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政治上和外交上的权宜考虑，杜鲁门总统决定动用美国海空军保卫朝鲜一事，耽搁了12个小时后才向美国公众发表。总统做出决定时已经是星期一深夜11时以后，当时很难为国会安排一次深入细致的情况通报会。杜鲁门很清楚，要投入一场战争，必须赢得政治上的支持。他不希望国会中的重要盟友从星期二一大早的《华盛顿邮报》上得悉事态发展的消息，从而失去他们的支持。国务卿艾奇逊也反对让蒋介石从新闻渠道获得封锁台湾的消息。因此，在星期二上午总统向国会领袖通报情况之前没有发表新闻公报。

        麦克阿瑟从东京发来电报，一个劲地抱怨行动迟缓。韩国人已经危在旦夕，必须刻不容缓地告诉他们美国的援助不期到达，免得他们彻底崩溃。在午夜过后与副国务卿詹姆斯·韦布和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举行的电传打字会议上，麦克阿瑟据理力争。他说，除非给韩国部队注入一针兴奋剂使他们顶住，否则用不了几个小时战争就会结束。韦布灵机一动，想出一个被国务院同事乔治·凯南称为“颇为巧妙但又孤注一掷的主意”：允许麦克阿瑟通过南朝鲜的电台广播总统的决定，但是只准使用朝鲜语广播，而且不要惊动东京的西方记者；与此同时，派一名信使火速前往台湾向蒋介石通报情况。

        星期二上午，在白宫举行的情况介绍会上，国会领袖们向杜鲁门提出的问题寥寥无几，着实出人意料。总统请艾奇逊回顾了一下过去几天发生的事件。杜鲁门“希望苏联没有卷入这场入侵，但是目前正在研究苏联人下一步可能会采取什么行动”。无论如何，美国“不能让事态不加制约地任其发展”。最后，杜鲁门强调指出，他是在联合国的一项委托下采取行动，即要求各成员国向大韩民国“提供援助以帮助其击退武装入侵，恢复国际和平及该地区的安全”。

        杜鲁门先生的所作所为显然是超越期许，也几乎正是大多数人希望之所为。我从未见过华盛顿如此多的人对政府的一个决定，感到如此心满意足。

        可是第二天即星期三，参议院共和党发言人罗伯特·塔夫脱参议员宣称，杜鲁门政府，特别是艾奇逊，必须对由于“举止失措和前后矛盾的外交政策”而招致的战争负全部责任。他指责杜鲁门事先未征得国会的准许就投入一场战争，也未征求参加星期二白宫情况介绍会的国会领袖的意见，充其量不过是向他们介绍了一下既成事实。他结尾的一席话，到了60年代还常被自由派的参议员们用来指责美国卷入了另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即越南战争：

        甚至连共和党的批评家离开会议室时也对杜鲁门大加赞赏。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斯泰尔斯·布里奇斯声称：“干得真漂亮。”风声传到国会，一位观察人士把激昂的气氛同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的情绪相提并论。《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约瑟夫·哈什对当天的气氛概述如下：

        这样，朝鲜人——至少那几个仍在运营的广播电台收听范围内的朝鲜人——能得知美国干预的消息，而此时美国人民正沉浸在一无所知的甜梦之中。

        我在这个城市几进几出，生活和工作了二十年，从来没有感受过这种风靡全城的宽慰之感和团结气氛。

        此事中最难以理解的是星期一的悲观情绪，它来自大家相信政府将坐失良机，并将做出一些徒劳无益或者似是而非的事情。行动的决定业已做出，然而几乎每个人还在认为不会有所行动。当行动来临，人们先是感到惊讶，然后是宽慰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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