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天启七年，后金汗国天聪元年（公元1627年），整个一年风云变幻、波诡云谲。

        正月初八，登基四个月的皇太极借朝鲜正在内乱、乏力抵抗之机，出兵朝鲜；

        两个月后，三月三日，朝鲜国王与后金汗国代表签订了约为兄弟之邦的城下之盟；

        五月六日，皇太极出兵辽西，继父亲努尔哈赤一年前败于宁远城下之后，在锦州和宁远城下再败于袁崇焕之手；

        七月初二日，刚刚第二次重创后金汗国的袁崇焕在魏忠贤与朝堂官员的挤对下，不安于位，辞职回乡；

        八月二十二日，在努尔哈赤死后整整一年时，大明帝国二十三岁的天启皇帝缠绵患病后死去；三天后，在皇太极继承努尔哈赤汗位一年之际，天启皇帝朱由校十七岁的弟弟朱由检继皇帝位，是为崇祯皇帝。

        三个月之后，崇祯皇帝开始修理魏忠贤；

        十一月初，曾经势焰熏天的魏忠贤自杀，阉党星散。

        帝国朝局为之一变。

        随着时局的不断变化，袁崇焕的命运也随之发生重大改变：先是崇祯皇帝下令恢复了他的官职名位，随后又派人前去他的家乡召他还朝。

        第二年七月，在黯然离职一年之后，袁崇焕又在崇祯皇帝的召唤下意气风发地衣锦回朝了。此时，他的职衔是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负责整个辽东第一线针对后金汗国的军事指挥。

        从此以后，袁崇焕在帝国政治迷局中，一步走错之后便步步走错，再也没有了全身而退的机会。

        说起来，袁崇焕走错的第一步，其实是很小很小的一件事情，甚至就是几句话而已。只是，这是几句关乎帝国命运的话，是几句出于帝国前敌最高军事统帅之口，入于帝国国家元首之耳的几句话，于是就变得重大无比。假如袁崇焕置身于一种具有政治理性和智慧的制度环境之下的话，事情可能还不至于变得如此之糟。可是，当他所身处其中的帝国制度，是一种无可理喻的制度，是一个人可以无条件地决定另一个人生死荣辱的制度时，事情就变得没有了任何回旋余地，令袁崇焕再无退路，以至于乱了方寸。从此一切都变得无可挽回，变得惨痛无比。

        袁崇焕来到北京后，崇祯皇帝立即召见于平台，听他谈论平辽方略。

        十七岁的小皇帝朱由检见了袁崇焕，先是慰劳备至，然后发问：“建州女真小丑跳梁至今已经十年矣，土地沦丧，生灵涂炭。卿不远万里响应召唤，忠勇可嘉。你有什么方略想法，不必顾忌都可以谈谈。”

        袁崇焕说：“臣的所有方略想法，已经都写在给皇上您的报告里了。”

        皇帝说：“报告我会仔细看，你先谈谈你的主要想法，比如边关什么时候可以平复？”

        时年四十五岁、久经战阵的袁崇焕，一谈起边关仍然便会心潮激荡，遂慷慨陈词，曰：“臣承蒙皇上特殊的眷顾信任，要是皇上能够给我全权的话，五年之内，一定可以平息这个祸害，恢复全辽。”

        小皇帝一听之下，大喜过望，也随之慷慨激昂，曰：“五年灭寇，就是方略！到那时，赏千金封万户侯朕都不会吝惜。你要努力好好干，解除天下的倒悬之苦，你的子孙也会有福啦。”

        袁崇焕顿首拜谢。

        心潮大约同样激荡不已的小皇帝，高兴地转回休息室去小憩，可能是去解手。一位参与召见的同僚问袁崇焕：“五年复辽，你有把握吗？有什么具体想法没有？”

        袁崇焕答曰：“也没什么具体想法，我看皇上很焦虑，就那么一说，安慰安慰皇帝而已。”

        这位同僚一听急了，警告袁崇焕说：“皇上英明过人，你怎么可以随口许诺？五年以后，皇上要是让你兑现承诺，你怎么办？”

        史书记载说，袁崇焕顿时感到“抚然自失”。片刻，皇帝转回来，他赶紧报告说：“辽东的事情很不容易解决。陛下信任臣，臣不敢因为难而推托。臣估计大约要用五年左右时间。但这五年里，所有事情都必须要相互配合好，第一钱粮，第二器械，户部和工部都得全力支持，十分顺手才行。”

        皇帝将目光转向户部尚书和工部尚书，两位尚书赶快回答：“哪里敢不尽心尽力？”

        袁崇焕继续报告说：“吏部和兵部任用什么人，罢免什么人，调兵遣将等等，总要朝中和边疆事事相应，才能得心应手。”

        皇帝将目光射向吏部和兵部尚书，二位也立刻俯首回答：“哪里敢不尽心尽力？”

        袁崇焕顿首叩谢，曰：“以臣的能力，收拾辽东有余，调剂众口不足。一旦离开朝廷国门，立刻就如万里之遥。嫉贤妒能、忌能妒功的人时时处处都会存在，他们害怕皇上法度威严，即便不敢用权力掣臣之肘，也完全可能用意见来扰乱臣的方略。”

        史书记载说，崇祯皇帝站起身，侧耳仔细倾听，片刻，谕：“你的报告一条一条历历在目，无需疑虑，不必谦逊，朕自有主持。”

        大学士钱龙锡、刘鸿训等人也盛赞袁崇焕：“肝胆义气，识见方略，种种可嘉。真奇男子也！”

        此时，距离崇祯皇帝灭掉魏忠贤及其同伙们，只过了半年左右时间。实事求是地说，崇祯皇帝的确是在没有军国重臣的支持下，凭借一己之力做到的这一点。当时，人们切身感受到了魏忠贤权势的无比庞大、显赫与令人畏惧，时常忘记他只是帝国制度之下皇帝身上的一个寄生虫这一事实。因此，帝国臣民对于十七岁的崇祯皇帝能够轻而易举地干掉魏忠贤，显示出了由衷的景仰与赞叹。天纵英明、乾纲独断、宸机独运、深谋远虑、雄才伟略等等是人们谈起这一事件时，特别普遍使用于皇帝身上的词汇。

        从其一生行事判断，崇祯皇帝本人肯定同意这些赞美，并真的认为自己就是那样的一个伟大帝王。若是真正具有政治理性和智慧的话，他实在应该对于朱元璋等列祖列宗所苦心设计的帝国制度，充满感激之情，而不是自我感觉过于良好。事实上，正是那样一个制度，才能够在短短六七年时间里，如此简单地在帝国中枢培养出魏忠贤这样的庞然怪物；同时，又在更加短促的两三个月时间里，如此简单地帮助崇祯皇帝除去这样一个似乎是不可一世的怪物。

        此时的崇祯皇帝心情舒畅，自我感觉绝佳。如今，他也觉得袁崇焕是一个可以信赖的真正的大将之才，因此给了他极高的礼遇。为了统一事权，在大学士们的建议下，崇祯皇帝收回了赐给其他边疆文武的尚方宝剑，专门只赐给袁崇焕一人，并明确允许他便宜行事，意思就是将决策权管理权全部下放给袁崇焕，允许他因时、因地、因事制宜，根据实际情况独立做出决定。

        从此，“五年复辽”这个颇为轻率的承诺，就成了真正的梦魇，沉甸甸地压在了袁崇焕的心头。后来，他做了许多努力，试图为自己体贴皇帝而导致的失言拓展出一点回旋空间，结果他的每一个努力，都变成了新的绳索，将他束缚得更加牢固，无从理喻的帝国制度把他逼到了悬崖边上。

        袁崇焕熟悉熊廷弼。多年前，在第一次奔赴辽东前线之际，他曾经与熊廷弼有过长谈；他更加熟知孙承宗的境遇，几乎是耳闻目睹了孙承宗从高峰到低谷的全部过程。知道了这些之后，和熊廷弼一样，袁崇焕实在不该轻信皇帝的真诚，不该轻易陶醉在皇家那没有任何制度保障的宠爱与眷顾之中，不该再次回到这个无比险恶的帝国政治迷局之中来。在几千年政治文化传统中，皇家本来就具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与权力，而一切制度保障偏偏又全部都倾斜到了皇家权益一边，对于民族中那些出类拔萃之才、那些志存高远的仁人志士，从来都没有在制度上观念上予以保护的设置与设计，于是，打压与残害便成了他们时常需要面对的处境。这是私天下而非公天下的必然结果。事实上，仅凭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说儒家三纲五常那一套意识形态是一种真正混蛋透顶、狗屁不通的说教，我们就可以视那些维护此种说教的人为真正下贱的贱骨头和民族心灵之戕贼，不管他们表现得多么冠冕堂皇，多么像正人君子。因为，我国历史上所有涉及志士仁人的悲剧，几乎全部与此深有干系。

        对此，袁崇焕并不是一点儿都没有意识到。仅仅一年前，临近被迫去职之际，袁崇焕曾经给皇帝写过一封信，其中，十分沉痛地谈道：

        勇猛无畏地进击敌人，则敌人必然仇恨；奋勇当先地屡立功勋，则众人必定妒忌；任劳必然召怨，蒙罪才会有功；怨不深，政绩就不显著；罪不大，功勋就不能成；对于那些功臣能臣，诽谤信装满了皇帝的抽屉，毁他的谣言充斥了皇帝的耳边，这一切，自古以来无不如此呵。

        袁崇焕所说的所有这一切，的确真实地、历时数千年地存在于我国的政治历史之中。这一次，袁崇焕在应该可以理解的状态下，不那么慎重地做出承诺之后，再一次给皇帝写信，信写得同样中肯而痛切：

        帝国辽东事业，在渐进而不在突进，在务实而不在虚张声势。用人与被用之人，掌握在皇帝手中，怎样才能够用而不贰、信而不疑是其关键。驾驭边疆文武和驾驭朝中诸臣大不相同。原因在于，边疆乃多事之地，一日数惊是为常事；军中可惊可疑之事更是特殊地多，故请求皇帝能够只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瑕疵；责任重大，造成的冤家就多，于是，所有有利于封疆大事的，都会不利于做这些事情的人本身。何况被逼急了的敌人，也会从中实施离间之计，因此，做边疆之臣实在很难。本来陛下爱臣知臣，臣可以不必这么疑惧；只是其中关系重大，我不敢不让您知道呵。

        袁崇焕仿佛一语成谶。他所说的一切，在后来的岁月里一一应验，而且惨烈了不知多少倍。

        到了辽东前线之后，袁崇焕才知道，在他去职的一年多时间里，辽东前线已经早已不是一年前的老样子了。就如熊廷弼、孙承宗当年面对的一样，一切都在重复曾经发生过无数次的老故事：大明帝国军队里的军官们又开始公开喝兵血、贪冒军饷，士兵们经常无法领到足额的粮饷，有时干脆就根本领不到饷，民心士气又一次散掉，花费巨资修建的锦州、杏山、高桥等地城防，也都先后陷入后金汗国之手，并再一次被毁掉。

        袁崇焕刚刚来到山海关，连续四个月领不到军饷的宁远士兵便发生哗变，着实给了他们的老长官一个下马威。袁崇焕星夜驰往宁远，一边平息哗变，一边向朝廷请求足额按时调拨军费，并开始着手整顿部队。

        据说，崇祯皇帝看到袁崇焕申请军费的报告后，其反应是：“带兵的人对士兵如果真能像家人父子一样，他们自然就不敢叛，也不忍叛。不敢叛者，是因为畏其威；不忍叛者，是因为怀其德。怎么就会发生哗变呢？”（《烈皇小识》卷一）皇帝所言，固然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却也透出了一股浓浓的、让人觉着很不好惹、伴君如伴虎的那股味儿。那话里话外的意思仿佛是：看来，袁崇焕也是个俗人，除了要军饷没什么新鲜的。他对袁崇焕恩宠备至仅仅是不久之前的事情。生长在深宫膏粱之中的小皇帝似乎不知道人是要吃饭的道理，很有点质问袁崇焕何不率领将士们在精神上食肉糜的意思。最糟糕的情形是，他甚至可能觉得袁崇焕是在以兵变为借口，向皇家勒索军费。

        平心而论，在这件事情上，袁崇焕的确没有做错什么。

        袁崇焕真正做错的，是诛杀毛文龙。这可能是他一生中所犯的最大错误之一，其严重程度超过了他再次回到帝国官场。后来，袁崇焕被崇祯皇帝杀死时，诛杀毛文龙是其重要罪名之一。此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认为袁崇焕罪有应得——别说他勾引满洲鞑子到北京来杀人放火，就凭杀死毛文龙这一条，袁崇焕就死得不冤。再后来，袁崇焕被皇太极设计冤杀的内情大白于天下之后，人们又为袁崇焕感到痛惜。为了替他遮掩，于是再努力把毛文龙骂得狗血淋头，一无是处。乖戾而无体面可言的政治文化传统，造就了乖戾而无体面可言的历史学家。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其实，毛文龙既没有当初人们说得那么好，也没有后来大家说得那么坏。只是，对于大明帝国和后金汗国来说，他的存在与否非常重要。因此，袁崇焕将他杀死，实在是熔九州之铁都无法铸就的大错，是令亲者痛、令仇者快、令历史嗟叹不已的大错，其影响称得上既深且巨。

        毛文龙字镇南，祖籍山西太平，父亲行商于浙江钱塘时，生下毛文龙，是故，以浙江为其籍贯。据说，此人少小不喜欢读书，爱好谈兵。后来出走投奔叔叔，承袭了叔叔百户的职位。早年，在辽东明军中服役，曾经是李成梁的部下。萨尔浒大战之后，就在努尔哈赤颇有席卷辽东之势时，毛文龙毅然领命，带领不多的几个部下，深入努尔哈赤的敌后，开展游击战并建立根据地。他们活动在今日之朝鲜以及我国吉林、辽宁相接地区和辽东半岛的金、复、海、盖、旅顺等地，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骚扰得努尔哈赤一年数惊，日夜不得安宁。随着努尔哈赤种族歧视政策的愈演愈烈，毛文龙的部队也日益壮大，很有可能达到了几万人的规模，并在皮岛上建立起了军事基地——东江镇。“时时袭击建虏，有所斩获。”（谈迁《国榷》卷九十）

        皮岛就是如今朝鲜的椴岛，据说之所以被称为皮岛，是因为“椴”字在朝鲜语中发“皮”音，又在很长时间里驻扎着明朝军队，于是在明代史籍中便被记为“皮岛”。翻开地图，可以很容易发现，这皮岛紧挨着朝鲜海岸，海上距离辽南地区近在咫尺，由此出发，或翻山，或跨海，骚扰起努尔哈赤来，实在是防不胜防。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汗国并将首都迁往辽阳、沈阳之后，皮岛和毛文龙简直就成了他的心头之患。毛文龙曾经率部一直深入到努尔哈赤大后方的老家附近，将敌人生产、生活、战斗之物资变成自己的物资，然后取道鞍山，翻过摩天岭，在距离辽阳和沈阳只有百十里地的地方再骚扰一番，一旦感觉疲劳或见势不好，便安然退入海中，扬帆远去。毛文龙屡屡得手，故极为嚣张。

        这种情形对努尔哈赤刺激很大，因为毛文龙经常出没于图们江流域的延吉、辉春、图们、汪清一带地方，这里就是努尔哈赤的老家。只是努尔哈赤化家为国之后，家乡的青壮年人口已经大部分跟着他出来打天下了，留在那里的都是老幼病残，努尔哈赤很难抽调出兵力去防守那空虚的后方。而八旗铁骑又是典型善骑的北兵，对大海完全找不到感觉，因此长期以来，后金汗国基本都拿毛文龙毫无办法，努尔哈赤之所以不敢放心大胆地向西进攻，和毛文龙伸手就可以抚到自己侧后背上有着绝大关系。因此，大史学家谈迁才会记载下这样形容毛文龙的一段话：就像努尔哈赤身上的虱子，打不得又捉不到，虽然伤不了筋骨，却能够令人日夜不安。这也可以算是对游击战的经典描述了。

        努尔哈赤曾经派人对毛文龙大谈明朝的腐败，并许以高官厚禄诱惑毛文龙，结果被毛文龙严词拒绝。因此，毛文龙在时人的眼中颇有抗金志士的声誉。毛文龙的苏浙大同乡、大书画家董其昌曾经向朝廷报告说：“国家若能有两个毛文龙，则努尔哈赤便可灭，辽东便可复，那些投降了努尔哈赤的我国叛逆便只能束手就擒。”（《明史》卷二五九）当时，毛文龙确有胆略，其声望之高，远在早期的袁崇焕之上。由于这些不算小的功勋，毛文龙屡受嘉奖，官居总兵，挂将军印，授左都督，赐尚方剑，在皮岛开镇设将军府，规制如同内地，成为当时地位崇高且极为重要、受到朝廷特别重视的一支力量。

        袁崇焕脱颖而出、后来居上，越来越不能容忍毛文龙，以至于必欲杀之而后快者，大约和下列情形有关：

        可能是因为晋商、浙商善于经营理财，这毛文龙同样生财有术、天资不凡。在战火纷飞之际，这厮突然做起生意来，而且做得规模极大，使这位抗金志士不但成了位高权重的帝国重臣，还成了富可敌国的巨大富翁。

        皮岛是朝鲜进入渤海湾、交通中国的海上要冲，也可以控制辽东半岛到山海关内的海上运输，两岸三地之间满载货物之商船乘风破浪经过此地者甚多。忽一日，毛文龙突然下令，对过往船只，不论大小，一律征收通行税。然后，更在军事重镇皮岛之上开设市场，以优惠政策召唤八方客商四处“逃人”前来贸易，以便征收货物税。结果，把一个他来之前荒无人烟的八十里皮岛，经营得熙熙攘攘、红红火火，据说常驻与流动人口达到了十数万人。

        当时，大明帝国已经下令断绝了金、明两地的贸易往来，贩卖后金汗国土特产品是为非法，致使内地那些渴望用人参补养的有钱人，对那生长在辽东深山之中的植物根系望眼欲穿，价格高涨得超过了黄金。于是市场意识与嗅觉极其敏锐的毛文龙，不管三七二十一，立即将从后金汗国前来避难的“逃人”组织起来，成立采参队，由军队护送他们分批次乘坐军用船只，溯鸭绿江而上，于努尔哈赤起家的发源地登岸，入深山采参。回来后，毛文龙平价收购之，再送到胶东半岛各口岸乃至于京师间发售，一时间，毛文龙立成一方巨富。于是，昔日之志士，如今的富家翁，于皮岛之上，号称海上天子，以海上王自命自居自娱自乐。从此，文龙不思进取矣。

        毛文龙对自己的作为理直气壮。原因是，他向朝廷报告说：自己手下共有二十万大军，请朝廷发饷，一年大约至少需要数百万两白银。这话说得多了，可能后来连他自己都相信自己确实有二十万名部下了，遂使朝廷万分难过。

        此时，毛文龙的路数和他的老长官李成梁晚年时差相仿佛，精通社会财富再分配之原理，深知天下钱财不是一个人能赚得完的，他大把挥洒银两于京师权贵、政要、太监门下，致使在封疆大吏中就有好几个干儿子的魏忠贤，对袁崇焕可以丝毫不假以颜色，对他却要格外高看一眼，内阁大学士们也都仿佛是他的孪生兄弟一般。

        如今，魏忠贤倒台，内阁也几经变动，再加上这一年年的银两实在不是一笔小数目，差不多比朝廷正常年景时一年的财政收入都多，即便加征了辽饷，也不够填这么多大张嘴的狮子之口。于是，难过之余的朝廷重臣中开始颇有烦言，最后决定派人前去核查人数。来人虽然受到毛文龙有如招待国王一般的款待，却仍然没有办法将其部下人数核定为二十万，只好以十万人上报。按照当时的朝廷建制规定，皮岛又称东江镇，行政上归山东登莱道管辖与输饷，这登莱道衙门十分较真，核查来核查去，只查对出了两万八千人。于是，坚信自己有二十万部下的毛文龙，为自己一直以来广开财源，自谋生路的不凡手段找到了维持心理平衡的特别充足的理由。

        此外，驻扎在人家领土之上，毛文龙不认为自己应该感谢东道主，反而觉得自己应该受到东道主的感谢，于是就以协助东道主保家卫国的名义，时常向东道主索要钱粮，搞得朝鲜国王不胜其烦。那努尔哈赤是何其厉害的角色，他很快就派人联络朝鲜国王，重申友好结盟之意，以图共同对付明朝和毛文龙。毛文龙探得消息后，立即飞速报告朝廷，并且要求朝廷委派自己为朝鲜监督，意思就是想由自己来当朝鲜国王的太上王。不要说崇祯皇帝，就是那三十年不见朝臣的万历皇帝、如痴如醉地迷恋木匠手艺的天启皇帝，再加上一个主意比谁都多的魏忠贤，也没有谁敢下达这样的指令。于是，毛文龙顾不上骚扰努尔哈赤，反而要对大明朝最好的盟邦朝鲜严加戒备了。

        如果这些还不足以令袁崇焕切齿痛恨的话，毛文龙自说自话，把自己放在和袁崇焕平起平坐的地位上，不太拿督师放在眼里，不听招呼，就让袁崇焕很难容忍了。从其一生行事判断，袁崇焕个性强烈，杀伐决断，敢作敢为，其自说自话，不听招呼似乎比毛文龙有过之而无不及，史籍中关于此方面颇有些记载。在此之前，朝廷曾经将袁崇焕的两个高级同僚调离，原因也是因为袁崇焕无法与他们共事之故。同性相斥，他无法容忍同样秉性的毛文龙也在情理之中。这大约是袁崇焕对毛文龙痛下杀手在性格、情感上的部分原因。

        还有部分原因，可能就和袁崇焕对皇帝“五年复辽”的承诺有关。

        从袁崇焕到达辽东前线后的一系列动作中，可以看出，那个承诺的确使他感到了巨大压力，使他特别急切地希望按照自己的意志，来整合麾下的所有力量。譬如，为了减少可能产生掣肘和扯皮的环节，他将山海关内外的统兵权裁撤合并到三员大将身上，将锦州和宁远合并为一镇，由祖大寿总领其事，加中军副将何可刚为都督佥事，协助祖大寿驻守锦州；将赵率教从蓟门移驻山海关，袁崇焕则坐镇于宁远。他和上述三位大将立誓，五年平复辽东，届时如果达不到目标，袁崇焕将亲手杀死这三员大将，然后砍下自己的头颅以谢天下。上述情形报告给崇祯皇帝后，皇帝曰：可。

        “五年复辽”，谈何容易。袁崇焕在皇帝面前的这个承诺，其严重程度根本就等于用自己的身家性命立下了军令状。为此，皇帝和帝国政府对他一路绿灯，差不多满足了他所有要求，提供了所有他需要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届时交不了差，那个在不动声色之间干掉了魏忠贤的青年皇帝，对他是否会比对魏忠贤更客气，是可以成为一个疑问的。因此，袁崇焕必须把他权限范围内的所有力量尽快整合起来，形成一个整体，在他的指挥下如臂使指地指向后金汗国，决不允许有不听招呼的情形出现。

        这些力量中，包括了蓟、辽、登、莱、天津的所有军事单位和与军事有关的单位，其中，毛文龙的皮岛东江镇当然是重要的一支。

        宁远兵变时，袁崇焕请求朝廷按时下发军饷，皇帝不高兴，一位大学士迎合皇帝说：若是士兵一闹就发饷，那其他地方的军队有样学样怎么办？对于袁崇焕来说，同样存在这个问题。要是毛文龙不听招呼，自己没有办法修理他，其他那些力量不听招呼怎么办？五年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届时，自己拿什么去兑现那“五年复辽”的承诺？

        毛文龙有勇有谋有胆魄却不听招呼并非自袁崇焕始。当年熊廷弼出任辽东经略时，毛文龙并不买账，只听其老上司王化贞的指挥，令熊廷弼气恨难消。多年前，袁崇焕第一次赴任辽东之前，曾经与熊廷弼有过很是投机的长谈，或许那时，他就在熊廷弼口中知道了毛文龙的嚣张难制。

        宁远保卫战之后，袁崇焕晋升为辽东巡抚，为了协调各方力量一致行动，曾经因为毛文龙是连接朝鲜牵制后金侧后翼的桥梁，所以奏报朝廷，准备给他那里增调精兵良将，以加大努尔哈赤腹背受敌的力度，谁知，毛文龙想尽一切办法予以阻挠，并连连上书批驳袁崇焕，搞得就好像袁崇焕垂涎于他那地盘似的。最后，终于把袁崇焕的计划无疾而终地给“淹”了。因之，在袁崇焕心里，可能会认为毛文龙为了一己私利，而置国家大计于不顾，怎么看怎么像奸商海盗加发国难财的割据军阀之流人物。

        这就是袁崇焕和毛文龙之间的不同所在。这两个性格有些相似的人物，品格的差异却很大。

        或许毛文龙对帝国朝局的认识比袁崇焕透彻，但其品格却比袁崇焕远为低下。因此，才选择了一条保存实力、积蓄钱财，甚至虚报兵额、冒领军饷、走私贩私的道路。如果政治清明，他可能会是一个不错的封疆大吏，若大环境相反的话，其合乎逻辑的发展轨迹，必定是指向割据一方的军阀和乱世之枭雄。可惜，帝国政治给他提供的是后一种环境。

        袁崇焕则可能是个胆汁质的热血男儿，一个饱读圣贤之书、充满家国情怀、有勇有谋、有为有守、急功好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圣徒一类人物。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之下，除极少数政治清明的时代之外，袁崇焕的命运，大体上是绝大多数时代中这一类人物的标准结局。譬如五百年前的岳飞，譬如本朝百多年前的于谦，譬如前不久的熊廷弼。

        只是，无论如何，此刻的毛文龙不管他像个海盗奸商也罢，像个割据一方发国难财的军阀也罢，他毕竟还只是“像”那玩意儿，而不是已经“是”那玩意儿了。他毕竟还是帝国东方一路前敌大军的统帅，毕竟在朝鲜已经成为后金汗国兄弟之邦的情势下，他还坚持在那里，形成着敌人侧后翼巨大的后顾之忧，从而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价值，毕竟他手下的数万将士是跟着他一起在战争中冲杀出来的。而在帝国制度下，最重要的是——毕竟他是皇帝才有权力处置的帝国重臣。在这种种情势之下，袁崇焕痛下杀手，如何能不构成一个影响巨大而深远的错误！

        袁崇焕与毛文龙这两个强人之间发生冲突，只是时间问题而已。事实上，在袁崇焕此次奉召赴京时，一位同样讨厌毛文龙的内阁大学士钱龙锡，就曾经到袁崇焕住所，和他探讨怎么样对待毛文龙的问题。袁崇焕表示：毛文龙能用，则用之；不可用，则杀之。（《袁督师遗稿遗事汇辑》卷一）

        赴任之后，袁崇焕曾经给兵部尚书写过一封信，其中谈道：“皇太极屡屡想和我讲和，朝廷重臣中也有人主张谈和。毛文龙若和我同心协力，我当然对他无嫌无猜；否则，斩其首，崇焕效提刀之力。”（谈迁《国榷》卷九十）这封信实际透露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信息，那就是：皇太极作为袁崇焕与毛文龙的共同敌人，可能在促使袁崇焕举起那柄诛杀毛文龙的尚方宝剑时，产生过绝大的作用与影响。

        皇太极继位后第一次出征朝鲜时，一个重要的战略目标，就是希望在征服朝鲜的过程中，扫除大明帝国驻扎在朝鲜领土上的军事基地，指的就是毛文龙的部队。在皇太极召开的出征朝鲜誓师大会上，誓词中明明白白地写道：“朝鲜累世得罪我国，理当征讨。但此行不是专攻朝鲜，明朝的毛文龙就在朝鲜近海海边，不停地招降纳叛，因此，我们才要行此天谴。”（《清太宗实录》卷二）在与朝鲜约为兄弟之邦的谈判中，一个重要内容也是要朝鲜断绝与大明帝国的关系。不料，朝鲜口惠而实不至，虽然签订了盟约，实际上却并不执行。大明帝国军队照样在朝鲜领土上驻扎、屯垦、做生意，威胁后金汗国的侧后翼。而皇太极没有水师，没有船只，八旗铁骑在陆地上横冲直撞，在海上则完全找不到北，是故，皇太极和努尔哈赤一样，对毛文龙基本束手无策。

        因此，皇太极和努尔哈赤一样，也让大明帝国第一个投降的将领李永芳劝诱毛文龙投降，这种劝诱过去在大明帝国官员与将领身上多次发生效力。但此次仍然被毛文龙拒绝，毛文龙将此事报告了皇帝。于是，李永芳建议皇太极：“兵入中国，恐怕毛文龙会截断后路；最好是给袁崇焕写信，假装答应归还辽东给他，条件是必须杀掉毛文龙。”皇太极按照李永芳的建议做了，袁崇焕则秘密回复，同意这一交换条件。（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四）

        《明史纪事本末补遗》中记载：“当初，袁崇焕为辽东巡抚时，曾经派人前往建州和谈，后离职，没有结果。此次再次出山，为了完成五年复辽之承诺，乃再一次谋划和谈。皇太极的答复是：‘如果真有诚意的话，就拿毛文龙的脑袋来换辽东土地。’崇焕信之。”

        据说，袁崇焕两次主持辽东前线工作，哪怕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与皇太极和谈时，皇太极必定始终坚持一个条件，就是和谈可以，也可以把辽东失地还给大明，但是，“无以为信，其函毛文龙首来”。（《石匮书后集》卷十，毛文龙传）我没法相信你，除非你拿个盒子把毛文龙的脑袋装来。因此，此次袁崇焕复出之后，便“一门心思地想着杀掉毛文龙，用他的头颅换回辽东失地”。（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四）显然，皇太极的这种做法，和他五百年前的祖先对大宋皇帝赵构所说的，几乎一模一样：要想和谈，讨回陕西、河南两省失地可以，条件是必须杀掉岳飞。

        偏偏那毛文龙，砍头的刀已经架在自家脖子上了，他还在那儿折腾事儿。可能是出于挑拨离间的考虑，存心让袁崇焕与毛文龙掐起来，因此，皇太极一方面与袁崇焕和谈，另一方面又派人去和毛文龙和谈，使他们觉得只有自己才更有资格成为和谈的主角。毛文龙不知是出于真心主战，还是想借此表明自己的重要，以便索取更多的军饷，他立即将皇太极找自己和谈的消息报告给了皇帝，并说了不少大话，核心意思就是灭掉后金不是什么难事。同时，对于把自己部下兵额核定为二万八千人，大为不平，一而再再而三地“请饷甚急”。

        毛文龙的这种态度，特别容易得到皇帝的赏识。自从主战的岳飞被冤杀之后，在我国官场与民间就形成了一种十分难以化解的刚性思维模式：不论是对内还是对外，态度越强硬，越容易被认为是忠诚的，是岳飞的战友，哪怕偏激一点都没有关系；反之，是秦桧的同伙，哪怕纯粹出于策略性的考虑，则可能是有问题的。史书记载说：袁崇焕“恶文龙扰之，乃决计斩文龙”。（《明崇祯实录》卷二）

        袁崇焕满心希望乘一败努尔哈赤、再败皇太极之余威，以军事上的严阵以待加上外交手段，即“以捭阖纵横之计”收回那辽东失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五，宁锦战守）为此，他不顾人们包括皇帝的看法，坚持公开和秘密地与后金汗国进行和谈。而且，他很有可能没有将和谈的详细情形，特别及时地向皇帝请示报告。显然，他和毛文龙的不同表现，在毛文龙被他杀死之后，十分有助于加深皇帝对他的疑虑，令皇帝更加相信他与皇太极之间是别有默契。此外，很难找到其他的解释。所以，大史学家谈迁评论说：“袁氏身膺不当之罚，则杀岛帅，适所以自杀也。”（《国榷》卷九十）信哉斯言。袁崇焕杀毛文龙，真的就和自杀一样啊。

        促使袁崇焕最终下决心干掉毛文龙的，可能是下列两件事情：

        其一，鉴于毛文龙一再在军饷问题上纠缠不清，甚至暗指袁崇焕有意克扣，袁崇焕上书皇帝，请兵部派大员为毛文龙打理军饷事宜。毛文龙又是一阵矫情，和以前连连上书反对袁崇焕为他增派精兵良将一样，如今他连连抗疏痛驳袁崇焕，反对朝廷派人为他理饷。至此，这毛文龙真的就像一根搅屎棍和滚刀肉，不但逼得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父子拿他没有办法，就连袁崇焕也一样，被他逼得杀心大起，只能是杀之而后快了。

        另一件事情则是件小事：袁督师到任后，其属下应按制度前来谒见。不知道袁崇焕出于什么心理，是要试试毛文龙对自己的态度，还是尊重毛文龙的功勋地位，反正在毛文龙谒见时，袁崇焕不是以上级接见下属的礼节对待毛文龙，而是待之以宾主之礼。而毛文龙这厮作为下级，居然当仁不让，大模大样地对自己的上司还之以宾客之礼。用今天的语言描述就是，毛文龙忘了自己姓什么，没有搞清楚自己是谁，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于是有史家认为，就是在那一刻，袁崇焕下定了除去他的决心。

        大明崇祯二年、后金天聪三年（公元1629年）六月，袁崇焕以犒劳部队的名义，泛海来到双岛，邀毛文龙相会。史书记载说，二人见面后，袁崇焕对毛文龙慰问备至，二人经常宴饮到半夜。六月六日，袁崇焕以阅兵为名，在山上搭设帐篷，令甲士埋伏下来，除毛文龙身边将领之外，其余人等全部被挡在外面。

        袁崇焕对毛文龙施礼曰：“您在海外担当重任，请受我一拜。”毛文龙连忙还礼。袁崇焕又询问那些将领的姓名，回答大部分都姓毛。毛文龙解释说：“这些都是我的儿孙。”袁崇焕笑着说：“你们在海外为国家效力，也请受我一拜。”众人慌忙顿首答谢。

        大家落座后，袁崇焕随即指责毛文龙不法情事，毛文龙抗辩不屈。袁崇焕立命将毛文龙剥去衣冠，绑于堂下，并列举其十二款大罪，款款该杀。譬如，说他专制一方，耗费国家钱饷无数；杀难民冒功；口出狂言，说是取南京易如反掌；擅自开通马市，交通外番；部下数千人姓毛，滥予官职；抢掠商船，强夺民间女子；重金行贿京师，拜魏忠贤为义父等等。袁崇焕问他带来的那些部将，毛文龙是否该杀？那些将领惊惶失措，有的说“该杀”，有的则说毛文龙多年抗敌，没有功劳亦有苦劳，等等。

        袁崇焕大义凛然训斥曰：“毛文龙以一介布衣，如今官居极品，满门富贵，国家给他的酬劳算是足够多了，为什么还要如此悖逆？”遂请出尚方宝剑，顿首请旨，曰：“臣为了整顿军纪，今天要杀掉毛文龙，诸将领中若有人想效法毛文龙，全部杀无赦。异日如果臣不能成功，请皇上用杀文龙的剑杀臣。”请旨毕，崇焕命自己带来的一位海军军官赵可怀，以尚方剑将毛文龙斩于帐前。（《明崇祯实录》卷二）随即，袁崇焕对毛文龙部将宣布：只杀毛文龙一人，其余人等无罪。

        第二天，袁崇焕以大将之礼安葬毛文龙。祭奠毛文龙时，袁崇焕泪流满面，曰：“昨天杀你，是出于朝廷公义；今日哭你，是出于同僚私情。”随后，拿出十万两白银，给毛文龙的部下每人发了三两，将皮岛局势暂时稳定下来。

        崇祯皇帝听说帝国东江镇总兵毛文龙就这么着让袁崇焕给杀了，着实吓了一大跳，惊骇莫名。他可能知道袁崇焕素有蛮子之名，却大约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会生猛到如此程度，竟然敢于杀掉只有自己才有权处置的一路大军统帅。

        崇祯皇帝继位不久，毛文龙就曾经给皇帝上过一个奏疏，言辞激烈地痛陈自己有五大不平，请求皇帝另选贤能来替代自己。这种以退为进的伎俩，是明朝官员们的拿手好戏。因此，皇帝鼓励他说：“文龙孤悬海外，备尝艰辛，屡建功勋。如今正值辽东局势危难之际，岂能说退就退？你要再接再厉，多方牵制，以舒解皇帝我的焦虑。”（《崇祯长编》卷二）

        如今，这毛文龙没有说退就退，却被这袁崇焕说杀就杀了。据说，仅仅因为正在倚重袁崇焕，所以皇帝没有指责他，反而通令嘉奖袁崇焕，并将毛文龙的罪行收集起来，通报全军。当时，有些人认为毛文龙是被冤枉的，因此在京师奔走，为毛文龙鸣冤。崇祯皇帝将这些人一概归入毛文龙亲信死党，下令捉拿严办，以安抚袁崇焕。

        这种情形，充满了乖戾不祥的气息。

        毛文龙罪不当死，特别是不当这样的死法。袁崇焕妄杀毛文龙本来就是错误的，不光是崇祯皇帝“意殊骇”——特别惊骇，而且，史书记载道：“天下闻之，诧为奇举。”（谈迁《国榷》卷九十）没有人能够理解袁崇焕此举的真实意图，不知道他到底要干什么。如今皇帝也糊里糊涂加入战团，企图以权势压人，毫无疑问是错上加错，君臣制造了一起令人无法心服口服的悲剧。

        悲剧的后果，不久便显现出来了。袁崇焕显然没有用诛杀毛文龙在皇太极那儿换来他承诺过的任何东西。仅仅过了三个月多一点，没有了任何后顾之忧的皇太极便大举进军，他绕过袁崇焕严防死守的宁、锦、山海关一线，深入大明帝国京畿地区烧杀抢掠，时间长达七个月。这是双方开战以来从来没有过的，标志着战祸已经从辽东地区蔓延到了帝国腹心。

        此时，皮岛已无毛文龙。统帅在没有太大说服力的情况下被杀，也没有进行很好的善后与后续工作，人心士气一下子就散掉了，没有人具有足够的威望和能力指挥那几万大军，从而差不多是自动解除了对于后金汗国侧后翼的威胁。就这样，坚持多年的一块敌后根据地，基本丧失了战略价值。

        而袁崇焕也在一步走错之后，步步走错，除了穷于应付之外，似乎完全没有了曾经有过的英气与灵气，直到被崇祯皇帝逮捕入狱，直到八个月之后，死于皇帝的酷刑。

        三年后，悲剧的恶果进一步加剧扩展：毛文龙的部下，孔有德、耿仲明等，必定是对朝廷已经彻底绝望，于是先是在山东登、莱地区掀起大乱，皮岛驻军守将陈有德也在皮岛杀死另外两位守将，率部响应。随后，他们携带大明军队最新引进的红夷大炮和工匠技师等浮海投敌。

        加上同是毛文龙部下的尚可喜，大清朝册封的四位汉族亲王，有三位是当年跟着毛文龙，令努尔哈赤一年数惊、寝食难安的骄兵悍将，如今则成了皇太极和多尔衮的急先锋，构成了皇太极组建汉军八旗的主体。他们杀进自己的故国家园，大砍大杀，几乎所向无敌地从大东北一直打到南海之滨，打到云贵高原的千山万壑，打到大清朝天下太平之后。平心而论，仅仅将他们斥之为汉奸、卖国贼、叛徒之类大约是远远不够的。

        后来，他们和最后加入进来的吴三桂一道，成为大清朝需要被清除的异姓藩王，演出了受到后代直到今天热烈赞颂的“平三藩”悲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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