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中央与三军团，为了摆脱来自党内军内的巨大威胁，采取断然紧急措施，于1935年秋天一个凌晨的2时从巴西及其附近悄悄北撤，走了一段突围西征以来最为惊险的路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毛泽东等共产党人所走的一段最为黑暗的路程。这段路程，除了大自然设下的重重叠叠的障碍与张牙舞爪的敌人的追捕杀戮之外，更多了一层自己营垒里面的同志刺来的暗剑。明枪易躲，暗剑难防。一叶而知秋，未雨绸缪。毛泽东等中共领袖，及时采取行动，摆脱来自咄咄逼人的张国焘的胁迫，率部逃离危险区，迈开艰难的双脚，决心到一个新的区域去创建根据地，再去开展艰苦曲折而又复杂的斗争。

        毛泽东在一座大山下的小村落里见着杨尚昆与叶剑英与之攀谈稍作小憩后，又继续前进。崎岖的山间小径，加之昨夜未曾合眼，使得毛泽东非常疲惫，头昏昏然，腿脚疲软。投身革命以来，受着党内同志胁迫，履临如此险境，他还是第一次。如果昨晚不采取行动，偷偷“逃跑”出来，中国革命将会出现怎样难堪的局面，红军将会面临怎样巨大的灾难，真不堪设想！回过头来，再想想这几天来与张国焘的羽书频传，函电交驰，特别是昨夜的异动，他感到惊心动魄，一想起便心有余悸。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有这么多灾难？中国革命的道路为什么有这么多荆棘？不管脚下的路多么的坎坷，周围怎么的黑暗，处境如何的危险，他决心迈开双脚，肩负着万吨困难，与志同道合的同志一块，一步步去迎接光明的到来。

        “轰隆！”

        敌人的飞机在毛泽东行进的山间投下一枚炸弹。掀起的烟尘与气浪弥漫了山谷。这里是通往甘南的必经之地，敌人设置了封锁线，一座座碉堡里喷出红红的火舌。三军团正在为通过敌人的封锁线作奋力的拼杀。毛泽东不敢再向前进了，与特务员一起在山侧背的岩腔里隐蔽着。毛泽东躺在岩腔潮湿的石块上，掏出口袋里的怀表看了看，时针正指4时。他感到肚子有些饿了，还是昨天下午嚼过两个青稞馍馍，那么离现在快一天了，他还没吃一点东西，没喝一口水。算一算走的路程，至少有八、九十里吧。毛泽东问小陈，身边可有一点充饥的东西；小陈说昨晚走得太急，加上不准点灯，大家打黑摸出来，干粮袋也弄掉了，没有带出来。本来还有2斤多炒青稞面，如果带出来，完全可以打发一下辘辘饥肠。毛泽东丝毫没有责怪小陈的疏忽大意，昨晚那般紧急，谁还顾得到那么一丁点青稞面哩。于是毛泽东只好掏出香烟，点上火，一口接一口的抽起来，借烟“充饥”。

        毛泽东在极度疲困与饥饿中行军，红军战士更不例外。饥疲困乏的身子还要对付敌人的侵击，还要去奋勇作战，不然，大家的性命难保。夤夜的悄悄撤走，名曰“打粮”，实际上大家几乎没带一颗粮食。“仓皇出逃”，大家空着肚子溜了出来。走了一天，没有进食，烧口水来润润焦燥的口舌与安慰一下空空的肠胃吧，但为了避免敌机发现烟火目标，连开水也不敢烧。于是每个人都在疲惫、饥饿、口渴三面夹攻之中挣扎。睁着一双双因饥饿燃烧得快要发绿的眼睛，目不转睛地向周围搜索着，看能否发现一点吃的东西。恐怖、惊吓的目光，时不时还注视着飞机炸弹的“光顾”，一个个唉声叹气起来，呈现出一副坐以待毙的样子，死神随时都有可能攫去他们孱弱的生命。

        有的战士饿得不行，一边躲空袭，一边悄悄在岩壁寻觅野菜，这黄土漫漫的西北高地，哪里有什么野菜哟，只是在阴湿的地方，生长着一簇簇野草。秋风的洗礼，这些野草已经逐渐枯黄，失去绿色的生命与养份。年轻的战士发现了野草，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般，将野草连根拔起来，有气无力地抖抖根须上的泥土，在肮脏的衣服上拂拭了一下，便贪婪地嚼起来。这又苦又涩的野草，真有滋味又不是滋味。战士们嚼了一会，又趴到岩壁积水的小水坑边，伏下身子，吮吸着浑浊的沙水。

        傍晚，轰隆的敌机声消失在远空，渴得要命的战士才敢爬出掩蔽的地方，掳些野草和灌木杆子来烧开水。那些带得有一点青稞麦粉的战士，便用烧开的水调和着吞咽；有些带着炒麦子的，则用开水泡着咀嚼。这时，有青稞麦粉与炒麦子果腹，要算最上等最上等的食物了，简直可以说是赴了一席“华筵”。那烧开的浑黄混浊的水，调和着炒过的黑黄黑黄的青稞麦粉，有似稀泥酱，饿得要命的战士大口大口地吞咽起来。炒过的青稞麦，经开水一浸泡，慢慢开始发胀，在斑斑驳驳的搪瓷缸里，像一粒粒沙子，战士们嚼起来，比什么都香甜，赛过了盛宴上的“八宝饭”、“珍珠粥”。

        毛泽东也不例外，傍晚坐在这渺无人烟的黄土丘陵地上吃了一缸开水调和的青稞麦粉，这点青稞麦粉还是供给部听说毛泽东没有东西吃及时送来的。比起其他指挥员来算是奢侈一点的，是毛泽东多吃了几个公务员小陈为他准备的炒辣椒。这几个辣椒还是在毛儿盖屯驻时小陈向藏民购买的。买来后，小陈用酥油煎炸得焦黄焦黄的。毛泽东觉得无味的时候，就拣上两个来解馋。毛泽东喝一口黑糊糊的青稞麦酱，再咀嚼一下小辣椒释放出来的辛辣味，宽宽的额角不觉渗出些热汗来。他用手拂拭着，感到凉凉的，这时背心也开始冒出一阵冷汗来，头一阵晕眩，一阵恶心难受，他知道这是出的虚汗，是体虚极需补充营养的一种生理反应，生理现象。他微闭着双眼，强迫自己镇定，让失去平衡的心态，惭惭恢复平衡。毛泽东以极大的意志努力克制的结果，不见多大成效，双眼阵阵发黑，耳朵也开始嗡嗡鸣叫起来，恶心加剧，极想呕吐，但腹空如洗，拿什么东西来吐哩？他不断打着干呕，“噢噢噢”的声音反复着、间断着，刚刚咽下去的辣椒，又强烈地刺激着空荡荡的胃壁，他的胸口犹如针刺般难受，一阵“噢噢噢”的呕吐的结果，吐出一口口酽酽的黄水来，想必是刚咽下去的辣子、青稞麦粉与胃液的混合物。毛泽东低着头吐了一阵，感觉好受一些。结果，他一天才吃下的一点点东西，全渗进了脚下的黄土，留下的还是一个空胃。他用还残存着一些青稞麦粉酱的搪瓷缸，舀了一点开水，漱漱嘴，慢慢走到一棵小树下，心想，今晚怕要在此过夜了，好好困一觉吧，天明再赶路，到了甘肃南部的高吉（即俄界）再说。

        毛泽东坐在小树下，身子倚着碗口般粗的树干，心里对小树说，今夜晚，你就是我的眠床了，紧挨你过一夜吧。这时小陈拎着一块油布走过来对毛泽东说：“主席，地上潮湿，我给你找来一块油布。”

        毛泽东赞赏地说：

        “今晚有这块油布，可好啦！可以避风雨喽。小陈，你赶快去困觉，明天一早，还要急行军。”

        就这样，这支匆忙逃离危险区，赶了八、九十里路程的队伍，在这冷寞空旷而又荒凉的中国大西北一隅，“安营扎寨”下来。这时，他们心中升起一个极为美好的愿望，就是希冀今夜不要下雨，美美睡一觉，解除多日来，特别是昨日半夜以来由于突发的急行军带来的极度疲倦。

        毛泽东身倚小树，闭上困眼朦朦胧胧的睡了十多分钟，老天好像有意与他们作对，突然下起雨来，四周便滴滴嗒嗒响个不停，闹得大家无法安寝，坐着的、睡着的都赶快爬起来。夜来风雨声，倦旅尽愁眠。阵阵狂风挟着滂沱大雨，在这墨黑的郊野乱刮乱飘。天公也太不公平啦，为什么要降大雨来折磨这些无遮无盖多灾多难的将士呢！大自然是否用这种种残酷的手段，来考验他们对自己的信仰是否忠贞不二。

        毛泽东不仅睡觉未成，还被淋了个浑身没有一处干，他虽然站着用油布顶在头上，但这么大的雨，一块油布根本无济于事。这与他早年在长沙，还是一个青年学子的时候，为了锻炼体魄，有意进行风浴雨浴，完全是两回事啊！

        毛泽东在风雨夜中，就这么屹立着，头上顶着一块破旧的油布。在风雨间歇的时候，他想抽支烟，但摸摸口袋，烟卷全湿透。“呵哧——”他重重打了一个喷嚏，浑身冷得直打哆嗦，上牙与下牙，也不由自主地开始打起架来。

        露营的红军，个个被淋个彻底，大家忿忿地咒骂着上苍的无情，天若有情应睁开眼，看看下面露营的可怜的红军。指战员们心想，假如上苍是人的活，那么，他们非与之拼命不可了。

        翌日清早，毛泽东裹着一身湿衣湿裤，与脱险的红军又继续行军，毛泽东的体温难以烘干一宿淋湿的衣裤，以致迈腿动脚十分不便，好像有什么东西牵制着身子，一路走还一路咳嗽，真不是滋味。他们沿着包座河急急向前进。雨后的小路泥泞而滑，异常难行，不断有跌跤的，好多人都仿佛变成了泥人。他们经过一段左边是危崖绝壁，右边是湍流甚急的包座河的极狭隘的小道，行进非常迟缓，简直是在爬行，稍有不慎，即坠入滚滚的激流之中。行至下午，包座河里的水，陡然澎涨起来，很快淹没了路，路面的水深瞬间便高达数尺，令人无法行走。因为看不见路径，如果脚步踩虚，就会顺势滑下滔滔的黄流之中。这时天色又逐渐暗淡下来，快近傍晚了，暂时停止前进吗？何处宿营？而又不知明日水势如何？倘若追敌趁机赶上来，又怎么办？真是进退两难，步履维艰啊！有的人悄悄怨恨起来：为什么会遇到这么多困难？吃这么多苦？一个困难衔接着一个困难！一道难关扣着一道难关！命运为什么这般不好！到底要被罪恶与困难折磨到何时才是尽头？看来灾难的生命只得交与这些莫大的艰险主宰了。在这般困难与苦恼的境遇之中，大家只好想尽一切方法往前走，挣扎着前进，抗争着前进，因为只有前进，才有出路。

        会游泳的人，沿着河岸路面连走带泳，浮游过去。不会水的人，则在峭拔险绝的危崖上冒险攀登，或在崖壁缝隙的草丛中披荆斩棘，困苦地前进。毛泽东摇曳着高大的身躯，连走带泳，在河边的水路上起起落落，这突发的大水，对于他来说，倒没引起他过分的惶恐不安。因为早年他曾在故乡的大河里中流击水，浪遏飞舟。他喜欢大风大浪，他不惧怕大风大浪，他认为大风大浪正是锻炼一个人意志与毅力的课堂。这时他担心的是这几千红色的种子，他要让他们尽量少一点损失，赶快转移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他特别担心的是卫生部干部休养连的老人与体弱多病的妇女。还有那些受伤不愿寄下跟着部队前进的伤病员。

        这时坐在担架上的周恩来，前进起来就更加艰难了。在大水面前，周恩来勉强支撑着瘦弱的病体，离开担架慢慢朝危崖走去，两个特务员小魏和小范急忙上前搀扶着他吃力地爬上陡削的山崖。周恩来一阵阵气喘，身子一阵阵冒出虚汗，手不时地抵着疼痛的右腹，紧咬牙关，一步步艰难地攀登着。

        然而，在水里游泳由于体力不支挣扎半天终逃不脱没顶之灾的淹毙者，与在危崖上攀登因身体虚弱失手坠入激流者的消息，不断传进毛泽东的耳里。他也亲眼看见随水漂流着的红军的一具具尸体，在滚滚的浊流中随波浮沉，他的心一阵阵紧缩。擦黑时分，闯过一道道地狱之门、幸免罹难的红军，终于陆续抵达高吉。直至晚上12时许，五个一群，十个一队的战士，拖着疲惫饥饿的身子，还在向高吉走来。

        侥幸免于一死，活着来到高吉的每一个人，都深感极度的倦怠，精力衰竭。这惊险的一幕幕，不亚于跨越湘江，冲过乌江，不轻于大渡河的恶浪，雪山的冷酷，草地的污瘴。还多了一层，提心吊胆地严防着自己的同志悄悄射来的冷箭。自己人打起来，就更麻烦了，更难对付了。外部的，内部的，大自然的种种罪恶，一齐向红军扑来。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又一次面临着巨大灾难的挑战，面临着巨大的危机。

        毛泽东到达高吉，天已黑尽。这甘肃南部的小村子死一般沉寂。他被安排住进一间低矮的茅屋。当他朝门板搭的铺上一坐，便起不来了。身子好像瘫了一般难受，腰肢酸软，双腿肿胀，夜雨又加浮游打湿的衣裤，被体温的熏蒸烘干了大半。那半湿半干的脏衣，氤氲着一股浓烈的汗酸臭味，身上这里那里不断骚痒，难受极了，想必是虱子被水浸泡后感到不舒服在那儿不断骚动挣扎，抑或是这些可恶的寄生虫饿了，在狠命地咬噬毛泽东饥疲的皮肉。这时的毛泽东，也管不了那么多了，他的心被红军的命运、中国共产党的前途紧紧拴系着，他在集中思想思考脚下的路该如何走下去！

        小陈走进屋来，为毛泽东点亮了马灯，又替毛泽东端来一缸用开水调好的青稞麦粉，毛泽东饿坏了，接过缸子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吃毕，用衣袖擦擦嘴角对小陈说：

        “有烟没有？给弄包来，有一天有得烟抽了，憋得慌。”

        小陈回答说：

        “好，我就去弄。”

        毛泽东又说：

        “你赶快把洛甫同志找来，我有事情。”

        小陈答应了一声，退出了小屋。

        一会，洛甫在小陈的陪同下，提着马灯踏进毛泽东的屋子。

        洛甫的衣服一样没有干透，身子同样弥漫着一股难闻的汗酸臭味。由于巴西夜间的急行军，路上又遇到那么多灾难，以致弄得他很狼狈，脸色更加难看，灰色中夹着一层铁青。一夜工夫，仿佛又瘦了许多，再配上那副近视眼镜，更像一个落难的书生。

        毛泽东见洛甫这个样子，踱着步兀自笑了起来，幽默地说：

        “闻天，你这个样子，简直像个‘逃兵’。”

        洛甫回答说：

        “本来大家就是逃出来的嘛，不是‘逃兵’是什么。”

        毛泽东苦笑起来：

        “对！我们大家都是逃难者，终于逃出了张国焘的魔掌。”

        洛甫凝视着毛泽东，见他同样穿着半干的脏衣服，上衣解开，神情憔悴，肩背微微驼着，完全像一个落泊的村中学究，洛甫的良心有些凄恻，心想，目前红军的惨景，完全是张国焘一手造成的，不然，哪会弄到这般境况，这般遭际。洛甫坐在木板床上，用眼镜后面漾起的一缕焦虑目光注视着毛泽东问道：

        “老毛，你找我有什么事？”

        毛泽东说：

        “前天，我们紧急撤离巴西，这一突发行动，为广大干部战士所不知，当时情况危急，我们也有得工夫好好研究，说走就走，放开两腿就跑，看来，政治局的同志，应该在这里碰碰头，统一一下看法，研究一下下步的行动，如何？”

        洛甫点点头：

        “我也在这么想，从巴西跑出来，部队情绪很糟，一两天来，掉队、落伍和牺牲的人不少，很多人对这一紧急行动不理解，统一一下认识，很有必要，好向下面作解释。”

        毛泽东紧接说：“明天就开会，怎样？人都在这里，好通知。”

        毛泽东边说边连连打呵欠，显得非常情倦，这时，要是有支香烟给他提神，该多好啊。

        洛甫忖度了一会说：

        “嗯。如果明天开会，我们还得准备一下，对张国焘分裂红军的行为，要有个明确的意见，作出决议，在一定范围内公布。最好多通知几个人来，开个扩大会。”

        毛泽东站起来，挥了一下手说：

        “张国焘，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处理不好，会牵连四方面军一大片，我们要慎重。这个时候，千万不能感情用事啊！”洛甫思考着毛泽东的话，小屋出现暂时的沉默。唯有床头小凳上马灯的火苗，在玻璃罩子里晃来晃去，像一个小小的精灵，在不停地跳动。

        次日上午，中央政治局在村头三军团司令部驻地召开紧急会议，除政治局成员外，蔡树藩、叶剑英、林伯渠、李维汉、杨尚昆、李德、林彪、聂荣臻、朱瑞、罗瑞卿、彭德怀、李富春、袁国平等各方面的负责人，都通知来了。各人找了一只板凳挤在小屋中坐着，都显得有些儿沮丧。一个个闪动着困惑的眼睛，不安地等待着，仿佛又在焦急地企盼着什么。

        洛甫与毛泽东、周恩来简单交换了一下意见，随即对大家说：

        “同志们，这一两天，张国焘闹了点乱子，可能有的同志知道了。张国焘的这场乱子，可不简单，他要搞分裂，密电陈昌浩，要胁迫我们南下，不从，就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一句话，要大家跟着他走。南下没有出路嘛，我们怎么能跟着他去。于是，我们不得不赶快离开巴西，情况紧急哟。当时，一决定走，大家就跟着走，不允许解释啊，没有时间。大家听从中央号令，半夜起床，连夜开拔，终于脱离了危险区。这还算不幸之中万幸。

        “对这一事件，现在应向广大指战员解释了。第一，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中央的路线，一条是右倾的军阀主义——张国焘主义。国焘同志自退出通南巴起，逐步形成了反对中央的路线。他对敌人是惧怕的。在红军建设上，他不要党的领导。红军变成个人统治的军队。在干部的培养方面，他是要拥护他的人。无论在哪一方面，都充分表现了军阀主义倾向，这是很明显的。

        “国焘同志暴露出来的这个问题，应使干部了解。他分裂红军的错误如不改正，其前途必然是组织第二党，但有没有其他办法使他转变呢？我看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们还有朱总司令在他那里，还有五军、三十二军的同志在他那里，还有广大的好的干部，经过我们的工作，还是有争取他的可能的。我们应尽量争取后一种可能。

        “第二，对张国焘同志的错误路线，中央为什么不马上开展斗争？因为过去中央站在布尔什维克的路线上，如同一方面军一样看待他，后来知道他的错误，才用许多办法来争取他。用了许多方式，比如派代表呀，谈判呀，让步呀，等等。但最终还是分裂了。看来，中央争取他的步骤是失败了。但中央是采取了许多正确的办法的。就是现在，只要还有一线可能，我们还要争取他。到最后，做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这只是在完全没有可能争取他的时候。

        “第三，由于情况变了，我们目前的战略方针不得不改变，因为一、四方面军分开，我们的力量削弱了。

        “第四，应该通过对这许多问题的解释，使我们的干部更加团结，坚信我们是唯一正确的。有的同志觉得我们更加团结了，这种看法是对的。”

        与会者听了洛甫将一两天来的行动作了这番简明的介绍之后，心里明白了许多。因为洛甫的讲话阐明了中央在处理这个问题上一贯的正确方针，体现了他本人对张国焘错误的原则立场。大家对张国焘的所作所为非常气愤，两军会合，盼望已久，本属不易，今天张国焘竟闹分裂，竟欲挟持中央南下，公然违抗中央北上的方针。特别是叶剑英与杨尚昆两人，逃离出来，路途中又差点被陈昌浩的骑兵追捕，想起前晚情景，还心有余悸。在大家的一片谴责声中，这时也就更对张国焘恼恨起来。于是当洛甫刚刚讲完，叶剑英就迫不及待地站起来说：

        “我提议开除张国焘的党籍！”

        杨尚昆大声说：

        “赞成！张国焘已不配再做一个共产党员了。”

        彭德怀接着补充了一句：

        “我看出来张国焘有野心。”

        会场笼罩着一种悲凉、凄怆与义愤的气氛。

        张国焘突然来的这一手，谁人不切齿愤恨呢？眼看会议内容即被这种讨论组织处理的意见所取代，毛泽东站起来，敞开衣襟，腰间叉着一只手，另一只手掌作向前推进式地说道：

        “不可开除张国焘党籍，此时提出这个问题不妥，剑英和尚昆，你们这个意见不成样子噢！”

        大家以一种异样的目光盯着毛泽东。

        毛泽东扶扶鬓边掉下来的蓬松长发，对大家说：

        “和张国焘打交道，我还是那句话，奉劝诸君要牢记一个‘韧’字。要做牛皮糖，扯不断，切不要当玻璃，玻璃一敲就碎。张国焘，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关系着几万四方面军。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很好的革命武装啊。我们要注意团结广大的四方面军。此时提出开除张国焘的党籍问题，会把问题复杂化，尖锐化，走到问题的反面，不利于革命的大局。我们还是要尽量争取国焘同志的转变，让他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遇到矛盾，遇到困难，不要一触即跳，要讲点策略，讲点步骤嘛！”

        毛泽东这么一说，本来有几个支持叶剑英与杨尚昆意见的人，也不吭气了，他们在心里掂了掂毛泽东讲话的份量，认为毛泽东讲的有道理。

        毛泽东接着又说：

        “国焘同志闹分裂，肯定是错的。我们坚持北上方针，但国焘却反对，坚持机会主义方针。我们和他会合后，他起初是按兵不动。7月中旬，党中央指示红军集中，结果由于国焘同志从中阻挠，未能实现。他到芦花后。中央政治局决定他任红军总政委，他才调兵北上。但来到毛儿盖，又动摇了。等到了阿坝，他便不愿北上了，而要右路军南下。这时中央政治局的几个同志在恩来那儿开了一个非正式会议，决定给国焘同志发一电报，要他北上。但国焘同志公然抗拒中央决定，私自给陈昌浩电，非但不执行北上方针，还令我们南下，如果不听他的号令，则以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解决之。同志们，大敌当前，环境又千难万险，容许我们自己斗自己的同志嘛！哪将是一个怎样的局面啊，不堪设想。不但会两败俱伤，渔人得利，于革命何补？我们的处境这么艰难，不容许我们闹分裂，闹内乱，张国焘的密电，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哟，它逼迫我们不得不采取紧急行动，脱离危险。不那样做不行啊。张国焘坚持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面地形不好，又是少数民族地区，给养无法解决。红军作战只有减员，补充困难。战略退路没有。如果不迅速北上，部队会大部被消灭。很明显，中央不能把一、三军团带去走这条路。

        “由于一、四方面军已经分开，张国焘南下，中国革命因此会受到严重损失。所以一、三军团必须变更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比划，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靠近苏联，在陕甘广大地区求得发展。陕甘一带的地势，居民条件都比川康一带好。只要大家团结一致，依靠游击战争，可以战胜敌人，达到我们的目的。

        “张国焘的错误，不是偶然的，他在通南巴苏区时，已经犯了严重的错误。在粉碎敌人的六路进攻，退出通南巴苏区后，便开始形成了一条错误路线。我们同四方面军会合后，中央曾想了许多办法来纠正张国焘的军阀主义倾向，但没有结果。国焘同志的错误，如果发展下去，可能成为军阀主义，或者反对中央，叛变革命。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要采取党内斗争的正确方法来处理。最后做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现在还不要做，我们要尽可能地做工作，争取他北上。”

        毛泽东讲完后侧身问周恩来：

        “恩来，你说哩！”

        周恩来对大家说：

        “同意泽东同志的意见，对国焘同志，我们要尽量做争取的工作，我们先行一步，相信他不久会跟着北上的。”

        洛甫问大家：

        “还有什么意见？”

        彭德怀说：

        “我们既然已经与四方面军分开，部队又严重减员，为便于统一指挥，应该缩小编制。”

        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

        “老彭的意见对。过去的机构不适应当前的行动，应该缩小部队编制。”

        周恩来在一旁点点头。

        洛甫问大家：

        “还有什么新的建议没有？”

        邓发、李富春、王稼祥、聂荣臻、杨尚昆、林彪、博古等人相继发言，均赞同洛甫与毛泽东的讲话。一致拥护党中央关于北上的方针。最后大家一致同意洛甫起草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发到中央委员。

        根据彭德怀提出缩小部队编制的意见，会议决定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林彪任副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为副主任。另外又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组成的“五人团”，作为全军的最高领导核心，亦即在遵义会议后成立的“三人团”里增加彭德怀与林彪二人。另外还成立了以李德为主任的编制委员会，成员有叶剑英、邓发、蔡树藩、李维汉，负责部队的缩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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