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如一位明清史权威人物所说：创建大清朝的女真——满族，的确是一个优秀的民族。他们特别善于学习，特别顾全大局，特别能战斗。至少在他们入主中原以前和入主中原之后很久一段时日里，的确如此。因此，曾经有人感叹：假如他们学习的不是明王朝的那一套，假如他们入主中原之时，就已经有了西方的坚船利炮和民主制度的话，那么，十七世纪前期和后来中国的面貌可能就会全然改观。

        这只是感叹，假设对于历史毫无意义。

        历史事实是，他们后来几乎全盘照搬了明朝的制度。其学习过程的认真程度，令人无法不感慨万千。

        根据王族血统主义和推举制原则，皇太极顺利继承了努尔哈赤留下的后金汗国汗位。如今，他叫天聪汗，或者天聪皇帝。继位前后，皇太极做了几件意味深长的事情，可能都是努尔哈赤去世前没有规定或交代的，看上去，却又很像是努尔哈赤的意思。

        一件事情是，按照努尔哈赤“八大贝勒共治国政”的遗训，皇太极提出，在推举新任汗王时，八大贝勒应该和参与议政的青年一代大臣将领共同协商。此议立即得到这批少壮派的拥护。这是一批在近些年的战争中，与皇太极一起冲杀在第一线，陆续脱颖而出并掌握着实际权力的年轻人。在未来的岁月里，正是这批人坚定地支持着皇太极的事业，使皇太极在和代善、阿敏和莽古尔泰的相互钳制中，力量加大了许多。

        努尔哈赤很有可能希望自己死后，八个大小和硕贝勒各领一旗。他们之间势均力敌，方能达到钳制平衡之功效，令推举出来的汗王不至于肆意妄为，否则，很容易按照他的《汗谕》中所说，被弹劾撤换掉。但他临死时，只是将自己亲自带领的两黄旗人口、土地、财产、牛录分给了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兄弟，他们兄弟并没有接任两黄旗旗主。其他各旗的调整也没有进行。皇太极适时地提出，让三兄弟立即接任旗主，使这三兄弟十分喜悦。以前，皇太极本来只是镶白旗一旗旗主，如今，他模仿努尔哈赤自将两旗的做法，将两白旗全部拿到了自己手上。

        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史家语焉不详，以至于只能说“挟威独得”云云。推测起来，也许是援引努尔哈赤在世时汗王一人独领两旗的先例，把杜度所领的正白旗，收到了自己的手里。我们知道，杜度是褚英的儿子。而褚英之死与受到大家的一致厌恶有关。

        这样一来，八旗旗主的格局演变为：皇太极一人独领两白旗，代善、岳托父子领两红旗，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兄弟三人领两黄旗，阿敏与济尔哈朗哥儿俩领镶蓝旗，莽古尔泰领正蓝旗。代善父子全力拥戴皇太极，阿济格除了厮杀打仗，对其他事情全无兴趣，多尔衮、多铎兄弟年纪尚小，显然，皇太极的声威立刻就大为不同了。

        与前一件事情相关，他又做了另外一件事：在不变更人口、土地、财产等任何东西的条件下，获得诸贝勒默许，也得到了三兄弟同意，用他自己的两白旗旗色，将努尔哈赤按照“幼子守产”制度留给自己的“未分家子”阿济格、多尔衮、多铎的两黄旗旗色，换到自己手中。

        与前一件事情比较起来，这似乎是件小事，其实，却有深意在焉。据说，黄色是“汗”色，“黄衣称朕”，黄色乃皇家专用之色。皇太极重用汉臣，在历史上似有定论，更在近年被颂为一大功德。很有可能，这就是他重用的汉人谋臣在他继位后，为他谋划的第一个主意。

        中国人讲究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如今，皇太极名分已正，颜色哪里可以不正？颜色不正岂不就是言不顺？言不顺不就事不成了吗？显然，关于颜色所具有的心理暗示作用，在我们祖先那儿早已明了，今日发明此学说的欧美人的祖先那时说不定还在树上呢。

        汉人谋臣的智慧，若只能停留在这种纤芥毫末上，就太委屈他们的才华了。有证据显示，在此后诸多军国大计的制定与实施上，都活跃着他们脑力劳动的成果。

        继位后，皇太极面对的各方面情势，并不是特别令人满意。

        譬如，西南方向，袁崇焕一夫当关，号称独卧宁远孤城，挡住了后金汗国通向山海关、走进大明朝的道路。宁远保卫战一役，袁崇焕脱颖而出，成为帝国东北方向的擎天一柱，令大明帝国东方晦暗不堪的地平线上，露出了鼓舞人心士气的霞光曙色，甚至导致后金汗国战略与外交全线陷入“四境逼处”的被动局面。原因来自他的两个最重要邻居——朝鲜和蒙古各部族。

        东南方向的朝鲜，是大明帝国最可信赖的盟友，多年来坚定不移地站在大明朝一边，态度强硬得仿佛孪生兄弟一般。一次，朝鲜国王派了一个使臣到后金来，努尔哈赤问那使节：“你们口口声声管我叫贼，到底是为什么？”那使节很机敏地反问：“你有盗天下为己有之心，不是贼又是什么？”众人大笑而罢。（李肯翊《燃黎室记述》卷二十一）

        朝鲜对后金汗国始终保持着井水不犯河水的态度，要不然就是苦口婆心地劝告努尔哈赤向明朝低头认错等等。假如不是害怕同时在两条战线上作战导致腹背受敌的话，努尔哈赤可能早就跨过鸭绿江去了。

        如今，宁远之役结束后，朝鲜国王已经又一次与明朝默契配合，屯兵鸭绿江边，似乎随时准备将手抚到后金汗国的背上来。北部和西北方向，则是时好时坏、时和时掰的蒙古各部族。这些成吉思汗的子孙，虽然已经没有了乃祖的风范，却时常聚啸成群，来去如风，不论是对大明帝国，还是对后金汗国，统统构成了一股谁都不敢小瞧的力量。

        比如喀尔喀五部，本来和后金汗国早就结下盟约。如今，一看努尔哈赤吃了败仗，幸灾乐祸之余，很快就和察哈尔林丹汗和解，又靠到明朝那边去了。当年，努尔哈赤拿下广宁时，王化贞和熊廷弼扔下关外数百里土地，一直退进了山海关。努尔哈赤投鼠忌器，无论如何弄不明白这是什么路数，他担心战线拉得过长，竟然把到手的广大肥田沃土同样弃之不顾。结果，这些蒙古部落乘虚而入，用这些土地从大明朝和袁崇焕手中换了大笔银两。

        据说，努尔哈赤活着时，对此就曾经后悔不迭。如今一想起这些，皇太极的心可能仍然还在流血。若不是父汗过于谨慎，当初一步走错，宁远城应该已经是后金汗国攻打山海关的前进基地了。

        这些，虽然令人寝食难安，却还不算心腹大患。

        对于皇太极来说，真正麻烦的不在外面虎视狼顾，强敌环伺，而是在自己的肘腋心腹之间，在后金国内部。

        皇太极对他的臣子说：“治国之道，就和盖房子是一个道理：打牢基础，再选用好材料，就一定不会早早倒塌，子子孙孙且住着呢。要是偷工减料，凡事凑合，不塌才怪。”（《清太宗实录》卷三十六）皇太极所说的地基，大体上说的就是民心民意；所谓好材料，则可以理解成是人才和制度吧。

        当时，辽东地区的人口比例，汉族人口大约占90％左右，女真、蒙古族、朝鲜族等占10％。努尔哈赤占领辽东首府辽阳以后，曾经对当地人民发布训令说：“你们不要以为汉人可以统治长久，我们只是暂时占领，这是妄想。要是真这么想，你们就是自取灭亡。”（金梁《满洲秘档》）基于此种理念，努尔哈赤打完萨尔浒大战，于开原、铁岭、沈阳、辽阳等历次大型战役之后，都进行过程度不同的种族灭绝式屠杀。而且，那些刀下逃出性命的人，也被当作战利品，“分配给披甲人为奴”——就是给八旗将士们充当奴隶。

        按照努尔哈赤“编汉为奴”政策，每十三个成年汉族男子编为一庄，给牛七头，耕地的80％供应这些人自己食用，20％上交官家。然后，按照满族官员的级别分别将这些庄子赏赐给他们，就连最低的备御，即我们已经很熟悉的牛录，其职权大约介于今天的营连长之间，也都赏赐一庄。于是，这些庄丁就成了他们的奴隶。据说，在他们的主子面前，这些庄丁很惨，大体上处于予取予求皆听凭主子的地步。

        当时的汉官处境也相当凄惨。最早投奔努尔哈赤的北宋名臣范仲淹之后范文程，虽然满腹经纶，却也只是混到了汉语办事员的样子，如偏房弃妇般备受冷落，远不像后来的人们所愿意相信的那般被待若上宾、言听计从如诸葛军师一样，这种可悲的状态一直延续到皇太极继位。

        有资料显示，这些汉族官员被分配给各贝勒大臣管辖，极少有在朝堂之上慷慨陈词的机会，因为除了努尔哈赤等少数几人之外，太多的满族王公大臣听不懂汉语。于是，这些同样听不懂女真语的汉族官员，便时常需要面对满洲主子们的嘲笑、臭骂和殴打了。有一种记载甚至谈道：他们的财产时常被管辖他们的人强行索取，他们的马匹不能由他们自己骑用，而要交由满族官员骑用；他们的牲畜可能被满族官员以很低的价格买走；他们死后，妻子儿女便要入满官家中为奴；而他们生前，粮食经常不够吃，要靠出卖家产、典当财物糊口。（《清太宗实录》卷十七）

        从一些记载中判断，当时，汉人乃至汉官成年的女儿和年轻些的妻子，可能没有身心不受到暴力侵犯的权利。或者说得更明白一些吧，就是说：如果八旗勇士强奸了汉人的妻子女儿的话，在努尔哈赤当汗王的十几年时间，甚至再长一些时间里，是可以不受惩罚的。这种情形之悲惨，已经将深受孔孟之道、礼义廉耻之类熏染的汉族士大夫们的廉耻心，都剥得干干净净。

        于是，就连皇太极都发出过如下感慨：这些汉官“如在水火之中，苦无容身之地”。（《清太宗实录》卷三十七）

        同样，此种情形不可能不引发切齿痛恨。满族人聚居地方的水井被投毒；吃的咸盐当中被掺拌毒药；有的则把猪毒死后，将肉卖给满族人吃等等。这种事情可能发生了不止三次五次，最后严重到了要由后金汗国的国家元首下令：所有店铺的主人必须把自己的名字刻写在店铺前面，凡满族妇女购买食物时，要将店主的名字记录下来，以便出事之后搜索。

        于是，事情开始起变化。

        当时满族人经常遭到袭击。凤凰城（今天辽宁省丹东市）治下，一个满族人好端端地走在大街上，不知被谁一棍子打在后脑勺上，当场毙命；某牛录中的两个人到盖州，就是（今天辽宁省盖县）去出差，莫名其妙被杀死；有三个满族人去广宁（今天辽宁省北镇县）办事，也死在光天化日之下。

        于是，努尔哈赤又下令：从今以后，不许单身行走，必须十人以上结伴而行，否则罚银子若干。同时，严厉处置肇事汉人，常常牵连杀死的不仅仅是肇事者一人而已，而是成家成族地处死。

        就这样，努尔哈赤终于用他的铁血政策，促使辽东地区人民开始了接连不断的大面积暴动。本来“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说的是读书人造不起反来的意思。如今，从天命六年开始，到努尔哈赤死掉的天命十一年，先是金州（今天辽宁省金县），偏偏是两个最胆小怕事的秀才，聚集了十个人“合谋作乱”。（金梁《满洲秘档》，爱塔建功）然后数年间，干柴烈火一样：镇江（今天辽宁省丹东附近）、复州（今辽宁省复县）、海州（今辽宁省海城）、凤城、岫岩、长岛、双山、平顶山、汤站、险山、鞍山、首山、十三山、彰义等至少十余地发生暴动。

        努尔哈赤的反应，则是格杀勿论。

        到天命十年十月，就是此人临死前十个月，他更是下令：备御一律要严密搜查各自的村庄，对于那些叛逆之人，一经发觉，他们有权立即斩杀，特别是那些明朝革职在家闲居的旧官吏、读书人、秀才、乡绅等，煽动闹事的可能就是他们，因此，对于上述人等，要一律处死。这项命令，直到努尔哈赤死去时，可能还依然在被执行之中。

        显然，这种政策大体上可以被看成是一种通过杀人来自杀的政策。其愚蠢其严酷其残暴，必定令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双方全都痛苦不堪。

        到公元1627年春天，也就是大明天启七年、后金汗国天聪元年的春天，皇太极继位半年之后，努尔哈赤铁血政策的恶果已经彰显无遗。

        暴政和战争一样，最先消灭的必定是一个民族中最优秀、最精华、最富于进取精神与活力，而且最健康的青壮年部分。为了避免悲惨的命运，这些青壮年人口开始大量出逃。逐年累积的结果，则是壮丁锐减，田园荒芜。而天灾也在此时适时而至。于是后金汗国“国中大饥”，粮食奇缺，物价飞涨，一斗米卖到了八两白银。

        用不够精确的算法折算下来，这个价钱，大约相当于我们今天收入不变的情况下大米卖到了160元人民币一斤。

        就这样，一向堪称富庶的辽东地区出现了“人相食”的景象。社会秩序混乱，偷盗风行于世，凶杀、抢劫也已见惯不怪。当时，有人建议皇太极采取严厉手段予以镇压。皇太极叹息道：“老百姓要饿死了，所以才偷才抢啊。”（王先谦《东华录》）因此，他一再下令，不许使用暴力镇压，而是要推行民族和解政策。平心而论，在我国数千年帝王制度下，如此明白事理的皇帝并不是特别多。

        皇太极采取的措施温和而又坚定。他派人丈量土地，把各处多出来的土地归公，不许再立庄田，然后，下令将原来编为一庄赐给一个牛录——备御的十三个汉族壮丁加上七头牛，改为八个壮丁加上两头牛。将其余多出来的壮丁编为民户，安置到那些丈量后多出来的土地上去，恢复了他们自由农民的身份。再然后，则是派遣汉族官员前去管理，减少了种族间的荼毒与仇恨。（《清太宗实录》卷一）

        与历史上匈奴、突厥等游牧渔猎部族一样，女真的后金汗国同样依靠战争和抢掠为其获得奴隶与财富的主要途径，这也是这些部族成不了气候的主要原因。历史记载显示，“后金国开国之初，俘掠的辽东之民，全部变成了满族的奴隶”一说，在很大程度上是真实的。（昭槤《啸亭杂录》）而化奴为民、化解种族间的仇恨、逐步加大自由民的数量、减少编民为奴的人口，越来越严厉地限制满族人歧视、荼毒其他民族等等政策，可能是在皇太极继位之后就开始实行的。此后，在他执政的十七年间，其国政大体沿着这个方向发展。

        若没有这一条，后金汗国想发展壮大，最后走进中原，可能就会像努尔哈赤统一女真、统一东北一样，没有那么容易。

        事实表明，皇太极的努力，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到他执政的中后期，史料中已经开始颂扬：“由是汉人安堵，咸颂乐土”——因为皇太极的这些政策，辽东汉人安居乐业，大家开始传颂这儿是一片乐土了。

        在选拔和使用汉族人才方面，皇太极做得就不是一般的好了，他的作为可以和中国历史上那些最优秀的帝王比肩。

        譬如范文程，他的先祖是北宋名臣范仲淹，曾经写下过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遂使一篇《岳阳楼记》成为千古绝唱。范文程的曾祖父高居大明兵部尚书之位，祖父和父亲在辽东为官，这才落籍当时的沈阳县。

        范文程是在抚顺战役后来到后金国的，或是第一个既有大明官僚家世背景，又有学历背景，却投奔努尔哈赤的汉族知识分子。这十分不容易。

        当时，在大明帝国君臣眼中，努尔哈赤是十恶不赦的叛逆，是跳梁小丑，失败了之后是要凌迟处死、诛九族的贼酋。假如不是富有胆识魄力，真正具有远见卓识，并且看透了大明帝国的腐烂，从而彻底失望的话，很难想象这么一个读了一肚子诗书的人，竟然会去投了贼。卿本佳人，奈何做贼？这简直比一个沉鱼落雁、冰清玉洁的女孩儿，偏偏死心塌地爱上了一个小流氓，还要令人惋惜，还要不可原谅，还要令人怒不可遏。

        范文程来投之后，据说努尔哈赤很高兴，当场对大家说：“他是名臣子孙，咱们要好好待他。”于是，一时间，诸王贝勒竞相优待有加。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地令范文程着实混了一副好下水。可是，时间一长，这帮子只有在马背驰骋、刀头舔血和女人肚皮上才会感觉快乐的凶猛战士，包括努尔哈赤，可能觉得和这位名人之后在一起厮混，实在无聊乏味得很，于是，就把这位满腹经纶、不用出家门便知天下事的秀才安置在一个章京的位子上，一放就放了八年。章京这个官衔可大可小，一般小章京指的是那种文书类办事员，搞得范文程在八年时间里，大约都好生无趣，相当寂寞，直到努尔哈赤死后。

        皇太极继位后，很快把范文程找到自己身边，让他参与了军国大政。

        据说，为表示尊重之意，不论人前人后，皇太极对范文程一律以“范章京”称之；每逢议事，若范文程不在场，皇太极必定会问：“此事范章京知道否？”臣子的奏议若有不当之处，皇太极便会建议他：“何不去找范章京商量商量？”倘若奏事大臣回答：“此事范章京已经同意了。”皇太极就会立即批准按照范章京同意的去做。有时，如果范文程生病，皇太极甚至会将一些事情延后，等范章京病好后再作裁决。后来，皇太极对于范文程的信任已经达到这种地步：凡是范文程起草的文件，他不再过目便予批准，他说：“我相信范章京不会出错。”就此，范文程成了真正的大章京。

        史书中记载了不少这一对君臣之间知音默契的事迹，的确十分动人。据说，皇太极时常将范文程召进宫中议事，这种议事经常长达几个时辰。我们知道，一个时辰是两个小时。也就是说，这一对君臣时常会在一起商讨事情达五六个小时，甚至更多时间。有时，范文程深夜时分方才离开宫中，回到家中刚刚歇下，皇太极又派人来请范章京入宫议事。在我国历史上，皇帝若能白天正常工作，已属帝国臣民之万幸。君臣如此夙兴夜寐，除了皇太极的死对头崇祯皇帝之外，国家能够不兴旺发达的，倒是不太多见。

        有一次，皇太极为了犒劳范章京，让范文程陪自己吃饭，饭菜极为丰盛，有不少“殊方珍味”，可以理解成是很罕见的地方土特产、山珍海味等等。范文程迟迟不动筷子。皇太极一看，立即下令将这桌子美味撤下去，火速送到范章京府上，赏赐给范文程的父亲和全家吃。范文程则向皇太极拜谢如仪。

        皇太极至矣尽矣。当年刘先主与诸葛孔明之间的际遇也不过如此。

        一般说来，但凡正派和有出息一点的中国读书人，一生中都在期盼的就是这种君臣之间的风云际会，头悬梁锥刺骨一生只为这一天。他们没有苏格拉底、柏拉图那样的哲学头脑，没有文艺复兴之后、启蒙运动以来的那种人文情怀，也没有“天下王侯千千万万、贝多芬只有我一个”那种人类觉醒后的气概。他们之中的那些最优秀分子，讲究的却也是身无分文心忧天下，讲究以天下苍生为己任，讲究滴水之恩则当涌泉相报，讲究若以国士待之则必以国士报之，讲究虽千万人吾往矣，讲究为酬答知己则生死以之……

        作为大清国历史上的第一位汉人大学士，范文程对于皇太极、对于大清国，也算是呕心沥血、肝脑涂地了。从后金汗国到大清国到入主中原，当时中国历史的每一步重大发展，似乎都能看到这位范章京的影子。袁崇焕的死，具有极为复杂的社会心理因素，但最初的那个反间计，可能就是他帮皇太极出的主意。皇太极死后，范文程在历史发展极为关键的时刻，给多尔衮写了一封信，以其对中国社会的深刻洞察力，为多尔衮指明了方向。平心而论，这封信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恐怕不亚于诸葛亮的《隆中对》。如果没有这封信，那帮大清贝勒、大人老爷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呢。

        在努尔哈赤的铁血政策下，太多辽东汉人沦为女真人的奴隶，读书人为了逃避屠杀，隐名埋姓，沦为奴仆。皇太极下令，以科举考试的名义，在这些奴隶中选拔富有学识的人，并严令不许任何王公亲贵阻拦他们手下的奴隶参加考试。结果，数百名有才华的人脱颖而出，被充实进各级政府部门。其中，就包括了前清时代的名臣，如宁完我等人。

        发生在祖大寿身上的故事则应该算是另一类典型——

        与北宋末年出身于显赫的军人世家、自己也成为优秀军人的种师道一样，帝国著名将领祖大寿，出身于大明晚期的祖氏家族。这也是一个显赫的军人世家，帝国优秀的高级将领中，好几位都是从这个家族中走出来的。那位当时威名赫赫备受尊敬、后来名声坏到了极点的吴三桂，就是祖大寿的外甥。

        同样是一位优秀的军人，皇太极对祖大寿很欣赏，可能是惺惺相惜，也可能是为了做给其他祖氏家族的军人看。

        大凌河保卫战中，祖大寿弹尽粮绝，不要说军马，全城军民连草根、树皮、皮甲也都全数吃光、木头柴火烧光了，已经开始用死人骨头作柴、烧着吃老人和孩子了。为了保全追随自己的一万多军民，祖大寿硬着心肠杀死一位誓死不降的助手何可刚，投降了皇太极。然后，又欺骗皇太极，说是要回去招降自己的部下亲族，皇太极同意了。结果，祖大寿跑回明军防地锦州后，再无下文。十余年过去了，在松锦大会战中，祖大寿又一次弹尽粮绝，再一次落到皇太极手中，皇太极依然给予了这位虽然欺骗过自己但确是一位好汉的败军之将以极高礼遇。

        当时，两次和祖大寿在一起的还有副将祖泽远。祖泽远面对皇太极，恐惧至极，因为他不但上次违背诺言，和祖大寿一起骗了皇太极，而且在后来两军对阵时，还曾经专门将炮口对准了皇太极轰击。皇太极对于惶恐得要死的祖泽远表现得挺大度，说：“你明知道是我，还要对我开炮，的确是太对不起我，太过分了。不然我也不会说你。我对人有什么看法，总是要在心里反复掂量，然后，直截了当地说出来，过去了就再也不存在心里。你年轻，以后好好干吧，就算是报答我了。”据说，祖泽远感动得泪流满面。（王先谦《东华录》）

        这种事情，说说容易，口头上似乎谁都不难做到，若事到临头真的要去做时，可就并不那么简单了。

        天聪四年、大明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攻打永平（今天河北省卢龙县）时，大明户部郎中陈此心归降后又要逃跑，被捉，审讯后定为死罪。皇太极说：“既然他不愿意留在这儿，就放他回原籍去好了。”结果，不但没杀他，还给了他两匹马、四头驴、二十两银子，让他带着妻子家人，去他随便想去的任何地方。（《清太宗实录》卷六）

        皇太极有一个极有东北或者中国特色的规定：凡有大明官员来降，八旗旗主必须轮番设宴款待，每五天举行大宴一次。届时，宰牲设宴，觥筹交错，酒喝到一定程度，大家其乐也融融，以至于整个沈阳城都仿佛喝醉了一般，到处是摇摇晃晃的酒鬼，到后来，由于来降的汉官过多，一天之内常常要开宴会数次，并屡有赏赐：房屋、土地、牲畜、衣物、财帛等等。甚至发生过令满族官员腾出房子，让来降汉官居住的情事。他不止一次对王公贝勒们讲：朕对于这些汉官不吝赏赐，不厌其烦，就是为了让人心悦诚服，以图大事。（《清太宗实录》卷二十二）“只有多得到人才才是最可喜的。金银珠宝都有用完的时候，要是得到一两个贤能之人，对国家有帮助，那带来的好处可就无穷无尽了。”（《满文老档》，太宗卷二十七）有证据显示，当时，许多汉族官员所享受的待遇和积累起来的财富，甚至超过了同级别的满族官员。

        为了更好地贯彻这些政策，皇太极制定法律，严厉惩处随意戕害汉人的行为：“凡贝勒大臣有掠归降地方财物者，杀无赦；擅自杀害降民者，以死偿命；强取民物者，加倍赔偿。”（《清太宗实录》卷五）为此，他多次发表谈话，并当面告诉没有严格执行该法令的贝勒爷：若像以前那样肆无忌惮，将被视为作乱祸首，连同妻子一律处死，绝不姑息。（《东华录》天聪七年六月）二贝勒阿敏之所以倒霉，应该说，和皇太极的此种思路不无干系。

        仔细翻检史料，平心而论，找不出皇太极做这些事情时心理阴暗、龌龊的证据。他做得坦诚、磊落，其胸怀与古代明君如唐太宗李世民、宋太祖赵匡胤比较起来，似乎也不遑多让。倘若没有偌大格局的器量、胸怀、雄心和抱负，恐怕是断然做不到的。与努尔哈赤比较起来，其高下相差就太多了。史书记载说，皇太极的这些做法，的确令当时的许多汉官心悦诚服，甚至达到感激涕零的程度——“似此豢养之恩，虽肝脑涂地，实难报万一也”。（《清太宗实录》卷十七）话说得虽然让人起鸡皮疙瘩，不过，可能确也道出了当日的实情。特别是，若想一想大明帝国崇祯皇帝，荼毒那些同族同种的臣子如猪狗草芥一般的情形，则更加令人无法不感慨万千了。

        观察历代国家的政治实践，我们不能不承认，那种能够令近者悦，令远者来的情形，是一种很高的治国境界。从史料中看，短短的时日里，皇太极还真的部分地做到了这一点。

        皇太极继位之后，对内大力调整方针政策；对外的第一个重大举动，则是出兵朝鲜。

        从努尔哈赤死、皇太极登极，到当年十月，一个多月时间里，朝鲜作为邻国，没有派人来吊唁亡灵，也不前来祝贺新汗登基，相反，接纳了数量可观的从后金国出逃的辽东汉人，据朝鲜史料记载，前后可能达到数十万人，仅价川一地即达三千多人。（《李朝实录》仁祖卷十四）这些人，在努尔哈赤编汉为奴的政策下从自由民变成奴隶，然后，不堪忍受而出逃，于是就成了前清极为有名的所谓“逃人”。为此，后金汗国和后来的大清国制定了严厉的“逃人法”，力图以严刑酷法遏制他们逃亡，并一直蔓延到清军入关之后很多年，成为前清时代名副其实的恶政与恶法。大清朝之所以曾经在历史上特别声名狼藉，这些从努尔哈赤时代开始恶声恶气的恶政恶法肯定是其原因之一。

        此时，后金汗国与朝鲜交涉，要求朝鲜将这些“逃人”一概驱逐回来。朝鲜置之不理，将这些逃过鸭绿江的辽东汉人遣送给了明朝。对此，皇太极感受到的肯定不仅仅是轻蔑，还有利益上的重大损失，因为这些人全部是满族人的奴隶，刚刚继位的皇太极在自己必须承受损失的同时，还必须承受这些满族人士的抱怨与压力。

        以往，努尔哈赤时代曾经数次有过出兵朝鲜的动议，最后均未实施。最重要的原因有两条：一是避免两线作战腹背受敌，二是没有现实利益上的压力和考虑。如今，和袁崇焕议和，解除了战略上的顾虑；王公贝勒们又正因为“逃人”的损失怨气冲天，此刻出兵朝鲜，立即可以得到这帮家伙的好感与拥戴，真正是天时、地利、人和皆备于我。大约这是皇太极将自己继位后第一个重大军事行动锁定在朝鲜的原因。而且据说努尔哈赤临死时，也曾经嘱咐那几大贝勒，要把解决朝鲜问题放在第一优先考虑。

        另外一个原因，对于皇太极必定也是如芒在背，如鲠在喉。长期以来，朝鲜国王一直允许明朝的军队驻扎在自己的领土上，并在物资、粮草、军事装备器具上很慷慨地给予支持。而后金汗国但凡想向朝鲜通融点什么时，朝鲜全都推三阻四。翻开历史地图集，我们就会发现：明朝大将毛文龙率部所驻的皮岛，距离后金汗国简直是近在咫尺。因此，毛文龙不停地在东部侧后翼出兵袭扰，甚至时不时就会打到距离沈阳只有百十里地之处，打完后便登舟扬帆而去，致使后金汗国多年不敢专心致志地西向前进。（《明史》卷一百四十七，袁崇焕传）此次，皇太极重拳出击，就是希望一石二鸟“两图之”：既制裁朝鲜，又打击明朝毛文龙的部队，捎带着安抚笼络人心。（事见《东华录》天聪元年正月）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用战争来转移内部矛盾，并用掠夺来的物资缓解经济上的窘迫局势。这一点，为后来发生的事实所证明：战争结束后，双方已经约为兄弟之国。阿敏仍然纵兵在朝鲜大肆抢掠。其间，皇太极曾经给过他一封急信，表现出后金汗国对物资的极度需求。皇太极在信中殷切叮嘱阿敏，赶快清点抢来的粮食数量，以便派人前去搬运云云。可见，其经济状况已经到了不抢劫便很难维持的地步了。（《清太宗实录》卷二）

        大明天启七年、后金汗国天聪元年（公元1627年）正月初八日，皇太极继位四个月零八天，刚过完春节，皇太极就派遣三万大军，在堂哥阿敏率领下，征伐朝鲜。

        此时的朝鲜，其内政不修的程度，和其铁哥们儿般的坚强盟友大明帝国差相仿佛。从打完萨尔浒大战开始，朝鲜国内的有识之士就预见：未来，朝鲜在努尔哈赤那儿会遇到大麻烦。无奈，朝鲜国内政局不稳。战争开始时，朝鲜毫无准备，他们希望大明朝如三十多年前的抗倭援朝一般，再来一次抗金援朝。

        殊不知，此时的大明朝早已不是彼时的大明朝，自顾尚且不暇，哪里还有力量照顾别人？其实，大明朝应该比谁都懂得唇齿相依、唇亡齿寒的道理；他们也应该比谁都清楚，没有人能够像朝鲜那样连自身安危都不顾，坚定地相信并站在自己一方，给予了后金汗国极大的牵制。可是，他们真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只有在经历过这种情势之后，人们才会辛酸地明白，一个残破而腐烂的大国，将会如何地对不住那些全心全意信任自己的兄弟。

        而朝鲜自己，此时也腐败得可以。国王身边最亲近的大臣们，不是闻风而逃，就是称病在家，要不然就给自己找到了海岛、山城之类的差使，史书记载说：这帮家伙纷纷抢占了“便安自全”之地。而那位受命抗敌的大臣，则在接受任命，向国王辞行之后，走了七天，才走到离京城并不太远的开城。（《李朝实录》，仁祖卷十五）

        这场战争进行了不到两个月就结束了，没有什么悬念，大体上可以用“势如破竹”、“所向披靡”之类词形容。朝鲜自己的史料以一种似赞叹、似犹有余悸的口吻记载道：八旗“铁骑长驱，一日之内，可行八九息之程”。（《李朝实录》，仁祖卷十五）敌人，在自己的国土上长驱直入，除了表明这个国家腐烂的程度之外，很难说明其他东西。

        三月初三日，两国按照满洲习俗，举行了会盟仪式：杀白马、黑牛，将酒、肉、牛马骨、血各自装在容器里，然后焚香，双方各自宣读誓约，读毕，将誓约焚烧给上天，把祭品深埋入大地。誓约中，双方约为永远的兄弟之国，后金为兄，朝鲜为弟；朝鲜要断绝与明朝的关系；要将后金汗国的“逃人”如数送回去；春秋两季和元旦，朝鲜弟弟要向后金哥哥纳贡，后金哥哥则需给朝鲜弟弟回礼等等。

        这个兄弟之约十分勉强，双方可能在盟誓时，就在想着怎样违背誓约了。但是过去，皇太极面对大明时，侧后翼便暴露给了朝鲜；面对朝鲜时，侧后翼便暴露给了大明。此时，通过这个哪怕只是徒有虚表，但却远胜于无的盟约，在面对朝鲜的一翼，他至少为自己争取到了近十年无战事的时间。

        当时，后金汗国的领兵主将阿敏烧杀抢掠已经成癖成瘾，明明双方已经结成兄弟之邦，他这个做“哥哥”的却以自己并没有亲自参加该盟誓为理由，下令部队在“弟弟”的土地上大索三日，就是命令部队连续烧杀抢掠三天的意思。然后，带着“弟弟”的财物、牛羊、妻子女儿胜利返乡。回到沈阳后，阿敏把一个从“弟弟”那儿抢来的漂亮朝鲜女孩儿，送给了自己真正的汗王弟弟，过了没几天，又觉得实在舍不得，想跟弟弟要回来。搞得皇太极也觉得好生无趣，说：哪里可以因为一个女子而影响了兄弟情分？于是，下令把这女孩儿嫁给了一个作战勇敢的青年军官，弄得阿敏大发雷霆又毫无办法。

        另一方面，朝鲜君臣则满腔悲愤，从第一天起，就没有好好对待过这个蛮不讲理又惹不起的大哥。八旗兵撤走后，他们似乎就忘了还有这么个“哥哥”似的，既不遣返“逃人”，也没断绝和明朝的来往，纳的贡不是种类不全，就是数量不足。那一年，后金汗国是个灾荒年景，十二月，皇太极派人去朝鲜传达谕旨，要他们低价出卖粮食，帮助归降的蒙古部落度荒。朝鲜哼哼唧唧拖来拖去，费了极大的劲儿，最后终于平价卖出了一千石粮食。而在此前后，供给驻扎在朝鲜的明朝军队时，国王虽然也不是特别痛快，却也一次就无偿拿出了一万石。和皇太极结成兄弟之邦后，朝鲜国王照旧允许明军在朝鲜屯垦，拨给船只，供应粮食。而皇太极派来和国王商量借船借粮的使臣，连续三天见不到国王，直到最后，两样东西一样也没借到。后来，明朝将领孔有德、耿仲明在山东举兵叛乱，航海前来投奔后金汗国时，朝鲜竟公然出兵帮助明军截杀叛军。

        大明天启七年，后金汗国天聪元年（公元1627年），大明二十三岁的天启皇帝朱由校死去，由于没有子嗣，他十七岁的弟弟朱由检继位，是为崇祯皇帝。当年九月，朝鲜国王就向刚刚继位的大明皇帝通报了与后金汗国盟誓的事情，并小心翼翼地将其形容成是“羁縻之术”，意思就是说：为了制服野牛，既要给它串牛鼻绳，也要给它喂饲料的意思。难为这一对难兄难弟，就连矫情做作的功夫都一模一样。

        谁知，这位对自己臣子极尽锋锐刻薄的十七岁小皇帝，对盟国的元首倒是十分体贴。崇祯皇帝颁发谕旨给朝鲜国王，勉励他要畜养威武，励节弥坚。就是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的意思。

        有了大明皇帝的支持，朝鲜国王十分感奋，继续坚持大明第一，后金第二，以明为君，以金为兄的外交路线，并在写给皇太极的国书中，差不多是直截了当地拒绝了要他履行盟誓、与明朝绝交的要求。此后，两个兄弟之邦的国家间麻烦不断，从重大的原则立场，到鸡毛蒜皮，几乎没有一件是能够顺利解决的。皇太极烦不胜烦，差不多又要忍无可忍了。

        大明崇祯九年、后金汗国天聪十年（公元1636年）二月，随着皇太极准备将大金国改为大清国，一批满贝勒汉高官和蒙古诸部王公联名致书朝鲜国王，请他派宗室子弟来沈阳，大家一起向皇太极劝进，上皇帝尊号。一位特使为此率领一个一百七十人的庞大代表团，来到朝鲜京城，希望不管怎样，只要能够让朝鲜承认皇太极的皇帝地位就好。结果，该代表团一进入朝鲜，就被监视起来，驻地周围也被军队严防死守，一出门，就要陷入围观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时不时就要挨几下砖头瓦块。代表团长绝望了，深知不但难以达成使命，恐怕就连基本的体面都难保住，遂率全团不辞而别。朝鲜国王既不劝阻，也不欢送，只是派人追上使团，命其将写给皇太极的国书带走，同时，下令全国动员，准备战争。

        同年四月，皇太极举行隆重的皇帝登基大典，将国号的汉语称呼大金改为大清，改年号为崇德元年。从此，后金汗国的天聪汗皇太极成了大清帝国的崇德皇帝、清太宗皇太极。

        据说，大金和大清只是汉字不同，在满文中是一个字，在满语中的发音也一模一样。有一种说法认为，皇太极志在天下，方有这中文的一字之变，以防止中原人民将对宋时大金国的深刻恶感，转移到如今的大清国身上来。为此，皇太极还在写给大明帝国皇帝的信件中，专门申明自己和当年的大金是两回事儿，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又据说，在整个盛大典礼中，所有外国来宾和使节中，只有朝鲜使臣拒绝参拜，不行大礼，为此，甚至和皇太极负责礼宾的部下们撕扯起来。急于表现对皇帝无限忠诚的礼宾官员们推搡殴打这些外国使节，摁着他们的脑袋，强行让他们下跪。这些朝鲜外交官“衣冠尽破，虽或颠仆，终不屈腰”。就是说，他们的衣服被撕坏，人被打翻在地，却始终不肯屈膝。这些朝鲜使节公然宣称：他们只知道有一个大明皇帝，不知道还有其他皇帝。为此，皇太极切齿痛恨，曰：“朝鲜国王这是成心和我过不去。”（《清太宗实录稿本》，崇德元年）由此，下定了再征朝鲜的决心。

        此时，朝鲜国王殷切期盼大明帝国皇帝能够像当年鼓励自己时所说的那样，励节弥坚之后，出兵干掉大清国。可惜，大明皇帝只是给他派来了一位军事顾问，帮助他视察防务，共同制订防御战略，并给他带来了许多鼓励的言辞。除此，没有一兵一卒。

        当年十二月一日，改大金为大清、正式称帝半年多的皇太极，御驾亲征朝鲜。战争进行得十分惨烈。朝鲜军民在明知不敌的情况下，仍然拼死抵抗，用鲜血和生命坚持维护自己心中的正义。朝鲜都城被围困四十七个日夜，京城附近和京城以北之各道、州城全被践踏破碎，变成废墟。蒙古八旗攻取咸镜道，一路死者遍地，房屋尽毁为灰烬，数月之后，犹不闻鸡犬之声，三年以后，方才又见人烟。最后，朝鲜国王宣布投降，并经受了极大侮辱。

        当时，皇太极要求朝鲜国王必须举行投降典礼。于是在京城郊外的汉江边上，背山面水筑受降台。正月三十日，朝鲜国王在满城痛哭声中，出西门，来到受降台下的后金大帐。从大帐直到受降台边，两旁站立着数百名身穿艳丽服装的朝鲜美女，泪眼婆娑地注视着她们的国王亦步亦趋走向受降台，向皇太极行君臣大礼并谢罪。

        和上次战争一样，早已没有了袁崇焕的大明帝国这一次也是毫无作为，毫无悬念。战争进行的时间表也差不多，正好两个月时间，完成了所有军事、政治、外交行动。

        不同的是，这一次，朝鲜被后金汗国彻底征服了，双方由兄弟之国，变成君臣之国。还有一个不同是：皇太极下令班师回銮时，朝鲜国王率群臣出京城十里跪送。

        朝鲜这回真的成了大清国的附属国。从此，大明帝国的忠实属国，变成了大清帝国的藩属。大明帝国再也没有能够信得过并给予自己有力支持与援助的朋友了，哪怕是声援都没有了。非但如此，那只顾自己、置朋友于危难之中而不顾的巴掌，现在必然地打回到了自己的脸上：在未来大清对大明的战争中，朝鲜每次都要出兵、出军马钱粮帮助大清来打大明。

        战争结束后，朝鲜几位力主抗金的大臣被交给了皇太极。这些大臣坚贞不屈，至死不向皇太极屈膝下跪，并口口声声称后金汗国使臣为“胡差”，称后金汗国为“贼奴”，称后金汗国的书信为“虏书”，甚至称皇太极为“贼酋”。他们在皇太极面前侃侃而谈，坚持认为只有大明朝才是天朝，只有大明皇帝才有资格称为天子，后金汗国不过是寇虏、是夷狄之邦而已，哪怕就是入主了中原，也绝无百年气运。史书记载说，皇太极盛怒，将这几位志士斩之；然而，气却不能不为之所夺。

        战后，皇太极命令汉军八旗和投降的朝鲜水师围剿留在朝鲜的大明军队，战斗进行了数月之久，直到弹尽粮绝。此役，驻朝明军全军覆没，战死者共计四万七千余人，被俘者约三千人。这些战俘最后全部被朝鲜军队杀死，而且据说杀戮得极其惨烈。

        史书记载，当时受刑者大呼：“我大明天朝有什么对不起你们朝鲜，你们这么对待我们？”行刑者告诉他们说：“朝鲜对大明朝忠贞不贰，仁至义尽；而大明朝见死不救，袖手旁观，实乃猪狗不如。”

        就此，大明帝国，终于只剩下孤零零的自己了。

        只是，不管朝鲜变成了什么，大明帝国已经都顾不得了。事实上，此时大明帝国皇帝的苦恼，决不会比朝鲜国王的更少。他一再痛苦地发现：没有什么人能够帮助自己摆脱那恼人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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