线出海。因此，他随陈潭秋一路突至闽西。

        1979年，梁广回忆这段经历时说：“陈潭秋和谭震林带了一个加强营，有四个连，战斗力比较强。大约是春末的一天，我们从瑞金西南的一个地方出发。此时，敌已在闽赣边境一带设置了重重封锁线，用六个整团的兵力对我们进行前堵后追，我们每前进一步，都要经过艰苦的战斗。

        “在四都附近的一仗，我们仅有的一挺重机枪被打坏了，营长也牺牲了，震林同志便亲自指挥。晚上，我们突破敌人的防线。插进旧县河南的一座大山里。这座山很陡，崖壁上的路又窄，天黑不见五指。为防止暴露目标，行军一律不准打手电，我们一个接一个，摸着绳子在崖壁上攀行。突然，潭秋同志一脚踏空，哗地一下摔了下去。天亮时才在谷底找到他，只见他浑身血迹，左脚跌得趾断、掌裂，耳朵也受了伤，他忍着痛，被我们搀扶着赶上了部队。

        “根据情报，敌人正从四面包围上来，处境仍然危险。潭秋同志与我们商量，为了减少行动目标，决定分两路走：一路由谭震林同志带两个连随潭秋同志走小路；一路由我带两个连从大路穿插掩护，吸引敌人。结果，我们这路先到预定的集合点。等了不久，谭震林同志带着两个连也赶到了，大家很高兴。

        “又经过几天艰苦行军，我们终于到达永定赤寨，与张鼎丞、邓子恢等同志会合了。潭秋同志在那里主持召开了有重大意义的闽西南军政会议，研究确定了游击战方针。”

        在闽西随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的原福建省委书记、省政协主席伍洪祥回忆说：“在我们这块游击区里，还剩有近两个团的部队和三个县的苏维埃政权，处于分散混乱的状态。在这严重关头，潭秋同志以中央代表的身份立即召开闽西南党军政负责人紧急会议，宣布成立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张鼎丞为主席，邓子恢、谭震林为副主席，统一领导和指挥闽西南红军和各地游击队同敌人的斗争。这样，就解决了分散、各自为政的危险状况。这是潭秋同志很重要的功劳和贡献。”

        国家政治保卫局中央苏区分局局长汪金祥和原湘赣军区副总指挥李天柱各率红二十四师的四个连，向寻乌南部突围。1935年3月25日前后，在安远、寻乌边境清溪地区，遭粤军独立第四师堵击。激战三天三夜，部队损失惨重。汪金祥、李天柱部各剩二三十人，于月底到达寻乌南部山区。

        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和二十四师七十一团政委史友生等，率七十一团从禾丰出发突往湘南。3月2日到达信丰安息、极富；在极富遇敌激战后，突至信丰境内油山，其后转至湘南。

        毛泽覃率一个连于3月中旬从禾丰出发，经会昌、白鹅、小密，到达闽西，与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省军区司令员龙腾云等会合。一个月后，毛泽覃在瑞金红林山区不幸阵亡。敌军从毛泽覃身上搜出了其胞兄毛泽东和朱德的照片。

        突围前夕，中央军区卫生部政治部主任张凯被调到独立三团担任政治委员，独立三团团长徐鸿，政治部主任陈铁生。张凯在回忆中写道：陈毅同志找徐洪和我去谈话交待任务，要我们立即去三团工作，准备分散突围。

        中央分局原决定阮啸仙同志随我们团行动，后来因为他是赣南省委书记，又决定他随赣南省机关部队行动，中央分局另介绍陈正人和彭儒同志同我们走。陈毅同志在向我们交待任务时，反复叮嘱说，突围途中可能遇到敌人追击堵截，要独立自主地处理一切问题，并要与当地党组织及根据地的游击队取得联系，依靠群众求得生存和发展。

        我们接受任务后，立即就到了该团。这时，敌已向禾丰地区进攻，独立团的一部分队伍正与敌接触战斗。情况紧急，我们当即决定全团分成两路：一路由徐鸿率五个连，一路由我率五个连，从信丰至赣县王母渡、大埠间，渡信丰河，向南康、崇义、上扰方向前进，然后再到遂川、宁冈一带会合。我们的行动是很仓促的。我率的一路，从于都的小溪出发，到达王母渡、大埠之间渡信丰河。由于敌已沿河部署兵力防守，渡河未成功，损失百余人，只好折回向南走。当时还拟从信丰、南雄之间插过去。

        当我们经过龙布、重石、版公、古陂、安息圩等地时，沿途均遭到敌追击堵截，部队损失很大，到达安远西南九龙蟑时，仅剩下一百五六十人。后来又转到安远以南山地，找到了安远县委书记杜慕南，部队仅剩百把人。经商量，我们决定收容被打散的部队进行整理，待后再去湘赣边去，因而就在安远以南地区坚持游击战争。这时，已是3月下旬了。

        由徐鸿率领的一路同样没能渡过信丰河，部队损失更大。据有的失散人员说，部队被打散了，有的伤亡，有的被俘，究竟剩下多少人，到什么地方去了，都不清楚。徐鸿在战斗中不知下落。我们出动后就与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失去联系，以后一直没能联系上。

        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陈正人（解放后任江西省委第一任省委第一书记）随独立三团突围，幸免于难。他1940年在延安写的《我的自传》中详尽回忆了当时的情景：1935年春间，中央苏区红军第二次突围时，我那时还在病中，中共中央分局项英同志因鉴于时局严重，在苏区无法找得着养病地方，遂决定我和以栗同志分赴白区休养，并决定彭儒（陈正人夫人）同志和我同去。以栗同志后干赴白区途中遭遇敌人牺牲。这个问题的决定和处理是经过了项英、陈毅同志的。当时党给予我两年养病费，给彭儒一百五十元，决定我俩随一部队化装潜往白区。

        我和彭儒于是年春间随独立三团出发，预计该部渡过信丰河，到信康赣去。但没有达到目的。我俩随部队折转到安南县委游击区去，中间经数次激战，于寻安边与广东敌独立第九师之一部打了一仗。我军败退，彭儒于是役中被俘去。我们跟上了部队。最后，我乃与独立三团政治部主任陈铁生同志商量，由安远乡间化装潜往白区，与陈一新周时走，由一熟悉往广东梅县的挑夫引道，遂于1935年夏安全到达梅县，后与陈一新经潮汕到达香港。

        彭儒同志被俘后，经她哥哥彭瑛营救获释。陈正人便潜往彭儒家乡湖南宜章崎石乡下养病。1937年5月，陈正人历经艰辛，辗转曲折，到达延安。

        1935年2月下旬，红军九路人马相继突出去七路，剩下的中央分局和赣南省两路离开禾丰、转往上坪山区。

        3月初，红透了东南半壁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苏维埃区域，只剩下上坪山这么个巴掌大的地方。

        围困上坪山的国民党军近五万之众，而此区域的红二十四师七十团、独立团不过三四千人。陈诚打电报给蒋介石称中央苏区的“赤匪”已悉数被围，生擒项英、陈毅、贺昌等“匪首”已指日可待。中央军区决定，赣南省委、军区、省苏及直属队突破封锁，到以油山为中心的赣粤边去。

        赣粤边于1934年11月经中共赣南省委、军区批准，成立了中共赣粤边特委和军分区。特委书记兼军分区司令员李乐天，特委副书记杨尚奎。

        李乐天，广东南雄人。1927年考入江西大余省立第十四中学。1927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2月参与领导南雄县农民武装暴动，同年8月任油山游击队负责人。1930年4月任赣南红二十六纵队政治干事。1932年4月任中共南雄县委书记，1934年6月任赣粤边军政委员会主席，同年12月任信康赣雄特委（后改赣粤边）书记兼军分区司令员和政委。1935年3月起，会同项英、陈毅等，共同领导赣粤边游击战争。1936年1月在信丰小河乡英勇牺牲。

        杨尚奎，江西兴国县人。1928年参加革命，曾任兴国县委宣传部长、石城县委书记、江西省委宣传部长、赣南省委宣传部长、粤赣边特委副书记，与项英、陈毅坚持了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建国后，曾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第一书记，华东局书记等职。1986年在南昌病逝。

        3月4日，中共赣南省委、省苏、省军区和《红色中华》、工农剧社等机关部队，在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省委书记阮啸仙、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率领下，开始突围。

        蔡会文在突围前，曾作诗吟道：

        连天烽火炮声隆，惜别赤都情意浓。

        重围突破万千重，挥戈直指油山中。

        3月4日，赣南省的人马刚出动，就下起了倾盆大雨。

        根据蔡会文的命令，以一部兵力配备重机枪连抢占牛岭制高点，拿下三号堡垒。军区司令部、机关和警卫连，编在队伍中间；另一部兵力，在后面担任后卫和做收容工作。

        天渐黑，山路崎岖难行。有的同志爬上去又滑下来，但没有叫苦的。队伍到达马岭附近，已是凌晨3点多钟。稍事休整，吃了点干粮，即投入战斗准备。

        东方刚露曙色，战斗就打响了。红军以猛烈的火力压住敌堡垒，机关枪和手榴弹的爆炸声，震耳欲聋。先头部队如龙似虎，猛打猛冲，迅速越过了牛岭、马岭这两道关口。

        但是，省党政军机关在过时牛岭时，遭到了敌人的伏击。敌凭借优势兵力和堡垒群，以猛烈的火力交叉射击，弹如雨下。接着，堡垒后面的敌军像疯狗似地猛扑过来，将机关的队伍拦腰切断。

        牛岭、马岭封锁线的激战异常惨烈，红军遭受了惨重伤亡，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中央政府办事处副主任梁柏台等负伤被俘，省委书记阮啸仙中弹牺牲。

        刘伯坚本来目标就不小，加上骑一匹白马，更加引起敌人的注意。先是，他骑的马负伤，他迅速跳下来，带着大家向敌人猛烈扫射，一鼓作气冲过了第一号堡垒和第二号堡垒。当他冲出山坳到达信丰唐村时，不幸他的左腿又被流弹击中，刘伯坚的子弹也打光了，他落入了敌人的魔掌。

        马岭、牛岭之战，前锋与机关被断成两截，蔡会文万分焦急，命令重机枪连组成集中火力，用炽烈的火力从侧背打击敌人，接应机关和后续部队，无奈敌人如潮似涛，疯狂而至，蔡会文高声大呼：“同志们，快往这边冲，快往这边冲！”

        战斗一直打到天黑。蔡会文率领的前卫部队突破了牛岭、马岭封锁区。

        陈丕显在回忆中这样写道：天黑了，雨还在下着。像头天晚上一样，没有一点星光，找不到任何可以辨别方向的天然目标。

        蔡司令员凭借着风雨刮来的方向，看着指北针上微弱的荧光，来确定前进的路线。我紧跟着蔡会文，幸亏他个子高，依稀看得见他的身影。我就跟着他的身影前进。羊肠小道上满是泥浆、断树、草丛和石块，战士们一路跌跌爬爬地向前走去。

        天亮时分，省委书记阮啸仙的警卫员余虎带来了阮不幸牺牲的噩耗。

        蔡会文望着远方，脸色阴沉地轻声说道：“圣地埋忠骨、浩气贯长虹。阮啸仙同志和光荣牺牲的烈士们，同我们永别了。让他们留在革命根据地的土地上吧！他们将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阮啸仙，广东河源人。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五四运动。参与发起成立广州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为广州学生运动领袖。出席党的三大后，任中共广东区委农运书记，同彭湃一起领导广东农运。1925年主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1927年在“五大”上被选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广州起义。六大时被选为中央审查委员。1929年从苏联归国，担任过北方局组织部长等要职。1931年入中央苏区，两次当选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府审计委员会主任。长征后，调任赣南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

        梁柏台、刘伯坚被俘，阮啸仙阵亡，国民党军甚器尘上。《国民日报》报道：本月六日，在罗坑、金沙、石寮一带，与伪赣南团及伪二十四师等匪相遇，双方激战三日。直到九日，始将全部解决。查是役缴获械五百余枝，俘匪七百余人，中有伪中央委员兼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击毙伪中央委员阮啸仙等。

        广东军阀余汉谋，以此为资本，向蒋介石邀功请赏。他在1935年4月的《绥靖公报》中写道：前经奉钧署转交下伪中央委员会布告悬赏购辑案，当以途远，押解恐有疏虞，经本（三月）二十一日权予判处刘伯坚等五名死刑，即午提验正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并经养法电请蒋委员长钧座将阮刘两犯奖金照案领发在案。理合将判处该刘伯坚等五名死刑并执行日期，暨生前及伏法后与阮啸仙尸身相片，供词备文呈请察核！俯赐准予备案；并乞转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昌行营核准依此给奖，以励士气，实为公便！

        谨呈驻赣绥靖主任顾附呈判处伪中央委员刘伯坚等五名生前及伏法后与击毙中委阮啸仙尸身相片共一十四张供词一扣。

        驻赣第六绥靖区司令官余汉谋与刘伯坚一同遇难的还有赣南军区政治部秘书廖昔昆、独立第十六团参谋长陆如龙、中央政府办事处交通科长连得胜、贸易局会昌分局乱石采办处营业主任王志楷等。

        刘伯坚就义前，留下了气吞山河的不朽之作《带镣行》：

        突围时，《红色中华》报社、工农剧社与赣南省机关的队伍一起，被敌隔断突围出路，绝大多数被俘或牺牲。

        韩进回忆：中央分局召开第二次会议后，陈潭秋同志就通知我突围到上海去找党，同时安排突围的还有赵品三同志。我和品三同志安排在赣南军区。

        我们到了赣南军区，突围时被编在林华支队。是蔡会文司令员将我们编入这个支队去的。林华是支队司令员，支队下面有好几个连队。我和赵品三同志都化装成红军战士，因为没有枪，手拿一支梭标。除林华知道我们的职务姓名外，别人都不知道。我们从于都南部的山区出发，在安远信丰交界地区被广东军队打散，我和品三及石联星等都被敌俘虏。敌人要我们交枪，我们就把梭标丢给了他们。敌人还从我身上搜走了那一百元票子，把我的一双较好的鞋也拿走了。

        我和品三被俘后，押到信丰县城，由于没有暴露身份，所以后来也被当作普通俘虏给放了。我们离开信丰经吉安、九江，辗转到上海找组织，但未接上关系。

        支队司令员林华，后来也在战斗中牺牲。抗战时，韩进在山西遇见陈毅，并汇报了林华的情况。陈毅说：“林华是个好同志。”

        随这一路突围被俘的还有王贤远，他这样回忆道：我当时任中央苦力运输工会委员长，原先准备参加长征。后来，组织认为我是赣州人，便于在当地工作，才决定我留在苏区。

        当时，我带了一个中队，任中队长，陈友生任中队指导员。我们的任务是掩护赣南省机关部队突围，并在于都禾丰、黎村坚持游击。在战斗中我们中队也只剩下十五人了。我们又在于都南部坚持了一个星期，最后，我也被俘了。

        我被押解到了大余。在大余法庭上，敌人要我和刘伯坚、梁柏台同志对质。

        尽管我和梁柏台（中央政府内务部长）在中央机关工作时经常来往，但在敌人的法庭上，我们都装做不相识。他们保护了我，我没有文化，不出名，敌人搞不清我的身份。对质后，刘伯坚、连得胜等同志在大余牺牲了。但是，我没听到梁柏台在大余被公开杀害的消息。

        我估计，梁柏台是被敌人秘密杀害的。那时，贺怡同志每月都到我家来一次看报。她对我说：敌人的报纸上没有看到梁柏台的名字，也没有听到他在大余活动，一定是被敌人杀害了，而且是秘密杀害了。

        赣南省机关直属队一路，突围时一千八百余人，但后来随蔡会文突围出来仅八十余人。

        数月后，蔡会文及陈丕显等跋山涉水，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抵达目的地——赣粤边特委所在地油山。

        惨烈的突围，蔡会文感慨万千，赋诗两首。

        其一为《渡桃江》：

        过关斩将敌胆寒，破贼围千叠，

        其二为《突围行军纪事》：

        夜行山谷月朦胧，林密坑深敌惊胆，莫辨西东。

        血染遍山红，士气豪雄，餐风饮露志若虹；

        项英、陈毅、贺昌所率中央军区司令部直属队是中央苏区九路突围的最后一路，他们离开于都南部上坪山区的时间是1935年3月9日。

        陈毅回忆当时的情景：当时贺昌同志很急躁，项英同志很拘谨，他一定要发电报给中央（这一点还是好的）。在那样的情况下，无论如何要当机立断。五路已经突围了，当天下午我们就要突围。下午太阳都落坡了，他一定要把电报发出去。从早晨发报，一直到下午4点钟才把电报发出，报告他们这个电台我们不能再维持了，要转入游击战争。他一直呆在无线电台旁边，队伍在大路上等。贺昌不能等了，他说他先走。我说你无论如何要过会昌河。你先过河掩护我们。

        我们最后一批走，和项英同志一起走。他带着两个营先走了。

        电报发完后，天已黑了，我们这才带上一个营出发。一走就打上了，队伍全散了，营长也不见了。我抓住了一个排长，要他集合队伍，搜集了二三十人。我告诉他，天黑了没有什么关系，不要开枪，别打着自己人，等敌冲过来再打。和敌人打了一阵，抢占了一个山头。这时项英又不见了，到处找不到。这时看见山下庄子里有电筒在照。那时苏区没有电池，我们没有电筒。

        我要守着队伍，我一离开，队伍要垮。

        我告诉那个排长，那边电筒一晃一晃，可能是敌人，也可能是我们人来联络。你带两个人去看看，可能贺主任（贺昌为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在联络，问清了告诉我。不要慌，不要开枪。我们的任务是过会昌河，现在才下半夜两点钟，三四个钟头天才亮。他去了。

        全营共三百人，搞散了一百，剩二百人了，营政治委员还在。人们统统到山里头做饭吃，等着会师。我分析敌人扑空后就会返回去，他们反革命不是那么积极的。他们到了干部、瑞金还可以捞一把，那里有钨砂，有我们的书籍、机器、印刷品等和粮食，他们可以发洋财。于是我们便休息，派人去找项英，他是中央分局书记，眼睛看不到，给敌人抓去了可不得了。会昌河边还有枪声，这个情报证明附近没有敌人，会昌河有敌人，我很为贺昌同志担心。

        天开始亮了，可以看到人了。项英同志看到队伍也回来了。我们估计敌人起码要在晚上才能够来，我们可以休息。六点多到七点钟，部队吃了饭睡觉。我和连长、排长开了个会，研究继续突围的问题。

        下午跟贺昌走的人也回来了，说贺昌同志牺牲了。

        原来，贺昌的队伍出发渡过会昌河不久，就遭优势敌军的伏击。部队被冲散了。在天门嶂山上，又遭到敌合围。贺昌指挥部队奋力突围，行至晓龙的归庄，贺昌身负重伤。这时，敌军愈逼愈近，叫嚷着要捉活的。贺昌高呼“红军万岁”的口号，将枪膛里最后一颗子弹，射向了自己的心脏，显示了他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

        贺昌、阮啸仙的阵亡、在陈毅心中激起了强烈的波澜。陈毅当即写了首《哭阮啸仙、贺昌同志》的诗：

        贺昌，山西离石人。1921年5月加入共青团。1923年7月转党。早年在太原、北京、安源、上海等地从事青年运动和工人运动，五大时被选为中央委员。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失败后，任中共中央巡视员，先后主持重建湖南省委和广西党组织，指导井冈山的斗争和广西百色起义。1930年后任北方局书记、北方行动委员会书记等职。1931年到中央苏区，先后任兴国县委书记，河西道委书记，红三军团第五军政委，三军团政治部主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主力长征后，任中央分局委员，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中革军委中区分会委员，协助项英，陈毅领导南方老苏区的游击战争。

        随贺昌一起突围的高级指挥员有周建屏（红二十四师师长）、杨英（红二十四师政委）、李翔吾（中央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袁血卒（中央军区政治部敌工部长）、郭如岳（中央军区司令部作战科长）等。结果，杨英、李翔吾牺牲，周建屏负重伤，郭如岳被俘。

        袁血卒回忆：3月9日下午3时许，突围开始了，贺昌、周建屏、杨英等所在的第三大队，先行从上坪山区出发。我和李翔吾带第四大队跟进。我们的任务是抢渡安远河，然后占领会昌天门嶂山，掩护第三大队和项英、陈毅同志。我们出发时，项英同志正发电报。当天晚上，我们安全渡过了安运河，到达天门嶂。我们过河后，敌发觉我们的行动，当晚封锁了河道。这时，天下雨，河水猛涨。项英、陈毅他们没有追上我们，被阻在河西。我们在天门嶂停留了一阵，但一直未能同项英、陈毅同志联系上。

        在天门嶂山上，贺昌同志负了伤，誓死不当俘虏，用手枪作了壮烈的自我牺牲。周建屏、杨英等同志不知去向，大部分同志牺牲了。最后剩下我和李翔吾、何侠、陈松林、廖得标、唐继章、钟伟生七人。我们被敌人发现了。

        二百多“铲共团”扑了上来，犹豫等于死亡！我向大家说：“为了革命，冲吧！”廖得标第一个冲下去，他背心中了一弹，扑倒在地。李翔吾负伤了。

        他勉强跑到山脚下，大声喊道：“为革命流最后一滴血，同志们，前进吧！”

        他就这样，在伤势严重的情况下，举起手枪，自我牺牲了。

        经过整整十五天，终于走出筠门岭，来到广东梅县的衢潭圩。天大明了，大家互相一看，只见每个人闪着通红的大眼睛，衣衫褴褛，骨瘦如柴，脸黑得像挖煤的炭灰佬一样……我们这四个人，我、何侠、唐继章、钟伟生经过千辛万苦，终于胜利突出敌人的重围，于1935年3月31日早晨到了上海。

        后来，我们接上了组织关系，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又继续战斗了。

        唐继章，一名死里逃生的红军战士。他当时在中央军区政治部当通讯员。解放后曾任江西省红星垦殖场场长（享受厅级待遇）。他这样回忆当年突围时情形：

        我们百多人，牙没沾米，口没进水，顽强抗击着敌人。直到天黑时，敌人从三面上山包围我们。在激战中，有的同志英勇牺牲，有的被敌人分割。

        我和另外四位战士跟着李翔梧和袁政委两位首长，最后就剩下我们七个人在一块了。

        又过去了两天，我们仍在原地打转。这时，除了我身上背着的突围前组织上发给的两包火柴、半两食盐、小小的一瓶糖精和一些银元，供首长以防万一外，没有任何可以充饥的东西。大家的肠胃，早被折腾得咕咕响了。我们几个年轻战士还挺得过去，但看到两位首长也同我们一样嚼树叶，心里觉得难过，真想去找点东西让首长填填肚子。

        晚上，我们五个战士，都请求首长同意我们中派一人去找食物。首长还以为是我们年轻，人挺不住了，就同意派陈松林同志去执行这个任务。出发之前，首长反复交待，不管能不能找到食物，天亮前一定要返回。

        陈松林沿着溪水过了桥，朝对岸有几间草房的地方走过去。不料，那正是敌人的一个据点。敌人发现有人，就开枪射击。陈松林不幸中弹牺牲了。

        从此，谁也不再提起找粮食的事。

        我们继续突围。来到一个山谷口，在朦胧的月光下，我们隐约看到谷口有棵还没长叶的树，树叉好像有个哨兵模样的人，抱着枪在打瞌睡。袁政委低声说：“唐继章、钟伟生，你们爬过去，摸掉他。”

        我和钟伟生爬过去。我一看树不高，猛跳上去，一把抱着那个握枪的人。

        猛然，一股冰凉的感觉，传遍了我的全身。接着，一股臭味难闻的腹水，从那人口里喷了出来。这下我才知道，这是一具僵硬的尸体，而且是我们自己的同志。我心里一阵难过，小心地将尸体从树叉上抱下来放在地上，向他深深地鞠了一躬。接着，我们六个人就从那位烈士身边走过。

        一日清晨，我们又被还乡团包围。突围时，一位同志牺牲，李部长腰腿中弹。我和钟伟生轮着半背半扶地护着李部长往前走。李部长突然把我们推开，喘着气大声地说：“同志们，你们快走吧，革命，一定会胜利的……”当时，我们感到很突然。当我们往前走了几步，转过身要去扶他时，他已拔出手枪，对着自己开枪了。原来，他伤势较重，怕拖累我们，才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当时只有29岁。

        李翔梧，河南洛阳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赴苏联学习，1931年夏从上海中共中央机关转到中央苏区，先后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宣传处副处长、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红五军团十四军四十一师政治委员、红五军团政治部秘书长、十三军政治部主任、中革军委总政治部敌工部部长。

        郭如岳是临出发前被任命为红二十四师七十团参谋长的，没想到他的参谋长没作了几天，便被敌军俘虏了。命运似乎在捉弄他。

        郭如岳回忆：向天门嶂前进时，部队遭到敌人的截击，伤亡失散过半。第二天，敌人派大部队沿山脚形成严密的封锁线。第三天，敌人开始清剿。山脚下到处是密集的枪声，我们部队一面阻击抵抗，一面向天门嶂退去，入夜，部队伤亡逃散已尽，只剩周建屏、杨英和我三人，连警卫员、勤务员、通讯员都没有了，我们只好在山头上隐蔽下来。

        突围出发时，我们只带了三天的干粮。第四天，我们三人钻进茂密的茅草中，各走各的路，失掉了联系。夜深了，枪声停止了，我在茅草中来往摸索着，低声呼唤着“周、杨，我是郭……”

        一夜过去了，始终没得到回声。

        山顶上，就剩下我一个人。

        第七天，郭如岳只能靠野草和沟里的水充饥，浑身上下无一丝气力而被俘。

        被俘后的经历，郭如岳这样回忆：一会儿，来了个军官样子的，问我姓名，职务，我说“姓郭，叫郭守康，是士兵”。谁知过了一会儿，有一个小孩从远处望了我一会儿就走了。小孩走不久，一个敌军官走来对我说，“你不是士兵，你是参谋长。”我没作声。他又说，“那小孩认识你。”我只好承认是参谋长郭如岳。他接着说：“你们的政委杨英被我们打死了，头割下来挂在那里呢。”

        我在敌第八师师部关押了三个月。后来，敌人派专人将我押送到宁都，1935年期间送南昌。江西省保安处判我十五年。第二次国共合作，我才被释放出来，我一直到处流浪、乞讨，作短工、零工，也作过长工，解放前夕又流落到上海。

        上海解放，陈毅同志当市长，我去拜访陈毅。他将我介绍到九兵团任教导团教育参谋。九兵团赴朝参战后，我于1953年转业回到老家。

        项英、陈毅率领的一个营，仅仅一个晚上，就被打散剩下不足百人。项英失踪后又归来了，陈毅总算放下心来。

        贺昌所率先头部队失利的消息传来，项英、陈毅放弃了与之会合的打算。

        项、陈决定找赣南军区去。项英、陈毅为了减小目标，决定分散开来，只带了三五个警卫员。

        在深山中，陈毅遇到一个很面熟的人。只见他面黄肌瘦，光着脚拄着棍子，头戴一顶破钢盔。

        这个人见到陈毅，突然放声大哭起来，跑到陈毅面前一个劲地哭喊：“首长啊，首长……”

        陈毅定睛一看，原来是曾纪才。陈毅在赣粤边组建红二十二军时，他是赣粤边的一个区委书记。红二十二军离开时，他担任新建的代英县县委书记。

        陈毅书记安慰曾纪才，劝他不要哭。末了，又问怎么跑到山里来了？

        曾纪才说：“我在代英当县委书记，人家来检查工作，说我是右倾机会主义，斗了我很久，这也错误，那也错误，把我的职务也撤了，罚我到红军里去抬担架。抬了两三个月，说我工作还不错，升为担架队长。主力红军撤退时，叫我押送一批土豪劣绅送外地。走到半路，遭国民党飞机轰炸，土豪跑了一半。这一来可糟了。更加证明我是右倾机会主义了。红军主力走了，地方上不要我，给我一张写明是个右倾机会主义者的介绍信，谁看了都不肯收留。这里推，那里推，眼看就要把我推出革命队伍了。”

        “为什么不回家乡去？”陈毅又问。

        “拿着这种介绍信，回到家乡又怎么办。家乡的土豪劣绅跟我仇深似海，我全家都被反动派杀了，房子也给他们烧了。我离开党，离开革命队伍，还有什么去处？”曾纪财哭诉着悲惨遭遇。“听说主力红军走了，老首长留下没有走，我想找到老首长能收留我。我一路找到瑞金，瑞金县城被敌人占了，又打听到老首长在仁凤山区。我拿着这个破钢盔，一路讨饭，讨到了饭，就用它热一下吃。平时就用钢盔遮风雨。现在总算找到了老首长，我就是死也死在革命队伍里。”

        陈毅劝慰地说：“中央革命根据地失败了，将来总会总结经验教训的。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你也就不用计较了。现在我们在一起打游击好了。”

        曾纪才点着头说：“革命中发生错误不能怪，特委、县委哪能那么正确。现在中央苏区丢失了，很惨痛，我来算这个帐不应该，我只希望将来重新作个结论。”

        陈毅看着这位为革命任劳任怨、出生入死的好同志，亲切地说：“那当然，我虽然不能代表党中央，但我将来可以向中央讲，你不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项英、陈毅把突围计划告诉了曾纪才，问他这一带的路熟不熟。

        “路我很熟。”曾纪才说：“正面过河怕不行，可以绕到上游去偷渡，我有把握。”

        当天夜里，由曾纪才带路，项英、陈毅向油山转移。

        在往油山途中，项英、陈毅曾几度历险。

        项英、陈毅安全地抵达油山，多亏了曾纪才。后来，陈毅派曾纪才到游击区去做县委书记，发展党组织和游击队。战斗中，他英勇牺牲了。几十年后，陈毅还忘不了他，说：“曾纪才是个好同志。”

        中央苏区惨烈大突围，付出了沉痛的血的代价，万余人的队伍只剩下了一千人。更令人痛心疾首的是许许多多党和红军杰出领导人、战将牺牲了：瞿秋白、贺昌、阮啸仙、何叔衡、梁柏台、毛泽覃、李天柱、刘伯坚、古柏……

        1957年7月，陈毅同志在一篇回忆三年游击战争的讲话中说，那时，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做梦，梦见贺昌、阮啸仙、何叔衡、刘伯坚、李天柱等同志。

        从1935年4月开始，项英、陈毅、李乐天、杨尚奎、陈丕显、刘新潮等人，以油山为中心，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直至国共再次合作，改编为新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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