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3点多钟，周恩来从沙窝的喇嘛庙开会出来，头感到有些昏痛，高原的夜风一阵一阵地袭击着他单瘦的身体，他哆嗦起来，“咯咯咯咯”的不断咳嗽。

        天边的月儿洒下清冷的光辉，几颗寂寞的寒星在沉沉的夜空眨着不眠的眼睛，深情地注视着几个疲惫的夜行人。

        周恩来的身子软软的，腿脚好像没有一点力气，抬脚动腿都感到有些困难，似乎还有点儿恶心，想呕吐。特务员小魏在马灯的光亮中看见周恩来走起路来身子摇摇晃晃的，咳嗽声不断，赶快扶着周恩来的手臂，无比关怀地说：

        “周副主席，我叫担架来。”

        周恩来挥挥手：

        “不消了，慢慢地走回去。”

        从开会的地方到军委总部驻地，本来没有多远，可是他们竟走了好几十分钟。

        周恩来吃力地摸回到自己的房间，头一阵剧痛，身子感到特别寒冷，胳膊和腿脚的关节，也开始疼痛起来。他实在支撑不住了，身子不自觉地倒在木板搭的铺上，嘴里喃喃地叨念着：“小魏，冷得要命！快给我加盖一点东西。”

        小魏迅速将周恩来的一床黄色棉毯搭在薄薄的灰夹被上，亲切问道：

        “想喝水吗？周副主席！”

        周恩来摇摇头说：

        “还冷，再盖一点。”

        小魏又将周恩来的一件灰布大衣盖在棉毯上。

        周恩来半睁着红红的眼睛还在一个劲地说：

        “冷——冷——好冷哟！”声音逐渐微弱下来，双眼紧闭着。

        小魏急了。他在周恩来身边一年多日子，还没看见周副主席病得这般模佯。于是用手在周恩来的额上试了试：

        “哟！头好烫，发高烧！”他不敢怠慢，拔腿便朝卫生部驻地跑去。

        突围西征以来，周恩来异乎寻常的辛苦，和在中央苏区一样，军委的主要责任全落在他的肩上。傍晚，每到一个驻地，他就叫人架起电线，接收各军团的电报，同时，挂起地图，以便观察和抉择行军、作战的路线。然后他才坐到椅子上稍事休息。等各方面的情况来齐后，经过分析研究再找毛泽东商量，然后起草作战命令，下达行军路线，直到向各军团的电报都发出后，他才睡觉。这时天已接近黎明，新的一天忙乱的生活又将开始。本来，刘伯承是总参谋长，但眼睛不好，晚上工作不方便，所以周恩来不要刘伯承起草作战命令，而由他自己承担起来。白天，他又要和部队一起行军。清晨太困了，有时在担架上躺一会儿，算是对熬夜的补偿。因为睡眠不足，骑马时常常要打瞌睡，容易摔下来。一到驻地，他又顾不得休息，等到把事情处理完毕，常常是下半夜啦。周恩来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周而复始，夜以继日地操劳。有时刚刚躺下，来了情况，又不得不把他叫醒处理，不然要贻误军机。在贵州黎平附近，总部一局的罗参谋为了向他请示一个急事，曾热泪盈眶地三次叫醒周恩来。第三次渡赤水河的时候，罗参谋有事向他请示，周恩来在睡梦中“嗯”了一声，小罗以为他已同意，退了出来。第二天，周恩来说他完全不知道这件事。于是周恩来从此规定，以后必须将他喊醒坐起来，才算叫醒，或者干脆让他站着听参谋们请示或汇报工作，以免又睡着了。大军西征以来，他常常彻夜不眠，实在支持不住了，就伏在桌上打一会儿盹，又赶快抬起头来继续工作，西征中的周恩来，就是这样夙夜匪懈，宵衣旰食！

        周恩来的身子，由于忘我的工作而显得十分虚弱了。翻过夹金山时，高山缺氧，风雪的肆虐，又将他躯体折磨一番，他因感受雪山的风寒开始生病。部队到了毛儿盖，由于粮食的极端匮乏，周恩来不得不同大家一起吃野菜和青稞，虚弱的身子终于再也无法支撑了，彻底垮了下来。

        小魏请来了卫生部的戴医生，一量温度，竟高烧到四十度。戴医生对小魏说：

        “周副主席患的是疟疾。”接着他从挎包里取出一包还是在遵义“太平洋药房”购买的奎宁丸，交给小魏说：

        “对付疟疾，只剩下这么十几颗奎宁丸了，我一直留着，舍不用，赶快给周副主席吃，过几天，烧就会退的。”

        小魏照戴医生的嘱咐，精心照顾着周恩来，还替他熬了一碗青稞面，加放了几滴酥油。

        但周恩来的高烧一直不退，且不能进食。小魏急得哭了，赶快跑去找毛泽东。

        毛泽东得知周恩来病重的消息，急派卫生部的王斌与李治两位医生前往诊治。王斌和李治替周恩来检查后发现肝部肿大，皮肤发黄，两人商量研究一番后确诊为肝炎，这时已发展成阿米巴肝脓肿，急需排脓，不然有生命危险。

        但在这一无设备二无医药的环境里，不要说开刀或穿刺，就连消毒工作都无法进行。怎么办？王斌考虑了一会急对站在周恩来身边的特务员说：

        “快到雪山上取些冰块来。”

        小魏与小范简单商量了一会，决定让小魏留下照顾周恩来，小范他们到60里外的大雪山上去取冰块。

        王斌和李治取出几粒易米丁，扶起昏迷中的周恩来，让周恩来用温开水吞下。这种易米丁，实际上是治疗痢疾用的，但这时到何处去找治肝炎的特效药，没有法只得用它代替了。

        王斌与李治一直守护在周恩来身旁，不敢挪动一下脚步，注意观察着周恩来服药后的变化。他们不断用湿毛巾敷在周恩来的额头，一直等到下午，小范和小吴才气喘吁吁地抬回几大块晶莹的冰块。王斌和李治迅速将亮晶晶的冰块冷敷在周恩来脓肿的肝区上方。一会，便听见周恩来响起一两声微弱的呻吟。

        邓颖超在休养连得知周恩来病重的消息，急急从驻地赶到军委总部。一路上，心情格外沉重。本来，她的身体也不大好，西征开始，她患了肺结核，吐血，以致编在总卫生部干部休养连行军，没与周恩来在一起。

        十来个月，邓颖超与周恩来见面的机会也不多，主要是周恩来太忙，邓颖超不愿意去打搅他。有几回，毛泽东和周恩来走过休养连，连里的同志看到直叫唤：“毛主席和胡公来了！”（周恩来长征中因蓄胡须，同志们亲切地叫他周胡子，或称胡公）周恩来走到邓颖超身边，三言两语简单地交谈了几句，又分手了。记得部队在抢渡贵州的北盘江以前，国民党的飞机向休养连驻地掷弹，贺子珍、钟赤兵等人受伤，还死了几个战士。周恩来闻讯，在夜半提着马灯来看望休养连的同志，同邓颖超也只交谈了几分钟，便分手了。

        十来个月的戎马岁月，邓颖超同周恩来就这么简简单单地见过几次面，都是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似乎少了一点夫妻的情份。他们没有工夫去低回缱绻，周恩来和邓颖超就是这样！

        这次，因周恩来病势严重。沉疴不起，邓颖超才不得不来看他。

        邓颖超忐忑不安地迈进周恩来的房间，见周恩来睡在木板床上昏迷不醒，双目紧闭，那双终日审视战争风云的累眼暂时休息了。她用手轻抚了一下丈夫的额角，感到烫烫的，有点烧手。她凝视着丈夫那张长满胡须的面颊，感觉越来越加消瘦了，似乎只有一张手掌大，皱巴巴的干瘪的脸上，仿佛涂了一层蜡黄，邓颖超的眼角不自觉地滚动着几颗热泪。

        压在周恩来腹部的冰块，受着高烧体温的消溶，清亮的雪山之水，便嘀嗒嘀嗒地掉在床下的一只木盆里，停泊在邓颖超眼角的泪珠也随之掉了下来，滴落在她风尘仆仆的征衣上。

        这时小魏才“发现”邓颖超在身边，于是轻轻说道：

        “邓大姐，请坐！”

        邓颖超颔首不语，一直倾身伫立在丈夫身旁。

        天色渐渐地黑了下来。落向西陲的余晖，渐次隐没在浓重的大山的荫翳里，遥远的雪山，失去它白灿灿的光芒，在天边留下一重重巍峨的剪影。

        小魏对邓颖超说：

        “邓大姐，我送你回休养连。”

        邓颖超平静地说：

        “不！今晚我不能回去，我要照顾恩来。”

        “那你怎么睡呢？”

        “我在恩来的床前铺点稻草，将恩来的包袱皮盖在稻草上作垫单就得啦。”

        小魏不安地说：

        “邓大姐，你也有病。”

        “没关系，今晚，你们都去休息，我替你们值班，恩来生病的这些日子，你们也真够辛苦啦。”

        小魏噘着嘴说：“邓大姐不走，我们也不走。”

        邓颖超说：

        “好！今晚我们大家一起照顾周副主席。”

        邓颖超坐在周恩来床边，把周恩来脱下来的灰色羊毛背心拿过来看看，目的是趁机替他找找虱子。突围出来，部队根本谈不上讲究卫生，上上下下全生虱子，疾病缠身的周恩来，更不例外。邓颖超在闪闪烁烁的马灯光下，见背心的羊毛线眼子里，一只只虱子在有气无力地蠕动，有的虱子肥肥的，似乎喝够了血浆，行动不便，大腹便便地斜插在毛线衣眼子里一动不动。看见这么多害人虫、寄生虫霸占着周恩来的衣服，邓颖超难受极了。心想，西征以来，恩来的身子本来就弱，怎经得起这么多虱子的咬噬、折磨，哪有这么多的热血来喂养这些可恶的家伙。她一边听着周恩来的呻吟，一边用双手的大指甲挤掐虱子，挤掐一个，心里就默记着数字，心想看看究竟能找到多少？每掐一个，静静的屋子里便响起轻微的“咔吧”一声。那些肥虱的血浆甚至溅到她的手臂上，她擦了一下，摆摆头，微微叹了口气。

        伴着周恩来时断时续的呻吟，大约花了两三个小时，邓颖超在周恩来的灰羊毛背心上找到170多个虱子，虱子的血把她的两个指甲都染红了。虽然如此，但邓颖超怀疑是否把毛衣上的虱子都捉光了。因为那些白色的星星点点的虱卵，还一簇簇牢固地粘在毛衣的皱褶地方，任你怎么弄也弄不干净。邓颖超只得在虱卵集中的地方，用大指甲一团团地挤掐，于是，房子里便响起一阵咔咔吧吧的声音。她又一次摇摇头，唉声叹气起来。

        翌日清晨，周恩来苏醒过来，呻吟声中夹着一声声“肝疼”的叫声。邓颖超和王斌、李治赶快把周恩来扶起来，终于排出半盆绿色的脓来，屋子里弥漫着一股异样的臭味，大家心里一下掉下一块石头，心想周副主席得救了，接着他的烧也慢慢退下来。周恩来睁开眼，发现邓颖超在身边，感到有些意外，用一种微弱的声音问道：

        “小超，什么时候来的？”

        邓颖超双眉舒展开来：

        “昨天下午。”

        周恩来慢吞吞地说：

        “我怎么不知道呢？”

        “你发高烧昏迷不醒，什么都不知道。”

        周恩来有气无力地说：

        “这阵，我感到腹部舒服一些，不像昨天那样疼痛了。”

        邓颖超看看王斌和李治，会心地点点头。

        周恩来服了易米丁，用冰块降了温，排出脓液以后，疾病慢慢的有所好转，烧已开始退了，可以进一点软食。邓颖超在他身边照顾了三天，便返回休养连驻地。邓颖超离开的第二天，毛泽东来看望周恩来。

        毛泽东走近周恩来的床边，轻声问道：

        “恩来，好些吗？”

        周恩来眨巴着一双无神采的大眼：

        “好多了，看来暂时不会去见马克思了。夏洮战役计划，执行得如何？一、三军团离开班佑北上没有？”

        毛泽东慢慢对周恩来说：

        “前两天，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的索花寺开会，讨论了一下战略方针和夏洮战役的作战行动问题。”

        周恩来关心地问道：

        “没有吵架吧。”

        “还好，这次开会，没有吵架。”

        毛泽东下意识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支香烟，随即又插入口袋的烟盒中，决定不抽了。因他突然想起周恩来咳嗽，唯恐因烟味的刺激而加剧。

        毛泽东对周恩来说：

        “我在会上，依据中央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强调红军北出后，应以洮河流域为基础，建立根据地。因为这一地区，背靠草地，川敌不易过来，而临近青海的回民区，党的民族政策得当，回民不致于反对我们。如东进受阻，以黄河以西作战略退却，也是好的。所以向东向西是一个关键。我们应采取积极的战略方针，争取向东发展。”

        周恩来躺在床上注意听着毛泽东的陈述，不断点头。

        毛泽东接着又说：

        “会上诸公，基本上都赞同我提出的主张，陈昌浩的态度尤为坚决。他主张我们应快速北进，集中最大兵力，向东突击，以实现中央的既定方针。”

        周恩来一听，清癯的颜面立刻绽出一丝笑容。

        毛泽东接着说下去：

        “徐向前的意见也是主张应当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而不应向黄河以西，我军北出甘南后，应坚决沿洮河右岸东向，突破岷州王均部的防线，向东发展。万一不成，再从河左岸向东突击。”

        “看来，会上没有分歧的意见，大家都同意向东了。”周恩来喜悦地说着，欣然一笑。

        毛泽东强调说：

        “向东还是向西，是全局中的关键。向东是积极的方针，我们必须采取这一方针。否则，将被敌迫我向西，陷部队于不利境地。从洮河左岸或右岸前进，可视情况而定。如有可能，即采取包座至岷州的路线北出。如欲占领西宁，目前是不利的。沙窝会议前，决定由总司令部率领的左路军：五军、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三十三军，此时应向红军前敌指挥部率领的右路军：一军、三军、四军、三十军靠拢。阿坝可速打一下，后续部队应不经阿坝而向右路军靠拢。我们不应将左路军看成是战略预备队。总之，我们必须坚决向东打，以岷州、洮河地区为中心向东发展，决不因遇到一些困难，便转而向西。”

        纵横捭阖，毛泽东对当前战略方针的阐释，周恩来一听，便心领神会。他虽然因病没有参加毛儿盖会议，但经毛泽东这么一介绍，他完全了解了会议精神，心想这是对沙窝政治局会议关于战略方针的补充决定。

        周恩来欣然对毛泽东说：

        “你的考虑是对的，应该这样，我们才有希望。昨天，徐向前来看我，还带来几斤牛肉，这算是头等补品啦。徐向前也谈到这次会议的一些情况，明白表示他的东进意见。还说你在毛儿盖会议上，特别表扬了陈昌浩的发言。”

        毛泽东笑笑说：

        “陈昌浩与张国焘不同啊。他虽然跟张国焘紧，但毕竟年轻，容易接受正确的主张。国焘老兄不同啊。”

        周恩来问毛泽东：

        “听说张国焘没有参加毛儿盖会议，是吗？”

        毛泽东哈哈一笑：

        “他说肚子疼，躲在四方面军总部，不愿参加。”

        周恩来说：

        “怕是沙窝会议大家不同意他的意见，闹情绪呢？”

        毛泽东摇摇头说：

        “不好办啊，张国焘是停停走走，走走停停，一会说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好，一会又说要开会研究那个问题，总是节外生枝，难以应对。”

        毛泽东在周恩来这里坐了一会，由于还要到前敌指挥部去开会，很快便离开了。

        8月下旬，根据毛儿盖会议决定，右路军开始北过草地。一军团先行，正在病中的周恩来随彭德怀率领的三军团殿后。

        右路军进入若尔盖大草原的边缘，开始了穿越草地的进军。

        川西北草原，历史上一直为松潘所管辖，故又有松潘草地之称。它位于青藏高原同四川盆地的连接地段，范围包括热尔郎山以南，浪架岭以西，查针染子以北，面积约15，200平方公里，海拔在3500—4000米以上。其地势由东、南、西三面向北倾斜，起伏不大，一望无际，茫茫无垠，为典型的平坦高原。白河（即嘎曲）和黑河（即墨曲）由南而北纵贯其间，注入黄河。河道迂回摆荡，水流滞缓，汉河、曲流横生，将偌大的草原弄得四分五裂，支离破碎。由于排水不良，潴水而成的牛轭湖星罗棋布，形成大片的沼泽，污水横流。经年水草，盘根错节，结络而成片片草甸覆于沼泽上面。在河间地带，时有相对高度在百米以下的浅丘隆起，其形态多为缓坡平岗，极少棱角锋利的山岩或陡急的沟谷。草地的气候又甚为恶劣，年平均气温在摄氏零度以下，雨雪冰雹，来去无常。时而晴空万里，一碧如洗，烈日炎炎；时而阴霾蔽日，电闪雷鸣。每年的5至9月，是草地的雨季，年降水量的百分之九十，在此期间注入地衣，使本来就泥泞滞水的草原更显出“沧海横流”的景象。四野荒茫，渺无人烟。

        中共历史上一场罕见的艰苦行军，就这样开始了。这是一场人同大自然的殊死搏斗，大自然在极其残酷无情地等待着忍饥挨饿的红军。草地边缘偶尔摇曳着一束束鲜花在向着缺衣少吃的红军微笑，其实那是死神在那儿狞笑。在这片神秘莫测的土地上，既显示着大自然的凶猛与冷酷无情，更表现着广大红军指战员的意志、毅力与顽强。

        正在患阿米巴肝脓肿的周恩来，由于连续发了几天高烧，五、六日没有进食，身体十分赢弱，不要说过草地，就是在平地上行军也不行，听说要过草地北上，他勉强从床上爬起来，想在屋子里走走试试看，不料一投足便踉跄跌在地上。小魏赶快扶起来，说：

        “周副主席，别急，我去报告彭军团长。”

        彭德怀在三军团司令部听了小魏的报告，十分焦急，苦苦思索了一阵，然后断然决然地对小魏说一个字：

        “抬！”

        彭德怀把三军团参谋长肖劲光找来，向他吩咐道：

        “恩来同志生病，不能行动，你具体负责，立即组织担架队抬。实在不行的话，宁可把装备丢掉一些，也要把他抬出草地！”

        肖劲光接受任务后，回去考虑了一下，决定从迫击炮连抽人组成担架队，把带不走的迫击炮弹埋掉。担架队分成几个组，轮流抬着重病中的周恩来、王稼祥等领导同志过草地。

        担架队还缺一个队长，由谁来当？

        干部团团长陈赓跑去找杨尚昆和彭德怀，自告奋勇愿意担任担架队长。

        杨尚昆说：

        “干部团的担子重，还是带好你的部队吧。”

        陈赓用恳求的目光凝视着杨尚昆说：

        “政委，恩来同志病重，把他抬出草地比什么都重要。”

        彭德怀打量着陈赓：

        “可以考虑。”

        陈赓乐了，进一步说：

        “我当过医生，一路上可以照顾恩来同志。”

        杨尚昆笑了，对彭德怀说：

        “陈赓为了想当担架队长，还会找理由哩。”

        陈赓认真地说：

        “我真的当过医生。”

        “在哪？”杨尚昆问道。

        “在大上海，我陈赓挂过牌子开过医院，除了拔牙，接生，别的我都能治。”

        彭德怀白了陈赓一眼：

        “算了，别瞎吹了，你那是冒牌货。”

        杨尚昆说：

        “老陈，既然老彭同意，你就赶快去准备一下吧，部队马上要向草地进军。”

        兵站部部长兼政委杨立三，也报名要参加给周恩来抬担架，自愿在陈赓的名下当一名担架队员。

        部队进入草地后，几乎是无日不雨。雨水不仅淋透了战士们的衣服，也掩没了部队前进的路线。有些地段，连续几十里水深没膝，藏族的通司（向导）也难以寻找过去游牧留下的痕迹。时值8月，也正是草地冰雹肆虐的季节，鹅卵般大的冰雹，有时铺天盖地而来，红军在这茫茫草原上连个藏身之地也寻觅不着。这一片泽国水乡，除偶尔有堆堆笼笼的灌木丛出现于缓坡平岗之上外，其他什么树也没有。如果有谁偏离了部队路线，陷身淤泥，就难以自拔了。

        陈赓领着担架队员，抬着周恩来、王稼祥等重病号，在草地上艰难地行进着。

        陈赓、杨立三和担架队员也着实可怜。他们经过长途跋涉，又缺少粮食和盐巴，有时是野菜充饥，好的时候，一捧青稞面便可以果腹。但常常是饥肠辘辘，饿得头昏眼花。衣单乏食，冻馁交加，一个个体质相当虚弱，而脚下的路又是如此的难行。几次周恩来挣扎着要从担架上爬下来，不让同志们多受一份苦，可都被担架队劝阻了。大家总是坚持要抬，好像这是神圣的任务，什么天大的力量也不能动摇。

        杨立三本来已经是相当一级的干部了，完全可以协助陈赓，照拂好担架队，作个管理人员就得了。可是，他坚持要为战士们分担一份劳累，把担架放在自己的双肩，尽一份责任。他之所以要这么做，是由于周恩来的人品、人格力量鼓舞着他，支撑着他，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表示一份对周恩来的崇敬，对革命的忠心。杨立三和战土一起，孱弱的肩上放上沉沉的担架，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大雨倾盆而降，陈赓赶快举起一块油布，遮住担架上周恩来的上半截身子，而他们呢？则个个淋得落汤鸡似的。只要保住了周恩来，他们自己，则全然不顾了。

        担架队员的脚，在潴淤的污水草地潦乱地跨着，步步吃力。如果被乱石砸破了，那饱含大量毒质的浊水浸进伤口，立刻便会红肿，继之而糜烂，疼痛难忍。钻心的痛楚，常常使肩上的担架颠簸震颤，牙齿都快咬碎了。杨立三始终是个干部，不像战士们经常扛枪抬炮，双肩时时锻炼着。不久，他的肩膀被磨破了，担架放在上面，苦不堪言，战士们劝他不要再抬了，可他坚持着，默默地承受着痛苦的折磨，他肩上伤口渗出的血，与衣服沾在一起，很快结成一层层暗红色的血痂。污垢、血迹、衣服完全凝固在一起了。

        晚上，露宿草地的时候，杨立三不但感到肩痛，颈子也疼痛起来，脖子直挺挺的不能动了。一歪就难受。

        草地行军，真是行路难啊！何况肩上还放着一副沉沉的担架。

        由于周恩来尚在病中，需人照顾，休养连批准邓颖超照顾周恩来过草地。一天，邓颖超接到通知，马上去追赶周恩来的担架，天忽然下起雨来，越下越大，没有一间房，没有一棵树，只有一些低矮的灌木丛，但无法藏身，四野迷茫，到哪里去找一个躲雨的地方呢？想着病中的周恩来，她冒着大雨，撑起那把破旧的红油纸伞，沿着部队前进的路线，深一脚，浅一脚地在草堆里穿行。走啊，走啊，她不小心陷入沼泽，她不敢再动弹了，她知道如果用力将越陷越深。就这样半截身子插在泥淖里好长时间。她的肺结核病本来就没好，凉水又浸击着她的下半个身于，瞬间她感到透不过气来，头晕目眩，浑身窒息般难过，接着咯咯咯地一阵猛烈咳嗽起来。腐败的草根，经过污水的长期浸泡，升腾起一股恶臭，混合着赤痢粪便的奇臭，一阵阵灌进她的鼻孔，她感到阵阵恶心，仿佛要把五脏六腑都吐出来才好过一点。

        “呀？是邓大姐，你怎么啦——”

        休养连的战士小吴经过这里，看见邓颖超这般模样，惊叫起来。赶快伸出手慢慢将邓颖超拉了出来。

        “赶路心急，不小心陷进泥沼里，幸亏遇到你，不然还不知要陷多久呢。”邓颖超站在一丛草堆上，一边拧着裤子上的污水，一边说着，不断打着冷噤。

        小吴赶快脱下自己的一件衣服披在邓颖超身上。

        “周副主席的病，好些吗？”小吴关心地问道。

        “我就是去看他。前几天发高烧，肝脓肿，有点危险。”

        “我们一道走。”

        小吴搀扶着湿漉漉的邓颖超，沿着草地上稀稀拉拉的足迹，一步一步朝前迈去。

        邓颖超紧赶慢赶，总算赶上了周恩来。她身上的湿衣，也因体温的不断“烘烤”，渐渐地变得半干起来。她来到周恩来的担架旁，见彭德怀正在向周恩来汇报情况，她不便打扰，也没赶快和周恩来打招呼，只是静静地站在一旁。周恩来默默地看了看她，向她深情地点点头，也没说什么。

        周恩来的担架搁在一个小土丘上。周恩来坐在一块干草堆上，草堆上面覆盖着一块油布。彭德怀和他的特务员站在周恩来身边。彭德怀看见邓颖超赶来，亲切地招呼她，问她的健康状况。邓颖超也有好久没有看见彭德怀了，见他的身体比从前瘦多啦，脸色黑黄、憔悴，眼囊浮肿，一看便知是劳累过度，又缺吃少眠，于是关心地说：

        “军团长，你要注意身体哩。”

        彭德怀回答说：

        “不要紧，我比恩来同志好，你要好好照顾一下恩来。”

        邓颖超点点头。

        彭德怀转对周恩来报告三军团过草地的遭遇。

        进入草地，三军团减员严重，每天都有死去的战士，有的走着走着倒下去便起不来了，有的人陷进泥沼，越陷越深，也起不来了。有的吃有毒的野菜中毒死了。有的喝有毒的脏水拉赤痢死了。疾病、瘟疫、赤痢泛滥。草地还没走完，有的干粮告罄，找不着野菜的时候，只得吞嚼火烧水煮后的皮带、枪带、皮鞋、马鞍。战士们饿得没法，为了活命，偷杀牲口的事也出现了。军团政治部作战处长黄克诚有匹骡子跟他好久了，他怕人家偷杀，晚上他睡在帐篷里，把心爱的骡子拴在手上睡觉，有人一拉骡子，他就会惊醒过来，心想，只有这样才会保住骡子的一条命。黄克诚暗自庆幸想出这个办法，晚上大可安心睡觉啦。前几夜，黄克诚在帐篷里睡觉，老不安稳，只要一听见响动，便要爬起来。他时不时地听见这冷酷索寞、无边无际的大草原上，响起一声声凄厉的惨叫声，不消说那是骡马在哀鸣，呼救。这些畜牲，跟着受苦受难的西征战士，越过千山万水。坚强的女战士，有时依附着它们的尾巴，爬过高耸入云的雪山，渡过湍急的险滩，多么可爱啊。这时，它们的主人没有吃的，难乎为继，于是它们的命运就更悲惨了。它们更加没有吃的，更加消瘦，一副皮包骨，它们病痛，但还要挣扎着驮着辎重、伤病员、物件，一步步艰难地前进着。战士们为了活命，这时也顾不得纪律了，不得不痛心地举起“屠刀”，向它们要“粮”，以填补一下辘辘饥肠。它们呢，对于战士们的所作所为，不能反抗，也无法反抗，只有眼睁睁地鸣起一声声伤心的惨叫，算是对这悲惨世界的告别。这惨叫声，是怨恨呢？是控诉呢？是对这艰难岁月的留恋呢？对特别怜爱骡子的黄克诚来说，一听见这声音，便揪心般痛，要在过去，他会立刻去把杀骡马的战士教训一番，甚至给以处罚。可是在这非常时期，严峻的日子里，为了苟全性命于乱世，战士们的行为，似乎也无可指责，只有悲怜与侧悯。只有严管好自己的牲口不要丢命就行了。

        黄克诚想了这个拉着牲口僵绳睡觉的好办法，的确睡了一个安稳觉，消除了几日来极度的疲劳。可是第二天清晨起来，他发现自己的骡子屁股后边有一块肉被人家剐去了，草地上滴着的血有的已经开始凝固，被剐去的地方红翻翻、血淋淋的。伤残的骡子是已经痛过了？还是痛得麻木了？一声儿没有呻唤，看见自己朝夕相见的主人来了，反倒甩着干瘦的尾巴，似乎在向主人报告它悲惨的遭遇。黄克诚一阵难过，抚摩着骡子的头、发现骡子的眼眶里漾着一层晶亮的东西，难道骡子在流泪？责备谁呢？骂谁呢？向谁去发火呢？这时都无济于事了。最后，黄克诚只得心疼地将这头掉了半边屁股的骡子交给政治部处理，终于把它杀了，以急救饥寒交迫中的红军。

        周恩来听了彭德怀的汇报，心情沉重万分。他问彭德怀：

        “据你们沿途收容和掩埋的死尸，减员估计有多少？”

        “一军团掉队、落伍与牺牲的，已有三、四百人，还在逐日增加。”

        “啊——”周恩来长长叹了口气，接着嘱咐彭德怀：

        “要特别注意改善给养，组织有经验的人挖野菜，尝‘百草’，各人不要乱挖乱吃；要尽量减少一切不必要的辎重和干部坐骑，腾出马匹、牦牛供宰杀食用；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发扬团结友爱精神，不准丢弃伤病员。依靠广大指战员的高度觉悟和坚强毅力，走出草地！在绝望中求生存！在绝望中求胜利！”

        周恩来交待完毕目送着彭德怀走下山丘，然后才和邓颖超交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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