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127年，宋徽宗赵佶在皇位上整整坐了二十五年。一年多一点之前，即金兵第一次打到京都城下之前，他将皇位传给了大儿子、皇太子赵桓，自己做起了太上皇。这二十五年皇帝生涯，宋徽宗基本上是在一种轻歌舞喜剧般的氛围中，优美地旋转着，滑着轻松的小步舞似的度过来的，直到退位。

        关于这一次传位，历史上有两种见解：一种看法认为，宋徽宗赵佶眼见大势不好，赶快主动让位，把自己的儿子拉出来顶雷；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在内外交困之下，宋徽宗不得不退位，让儿子出来收拾残局。不管哪一种说法，着眼点仅仅在于宋徽宗是主动让位还是被动退位上。

        事实上，在这一点上争论不休并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当时的情势是大家公认的，即，此时的大宋帝国，在徽宗二十五年统治之下，已经由一座锦绣江山，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破船漏屋。

        此时此刻，这一破船漏屋正在遭遇暴风骤雨。

        宋徽宗赵佶生于公元1082年，即北宋元丰五年阴历十月十日。

        据说他降生之前，他的父亲宋神宗曾经来到秘书省，观看过那里收藏的南唐后主李煜画像，对这位亡国之君的儒雅风度极为心仪，随后就生下了宋徽宗。并且，史书很认真地记载说，在他出生时，他的父亲宋神宗梦见李煜前来谒见。这使当时稍后一点的人们普遍倾向于相信：宋徽宗赵佶是由李煜转世托生的。

        今天，熟悉中国文学艺术史的人，则会很容易地发现：南唐后主李煜和宋徽宗赵佶惊人地相似：

        ——他们同样具有极高的艺术天分，才华横溢，文采风流；不同的是，在诗词曲赋上，赵佶略输文采；在书法绘画上，李煜则稍逊风骚。

        ——在治理国家上，他们同样弱智，同样昏庸，同样不管别人死活，只顾自己享受快乐，极其可恶；不同的仅仅是祸害人的程度与范围而已。

        ——他们同样是亡国之君。李煜的南唐国亡在了宋徽宗赵佶的祖先宋太祖赵匡胤手里，赵佶的北宋帝国则亡在了金国女真人的铁蹄之下。

        ——最后，他们的归宿同样悲惨不堪。李煜成为俘虏后，眼睁睁看着心爱的妻子被赵家天子屡屡召去侍酒侍宴侍寝，成了真正的“三陪女”；宋徽宗被女真骑兵掠到冰天雪地的黑龙江边时，除了年老色衰的之外，几乎所有妻子女儿都被女真人瓜分，沦为姬妾，失宠后，再沦为奴婢侍女。

        李煜落到赵家天子手里三年，四十二岁时，在大宋都城开封，死于赵家天子一种叫“牵机药”的慢性毒药。当时，阴历七月七日，正是牛郎织女渡过迢迢银汉相会的日子，又恰好正是李煜的生日。这位皇帝词人心爱的小周皇后被宋太宗赵光义召去侍宴后侍寝，妻子向他哭泣求救，他毫无办法，只能万分悲怆地写了一首《虞美人》。在词中，这位亡国之君并不敢发泄不满，只是满怀凄楚地怀念故国和往昔岁月：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宋太宗赵光义读了这首情真意切的佳作之后，很不愉快，下令毒死作者。据说，他们使用的这种“牵机药”是一种极可怕的毒药，吃下去后，相当痛苦，使人的头部向前抽搐，最后与足部拘搂相接而死，状似牵机，所以起名叫“牵机药”。

        相形之下，与宋徽宗的祖先比起来，女真人显得相当宽厚：宋徽宗在他们手里活了九年。五十四岁时，在远离开封万里之外的大金国小镇五国城，就是今天的黑龙江省依兰县老病而死。死前，这位天才的艺术家皇帝也写过一首怀念故国与往昔岁月的词——《燕山亭·北行见杏花》。这首词准确地表现了作者的悲怆与真情，可能是这位皇帝的所有文学作品中最好的一首词：

        裁剪冰绡，轻叠数重，淡著胭脂匀注。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愁苦！问院落凄凉，几番春暮？

        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

        往昔的一切，就连做梦都梦不到了，其悲怆可以想见。可惜，就连在这样的词作里，我们依然可以看出作者的浪漫与轻佻。假如赵佶真的是李煜托生的话，他倒是确实为李煜报了亡国灭家的一箭之仇——让赵匡胤开创的北宋江山断送在他的子孙手中，这是中国人特别津津乐道的轮回报应。

        不太了解中国文学艺术史的人们，可能对宋徽宗知道的不是很详细。但是，只要你读过，只要你熟悉那些梁山好汉，稍微一点拨，你就会知道，那位使整个国家奸臣当道、遍地虎狼、专门把好人逼上梁山的、在李逵口中坐在天子“鸟位”上的“皇帝老儿”，就是此人。

        从现有史料上判断，宋徽宗在当上皇帝之前，是一个多才多艺好学上进，相当讨人喜欢的好青年，在宫廷内外朝野上下的口碑很不错。据说，他从小就举止不凡。当时的皇家贵戚子弟大多喜欢追逐声色犬马，唯独宋徽宗每日沉浸在笔研、丹青、图史、射御之中，这显然是一些相当正派健康的嗜好。因此，到十六七岁时，他已经“盛名圣誉布于人间”，就是说，不但知名度不低，美誉度也非常高。

        公元1100年，即哲宗元符三年正月，宋徽宗的哥哥宋哲宗病死。此时，宋哲宗只有二十四岁，应该正是生龙活虎的年龄。他的死，很有可能与放纵的两性关系有关。有证据显示，这位皇帝十四岁时，就有大臣上书，劝谏皇帝不要过多地陶醉在女色之中。据说，当时皇帝已经大量征集民间适龄女子进宫，每天要有十位年龄在二十岁左右的美貌女子，侍奉这位尚未婚娶、没有皇后的少年皇帝，这使得大臣们十分烦恼，也使皇帝的祖母，当时统摄国政的宣仁太后相当烦恼。

        根据现代生理学和现代医学的研究成果，成年男子具有生殖能力的精子，需要三十六个小时以上才能发育成熟。过度的性生活，很有可能是导致这位青年皇帝正当盛年就死去，且没有子嗣的重要原因。

        然而，不管怎么样，宋哲宗的死，无疑为宋徽宗登上帝位扫除了最大的障碍。

        历史记载显示，宋哲宗死前，并没有安排好皇位的继承事宜，只能由皇帝的母亲、宋神宗的正宫娘娘向太后，召集几位朝廷重臣讨论选择继位新君这一重大问题。这位向太后是河内人，就是今天河南沁阳人。她出身名门，是宋真宗时期名相向敏中的曾孙女，与宋神宗结为夫妻后，二人感情极好。公元1085年，即神宗元丰八年，宋神宗崩于福宁殿。向皇后与神宗的生母宣仁太后一起，策立赵煦为帝，就是宋哲宗。后来，宣仁太后命人修缮庆寿宫给向太后居住。向太后坚决拒绝。原因是，庆寿宫在宣仁太后住所的东面，按照帝国的习俗，东面为上，向太后不肯乱了婆媳上下之分。哲宗即位后，挑选皇后，并为诸弟娶妻。向太后告诫向氏家族的女子，不要汲汲于富贵，不得参与其间。家族中有求官者，也一概拒之门外，不肯通融。因此，这位正直而贤淑的太后，在朝野上下臣民之中相当有威望。此时，向太后认准了端王赵佶仁孝端正，且有福寿之相，因而坚决主张由赵佶就是后来的宋徽宗继位。谁知，向太后的主张，遭到了宰相章惇的抵制。这位后来名声很糟、被认为是奸臣的宰相认为：赵佶太轻佻，不适合做皇帝君临天下。正在此时，宰相的反对派知枢密院事曾布当场厉声指责宰相：“所发议论，令人惊骇，不知居心何在？”言外之意是说他目无尊上，别有用心，居心叵测。搞得这位宰相乖乖闭上了嘴。

        从中，我们看到：使用令人无法承受的罪名迫使反对派闭上嘴巴的战术，是中国文化中悠久的政治智慧与传统。用八百多年后现代中国社会生活中的术语表达，这种做法通常被称之为“上纲上线”。一般说来，这种战法应用在被上纲上线者无法或无暇辩驳的情况下时，具有极大的杀伤力，几乎是锐利无比，所向无敌。

        就这样，后来证明绝不仅仅是“行为轻佻”的赵佶，变成了宋徽宗。

        于是，我们很快就有机会看到，那位被认为是奸臣的宰相章惇，不幸而言中——赵佶不光是不适合做皇帝。那些自以为不别有用心的人们，包括当时人们很尊敬的向太后，和后来同样被列入宋朝奸臣行列的曾布，为帝国选择的，根本就是灾难与死亡。所谓轻佻云云，显然太看轻了这位皇帝祸国殃民的本事。

        宋徽宗或许是中国帝王中艺术天分最高的皇帝。如果没有坐上皇帝宝座的话，他可能会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相当完美甚至伟大的艺术家。至少在中国书法史和中国美术史上，他都会享有无可争辩的崇高地位。

        这位皇帝独创的瘦金体书法独步天下，据说直到今天也没有人能够超越。这种瘦金体书法，挺拔秀丽、飘逸犀利，即便是完全不懂书法的人，看过后也会感觉极佳。宋徽宗传世不朽的瘦金体书法作品有《瘦金体千字文》《欲借风霜二诗帖》《夏日诗帖》《欧阳询张翰帖跋》等。此后八百多年来，没有人能够达到他的高度，可称为古今第一人。

        这位皇帝不仅瘦金体写得好，他的楷书作品《秾芳依翠萼诗帖》亦堪称楷书杰作，其笔法犀利遒劲，铁画银钩，被后世论者称为出神入化的“神品”。

        赵佶的草书书法炉火纯青，用大师称呼他不算过分。他的《草书千字文》相当精彩，人们甚至认为其水平，丝毫不亚于盛唐时期的草书书圣张旭与怀素，可见其功力之深。

        此人做了不少诗词，不过似乎没有达到他书画的水平，就像上面提到的那首词一样，读起来虽然还算过得去，但显得过分雕琢，能让人传诵的显然不算很多。

        徽宗皇帝与书法家交往的故事，为历代文人骚客津津乐道。比如，他与大书法家米芾的交往就很有意思。

        米芾与徽宗一样酷爱石头，曾经在一块怪石面前纳头便拜，尊称此石为兄，人称“米癫”，就是米疯子的意思。有一次，徽宗令人在瑶林殿张挂两丈长的画绢，摆上极珍贵的笔砚墨镇纸等，召米芾写字。米芾上蹿下跳、笔走龙蛇，并大呼：“奇绝陛下！”皇帝一高兴，把所有眼前宝物全部赏赐给了米芾。有一次在崇政殿奏事，米芾手执书札，皇帝让他放在椅子上，他大叫：“皇帝叫内侍，要唾壶！”也不知是要皇帝用，还是自己用，大约是一种抗议自己受了慢待的意思。管宫廷风纪的官儿要治他的不尊之罪，皇帝制止说：“对俊逸之士，不要用礼法拘束他。”米芾曾经为皇帝书写过屏风，几天后，皇帝派宦官赏赐给他白银十八笏。十八笏为九百，当时的人们以九百为傻，和我们今天骂人二百五是一个意思。米芾兴高采烈地对来者说：“知臣莫若君。皇帝真了解我。”皇帝听说后，大笑。某宫修完后，徽宗命米芾去写字，当时米芾已经身兼书画两学博士，相当于中央书院和中央画院两院的院级领导。他用完皇帝御用的一块珍贵砚台后，一本正经地说：“这块砚台被臣濡染过，已经不堪再让皇帝使用了。”宋徽宗放声大笑，将砚台赏了他。他怕皇帝反悔，抱着砚台就跑，结果弄得满身墨汁淋漓。

        在绘画领域，宋徽宗也可以当之无愧地跻身于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大画家之列。他的丹青造诣堪称登峰造极，蔚为大家。据说，龙德宫建成后，徽宗召来各路著名画家作画。作画者都是一时之选。徽宗看后，无一句夸赞之辞。偏偏对一位并无名气的新近画家所画的斜枝月季大加赞赏，并特赐该人服绯。当时，只有官居六品方可穿绯色袍服。徽宗的理由是：月季花四时朝暮的花叶均不相同，极其难画，而此人画的是春天正午时分的月季，一丝不差，所以重赏。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祥龙石图》《芙蓉锦鸡图》，藏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翠竹双雀图》，藏于辽宁博物馆的《瑞鹤图》和藏于上海博物馆的《柳鸦图》与《四禽图》表明，在花鸟画上，宋徽宗的作品称得上是炉火纯青的大师级佳作。

        出自宋徽宗手笔的山水画杰作《雪江归棹图》，意境清奇高远，不同凡俗，一般的山水画作品，根本无法望其项背。

        《听琴图》则是宋徽宗传世的人物画代表作，这幅画出神入化的描绘技法令人叹为观止。画面上的弹琴者是在后世声名狼藉的宋徽宗自己的自画像，而那位身穿红色衣袍的听琴者就是他的宰相——在后世同样声名狼藉的蔡京。

        这幅堪称杰作的优美画卷，具有宿命般的暗示与象征意义。它向我们展示出了一幅君臣同体、休戚与共的意味深长的画面——没有弹琴者，自然不会有听琴者；有了弹琴者，没有听琴者，也只能自得其乐，意思不大；若既有弹琴者，又有听琴者，而且双方心心相通、知音默契，这才趣味盎然、生动完整。在许多方面，亡国君臣宋徽宗与蔡京恰好就是这样一对知音。

        事实上，北宋之后的历代史学家，基本上都同意一个观点，即：北宋帝国是葬送在宋徽宗和他的宰相蔡京——这一对惺惺相惜的君臣知音手中的。这不能不使人在观赏这幅美丽的艺术画卷时，心情特别复杂。

        按照现代心理学的解释，像宋徽宗这样才华横溢、具有高度灵气和素养的艺术天才，很有可能也是一个充满诗人气质和浪漫情怀的人。通常情况下，这种人不认为蔑视传统价值观念和世俗行为规范有什么不对；他们只服从自己内心感受的召唤，按照自己的喜怒好恶行事；他们不知冷静、理智、理性为何物，为人处事冲动而情绪化，具有极为浓厚的感性色彩。假如再加上皇权帝制所赋予他的无上权力的话，我们就应该比较容易明白发生在宋徽宗身上的许多故事了。

        从现有资料上看，宋徽宗赵佶并不是个纨绔子弟，这从他的勤奋好学、多才多艺与诸多艺术成果上可以看出。他也并不昏庸，从他当政之初的情形判断，的确称得上出手不凡，“粲然可观”。当时，他大刀阔斧地整顿朝纲，平反冤狱，贬窜奸佞，提拔贤良，一时间，很有除旧布新的气象。他曾经发布一份诏书，相当谦恭地希望天下人能够畅所欲言地品评朝政，其诚恳平和、推心置腹在历代帝王诏书中十分少见。从这份诏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位青年天子涉世未深的坦诚、带有理想化浪漫气息的良好愿望，读来很是感人。

        宋哲宗在位时，也曾经发布过一份让天下人上书言事的诏书，献言者数以千计。结果，章惇做宰相后，断章取义地摘录这些上书，凭只言片语来整治上书者，搞得人们怨声载道。宋徽宗为了解除人们的顾虑，索性下令撤销了这个专门从事罗织的编类臣僚章疏局，这显然是一个极为开明、大受欢迎的举措。

        在徽宗初政中，已经在哲宗朝当了六年宰相、在徽宗朝继续当了九个月宰相的章惇遭遇重大打击。

        这位章惇是苏东坡的老朋友，年轻时以富有才华、豪爽大方出名，属于和苏东坡很对脾气的一种人。他们两人曾经一起结伴外出远游。在前往芦关的深山老林里，马上就要到达黑水谷的时候，他们碰到一处万丈深渊，下面急流咆哮，上面只有一架独木窄桥。章惇提议两人过到对面的峭壁上去题字留念，苏东坡不肯，章惇若无其事地走过深渊上的独木桥，然后把长袍掖在腰间，抓住一根老藤荡到急流对岸，在峭壁上写下“苏轼、章惇游此”六个大字，然后从容回到此间岸上。苏东坡对此的反应是，拍着对方的肩头说：“今后你这家伙会杀人不眨眼。”章惇问：“何来此说？”苏东坡回答：“不在乎自己性命的人，肯定不会拿别人的性命当回事儿。”

        以王安石变法为契机，章惇渐次成为变法派的主力战将，苏东坡则立即加入到反对变法的阵营，并以自己如日中天的文名与官声，成为令变法派特别难受的主要对立面之一。哲宗亲政的时间，掐头去尾大约只有六年多一点时间，这位章惇就做了六年宰相。他果然以无情地不给任何人包括他自己留退路，证明了苏东坡当年的判断不错。当初，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理想，王安石也曾经放逐过政敌；如今与章惇所做的一切比较起来，我们马上会发现王安石已经可以用温柔敦厚来形容了。在章惇那里，人们才终于明白，什么叫政治迫害，什么叫政治谋杀。

        于是，这位以不择手段地打击反对派而著称的宰相，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徽宗初政的第一个被清算对象。以往的时日里，章惇整治过的人实在太多，现在就有几乎同样多的人要求惩处他。最后，他终于被流放到了雷州岛，就是我们今天的海南省。在那里，章惇遇到了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自己给自己招来的屈辱。当初，他将自己的老朋友苏东坡及其弟弟贬到这里时，曾经立了一个新规矩：下令不许他们居住公家的宿舍。于是苏东坡的弟弟、曾经担任过副宰相的苏辙只好租赁民房居住。谁知，宰相依然不依不饶，愣说苏辙强夺民居，命令地方政府官员给予惩治，逼得苏辙只好拿出租赁合同对簿公堂，才算躲过此一劫。如今，这位曾经不可一世的前任宰相也被贬到此地，当他按照自己立下的规矩去租赁民房时，得到的回答是：当初苏相公来租房，章宰相差一点要了我们的命，我们已经没有人敢租房子给你了。我们无法揣摩他此时此刻的心境，想必是不会好过。这位前宰相从此再也没能返回京城，悄无声息地死在了贬居之地。

        与此同时，深受这位宰相赏识与提拔的蔡京兄弟二人也成为众矢之的，被贬黜出了京城。蔡京被夺职，令在杭州居住。

        在此期间，宋徽宗做了两件颇有象征意义的事儿，一件是将被贬到永州的老宰相范纯仁请回京城；另一件则是赦免苏东坡，实际上是为他平反昭雪，并恢复官职。与他同期被贬的三十多位官员也恢复了名誉与原有官职。可惜，其中的大部分人已经不在人世；而此时的苏东坡也贫病交加，不久，就病死在江苏常州。

        范纯仁是北宋名相范仲淹的儿子。他的官位也当到了宰相，享有很高的名望。本来老先生是可以退休林下，在京城安度晚年的。但是，当时有另外一位七十多岁的老臣被章惇宰相流放在外，满朝文武没有人敢为他说句公道话。同样年近古稀的范纯仁不顾全家人的阻拦，挺身而出，结果得罪了当道者，也被章惇流放出去。就这样，一家人跟着老人走上流放的道路。每当子女痛骂章惇时，老先生总要制止他们。一次，翻了船，老人被救上来，他抖着湿淋淋的衣服问子女们：“这次翻船也赖章惇吗？”在这位老人身上，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起他父亲范仲淹的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纯仁返回京城后，双目失明，已经是风烛残年。宋徽宗不得已让他颐养天年，并且感慨万端地说：“像范纯仁这样的人，能够见一面认识一下，就已经令人感到十分满足了。”令人遗憾的是，范纯仁和苏东坡的逝去，似乎成为了一个时代消逝的象征，从此以后，我们所能看到的，就将完全是另外一种景象了。

        徽宗执政之初，虚怀若谷地听取各种不同意见，相当令人赞叹。宰相张商英劝告他要克勤克俭，防止奢华，不要大兴土木，抑制侥幸取宠的小人。他表示完全接受。有一次，他让人整修升平楼，还特意告诫工头：如果张宰相经过这里，须速把工人们藏到楼里去，不要让他看到。曾经有一个很敢说话的臣子，抨击童贯等宦官胡作非为，引经据典，侃侃而谈，一直谈到暮云四合时分。徽宗饥肠辘辘，饿得受不了了，他站起来边走边说：今天先到这儿，我饿坏了，找机会再听你说吧。谁知，这位愣头青上前一把拉住皇帝的衣服，不让他走，以至于把衣服都撕坏了。徽宗大叫道：“有话好好说，我的衣服被你撕碎啦。”这位大臣立即回答：“陛下不惜衣服撕碎，臣子我何惜粉身碎骨报答陛下！”徽宗相当感动，说：“有这样的臣子，我还有什么可忧虑的。”皇帝的侍从过来为他换衣服，他说：“给我好好保留起来，将来用它表彰正直有节操的大臣。”

        此时的徽宗，表现得似乎特别喜欢廉洁正直的大臣。有一次，一个为政清廉的县官被推荐给他，他把这个人召来谈话，发现此人确实不错，就破格提拔他做了殿中侍御史，并且对他说：“方今士大夫寡廉鲜耻，你懂得义理，这就是我特别召你来的原因。”有一位中书舍人，相当于为皇帝起草诏书文告的机要秘书，为人坦率耿直，徽宗对他说，“我每次听这帮臣僚们谈话，总觉得不是内含奸诈，就是马屁扑鼻；而你耿直正派，我只能倚赖你这样的人。”

        登极之后，徽宗曾经觉得皇宫建筑过于豪华，容易让人沉沦丧志，对宰相说：“仁宗皇帝制作了一个宝座，觉得太华丽了，于是放到大相国寺去，自己不用。今非昔比，外人哪里会知道宫中如此过分的情形呢？”

        种种资料显示，这位青年皇帝聪明、敏锐，很有一股子锐意进取的勃勃生气。

        公元1100年，即元符三年十月，徽宗向全国发布诏书，表示自己对于元丰、元祐没有成见，一切只看对国家是否有好处。任何伤害国家利益者，不论是元丰还是元祐，必与国人共同唾弃之。

        一个月后，徽宗又一次下令，“欲以大公至正，消释朋党，遂改元为建中靖国”，表示出一种不偏不党、除旧布新的气魄。

        徽宗初年，气象万千，青年皇帝，奋发有为，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和无穷希望。

        这一切是怎样发生变化的？又如何变化得面目全非，走上了完全相反的道路？宋徽宗赵佶为什么在未来的岁月里整个变了一个人？与登极之初的他比较，怎么会变得让人根本就无法辨认？这实在是一个相当令人困惑的问题。

        四百七十年以后，一位大明天子万历皇帝也曾经发生过类似的变化。但是，万历皇帝的变化有明显的踪迹可以追寻。当时的首辅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突然发现，自己一向崇敬甚至敬畏的“师相”张居正，原来过着两面人的生活：在公众面前和私下里、当面所说的和背后所做的二者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于是，这位性格相当单纯，而且也还算富有才华的皇帝大受刺激，导致他由一个好学上进的青年，一步步变成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荒怠加贪婪的帝王之一。

        然而，在我们面前的徽宗皇帝身上，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这样变化的理由。找来找去，我们相当无奈地发现：只能把这种变化的原因，归结于这位皇帝身上天生的轻佻、艺术家气质和蔡京的影响。正是这些因素杂糅在一起，彼此强化着发生效力，遂使这位皇帝变成了后来人们心目中的那副模样。

        从现有史料上看，宋徽宗当上皇帝时，蔡京已经享有了相当广泛的声望。反对他的人固然不少，支持他的却也大有人在。当他第一次成为徽宗皇帝的宰相时，为数不少的帝国臣民热切地期待着，希望他能辅佐皇帝，领导这个国家走向兴盛。据说，此人天赋异秉，有一种相当奇异的本领：他可以若无其事目不转睛地盯着正午的太阳看，而且是长时间地看，一眼不眨。在时人的眼中，他是王安石的坚定拥护者，以毫不留情地打击保守派著称，因此，在变法派失势时，也遭受了同样无情的打击。

        但是，细心的人们也注意到，当保守派掌权时，蔡京曾经相当巴结地在五天之内，就在自己辖区内废除了新法，并向保守派领袖司马光报功。这使人们有理由怀疑他的政治操守。从后来的发展来看，这种怀疑不幸成为了事实。而在当时，历经神宗、哲宗、徽宗三个朝代二十多年反反复复的残酷搏杀后，到徽宗并没有什么治国方略、准备再次依靠变法派时，蔡京手中高举的变法派大旗就成了他最为强有力的政治资本。

        与此同时，使他享有崇高声望的另外一个因素，也迅速发生了很有可能是更为重要的作用：

        蔡京的艺术天赋极高，素有才子之称，在书法、绘画、诗词、散文等各个艺术领域均有辉煌表现。他的书法，跻身于北宋苏、黄、米、蔡四大家之中。当时的人们谈到他的书法时，使用的词汇经常是“冠绝一时”、“无人出其右者”等等，以至于就连狂傲如米芾都曾经表示，自己的书法不如蔡京。据说，有一次蔡京与米芾聊天，蔡京问米芾：“当今书法什么人最好？”米芾回答说：“从唐朝晚期的柳公权之后，就得算你和你的弟弟蔡卞了。”蔡京问：“其次呢？”米芾说：“当然是我。”

        建中靖国元年，即公元1101年，是宋徽宗登极的第二年。这一年年初，与宋徽宗共同听政的向太后去世，宋徽宗开始真正掌权。实际上，在去年九月间，向太后已经以身体不适为由，将大政归于赵佶了，只是到此时，他才真正无所顾忌罢了。

        这一年年底，他突然把自己亲手贬到杭州去的蔡京起用为定州知府，随即转为大名府知府。还未到任，便被任命为翰林学士承旨兼修国史，调回朝廷；又两个月后，升任尚书左丞，这个职位相当于副宰相或宰相助理之一，已经进入中央决策层了；再过两个月，蔡京被升任为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大致相当于第二宰相的职权。到此时为止，仅仅用了半年时间，蔡京已经成为帝国决策层的主要人物。由此再过半年，蔡京便正式就任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成为当朝第一宰相。

        从公元1100年，即元符三年十月将蔡京夺官后贬黜到杭州居住，到公元1101年即建中靖国元年年底，蔡京还是戴罪之身；从此时到公元1102年即崇宁元年的七月五日，蔡京已经一步三跳地成为帝国的第二宰相。这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戏剧性变化，实在来得太令人目不暇接了。

        对于这个变化，史学家们众说纷纭。实际上，归结起来，大体上不外于两大因素：

        其一，应该是朝廷政治斗争的实力对比、角逐与博弈的结果；

        其二，蔡京的艺术才华发挥了很有可能非常重要的作用。

        宋徽宗当上皇帝之后，激浊扬清，表现出了一位中兴天子的气象。从当时皇帝发布的各种诏书文告上看，他很是诚恳，并没有玩弄权术、欺世盗名的迹象。

        徽宗登极之后，有九个月时间，由向太后垂帘听政。这位太后和她的婆婆宣仁太后一样讨厌变法派，于是请一位老成持重的保守派人物韩忠彦担任宰相。很快，这位对国政没有什么兴趣的太后就宣布归政，三个月后便驾鹤西去。此时的第二宰相就是那位拥立徽宗即位，斥责章惇居心叵测的曾布。这位曾布不是一个简单人物，其实他与章惇一样，都是王安石变法的重要拥护者。但他很讨厌章惇，原因是章惇过于强横霸道，压得曾布无法出头；另一方面，他也不喜欢蔡京。当时，他是知枢密院事，主管全国的军事工作，而蔡京一心盯着的也是执政的位置，这让曾布很不舒服。我们知道，执政与知枢密院事是一回事，只是叫法不同而已。而蔡京乖巧，很会讨喜，这使曾布分明感觉到了压力。因此，怎样才能将章惇和蔡京排挤出京师，曾布当时是花了不少心思的。

        如今，需要对付韩忠彦了。曾布在两个方面着手：

        一方面，他劝告皇帝，要继承父兄神宗皇帝与哲宗皇帝的遗志，发扬光大他们的革新变法事业与精神，只有这样，才能民富国强，长治久安，实现朝代的夙愿。对于如今年满二十，血气方刚，思量着有所作为的皇帝，这样的劝告应该是有说服力的。而且，经过父兄两代人变法革新的努力，民间百姓的生活可能更糟了，但这是皇帝不大容易看到的；而官府的经济收入上，显然是大大好转了，这却是皇帝每天都能知道的。到徽宗即位后，蔡京当宰相时，北宋的国库即便不是开国以来最富裕的，也肯定相当好过。蔡京就曾经喜悦地告诉皇帝：现在，国库里的积盈多达五千万。尽管这是在付出培养起一大批如狼似虎的贪官污吏、丧尽人心地盘剥敲诈民间、士大夫阶层分裂为朋党无休止顽强争斗的重大代价之后才取得的。但是，正如西谚所说：青年人相信许多假东西，老年人怀疑许多真东西；青年人喜欢相信许多坏东西，老年人喜欢怀疑许多好东西。二十岁的、很想奋发有为的徽宗皇帝当然愿意相信仓库里堆放着的真金白银，这些显然不是假东西和坏东西；他肯定不愿意或者也可能是没有能力深入探究帝国肌体为此所遭遇的重大创伤。或者，他也许根本就不认为自己一心想为国家好，还会造成什么新的创伤。

        很有可能，这就是建中靖国年号只用了一年就改成崇宁的重要原因。这里的“宁”指的是熙宁，即父亲神宗皇帝推行变法的年代，“崇”应该是推崇、崇尚之意。现在，天才艺术家宋徽宗赵佶开始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的轻佻了。

        另一方面，曾布的政治主张得到了不少朝臣的拥护，这还不够。对付韩忠彦这样的保守派，他需要更加强有力的支持者。在他的盘算中，如果赶走了现任宰相，自己极有可能顺理成章地成为宰相，这样，他应该不需要过分担心蔡京的威胁了。因此，他可能参与并支持了皇帝对蔡京的起用。而此时，敌对一方的宰相韩忠彦，表现得却不但平庸，而且糊涂。史书记载，这位宰相柔懦、木讷、不善表达，在政治上，他没有能力阻止皇帝向变法派一方的大幅度立场转变，作为变法的反对派先失一分；在政务上，虽然权位在曾布之上，却事事受到掣肘，“事多决于布”，无所作为，而连连丢分。最后，被曾布挤兑得实在难受了，这位宰相居然恨恨地说：“布之自为计者，绍述耳。吾当用能绍述者胜之。”意思是说：你曾布以继承先皇帝遗志为能事，我就找一个比你更能继承遗志的人来干掉你。这就谈不上什么政治作为，变成只要快意恩仇就行的玩闹了。

        而他所说的更能继承遗志的人，就是蔡京。

        至此，已经很难有什么其他政治力量能够阻止蔡京三级跳般地回到帝国权力中枢了。

        为蔡京优美的三级跳加油助跑的，则是他本人出色的艺术才华和宦官童贯的鼎力相助。

        史书记载说，有一年夏天，两个下级官吏极为恭谨地侍奉蔡京，不停地用扇子为他扇凉。蔡京心中喜悦，于是要过扇子，在上面为他们提了两句杜甫的诗。没想到，几天之后，这两个家伙忽然喜气洋洋地阔气起来。一问之下才知道，他们的扇子，被一位亲王花两万钱买走了。两万钱，大约相当于当时一户普通人家一年的花销。而这位亲王，就是登上皇位之前的宋徽宗。可以想见，这位本身就是书法大家的宋徽宗是何等喜爱蔡京的作品。

        而此刻，宦官童贯作为绝好的中介，进一步加深了皇帝的这种喜爱。

        公元1101年，即建中靖国元年的初秋时节，宦官童贯作为内廷供奉官，被派到杭州设立明金局，其职责就是为皇帝征集文玩字画。此时，蔡京贬居杭州已经将近一年。据说，他恰到好处地为童贯提供了一份名单，并帮助他出谋划策，使杭州城里流藏民间的几件传世不朽之作，落入童贯手中。其中，有王佑军的字，顾闳中的画，还有宋徽宗最为喜爱、梦寐以求的南唐周文矩真迹——《重屏会棋图》，这使童贯在侍奉不久的主子面前大为露脸。蔡京自己精心创作的一些字画作品自然也没有湮没无闻。

        此次设立明金局，表明徽宗并没有打算用励精图治埋没自己的闲情逸致，风流才子型皇帝的轻佻性格再露端倪，并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而童贯与蔡京二人也就此结下了相互支援、牢不可破的友谊。事实表明，在未来的岁月里，正是这种可怕的友谊，诱惑着、裹挟着宋徽宗，将大宋帝国一步步拖入了灾难深重的泥沼之中。

        在此前后，一位名叫邓洵武的起居郎，就是专门负责记录天子大大小小各种各样言论举止的机要生活记录秘书，为皇帝画了一张《爱莫助之图》，也给我们的艺术家皇帝留下了深刻印象。

        邓洵武先对皇帝说：“陛下是神宗先帝的儿子，现在的宰相韩忠彦是韩琦的儿子。当年先帝创制新法以利天下苍生，韩琦曾经百般反对；如今忠彦做了宰相，废止了先帝的法度，这就表明，忠彦能够继承父志，陛下却做不到。”

        这家伙真是挑拨离间的高手，一番话说得皇帝黯然神伤且怦然心动。

        邓洵武接着侃侃而谈：“陛下如果想要继承父兄之志，现在的朝中没有人能帮助您。”

        说着，他给皇帝展开了一张图，就是那张著名的“爱莫助之图”。

        这张图仿效中的年表，按照宰相、执政、侍从、台谏、郎官、馆阁、学校分为七类，每类又分为左右两栏，左边为变法派，右边为保守派。结果，变法派的左边，人名寥寥无几，从上到下只有五七人而已。宰相执政一级的，只有执政一人。而保守派的右边，则有密密麻麻的一百多人，宰执公卿满朝文武，“盖举朝无遗焉”。最后，在左边变法派的最上面，用小字密书着一个名字于宰相之下。皇帝细细看去，乃蔡京二字。

        邓洵武告诉皇帝：假如皇帝要继承父志，就非用蔡京不可。

        公元1102年，即崇宁元年五月，韩忠彦罢相，蔡京官至尚书左丞，已经是副宰相职级，大约相当于宰相助理的样子。这种快速提升足以令人眼晕。曾布觉得不好时，已经无力阻拦了。更糟糕的是，此时的蔡京对曾布根本就不假以颜色，该出手时就出手。作了尚书左丞还没满月，蔡京就用一份奏章彻底断送了曾布的宰相梦想和第二宰相的宝座。

        事情起因于曾布的不争气。

        他向皇帝推荐陈佑甫担任户部侍郎。这位陈佑甫偏偏是他的儿女亲家。陈佑甫的儿子陈迪是曾布的女婿。按照大宋的规矩，宰相是不能举荐自己亲属担任要职的。

        蔡京立即动本参劾。

        他的话狠辣而简明：“爵禄者，陛下之爵禄，奈何以宰相私其亲？”官职俸禄是皇帝的，你宰相怎么能够以权谋私，私相授受给自己的亲属？

        曾布不服，喋喋不休地在皇帝面前驳斥蔡京，为自己辩解，不知不觉间声色俱厉起来，于是构成了当年他叱责别人的另外一条罪名：在天子面前无人臣之礼。徽宗拂袖而起，相当不快。御史大夫们见此情形一拥而上，交相弹劾，其中最著名的一句话是：“呼吸立成祸福，喜怒邃变炎凉。”意思是说曾布势焰熏天，喘口气就能决定别人的命运，喜怒哀乐之间就可以改变天地间的冷暖炎凉。曾布别无选择，只能辞职。皇帝接受其辞呈。

        这还没完。蔡京乘胜追击，弹劾他贪赃枉法，收受贿赂，将他的几个儿子一网打尽，抓进开封府锻炼周纳（刑讯逼供、罗织罪名之意），迫使曾布低头认罪。结果曾布再次贬官，被发往太平州居住，就是今天的安徽省当涂县。从此，曾布噩梦不断，直到五年后，在郁郁寡欢中死去。

        一个月后，蔡京坐到了曾布的位置上，成为帝国第一副宰相。此时，他的官衔是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这个职衔，习惯上已经被认为是拜为宰相了。一般说来，它与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并列为宰相，但名次在后，因此，说它为第二宰相或许更合适。

        拜相制书下达后，徽宗在延和殿召见蔡京，问道：神宗皇帝变法改制，哲宗皇帝继承之；可是经过两次翻覆，至今国是未定。我要继承父兄遗志，先生有何指教？

        史称，蔡京连连叩首说：将死而后已，报答皇帝的知遇之恩。

        史又称：“京起于逐臣，一旦得志，天下拭目所为。”也就是说，朝野上下寄希望于他有所作为。

        蔡京果然有所作为。

        当国之初，他动作迅速地帮助皇帝完成了两个出尔反尔的重大转变：

        第一个动作，是将元祐党人，也就是反对变法的保守派人士彻底打进地狱。

        皇帝即位之初，曾经发布煌煌文告昭示天下，将以至正大公的胸怀，不偏不倚地对待变法与保守两派，以期利国利民。如今，仅仅一年多一点时间，言犹在耳，事情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蔡京上任的第二天，徽宗下达了一道禁止元祐年间所行法政的诏书，措辞的强硬与严厉，完全不同于以往的谦抑与温和。以此为开端，发生了中国历史上极为著名的、整治保守派人士的元祐奸党案及其元祐党人碑。

        蔡京为皇帝提供了一份元祐奸党名录，其中包括了以人品官声享誉当时、以文化成就震烁古今的司马光、苏东坡、苏辙、黄庭坚、程颐、范纯仁等数百人。当年，章惇修理政敌时，曾经提议皇帝把司马光的坟刨开，鞭尸三百。如今蔡京没有那么粗野凶暴，那么小儿科，但却更加阴柔老辣。他将锋芒直接指向这些政敌们生前身后所最珍视的部分：千秋名节、子孙后代的尊严，还有他们的现实生活。

        徽宗皇帝以自己优雅高超的书法艺术，先后两次亲手书写元祐党人碑，分别刻于端礼门的石碑和文德殿门的东壁之上。并由书法艺术同样高超的蔡京书写颁示天下州县，命令各地刻立石碑，用以惩恶扬善。据说，直到今天，在某些地区还能看到这种石碑。从公元1102年到公元1104年，也就是崇宁元年到崇宁三年，这种政治迫害运动具有相当程度的深度与广度：当时，这些被列入奸党名录的人，大多已经故世，于是，迫害的锋芒主要指向他们的著述和子孙后代。

        名列奸党的许多人，是当代的学术泰斗或文坛领袖。这使禁绝销毁他们的著作成为当务之急。江西诗派的开山鼻祖黄庭坚号称苏门四学士之一，他的一句“春归何处”曾经问得诗苑词坛一时间黯然失色。与苏东坡比较起来，这位影响巨大的诗人虽然只能屈居二流，但是禁绝销毁奸党著述却是由他首当其冲。其起因相当猥琐无聊：

        黄庭坚名列奸人党籍之后，被贬黜到湖北降管勾玉隆观，这是个仅次于撤职罢官的闲职。湖北转运判官名叫陈举，此人很想借黄庭坚的文名抬高自己的身价。于是，有一次黄庭坚应邀撰写一块碑文时，陈举要求在碑文撰写人的落款上，把自己的名字添加上去。黄庭坚不愿意，拒绝了。于是，这位相当于省一级主管日常工作秘书长的陈举，便在碑文中断章取义地摘录了一些词句，举报黄庭坚诽谤朝政。他有意将举报交到了副宰相赵挺之手中，原因是他知道赵挺之与黄庭坚不和。果然，赵挺之立即向宋徽宗报告。结果，导致了两个后果：一是黄庭坚被进一步贬窜到岭南，并死在那里；另一方面，则是大举开始了禁绝销毁奸党著述的运动。

        为此，大艺术家徽宗皇帝发布了一系列诏书。他先是下令，天下碑、碣、榜、额，凡是苏东坡书写的，要全部销毁；又将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及苏门四学士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以及马涓等人文集、范祖禹的《唐鉴》、范镇的《东斋纪事》、刘攽的《诗话》、僧文莹的《湘山野录》等书的印版悉数焚毁；在蔡京的怂恿下，皇帝进一步下诏，焚毁苏轼的《东坡集》并后集印版；毁掉司马光、范纯仁等人的画像。司马光的伟大史学著作也在焚毁之列。

        当时，负责销毁及其印版的是蔡京的弟弟蔡卞、薛昂与林自等人。太学博士陈莹中知道消息后，特意在太学考试出题时，引用了徽宗的父亲宋神宗为该书写的序文。这位林自不学无术，没有读过，不知道神宗皇帝真的写过这篇序文，于是跑去向陈莹中兴师问罪：“神宗皇帝怎么可能写这篇东西？”陈莹中反问：“谁敢说这是假的？”林自含糊了，说：“即便是真的，也是神宗皇帝年幼时写的作文而已。”陈莹中问他：“你的意思是说：天子的圣人之学不是得自天性，还有少年、成人之分？”这回，林自真的没脾气了，回去悄悄告诉蔡卞。蔡卞也不敢下手，密令太学将印版束之高阁，从此不敢再提销毁的事儿了。这样，今天的人们才有机会读到这部不朽的历史巨著。

        苏东坡的诗文恣肆汪洋，意境高远。文人骚客们爱不释手。崇宁、大观年间，朝廷悬赏重金禁止他的诗文，最高时赏金达到八十万钱，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十多万元人民币。结果，反而使苏东坡的诗文成了民间相互夸耀的宝贝。读书人如果不能背诵苏东坡的诗文，是一件很没有面子的事情，其他人会认为此人没有品味，俗不可耐。有一位政府高级官员，甚至为此还发了大财。

        这位具有天才的经营意识和商业头脑的官员，名叫苗仲先，当时担任徐州太守。苏东坡曾经在徐州建有一座名楼，起名叫作黄楼。苏东坡的弟弟苏辙为此楼作赋，碑文则由苏东坡亲自书写后刊刻。在禁绝销毁运动中，徐州的地方官员们不忍心毁弃，将这块碑投于护城河的壕沟之内，并将黄楼改名为观风楼。等到富室与官宦人家以收藏东坡诗文墨迹相夸耀时，苗太守灵机一动，命人将石碑抬出，日夜赶工摹印，得拓片数以千计。忽一日，太守下令：“苏氏之学，法禁尚在，此石奈何独存？”下令立即击毁。结果，该碑文摹本市价倍增。苗太守将这些拓本带到京师，不几日便全部售罄。太守立即成为一方巨富。

        在苏东坡的家乡四川，民间甚至流传了一句谚语，说是：“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根。”不熟悉苏东坡诗词文章的读书人，只能吃菜根。由此可知宋徽宗君臣施政与民间舆情的反差之大。

        逝者已矣，他们亲属子弟的命运则变得相当悲惨。崇宁年间，徽宗多次下诏，凡奸党子弟，不管有无官职，均不得在京城居住，不准擅自到京师来，不准在京师及京师府界任职；后来又规定，宗室子弟不得与党人子弟联姻，已订婚尚未举行婚礼的，必须解除婚约；党人五服之内的亲属，均不得担任近卫官职。知情不报者处斩。此外，在科举考试和官吏录用晋级等方面也有不少歧视性的规定与做法。

        以今天的眼光看回去，应该说，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这种做法都带着一股强烈的不祥气息。在世界范围内，很难找到由此导入良好结局的事例。

        蔡京辅佐宋徽宗出尔反尔的第二个轻佻举措，则是分门别类地治罪那些在皇帝的鼓励下，上书言事的人们。

        我们记得，徽宗初政时，曾经发布过一份诏书，鼓励、号召天下人畅所欲言、言者无罪地品评朝政。在此之前，徽宗的同父异母哥哥宋哲宗在位时，也曾经发布过一份让天下人上书言事的诏书，献言者数以千计。结果，后来，哲宗君臣断章取义地摘录这些上书，凭只言片语整治上书者，搞得人们怨声载道。宋徽宗为了解除人们的顾虑，下令撤销了专门在臣民上书中罗织罪名的编类臣僚章疏局，使人们相当感奋，有五百八十多位官员和八百多位布衣平民上书言事，为国家发展出谋献策。结果，同样仅仅一年多一点时间，同样言犹在耳、墨迹未干，徽宗皇帝便尽反前言，将所有奏章和上书交给蔡京、蔡攸父子、他们的门客强浚明、强渊明兄弟，再加上一位不错的学者叶梦得，由这个五人小组根据上述文书中的内容与词句，决定如何处置这些上书言事者。

        《宋史》记载说：强氏兄弟与叶梦得和蔡京结为生死交，共同策划了元祐奸党案和此次的上书言事案。在上书言事案中，上述五人“同己为正，异己为邪”，把这些上书言事者分别划分成了七大类：正上、正中、正下、邪上尤甚、邪上、邪中、邪下。其中，仅五百八十多位官员里，被列入“邪”字一榜中的，就有五百三十四人。进入“正”字榜的，只有四十一人。其中，“正上”一等的六人，包括了那位为皇帝画“爱莫助之图”的邓洵武。而监察系统和政务系统中，凡是与蔡京有过节的人，几乎一网打尽地被列进了“邪”字榜中。史书记载认为：以此为发端，从此形成北宋末年的党人之祸。

        一位被列入此榜中的不知名人士，曾经写了一首小令，嘲讽道：

        “当初亲下求言诏，引得来胡道，人人投献治安书，比洛阳年少。自讼镌官差岳庙，却一齐塌了。误人多事，误人多是，误人多少！”

        在涉及治国方略的重大事务上，徽宗皇帝的表现既轻佻又不浪漫，这种做法所伤害的肯定远远不仅仅是上述这些被列入“邪”字榜中的人。人们有理由在这种缺少道德信念支持的变化中，感受到前景的黯淡与令人畏惧。

        显然，得分最多的人是蔡京。元祐奸党案中，被蔡京列入奸党名录的人里面，包括了他最重要的政敌、竞争者、意见相左者和曾经批评过他的人。如章惇与曾布，是支持王安石变法的重要骨干力量；张商英在哲宗时反对变更新法，在奏疏中直斥司马光等保守派人士；陆佃则根本就是王安石的学生和变法时的助手。在理论上讲起来，他们都是蔡京志同道合的同志与战友。但由于他们属于上述几种人，所以全部被列入奸党名录。在这两次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中，蔡京差不多将自己的敌人和潜在敌人清除殆尽。事实上，此后二十多年的徽宗朝政，在此时已经奠定了基本的格局。

        这里面，有一个人特别令人惋惜，他就是叶梦得。从历史记载看，他并非稀里糊涂地成了五人小组成员，可能是相当情愿地参与了为那些上书言事者罗织罪名的工作。后来，此人出任地方官。在任期间，他摧抑豪强，平反冤狱，表现得相当正直而且能干，为此获得不错的官声并遭受贬黜；到高宗时，此人力主抗金，正义凛然地致力于收复失地；他还满腹经纶，是位不错的学者，其几本主要著作流传至今，仍然具有不低的研究与学术价值。然而，就是因为这一段历史，就是因为曾经与蔡京结为死党，遂成为此人无法抹去的污点，结果，此后八百多年里，始终为人所不齿。叶梦得的遭际，很有可能曲折地再现了当时政坛上的错综复杂。

        就这样，我们帝国的元首几乎是以滑着舞步般的轻松与浪漫，处理着军国大事。

        此后，这种特点一再显现：在治理国家的方针大计上，缺少坚定的信念，寡谋善变，投机取巧，特别典型地表现了徽宗皇帝的轻佻。

        如果说皇帝在对待元祐党人的政治立场上剧烈转变是一种政治轻佻，在治罪上书言事者上翻云覆雨是一种人格轻佻的话，那么，在他改变对上述两类人的惩治时，所表现的则是一种让人根本无法界定的轻佻。

        按理说，改变对这两种人的错误惩治，应该是很受欢迎的举动。可是，徽宗皇帝在这样做时，却使人丝毫感觉不到欣慰，相反，令人对国家的前途更加沮丧与绝望。

        事情的起因可能与徽宗皇帝笃信道教有密切关系。

        宋朝皇室与道教渊源颇深。宋太宗赵光义继位时，有“烛影斧声”之说，流传了一千余年，至今还是一大历史谜团。

        据说，宋太祖赵匡胤做皇帝之前，曾经与一位道士交往很深，这位道士预言赵匡胤将登九五之尊。赵匡胤登极当了皇帝之后，这位道士杳无踪影。十六年后，二人又一次见面，赵匡胤问道士，自己还能活多久？道士回答道：今年十月二十日夜里，如果是晴天，你就还能活十二年；否则，就需要赶快安排后事了。到了这一天夜里，赵匡胤登临太清阁四下观望，只见星汉灿烂，不禁心中大喜。忽然，阴霾四起，天气剧变，雪雹骤降。赵匡胤急忙回到宫中，把弟弟赵光义召来，二人在皇帝的寝宫里，将所有内侍、姬妾统统赶出去，相对饮酒。人们遥遥观望，但见寝宫之内，蜡烛光下，太宗时不时地避席而起，做出谦让不可胜之状。漏禁三鼓，皇帝引柱斧戳地，对太宗说：“好做，好做！”当夜，赵匡胤猝死，留宿在大内的赵光义于柩前即位，成为宋太宗。

        这是对“烛影斧声”的一种解释。

        另一种解释对赵光义就很不利了。这种解释认为：所谓“烛影”，根本就是在烛光之下，赵光义亲手杀死了自己患病中的亲哥哥；“斧声”则是赵匡胤平时片刻不离手边的水晶玉柱斧，在激烈打斗中发出的声音。

        对于赵家皇室来说，前一种说法显然是唯一可以接受的。这就在皇室与道教之间，架设起了一座相当友善的桥梁。

        第三代皇帝宋真宗则将道教与皇室的关系拉的更近了。这位亲手签订了“澶渊之盟”的皇帝，特别神神怪怪，一辈子时不时地就能看见天神圣祖降临人间，而且就是降临到他的宫廷里面。神道降临时辉煌灿烂的景观，只有我们的皇帝一人有此仙缘能够瞻仰，其他人只能心怀崇敬地听他绘声绘色地予以描述。上天神圣还时常降下天书给皇帝，保佑并指导他根据上天的意志，治理我们的帝国。据说，这位皇帝之所以如此，大体出于两个动机：一是以神道教化世道人心，二是为了“镇服四海，夸示夷狄”，特别是要让辽国君臣知道，大宋帝国是有神灵庇佑的，用以制止他们的南侵之心。

        到了宋徽宗的时代，对道教的尊崇达到了一个高潮。中国历史上可能还没有哪一代帝王能够像我们的徽宗皇帝这样崇信道教，以至于到了最后，他给自己的称号都要叫“教主道君皇帝”。

        这位教主道君皇帝的神神怪怪，与他的先祖比起来毫不逊色，或者应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据说，他还是端王时，就曾经有一个道士预言：“吉人当继大统。”吉人合起来，正是赵佶的佶字。赵佶当上皇帝之后，子嗣人丁不旺。道士刘混康告诉他，京城东北角风水极佳，倘若将地势增高，皇家子嗣立即便会兴旺。徽宗下令照办。不久，宫中竟然连连诞育皇子。这一来，使宋徽宗对于道教大为崇信。

        有一次，宋徽宗前往圜丘祭天，蔡京的儿子蔡攸随行，由一百多个道士执仪仗为前导。队伍出了南熏门，徽宗忽然停住，指着前方的空中问蔡攸：“玉津园的东面好像有亭台楼阁，重重叠叠，那是什么地方？”蔡攸立即装神弄鬼地回答：“我只隐隐约约看见云彩间有几重楼台殿阁。再仔细看，都离地有几十丈高。”徽宗问：“看到人了吗？”蔡攸答道：“好像有一些道家童子，手持幡幢节盖，相继出现在云间，眉毛眼睛历历在目。”一君一臣，一问一答，认定了有天神下凡。于是，皇帝下令，就在其地修建道宫，名曰：迎真宫。“由是，益信神仙之事矣。”

        假如我们不愿意过分刻薄地评论此事，则或许可以将此事理解为君臣二人看到了海市蜃楼，或者出现了共同的幻视、幻影等幻觉。不过，结果是一样的，那就是，从此皇帝更加崇信道教了。

        与皇帝相处时日最久的一个道士，名叫张虚白。可能是长着与众不同的胡须，或者长相类似胡人，徽宗皇帝从来不称呼他的名字，而是叫他张胡。此张胡博学多识，精通术数，经常喝醉酒后发出预言，神奇的是，每每被他言中。他曾经酒醉后枕着皇帝的膝盖大睡其觉，并且经常直言无忌地发出批评性的警告，甚至针对皇帝本人。徽宗并不计较，只是说：“张胡，你又醉了。”宣和年间，金国人俘虏了辽国皇帝天祚皇帝，派遣人来通告，徽宗皇帝将此事告诉了虚白。虚白的反应是，徐徐道曰：“天祚皇帝在海上筑宫室等候陛下，已经很久了。”此话一出，周围的人们相顾失色。天祚皇帝是公认的荒淫昏庸之君，而且亡国后成了俘虏。虚白如此比拟，完全够得上大不敬之罪。徽宗皇帝却浑然无事，手抚虚白后背说：“张胡，你又醉了。”到靖康二年，也就是公元1127年，徽宗皇帝真的成了亡国之君，并被金国俘虏后，又一次见到了虚白。皇帝叹息着说：“你平日所言，都应验了。我悔恨透了，没有早听你的意见。”虚白说：“事已至此，无可奈何。往事不可追，来者犹可谏。陛下好好爱惜身体吧。”据说皇帝曾经赏赐给张虚白大量财宝，虚白全部推辞不受，是一位相当懂得自爱的道士。

        皇帝宠信的道士不少，像张虚白这样自爱的则不多。这些牛鼻子老道，各自都有自己的高招。比如，一位叫王老志的人相当绝。他见到皇帝时，先递给皇帝一个大信封，皇帝打开一看，吓了一大跳。原来里面装着他早年写给爱妃们的艳诗，内容很隐秘，就是说很下流。皇帝立刻就被镇晕，马上就找不着北了。

        最有名的，当属林灵素。此人深得神灵鬼怪之精髓，最大的特点就是满嘴巴跑舌头。而且其人胆子极大，口气极大，极其坚定果断。他相貌极为奇异。据说，因为好酒贪杯，又没有钱，于是向人家赊账，欠多了酒账，债主前来讨债，他“举手自折其面”，结果，导致他一半脸干枯如骷髅，一半脸则滋润如常人。平心而论，单凭这副尊容，一般人见到，先就会拿他当半个神仙了。而我们的教主道君皇帝本不是一般人。因此，皇帝一见到林灵素，顿时就懵了，他疑疑惑惑地发问：“先生过去当过官吗？曾经见过我吗？”道家大师林灵素答道：“我往年在天上玉皇大帝那儿当差时，曾经侍奉过圣上您的大驾。”皇帝道：“那段事如今我还恍惚记得。我记得你好像是骑一头青牛，那青牛如今哪儿去了？”灵素回答：“我把它寄牧在外国了，不久就会来此。”皇帝又惊又喜，不但知道了自己的前世，还找到了天上的仙伴。皇帝的心情无比喜悦。

        林灵素像现代心理治疗的催眠大师似的，索性唤醒了皇帝所有沉睡的前世记忆。他告诉皇帝：天有九霄，神霄为最高，其办公场地叫府，上帝的大儿子是神霄府的玉清王，负责主持南方的工作，号称长生大帝君，这位神灵就是陛下。然后，林灵素谦逊地告诉皇帝，自己就是府中那个名叫褚慧的仙卿。如今主子下凡为帝，自己当然也要降临凡世辅佐君王。林灵素指着蔡京问皇帝：您不记得了吗？这是左元仙伯呀。他讲得兴起，把满屋子的人一一指给皇帝：王黼乃文华吏，盛章为宝华吏，而貌美如仙备受宠爱的刘贵妃正是九华玉真安妃。童贯等一干人也都名列仙班。如此一来，搞得大家欢天喜地：怪不得大家伙儿聚在一起如此开心，闹了半天，原来上辈子在天上就是老朋友了。

        徽宗皇帝弄清楚自己的前世今生后，相当感慨。他派人宣谕有关部门：自己是上帝长子，只因为怜悯中华大地到处都是金狄之教（指佛教），因此恳求上帝父亲，愿意下凡为百姓之主，令天下归于正道。于是，道箓院请示了上帝之后，正式册封我们的徽宗皇帝为“教主道君皇帝”。

        教主道君皇帝曾经亲自参加褚慧仙卿林灵素大师的讲经会。当时，在皇帝的倡导下，全国的道士都有官职级别，按资格享受工资俸禄和福利待遇，致使人们趋之若鹜。为扩大影响，每次讲经大会都设有大斋饭，就是一顿相当不错的饭局，而且听经者可以得到三百文钱的施舍。结果，很多贫民买块青布，打扮成道士模样前来听讲。据说，每次讲经大会的花费都要高达相当于今天的百万元人民币左右。

        而林灵素林大师的讲经格外好听。史书记载说，林大师讲经，虽然没有什么殊绝之处，但时时杂以滑稽，语言生动而智慧，搞得听众一惊一乍亦喜亦悲，不时地爆发出哄堂大笑，气氛特别热闹而且热烈。事实上，生活在今天的中国人，特别是听过各类大师传法的中国人，对此应该并不陌生。而教主道君皇帝每逢此种时刻，也乐不可支，“莫有君臣之礼”。恍惚之间，皇帝可能已经真的把自己当成了玉皇大帝的大儿子。

        在此期间，道家的修行、典礼、仪式、经典与生活方式，成了我们帝国国家元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皇帝相当自觉地以此要求自己，陶醉而且乐此不疲。于是，在此期间，中国道教的势力远远压倒佛教，达到了自己发展的顶峰。为此，道家弟子们，实在是应该感谢这位教主皇帝。

        据说，当时仅林灵素一人，就有弟子两万多人，锦衣玉食地在京城内外招摇。他的势焰极盛，甚至被人们称为“道家两府”，意思是此人的权势已经可以和宰相并列了。

        正是在这样的时刻，褚慧仙卿林灵素林大师的一番做作，导致了徽宗皇帝对于元祐党人案和上书言事获罪者们的重新思考。

        史书记载说，有一天，皇帝在太清楼设宴，林灵素侍宴。恰巧太清楼下就有一块元祐党人碑。林灵素走到碑前，纳头便拜。皇帝大为讶异，问他何以如此？大师庄容回答道：“这块碑上的名字大都是天上的星宿，臣大模大样地不稽首致礼，今后回到天上大家如何相处？”而且，据说这位牛鼻子老道还随即吟诗一首。诗曰：

        苏黄不作文章客，童蔡翻为社稷臣。

        三十年来无定论，不知奸党是何人？

        人们找不到这位林灵素与苏东坡、黄庭坚这些人有什么瓜葛、渊源的证据。道士忽然为那些倒霉蛋儿说话，由不得徽宗不信。这可能是促使宋徽宗对元祐党人的态度明显好转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此前后，还有一位道士，也曾经以类似的方式，使皇帝感受到了一种特殊的压力。据说，有一次皇帝巡视一座道观。观中的道士在皇帝面前，向上帝伏地拜章，过了很久才起来。皇帝在诧异中等了相当长时间，于是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位道士回答说：“刚才到上帝办公的地方，正好赶上奎宿在向上帝汇报工作，很久才完，臣只能等他完毕才能上达奏章。”皇帝听了，感叹不已，又问那奎宿是什么人？向上帝汇报了些什么事情？道士回答：“臣离得远，听不清，对于他们谈的事情不得而知。不过那位奎宿臣倒是看清了，就是以前的端明殿学士苏轼苏东坡。”据说，徽宗皇帝一听之下，大为改容。随后，对元祐奸党一案的态度发生了许多明显的变化。

        平心而论，这种变化特别令人心惊胆战。想想看，作为一位国家元首，在我们的皇帝身上，时不时地就会以此种方式，发生着治国方略的变化，这实在很难让人对这个国家的前途产生什么乐观的想象。

        而在此时此刻，艺术家宋徽宗的想象则已经插上了道教的翅膀，正在现实生活中的此岸世界上空，尽情地翱翔。

        应该说，道家的思想观念与皇家的思想观念是最为默契的，因为两者的追求高度一致。对于道家人士来说，此岸也就是今生今世的快乐追求是最重要的——健康长寿，长生不老，修炼成仙，白日飞升等等。如果今生今世就能够修炼成仙的话，也就意味着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来生来世的问题。与此种聪明做法比较起来，苦巴巴地修炼来世的佛家人士，实在是显得特别愚蠢。

        一般说来，我们帝国的皇帝多数都很聪明。他们内心深处最焦虑的问题，实际上有两个：一个是坐稳屁股底下的这把龙椅，不要让别人抢了去；第二就是怎么样才能尽可能坐得时间长一点，最好是长生不老地永远坐下去。这两个根本性的焦虑，是我们大多数聪明的皇帝们特别喜欢道家的主要原因。

        而且，道家修炼时的美妙也实在不错。比如，对于皇帝这样的男性修炼者来说，健康长寿是可以通过采阴补阳来实现的。采阴补阳的过程，可能是全世界古往今来的男人们，除了生理心理失常者外，全部心神向往的。这个过程要求：采阴的对象，最好是芳龄二八，也就是十六岁左右的处女；她应该皮肤白嫩细腻，气色白里透红，骨骼玲珑细致，头发油光黑亮，五官和谐标致，实际上就是一个标准的美貌处女；而且，数量越多越好。采阴的场所，最好是有山有水，林木葱茏，鸟语花香，配以潺潺流水和恰到好处袅袅不绝如缕的音乐等等。采阴的时间，最好是万物复苏的阳春时节等等。按照伟大的弗洛伊德学说，无须解析，这显然是全世界男人们的梦。

        能够把全世界男人统统比下去，从而最有条件实现这个梦的，肯定首推我们帝国的元首——皇帝。

        徽宗皇帝实现这个梦想的过程相当浪漫，也相当漫长。在这浪漫而漫长的过程中，宋徽宗从一位好学上进的青年皇帝，一步一步蜕化，最后，终于蜕化成了一位彻底地、昏天黑地地追逐声色犬马的昏庸天子，成了中国历史上数得上的几位败家皇帝之一。

        这个过程，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互结合、相互促进的过程，相当有趣。

        比如：

        有一次，当上皇帝不久的宋徽宗，拿出一些玉制的盘碗杯盏来，小心翼翼地问大家：“我打算在国宴上用这些东西，又怕别人觉得太奢华，说三道四。你们认为怎么样？”

        蔡京马上回答说：“天子本来就应该享受天下的荣华富贵，区区几件玉器算什么？何况是在国宴上使用，完全合情合理。合乎情理的事情，别人说什么也就不必放在心上。”

        这可能会使皇帝的感觉相当舒服。

        我们知道，蔡京饱读诗书，而且极有才学。他引经据典的理论阐述，可能是帮助皇帝最后解除顾虑的重要原因：

        蔡京援引，发展出了一个丰、亨、豫、大理论。用今天的语言表述，其核心的意思大致是：在太平时节，君王要有天子的气派，要敢花钱，敢于纵情享乐，不必拘泥于世俗之礼。否则，反倒会易——变化，失去上天的眷顾，变得不吉利起来。

        他还援引了《周礼》中的一个说法，叫作“唯王不会”。这里的“会”是会计的会。蔡京告诉皇帝：周礼的意思就是说，自古以来，只要是君王，其花费都是不必计算、不受限制的；陛下过分节俭，苦了自己，就和那些土得掉渣的农民一样了。对于君王来说，这样做是可耻的。

        这番理论，实在是太善解人意了，已经不能用一般的“卑鄙”、“无耻”来形容。

        按照儒家传统理论，逢君之恶，乃标准的奸佞之徒。

        不幸的是，这套理论被宋徽宗全盘接受，成为皇帝本人、他的宰相和整个徽宗一朝的基本施政纲领。

        有一次，蔡京的儿子蔡攸劝告皇帝：“所谓人主，就应该以四海为家，以太平岁月娱乐自己。人生几何，岂可徒自劳苦？”

        皇帝深以为然。转过头，在一次宫中的宴会上，对梁师成说：“先皇为天下欢乐，也为天下忧愁。如今四海太平，我才有机会放松一下，游玩游玩啊。”

        梁师成回答说：“对呀。圣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说的就是陛下您这种情形呐。”

        这一番对话，将现实的享乐和圣人的境界联系在一起，可能令皇帝特别欣慰。

        大约与他的艺术气质相关，宋徽宗酷爱稀奇古怪的石头。中国皇家贵族、文人雅士赏玩奇石的历史相当悠久。不过，玩儿得这么大的，徽宗皇帝可能是第一份。按理说，一个皇帝不是喜欢肉林酒池金山银海，而是喜欢赏玩石头，这岂不是臣民的福气？谁知，皇帝的爱好和宰相的逢迎结合后，却生出了一个极其可怕的怪胎。这就是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在北宋帝国的败亡中起到重要作用的“花石纲”。

        崇宁元年，即公元1102年，朝廷在杭州增设造作局，由童贯主持，每天役使工匠数千人，专为皇室制造金玉牙角竹藤织绣等物品。所需物料，全部由民间征敛。

        崇宁四年，即公元1105年，是蔡京当上宰相的第三年。这一年，朝廷又在苏州增设应奉局，由蔡京的心腹朱勔主持，专门在江浙一带为皇帝搜罗珍奇物品与奇花异石。结果，发展为灾难性的、遍及全国规模的“花石纲”大劫难。

        花石纲的本意指的是运送奇花异石的船。当时，管成批运送的货物叫“纲”。动用大批船只向京都运送花石，每十艘船编为一纲，于是就称之为“花石纲”。据史书记载，起初，这种花石贡品的品种并不多，数量也有限，征集区域只是在东南地区。后来，皇帝对这些贡品大为赞赏，进贡者纷纷加官晋爵，恩宠有加。于是，犹如一道无声的号令，举国为之骚动。

        政和年间，安徽灵璧县进贡一块巨石，高、阔均二丈有余，用大船运送到京师汴梁，拆毁了城门才算进得城中，上千人都抬不动这块大家伙。宋徽宗大喜，亲笔御书曰：“卿云万态奇峰”，并加金带一条悬挂其上。

        随后，太湖鼋山又采得一石，长四丈有余，宽二丈，玲珑剔透，孔窍天成。又有一树，相传是唐代白居易手栽，故名白公桧。连石带树，预备一股脑献给皇帝。为此，特造大船两艘，花费八千贯钱才送到京师。八千贯钱，大约相当于当时二百户人家的一年生活费。

        华亭，就是今天上海松江区的悟空禅师塔前，有一株唐朝古树，人们决定将它晋献皇帝；此树枝干巨大，无法通过桥梁，于是造大船海运，经楚州即今日的江苏淮安到开封。一日风大，树枝与风帆纠结在一起，“舟与人皆没”，一船人全部葬身鱼腹。

        公元1123年，也就是宣和五年，在太湖又采得一石，该巨石高六仞，阔需百人合抱。再造巨舰运送京城后，宋徽宗极为喜悦，赏赐搬运船夫每人金碗一只，朱勔的四个奴仆被封官，朱勔本人晋升为“威远军节度使”，那块大石头则被封为侯爵——“盘固侯”。“节度使”曾经相当于军区司令兼一省或数省的行政长官，如今则用来表明同样级别的地位、荣誉与待遇。

        为了搜寻出奇制胜的花石，各地官吏如狼似虎，不论高山深谷急流险滩，还是深宅大院草门棚户，只要有一石一木稍堪玩味，便有官吏健卒直入其地，做上皇家记号，这玩意儿就成了御前之物，主人必须妥善保护；稍有不慎，就将被以大不敬的罪名治之。等到发运时，一般都要拆墙毁屋，恭恭敬敬地将这东西请出去，为此倾家荡产者不计其数。在史书中只是记载说，“为此倾家荡产者不计其数”，没有说明为什么会使人倾家荡产。其实很简单：奥妙就在“御用之物”和“大不敬”的罪名上。这种罪名属于“十大恶”之罪，摊上了它是要死人的。这就堂皇正大地为官吏们敲诈勒索铺平了道路。柏杨先生在一书中就曾经指出，这种情形很像魏晋南北朝时发生过的事情。当时，后赵皇帝石虎在首都邺城，就是今天的河南临漳，开辟了一个可能是古往今来世界最大的皇家猎场，规定任何人都不许向野兽扔石头，违者一律处死，其罪名叫“犯兽”。于是，这款罪名一下子成了官员们敲诈勒索、发财致富的阳关大道。许多人被指控“犯兽”，从而倾家荡产。这种情形如今通过花石纲又一次再现。

        后来，在受花石纲祸害最深的浙江东南一带，发生了方腊起义。起义农民对于落入自己手中的政府官员，采用了极为残忍的处置手段，比如：活埋、刨心挖腹、砍断四肢、乱箭射死、熬成膏油等等。从中国人素来不为已甚的行事品格判断，这种极端不留余地的做法，很有可能从反面证明了他们曾经遭受来自政府官员们蹂躏的残暴程度。就连官修正史《宋史》中，也在指方腊为盗为匪的同时，委婉地指出了官逼民反的隐情。而此种情形，在当时，很有可能已经是民间的一种常态。

        花石纲掠夺前后持续了二十多年，形成了一场真正的灾难。史书记载说：在江河湖海惊涛骇浪中，人船皆没者，枉死无算，很难统计。运到京城的石头数以十万计，最贵的一块石头，光是运输的费用就达三十万贯钱，相当于一万户普通人家一年的收入。并且，贡品的品种也变得几乎无所不包：“大率太湖、灵璧、慈溪、武康诸石；二浙花竹、杂木、海错；福建异花、荔枝、龙眼、橄榄；海南椰实；湖湘木竹、文竹；江南诸果；登莱淄沂海错、文石；两广、四川异花奇果。”物产应有尽有，地域涵盖全国，牵连人数和贡品数量的巨大，在中国历史上都相当罕见。

        花石纲闹得举国骚然，包括激起相当大面积的民间反抗，徽宗皇帝其实心知肚明，但是他已经不能也不想适可而止了。他深陷在那神仙般的快乐之中不愿也不想自拔，他要不停地向更加快乐的境界前进。

        于是，宋徽宗与蔡京君臣一道，创下了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到此为止相当罕见的记录，那就是修建艮岳。

        与政治上轻佻善变相映成趣，徽宗皇帝肯定不会让自己的物质享受刻板乏味，其变化万端同样令人眼花缭乱。事实上，从现有史料判断，蔡京似乎从当上宰相那天起，就一刻不停地怂恿皇帝大兴土木。君臣二人高度默契，高度协调。从崇宁元年起，修完景灵宫以后修元符殿，铸完九鼎之后再建九成宫——九座宫殿安放这九鼎。九成宫华丽壮观，固然很好，但大宴宾客的地方太窄小了。于是起大工程，开始修建延福宫的七宫三十二阁，叠石为山，凿池为海，建了一座令皇帝相当满意的、“不类尘境”的宫殿群。

        从现有资料判断，蔡京是一位生活品位极高的人。他喜欢吃鹌鹑羹和蟹黄包子，每吃一次鹌鹑羹，需要杀鹌鹑三百只；请人吃一次饭，仅蟹黄包子一项的花费，是一千三百贯钱，大约相当于五十户普通人家一年的收入。他家里按照专业人员的标准，养着一位小姐，其职责就是专门负责切葱丝。

        据说，蔡京最看不上的，就是历朝历代讲究节俭的帝王，每每谈及此处，他都会嗤之以鼻地斥之为“陋”，翻译成现代语言，就是“土得掉渣儿”的意思。

        以这样的品位辅佐皇帝，档次当然只会更高。

        或者反过来说，需要这种档次的宰相辅佐的皇帝，品位肯定高得吓人。

        终于，曾经令皇帝心满意足，并且专门为此撰写一篇赋、以纪其盛的延福宫，又在皇帝的感觉中显得“陋”了。于是，这一对君臣高度默契，共同精心策划与实现了一个大手笔，向现实的神仙境界迈进了一大步。

        这就是艮岳。

        艮岳，又叫万岁山，或“寿山”、“寿岳”，是一座人工堆砌的巨大的假山园林。

        这座假山园林方圆数十里，坐落于开封城东北，景龙江之南。当初，之所以要把这里垫高，是因为道士告诉皇帝：这里的方位正处在八卦的艮位之上，垫高后，皇家子嗣就会人丁兴旺；如若修建成为林木葱茏的假山，则国运必将亨通昌盛。前面的说法业已得到了证实：自从将此地抬高之后，徽宗皇帝便连连喜得贵子，这使我们的皇帝深信，若在此地建成艮岳，国家的兴旺发达必是指日可待。于是，他开始了长达六年、耗资无可计数、征用民间劳役数十万的大工程。

        艮岳，最高峰九十步，约合公制一百五十米左右。山分东西两岭，其间亭台楼阁无数，奇花异石无数，珍禽异兽无数，还有万名左右妙龄美女出没其中。艮岳山峰北部为景龙江，引江水流注山林之间，水声潺潺，如歌如诉。其中，一花一竹一木一石价值千贯甚或万贯者，不计其数。山上几十个山洞里，装满了雄黄与卢甘石：雄黄的作用是辟蛇蝎毒虫，卢甘石则据说可以产生云雾。为了产生更好的云雾缭绕的效果，还命人在油绢囊中注满水，放置于山峦峭壁之上，如此形成高山云雾的效果，名之曰“贡云”。宋徽宗就在这云蒸霞蔚之间，走来走去，寻找着神仙般的浪漫与艺术家的灵感。

        当时与后世对于艮岳的记载和评述颇多，给人印象较深的两个评价如下：

        其一曰：艮岳之壮丽，“自生民以来，盖未之有”。就是说，打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艮岳乃天字第一份；

        其二曰：艮岳之美妙，“真天造地设，神谋鬼化，非人力所能为者”。意思是，这玩意儿简直就不是人所能干的。

        艮岳的修建，开始于北宋政和七年，即公元1117年，到宣和四年，也就是公元1122年竣工，前后历时六年，无法统计究竟花了多少钱。

        在修建这座皇家园林期间，北方，发生了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从公元1119年，也就是宣和二年开始，引起朝廷的关注与不安；南方，则在公元1120年，也就是宣和二年，发生了方腊领导的大起义，几个月之内，就将东南地区席卷进去，并有近百万民众群起响应，波及人口大约至少在数百万以上。与此同时，南、北方各地陆续发生了至少十起左右农民暴动，人数少则数千人，多则十数万人。用当时人的话说，离开花团锦簇的京城开封府，十里之外就到处都是民不聊生的悲惨景象。

        资料显示，当时，在艮岳和后宫中的少女总数超过了一万人。据说，皇帝每隔五到七天，就必定要和一位处女交和，以便采阴补阳，益寿延年。这支堪称庞大的美女队伍，肯定可以为教主道君皇帝的浪漫生活提供必要的灵感。这些灵感，最后可能结晶成了皇帝那些美仑美奂的书画作品：《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和《宣和殿博古图》，使一部中国文化史就此好看了许多。

        平心而论，这已经很不错了。中国历史上，曾经无数次地倾整个国家之财力物力人力，只是为了一个皇帝的高兴。这样做了之后，除了一个坏名声和一副臭皮囊之外，什么都没留下的皇帝可是实在太多了。

        此时的宋徽宗，除了流连于艮岳之外，据说还在忙于通过皇家专用秘道，流连于京城名妓李师师的闺阁之中。有一种说法认为，在此期间，皇帝赏赐给李师师的钱物，大约至少在十万两白银以上。

        三年后，公元1125年，即北宋宣和七年，大金铁骑挥师南下，如入无人之境，直逼京城开封。被掏空了的北宋江山一触即溃。

        据说，聪明的李师师在异族骑兵兵临城下之际，将宋徽宗赏赐给她的所有钱财全部捐献给了守城军民。此后，这位美丽女子下落不明，给当代和后世的文人骚客们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想象空间。

        另外一种看法则认为，徽宗皇帝与她的浪漫故事，早就引起了具有强烈正义感的士大夫们的愤怒，因此，徽宗皇帝退位，新皇帝即位后的一件重要工作，就是在保家卫国的神圣名义下，义正词严地抄没了这位京城名妓的家产，用来偿还满朝文武们欠下的巨额战败赔款，从此，李师师几乎沦入沿街乞讨的境遇。这种说法在道学家和情感遭遇过重大挫折的男女人士那里，特别容易获得共鸣与支持。

        第三种说法，说是李师师的美貌与多才多艺，早已名扬大金国。大金骑士拿下大宋都城后，其统帅指名索要这位美妇人。师师悲痛于百万官绅齐下跪，全无一人是男儿的现实，坚贞不屈，吞金自杀。

        可以想见，不论哪一种说法，都给帝国满腹才学的文人们，留出了施展才华的足够大的天地。

        让人感到特别奇怪的是，就像被施了魔法似的，凡是闯进这个天地里，试图在此展开想象和文采的人们，无一例外地堕入了俗不可耐的深渊之中。

        同年，八十岁的蔡京退休，离开了宰相职位；当年年底，宋徽宗发布罪己诏，罢各地花石纲及各应奉局、造作局，并将帝位禅让给儿子赵桓，即北宋皇朝的第九位、也是最后一位皇帝——宋钦宗。

        此时，有两组统计数字，颇能说明徽宗皇帝二十五年浪漫生活的代价：

        当年，公元1102年，蔡京刚刚登上相位时，曾经向皇帝进言：“如今国库里的积蓄有五千多万，足够用来体面、快乐地生活了。”

        如今，公元1126年，打到家门口的金兵，提出的议和撤兵条件是：宋朝廷必须交纳黄金五百万两、白银五千万两、牛马骡驴一万头、丝绢绸缎各百万匹。除了这些天文数字的勒索之外，还要割让中山、太原、河间三镇，以宰相、亲王为质等等。我们的皇帝全部接受了这些条件。

        为了凑齐这些款项，在将皇宫、国库中的所有金银财货、天子衣服、车马、宗庙祭祀用具、六宫官府器皿等等全部折价变卖成银钱，共得黄金三十万两、白银八百万两。不得已，皇帝下令在整个京城实行第二次征集。此次搜刮进行得极其彻底。当时的命令是：凡在京官吏、军民人等，必须在限期内将金银送往官府，逾期不交者，斩首。允许奴婢等告发，悬以奖赏。并且娼优如李师师等、罪臣如蔡京等的家财及亲属的财产一律没收，用来填充空缺。我们完全可以想见，大宋官吏是如何如狼似虎地进行敲剥的。这一次，“得金二十余万两，银四百余万两，而民间藏蓄为之一空”。

        即便如此，距离金兵勒索的数字，还有巨大的缺口。多亏孤军深入的大金骑兵自己退走，才解决了这个难题。

        第二年，北宋靖康元年，即公元1126年底，金兵第二次攻打开封。宋钦宗下令，“毁艮岳为炮石”，于是，百姓一拥而入艮岳之中，争持锤斧击之。他们毁拆屋宇、砍伐树木充当薪柴与兵器；将数千只珍禽异兽悉数投入汴水之中，任其所之；把鹿苑中的梅花鹿全部杀死以充军粮；而艮岳之中收藏的碑帖书籍则全部弃诸沟渠。建成刚刚三年的艮岳就此毁于一旦，从而标志了徽宗皇帝浪漫生活的彻底终结。

        据说，宋徽宗被俘之后，听说金人把首都变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地狱，并且掠走了他的全部后宫妃嫔和赵构之外的所有儿女时，神色不动，没有什么特殊的表示；当听说京城、皇宫中的金银珠宝被洗劫一空时，也无动于衷；而当听到金兵将皇城里的书画全部掠走时，他喟然长叹，神色惨然，表情相当痛苦。

        这座美轮美奂的人间仙境的毁灭，仿佛是个象征，特别意味深长地隐喻着花团锦簇的北宋帝国，比后来圆明园之于大清帝国的意义更多几分悲怆。

        同一年，宋钦宗下令将时人所称的“六贼”，也就是以蔡京为首的六个位高权重的大臣分别给予了罢官、流放、赐死、杀头、抄家等处分。他们是：蔡京、童贯、王黼、朱勔、梁师成、李彦；这里面还没有包括那位凭着花拳绣腿，愣把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逼上梁山的高俅，没有包括蔡京的儿子——想要杀掉自己弟弟、逼走自己父亲的蔡攸，还有杨戬、张邦昌、李邦彦等等。认真考察起来，衮衮诸公如上述人等，的确劣迹斑斑，无怪乎当时和后代的人们异口同声地认定了他们是奸臣。

        事实上，这已经构成了北宋末年徽宗皇帝一朝另外一个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景观——如此大批量同时涌现出来的奸臣队伍。这些人全部都势焰熏天，全部都权重位高，全部都深得皇帝宠爱。他们彼此间又团结又斗争，最后，差不多全部都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非同一般的鼎鼎大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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