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的岷江，已是一派初夏景象。两岸的山绿了，草绿了，映山红在岩畔露出红红的笑靥。江风吹在人身上，像一匹看不见的绸子在轻轻抚摩。

        岷江西岸的深山里，有好些四方面军的战士在绿荫深处开采石头。他们穿着灰布军装，也有穿青色的，头上戴着一顶大帽檐的八角帽。他们“嗨哟嗨哟”地用力敲击着石头。一个叫赵海云的青年战士唱起了川北民歌——

        “想媳妇啦！”一个长满络腮胡子名叫周炳清的战士对赵海云说。

        “你不想？”赵海云笑着挥动了一下手中的二锤，瞅了周炳清一眼，快活地说着。

        “光棍一条，想也白搭。”周炳清泄气地说。

        赵海云停下手中挥动的二锤，对周炳清说：

        “我们要和中央红军会师了，听说中央红军强得很，人马30万。”

        周炳清瞟了赵海云一眼：

        “谁说的？”

        赵海云嘟囔着嘴认真地说：

        “你还不知道，是陈昌浩总政委在大会上讲的。‘欢迎30万中央红军’的口号喊得震耳响，你耳朵聋了？没有听到过！”

        周炳清想了想，高兴地说：

        “30万！好多的人哟，比我们的人多得多。还有中央，本领更大，今后要打胜仗啊。”

        赵海云抹了一下额头上沁出来的一串热汗，甩在岩石上，喜滋滋地说：

        “我问你，你知不知道我们开石头来做哪样？”

        “咹！赵海云，今天你考起我来喽，采石头，熬盐巴嘛。”

        赵海云笑了笑：

        “我还以为你当真的不晓得哩。因为连欢迎30万中央红军那样响亮的口号，你都不知道。”

        四方面军为了筹集慰问中央红军的物资，部队一面走家串户，发动群众，一面筹集粮食，羊毛、羊皮、牛羊、茶叶等物品。但这一带少数民族地区，盐巴极缺，部队决定到山里开采石头来熬盐，不是说所有的石头都能熬盐，仅有一种白色的石头才含有盐分。所以战士们将开采出来的石头还要筛选一遍，去掉杂石。

        盐，对于红军来说，太金贵了。食而无味（应该说是食而无盐）的日子，红军是尝够了。为了迎接一方面军，四方面军首先想到的是一定要将盐准备好，采集不着，就发动战士甩石头来熬制。

        山下的红军驻地更是热火朝天，有的坐在草地上敲打着山上运下来的石头，叮叮当当地响个不停。他们要将石头锤成细细的石粉；有的在地上垒起来的土灶里填柴，柴火烧得旺旺的，火势猛烈，灶上大铁锅里的水沸沸扬扬，一个劲的翻滚。这里就是红军食盐“加工厂”。战士们忙碌地走来走去，搬这搬那，有说有笑。他们心里装着一个信念：“作好准备，迎接中央红军。”两支部队就要会师的喜悦，荡漾在驻地的每一个地方，弥漫在深山老林里。

        在草地边缘远远的地方，一个30多岁的中年人离群索居地坐在那里敲击着碎石，几乎不被人发觉，他的嘴边丛生着长长的胡须，缭乱不堪；双颊瘦削，眼睛凹陷，没有光泽，身上的军衣皱巴巴的。他一个人不声不响地敲着，和谁也不说话。大伙累了，起身休息，他也不起来，一个人不紧不慢地敲打着，像一只孤雁。

        赵海云和周炳清抬着满箩的白石，来到熬盐的工地，看见战友们都在歇气，没有干活，唯独一个人低着头仍坐在草地上敲石，感到奇怪，赵海云走过去，吃了一惊：

        “这不是曾政委嘛，好久没有见了，瘦成这个样子。”

        周炳清迎上去，大抱不平：

        “曾政委，谁安排你干这苦活？”

        曾中生向他们点点头，表示对他们关心的感谢。然后平静地说：

        “我自己来的，我也要为迎接中央红军尽一点力。”

        赵海云不解地问曾中生：

        “听说你犯了错误？”

        曾中生摇摇头，苦笑了一下。

        驻地上敲石、熬盐的战士，一听说曾中生的名字，都围了过来。因为他们开始在鄂豫皖斗争时，就是在曾中生的领导下。以后，就逐渐没有听到他的大名了，好像一缕青烟倏忽被一阵巨风吹灭了。

        昔日红四军赫赫的统帅，今天为何变成这般模样，战士们不解。

        有的在窃窃私语：

        “听说是执行李立三路线，犯了错误。”

        “包庇重用反革命。”

        “听说是反党分子。”

        “不单是反党分子，还是反革命。”

        在战士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的时候，曾中生似乎朦朦胧胧地听清了一两句。他感到有些悲凉，像严寒的冬天浇了一身冰水。但他不想和战士们多说什么，因为在这些对上层“斗争”可以说一无所知的战士面前，任何解释都显得苍白无力，搞不好还会引来麻烦。于是，他决定对自己的事咬着牙，守口如瓶。

        曾中生站起来对大伙说：

        “同志们好好干吧，中央红军很快就要来啦，党中央很快就要来啦，给他们多准备一点礼物。”

        曾中生在提到党中央时，声音特别大。

        曾中生作为一个老同志，老上级，他感到任何时候都应该鼓励战士们的热情。何况他日思夜盼的中央红军即刻就要来到。他殷切期望着这一天的到来！见着中央领导，他要赶快报告他的问题，澄清他的是非，重新好好为党工作。以致，当他在被张国焘派人看管的期间，一听说为迎接中央红军而采石熬盐时，他便说服看管他的战士，请假来到制盐的工地，干起活来。

        曾中生将他的一腔希望，全部寄托在两军会师上，他多么想冲出牢笼，重展翅羽，再上疆场，为党效力！

        战士们将熬制出来的盐，用木瓢一瓢一瓢地从大铁锅里舀在箩筐里，一片灰白色，凝聚成不规则的盐坨坨。一个战士用食指沾了一点口水，再抹抹盐块，放在嘴里尝了尝，高兴地说：

        “哟！还相当咸呢，要得！”

        一个战士拍起手来，边拍边喊叫：

        “成功呐！成功呐！这下中央红军有盐吃呐！”

        战士们用包箩将熬制好的盐巴，挑到总经理部去。

        总经理部（即四方面军后勤部），负责筹集慰问中央红军的物品，当战士们挑得满头大汗上了大路经过总经理部分设的粮店时，看见战友们将一箩一箩的青稞、玉米正往粮店抬，还有一些汉族与藏族的青年小伙夹在中间。粮站内的玉米、青稞堆成一座座金黄色的小山，快漫出粮站的大门。后来的战士不得不用力地往玉米堆上倾倒，高处的玉米便一个劲的往下滑落，只听一片玉米“哗啦啦，哗啦啦”的向下滚落声，像一道道金色的小瀑布在不断向下倾泻。

        歇歇气，送盐的战士继续朝总经理部走去。一路上，他们看见战友们在驻地四周忙碌不休。有的在打草鞋，有的在剪皮衣，有的在撕羊毛，有的在捻毛线，有的在学织毛衣、毛背心、毛袜子。他们心想，这些可能都是战友们为了迎接兄弟部队而在作准备吧，因为过去从没看见大伙干这些活。这一带地区是藏汉杂居区域，以藏族为主，还间有回民与羌民，他们以畜牧为主，多牛羊皮、羊毛，这些都是过冬御寒极需的物品。如果照陈昌浩宣传的那样，迎接中央红军30万，那么，该需要多少东西啊，因此忙坏了四方面军的战士。

        为了进一步做好迎接中央红军的工作，张国焘在茂县四方面军总部召集了一次总指挥部会议，他在会上对大家说：

        “据总部电台报告，目前一方面军正欲偷渡大渡河，搞不好，会走石达开的下场，但愿他们成功。从他们的战略方向来看，决心向北发展，来与我们会合。我们应立即实施策应计划，三十军由汶川渡岷江，经理番、懋功，直指大渡河，扫除这一带敌军，以便一方面军安全渡河；第九军和第三十一军，则由江油、平武前线撤至北川、茂县地区，对付这方面的敌人。第四军北向松潘，作为我军北面的屏障。这样的部署，诸位有何意见？”

        徐向前说：

        “同意国焘同志的安排，我们自撤离川陕苏区后，敌军对付我们，简直是如影随形。我们前进一步，敌人则跟进一步。我九军与三十一军如撤至茂县、北川地区，势必与处于优势的川军在这一带的东南地区发生激战。这些地方，林茂竹丰，山高岭峻，我们可乘此复杂的地形同敌人展开游击战，分头截击敌人。”

        陈昌浩说：

        “四军如果北向松潘，胡宗南的军队会及时赶到，那么，四军将与胡敌激战于松潘县城或附近地区。万一胡宗南占领了松潘县城，四军可控制松潘以南的险要阵地，扼住敌人不至于南下威胁茂县。”

        张国焘面向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问道：

        “树声同志，你的看法呢？”

        王树声说：

        “中央红军强渡大渡河，冒险犯难，说明来与我们会师志坚。他们走了六、七个月，难免有所损失，我们除在军事上做好策应的部署外，在物资上，也应作好接应的工作。”

        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接过王树声的话说：

        “总政治部已经作了一些安排，己动员部队做好两军会师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要求各部队层层深入动员，坚持战斗岗位，多多消灭敌人，认真执行民族政策，大力筹集和捐献慰劳品，用这些实际行动来迎接兄弟部队。”

        傅钟在汇报的时候，张国焘满意地不断点头。

        徐向前又说：

        “川西北高原，气候多变，昼暖夜寒，我们要多筹集些羊毛、皮，用来制作毛衣、毛袜、毛背心。另外，根据我军西征转战的经验，炊具易丢失，伙夫不够用，部队经常开不上饭，直接影响行军和作战。估计一方面军，在转战途中，也会遇到同样的困难。基于此，我提议从各部队抽调一批炊事员，带上粮食、盐巴、炊具，同前卫部队行动，会师后立即补充到一方面军中去，先行解决吃饭的问题。”

        “赞成！”

        与会者异口同声说。

        陈昌浩说：

        “向前想得周到，连中央红军吃饭的事，都考虑到了。这倒是件大事。不过，要解决30万军队的吃饭，也不是那么容易。”

        这是徐向前第二次在会上听到陈昌浩讲30万中央红军的事了，有点反感、心想这简直是吹牛皮，于是提醒陈昌浩说：

        “中央红军恐怕没有那么多吧，还是留点余地为好。”

        陈昌浩不以为然地说：

        “中央红军到底有多少？现在准也不清楚，多说点，好鼓舞我军士气嘛，这叫做政治思想工作。”

        徐向前说：

        “宣传也要根据事实。”

        张国焘说：

        “中央红军到底有多少，会师就知道了。现在不去争论它，我看总不会比我们少吧。现在我们再研究一下，哪支部队去接应？我考虑是否由李先念率领三十军的第八十八师及九军的二十五师、二十七师各一部，西进小金川地区，扫清敌人，迎接中央红军北上。”

        陈昌浩说：

        “李先念的部队一直是主力，只好让他去打头阵了。”

        徐向前、王树声、傅钟都分别表示没有意见。

        四方面军自撤离川北苏区以来，辗转巴山蜀水之间，上上下下，一方面对付敌人的进攻，一方面积极准备迎接中央红军。

        开完会，张国焘回到自己的房间，心情有些异样。自接到中央命令上月西渡嘉陵江以来，他就在为四方面军的前途考虑。想到自己来到鄂豫皖以后的奋斗，东拼西闯，南征北斗，最后闹到一支七、八万人马的队伍，也不容易啊。个人费了几多心血，指战员们牺牲了几多性命。难忘的战斗往昔，不期然地一幕幕浮现在他的脑际。最难忘的是那些出生入死的战斗场面，惊心动魄，险象环生。印象最深的要算王树声向他描述的亲身的经历，其艰苦曲折的程度，可以说令人难以想象，深刻而生动反映出四方面军成长发展的过程。

        1926年北伐军占领武汉不久，麻城也光复了。王树声正在麻城中学念书，是一个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参加农民协会工作。后因工作积极，升为农民自卫队大队长。年轻气盛，王树声他们于得非常起劲。“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减租减息！”等口号，响亮地叫遍各地。他们捉土豪劣绅，戴高帽子游街，真是风风火火，改变了世道。

        但由于1927年的大革命失败，武汉政府宣布分共，反动派罪恶的黑手，伸到鄂东北的黄冈、黄陂和麻城等县的农协。农协干部、中共党团员，也有一些国民党左派分子，不甘反动派的屠杀，纷纷跑到黄安麻城北部的大别山，他们有的带着一支农民队伍，托着破旧的枪枝和梭镖，东一股，西一股，没有统一指挥，也没有一定的行动方针，时而抵抗，时而躲藏，完全是出于自觉，出于义愤。

        不久，中共中央指示各地，实行湘、鄂、赣、粤四省秋收暴动。提出“平分土地”、“杀尽土豪劣绅”、“组织工农苏维埃”等革命口号。于是，这些从鄂东北跑出来的中共党团员，农协会员，便集合这些分散的农民队伍，进攻黄安麻城县城。那时农民队伍素质极差，毫无作战经验。敌人枪声一响，丢盔弃甲，便四处逃奔，损失颇为惨重。而当时的中央，由于犯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常常鼓励他们去暴动，也是遭致失败的一个根本原因。

        1927年末与1928年初，白色恐怖笼罩着鄂东北一带，革命处于低潮。夏斗寅的第十三师开到黄安麻城一带驻防，夏本人就是麻城人氏。这一师的官佐也多是本地人，地方情形相当熟悉，又与当地地主民团相勾结，危害极大。他们捉到农协的人就杀就砍，毫不手软。有的全家被杀，有的房屋被焚，血雨腥风、惨不忍睹。手段最毒的是，还要分区分乡实行搜山清乡，欲捕尽杀绝革命分子。中共的一些老党员和重要的农协干部，纷纷被杀害，农民被杀害的就更多了。在反动派的屠刀面前，很多农民被逼上梁山，跟着农民队伍上山。

        但反动力量强大，农民武装力量弱小，难斗过强大的敌人。农民队伍，有的被打垮，不少人埋藏了枪枝，改名换姓，纷纷逃亡，逃出这个恐怖区域。逃不出的，藏在山林深处，岩居洞穴，东藏西躲，以免遭杀戮。王树声所参加的这支农民武装，算是最坚强的，藏匿在大山之中，借林木峭岩的掩映遮护，昼伏夜出，有时集中行动，有时分散战斗，偶尔还能消灭几个敌人。但由于缺乏训练，匮乏供应，纪律较差，在敌人的打击下，队员颇有损失和逃亡，他们由百余人的一支队伍，减少到50多人，最后只剩下18个人了。

        这18个人中，恰好一半是党团员，一半是大别山中的绿林好汉。在队伍人多的时候，这些好汉还占少数，大体还能循规蹈矩地跟着多数人行动，不致于胡作非为。现在人少了，他们就原形毕露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山林之夜，那9个土匪坐在王树声等9个共产党员面前，声言要谈判。土匪中的头目说，你们共产党都是傻瓜，性命朝不保夕，还谈甚么“土地苏维埃”、“共产”。我们要的是吃喝玩乐，从现在起，再不跟你们共产党当傻瓜了。把你们9个人的枪枝子弹和钱财全交给我们，好说好分手，各走各的路，井水不犯河水，河水不犯井水。否则，我们就来分个高低。原任这一队的队长见形势不妙，见机行事地对土匪们说：“请给我们一点时间，让我们考虑考虑。”

        王树声他们9人得到土匪的同意，进行密商。结果认为如果火并的枪声响起来，四周的民团必乘机围捕，可能会同归于尽。即使民团不来，他们与那些枪法高明地形熟悉的土匪火并，也必定是凶多吉少。横想竖想，他们都不宜同土匪较量。于是不得不采取让步政策。那个队长只得和颜悦色地向土匪说了一些好话，要求不要火并，应允将所有钱财，如数交出，但枪枝子弹则需保留，以便对付白军。几经谈判，结果将全部钱财交给土匪，所有9人的子弹，还分了一半给“伙计”，才获得了妥协。他们在分手的时候，还相约以后不互相敌对，不互相破坏，于是18人便兵不血刃，分道扬镳了。

        王树声一行与土匪分家之后，像一群离群的大雁在莽莽苍苍的大山里无依无靠，一个个垂头丧气，每人的子弹只有十几粒了，又无法补充，形单势孤，前途迷茫，不知所措。王树声当时只是个队员，心里有说不出的凄惶与苦痛，只有埋怨队长无能，如若队长能好好驾驭这些土匪，处境就不会至于这样。就在大家感到绝望的时候，队员中有个叫符定一的，是个广东籍的老农协干部，提供了一些新的希望，他劝大家不要悲观，认定打游击是有前途的。他指出土匪迟早要离开，现在和平分手，就是不幸之中大幸。思想不同，步调决不会一致，硬凑在一起，可能还会遭致更大的危险。符定一还说，他自己在广东办农协时，就积累了一些游击战争的经验，这里的情形，经过一年来的经历，也已相当熟悉，可以帮助同志们解决许多游击上的困难。而且符定一有一种特异本领，善于夜间识别方位，宜于昼伏夜动，且懂得江湖上的一些窍门，会说江湖上的一些黑话。他自告奋勇可以设法到汉口去购买枪支弹药。王树声他们听了符定一的话，才又于无望中依稀看到一线曙光，纷纷振作起来，并推举符定一担任副队长。

        王树声在张国焘面前讲起符定一来，十分敬佩，认为是广东农民运动产生出来的一位杰出人物。

        个子矮矮的、敦厚、忠诚、勇敢的符定一，初系广东农协的职员，武汉时期，被调到湖北农协任干事，平时一声不响，老实巴交，办起事来，全心全意，埋头苦干。他自任副队长后，一切安排都较妥当，还教大家开展游击战争的知识。虽然队员中大多是知识分子出身，也打了几天游击，但经验仍感不足。不久，符定一坚决建议，要大家设法劫夺一些金钱，他好去汉口购买枪弹。因为他深深感到，没有武器，是难以斗过张牙舞爪的反动派的。为了弄钱，王树声他们又被迫过了一个短时期的土匪生活。

        有一次，队长派王树声和另一个队员去抢劫。这两个知识分子想了半天，深感无处下手。想来想去，王树声最后想起他自己的家乡，那里有一个地主，系他的远房叔父。小时候，王树声常去他家，一切路径都很熟悉。王树声和另一名队员躲在他远房叔父家屋后的树林中，等到天黑，便蒙着面从后门溜了进去，看见一个老太婆，他们掏出手枪，对准老妪，叫她不准声张。不料老妪认出这两个蒙面客中有一个是他的侄孙王树声，竟颤抖着叫出了王树声的小名。东窗事发，立刻使得王树声羞惭得无地自容，满面通红，身子像筛糠似的。自然这个老妪是王树声的叔祖母，她知道了他们的来意之后，转头和他的儿子商量，认为这个侄孙是由于急得无法才来的，老鸦不打窝下食，兔子不食窝边草，如果让清乡团知道了，更要惹出许多麻烦来。不如赶紧给他们所需要的，打发他们快点走。于是老太婆拿出密藏的一筒袁大头五十元和一包金银首饰，要他们赶快离开。这时的王树声却不忍心拿走那包首饰，只取走了那筒大洋，并冲口而出的说了声“谢谢你家”，便与他的同伴，急从后门溜之大吉。

        符定一带着队员们几次劫夺来的金钱，只身前往汉口，采购枪枝子弹。由符定一这样一个说广东话的人潜往武汉购买武器，是一件十分危险的工作，令队员们为之担心。可符定一相当自信，离开的时候满怀信心地说，约定10天准能完成使命归来。符定一秘密的走了以后，队员们翘首以盼，到了第10天上，没有消息，多数队员担心他的安全，也有人怀疑符定一是个骗子，腰缠他们冒着生命弄到的金钱逃之夭夭。可是到了第11天晚上，符定一背着两支新驳壳枪和几百发子弹回来了，全队人大为振奋。

        原来符定一在来回汉口的途中，完全不走大路，也很少走小路，都是在夜间认定方向，通过没有路的地段，跋山涉水，昼伏夜出的弯弯曲曲地行进，避免了一切盘查，甚至没有遇见过行人。他饿了的时候，偷吃一些田野间的瓜果之类食物，渴了，则痛饮一口山泉，忍饥挨饿，餐风饮露，含辛茹苦，吃尽苦头，才将武器偷运回来。

        符定一在汉口期间，用江湖一套办法，找到广东同乡，介绍他与日本军火商人接洽，才成了这笔买卖。

        由于王树声他们能购买军火，腰干也似乎硬了起来，观念也随之改变了。于是他们计谋着如何扩充实力，如何展开行动。他们迅速将这个好消息传布出去，要那些躲藏起来的同志们，把他们埋藏的枪枝和金银拿出来，重新参加队伍。而同志们知道他们所缺乏的子弹，可以想法得到补充，还可望得到新的枪枝，心里也就比过去踏实了，劲头比从前更大了，充满了希望，这样大家都乐于参加斗争，他们的队伍于是也就陆陆续续地扩大起来。

        符定一从此专门担任这项跑汉口的工作，每月至少跑两次，有时还带一个助手去。风里雨里，寒天炎暑，从没歇脚。他这样跑了半年的光景，便给部队增加了30多条短枪和各种子弹；还购得指北针、望远镜、怀表及救急药品等，使一支希望破灭、濒于解散的农民队伍重新获得极大的生机，生气蓬勃地战斗在大别山的心脏里。

        符定一采办武器，不但给队伍增加了无穷尽的力量，提高了队员们的战斗勇气，而且还由他的来来往往，恢复了他们与白区党组织的关系，建立了交通线。从此，王树声所在的这支农民武装，获得了中央和湖北省委的领导，成为一支正规的红军武装。

        符定一还想购办更多的武器，武装这支农民队伍。他心里装着一个计划，他要凭借他的双脚双手去一步步完成。就在他心劳日竭地往返汉口途中，一次竟没有再回来，他的计划还没有全部完成，便在途中被国民党捉住杀害了。

        1929年春，武汉一带发生蒋桂战争，黄安县的七里坪镇和麻城北部张店镇的驻军撤走了。于是，王树声他们这支队伍，开始向民团进攻，不断取得胜利。他们终于占领了一些乡村，组织苏维埃，发动农民打土豪分田地。

        这年夏天，王树声所参加的这支游击队，扩大到300多人，中共中央委派徐向前去领导他们，成为他们的大队长。徐向前将大队编为3个中队，王树声便升任为其中的1个中队长。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徐向前教给他们许多军事知识，并发挥了他的优越的军事天才，指导他们打游击。从此，他们的军事行动便节节胜利，大队的人马也迅速增长起来，由几百人发展到一两千人，苏区也随之扩大起来，其他各地的同志也聚集到他们这里来。

        张国焘回忆起部属给他讲的这些革命草创的往事，筚路蓝缕，备尝艰辛，每每激动不已。现在，他带着这支各路人马汇集起来又在他领导下不断扩充发展起来的8万大军，没有根据地可以依托，离开川陕苏区再次作艰苦的转战，要不多久，就要同中央红军会师了。今后的路，又将怎样继续走下去？但愿与中央红军不要产生分歧，和衷共济，合作共事，度过难关。中央红军之被迫突围西行，说明中共的政治路线有些问题，俟两军会师以后，再作检讨，帮助中央端正政治路线，不致误入歧途，难以自拔。张国焘想得很多，他期待会师，但又担心会师以后意见不能统一，产生龃龉。他一直处在矛盾冲突之中。但他有一个极强的观念，就是不管怎么说，任何时候，必须坚持自己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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