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公元1722年12月20日），戌时，大约晚八点前后，康熙皇帝玄烨病死在畅春园。当日，皇四子雍亲王胤禛继位。从十四日到十九日，北京九门关闭六天，十六日先皇帝遗诏颁布天下，二十日举行即位大典，在太和殿接受百官朝贺，改明年为雍正元年。

        雍正皇帝在位十三年，于公元1735年即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子时，大约半夜十二点左右，猝死于圆明园，死因不明。

        雍正在位时间不长，却是整个大清王朝，甚至是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重要地位的一位皇帝——

        他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勤奋的皇帝，是实行了最多制度革新与善政的皇帝，他所实行的一些制度创新，对后世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些影响直到今天还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活。同时，在清朝的皇帝中，雍正皇帝也是在当时和后世挨骂最多的皇帝，是留下最多历史疑案的皇帝。在他执政的短短十三年间，他所做的几乎每一件涉及个人的事情——从他继位，到他死去，差不多都成了历史谜团。

        围绕着雍正继位，在学术界和民间有无数争论和见解，作好作歹，说什么的都有。在有更新资料出现之前，恐怕永远都没有人能够权威到让所有人都接受的程度。我们无法知道雍正皇帝本人到底有多少委屈，以至于他要写出一本《大义觉迷录》来，全方位地为自己、为自己所代表的一切辩护。在中国历史上，皇帝这样做，尚属绝无仅有，遂成为雍正年间最为奇异的景观。

        事情是从曾静投书岳钟琪引起的。

        岳钟琪是继年羹尧之后最为显赫的汉族高级将领，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出生在成都的一个武将世家，比雍正皇帝小九岁。他曾经指挥部队，在平定西藏叛乱、讨伐青海罗卜藏丹津等一系列战争中大获全胜，因此，雍正六年，四十二岁时受封三等公，官居川陕总督，加兵部尚书衔、太子太保，并授宁远大将军印，统领节制西北诸路大军。这是一连串极为崇高的头衔，除了年羹尧之外，还没有哪一个汉族人能够得到皇帝的如此宠信。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乃我国官场的常态，于是，围绕着岳钟琪便出现了许多传言。对他最不利的一个说法具有巨大杀伤力——岳钟琪是岳飞的后代。五百年前，岳飞对抗大金，壮志未酬；如今，大清朝正是大金的嫡系后代，岳钟琪要继承先祖岳飞“还我河山”、“痛饮黄龙府”的遗志，将大清朝赶回到东北的冰天雪地、深山老林里去。这些传言令岳大将军心惊胆战、寝食难安。当时，就有许多汉族重臣上疏皇帝，认为岳钟琪“不可深信”。据皇帝说，类似的书信装满了一箩筐。

        偏偏不久前，雍正五年六月，有一个疯子，在成都的繁华街市狂歌而行，大叫说：岳公爷将带川陕大军造反，成都四门已经掌握在秘密组织手中，将同时发难，见人就杀等等。一时间，社会上广泛流传着一个说法：岳钟琪劝雍正皇帝修德，惹恼了皇帝，皇帝要召他进京，削夺他的兵权，就像当年岳飞被十二道金牌召回临安，最后冤死在风波亭一样。而岳钟琪汲取了祖先的教训，忠义爱民，坚不奉诏云云，传得绘声绘色，仿佛亲眼所见一般。

        这些传说，使岳钟琪心惊肉跳、苦不堪言，谁知，却打动了一位湖南秀才的心。这位秀才，就是曾静。

        曾静是湖南永兴县蒲潭村的一个教书先生。他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行动起来，派遣他的学生张熙前往西安，投书岳钟琪，准备和他一起共图大业——推翻异族统治，恢复汉家衣冠江山。永兴县蒲潭村，地处湖南省东南部的万山丛中，道路崎岖难行，是个人迹罕至极为偏僻的穷乡僻壤。雍正皇帝的种种劣迹传闻、岳钟琪大将军与皇帝之间关系紧张的说辞，能够穿透皇家凌迟灭族的天罗地网，跨越千山万水达于此地，并激起一位山村老学究的万丈雄心，可见我国到处藏龙卧虎，且自古以来信息传播技术便极为先进，效力惊人。看来，要想制止这种信息传播，仅仅依靠凌迟处死、抄家灭族还远远不够，需要制定更加严厉的法律和掌握更高超的技术手段才行。

        岳钟琪看到那封投书，可能会吓出一身冷汗。其中，谈到雍正有十大罪恶：一谋父，认为雍正为夺帝位毒死了康熙；二逼母，认为雍正逼自己的亲生母亲自杀，原因是他的妈妈更喜欢雍正的同胞十四弟胤祯；三弑兄，前太子殿下胤礽死于雍正二年，是被害无疑；四屠弟，皇八子胤禩、皇九子胤禟是雍正指使人杀死的；五贪财，说雍正贩卖粮食发财；六好杀；七酗酒；八淫色，说雍正把前太子殿下的妃嫔收为己有；九怀疑诛忠，指的是雍正杀死年羹尧、隆科多；十好谀任佞——喜欢重用溜须拍马之人。在曾静的笔下，雍正无疑是集古今昏暴劣行之大成的超级暴君和坏蛋，因此，导致“天震地怒，鬼哭神号”，大清朝马上就要垮台。

        曾静谴责岳钟琪背弃先祖之志，效忠大清，名声大损。臣子选择君主，就好像女子选择丈夫，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他忠告大将军：现在，唯有顺应天下大势，推翻大清，才能保住千秋名节。

        岳钟琪一面火速报告皇帝，一面开始审讯投书人张熙。为了把自己择干净，他特地请一位满族高级官员在审讯室边上的暗室里旁听。

        不料，那张熙坚贞不屈，不管岳钟琪怎样威胁利诱恐吓打骂，就是不肯透露自己和老师的真实身份与来历，经过三次审讯，甚至被毒刑拷打得死去活来，也没有吐露一丝口风。最后，岳钟琪告诉他：前任的大将军就是被人引诱着犯了罪，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所以不能不防。如今，看他这样视死如归，自己这才放下心来，可以相信他了。

        据说，岳钟琪流着泪告诉张熙，他老师的信说出了自己日思夜想的心里话，自己决定甘冒风险，和他们师生共举大事。然后，在张熙的坚持下，岳钟琪对天盟誓，发誓永不背叛他们师徒，永不向任何人泄露他们之间的机密。就这样，张熙把自己和老师的情形一股脑儿地告诉了岳钟琪。

        就此，曾静投书一案宣告侦破，地方官员们在皇帝的严密布置下，很快将最要紧的几个案犯一网打尽。随着被牵连进来人数的增多，侦察范围也迅速扩大到全国各地。最后，查来查去，竟然发现，那些关于皇家龌龊事儿的信息来源，居然来自北京，来自被皇帝陆续修理过的亲兄弟们。

        官员们报告皇帝说：曾经有一批从北京流放到广西的罪犯，全部是皇八子胤禩、皇九子胤禟等人的亲近人士与太监，他们在皇帝的两位弟弟获罪幽禁后，便被判罪发配边疆充军。这帮家伙成了皇帝丑闻的宣讲团，在长达几千华里的流放路上，走一路宣讲一路。据说，一旦走到人烟稠密的城镇村庄，他们就大声呼喊：“你们都来听新皇帝的新闻，我们受了冤屈，要告诉你们大家，好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们只能判我们的罪，岂能封住我们的嘴？”（《大义觉迷录》卷三）于是，皇帝如何改诏篡位，如何毒死父亲、逼死母亲的特大新闻便迅速传遍祖国的四面八方。

        雍正皇帝描述自己的心情说：“看着逆书，惊讶落泪，做梦也没有想到天下人是这样在谈论自己！”（《文献丛编》第一辑《张倬投书岳钟琪案》，第4页）他采用了一个极少见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儿：他一条一条地批驳曾静给他列举的十大罪恶，然后将关于这个案子的所有上谕——皇帝书写的批驳文章、曾静的口供和曾静被皇帝改造好后写的忏悔录《归仁说》等等，全部编辑到一起，取名为《大义觉迷录》，刊印成书，颁发给全国各地的学校，要求所有读书人都必须认真学习，领会其精神实质。若有哪个读书人没有读过这本书，就要将该省、府、州、县的教育长官从重治罪。（《大义觉迷录》卷一）

        随后，雍正皇帝下令将曾静、张熙师生二人免罪释放。此时，在雍正的教育下，曾静已经幡然悔悟，痛改前非，决心用实际行动来挽回给皇帝名声造成的损害。他在《归仁说》里谈道，汉族人在漫长的岁月里，产生过许多圣贤，如今已经丧失了孕育圣人的能力，因此，圣人只能产生在异地，大清朝历代皇帝的作为表明了圣人异地而生的道理。雍正皇帝就像尧舜再生，实在是个好皇帝，至孝纯仁，受位于康熙，一举兼顾传子与传贤两个伟大传统。再加上皇帝勤政爱民，是当今圣贤无疑。（《大义觉迷录》附录《归仁说》）

        于是，皇帝决定让这位曾静到南京、苏州、杭州去宣讲《大义觉迷录》，让他的学生张熙到陕西去宣讲，然后，各自回老家的衙门报到，随时听候指示。

        皇帝采取的另外一项措施，则是组织了一个庞大的宣讲团，其成员全部在新考中的进士中选拔，派遣他们深入到西北地区去宣讲；同时，皇帝下令全国各地官员，必须在每个月的初一、十五两天，向自己的属下人民宣讲《大义觉迷录》。据官员们向皇帝报告说，这种宣讲，擦亮了人们的双眼，极大提高了他们明辨是非的能力。许多听过宣讲的人都表示，今后自己决不会再轻易上当了。臣子们决定再接再厉，加大宣讲力度。（《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卷二十八，第249页）

        还有的臣子自己本身就被皇帝的高风亮节感动了，如云贵总督鄂尔泰在谈到自己的心得体会时，就很激动地表示：“捧读圣谕，在为皇上感动的同时，自己还感到很惭愧，不是为了一个曾静，而是为了天下千百万人民。如果不是有大智慧、大光明，无我无人、惟中惟正，有几个人能做到皇帝这样？”（《朱批谕旨·鄂尔泰奏折》，七年四月十五日折）臣子们的这些报告，可能使雍正皇帝十分欣慰。雍正死后，鄂尔泰全力帮助乾隆皇帝销毁《大义觉迷录》一书，则是另外一回事儿。时代不同了，当然要有不同的表现，这本来就是帝国官员必备的本功之一。

        受此案牵连的其他人，可就没有曾静师徒那么幸运了。当时，有一位名气很大、但已经过世很多年的大学者，名叫吕留良，是浙江石门人。他援引圣贤的教导，认为“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义”，因而，思念明朝，痛恨大清。康熙十八年开博学鸿儒科时，他也在举荐的名单上，但誓死不去参加考试；为了避免受到纠缠，他索性削发为僧，出家做了和尚。曾静对这位吕留良特别崇敬，在他的思想中汲取了许多精神力量。

        张熙去西安投书前，专门前往吕留良的故乡，拜见他的后人和学生们，希望大家协力同心，实现老夫子生前的遗愿。这是一些手无缚鸡之力的书呆子，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慷慨激昂一番还可以，想看大清朝出洋相也是真的；但若论起干点什么，却谁都不知道从何谈起。这令张熙失望之余，可能还有点瞧不起他们。

        如今，他们全部被牵连进来。吕留良及其儿子已经死了，但他们还有家族、亲人、后人、学生、学生的学生、朋友、刻印过他的书的人、购买和收藏他的书的人，还有他的追随者、崇拜者，譬如，有相当高级别的政府官员供奉着吕留良的牌位等等。于是，已经死的人，要掘出他们的尸体，把他们的尸体再杀死一次；活着的人，除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者外，大多受到了秋后处死、抄家为奴、流配千里、削职罢官等处分，人数众多，不一而足。

        就这样，曾静的一个白日梦，带出了一个吕留良大文字狱案，又由此扯出无数小文字狱。纳兰性德的老师、备受康熙恩宠的徐乾学早已作古，他的儿子名叫徐骏，是个骄狂暴劣的高干子弟，年轻时曾经给自己的老师下毒，害死了责罚他的私塾学究。此人作诗一首，诗中有个对偶句，曰：“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我国文人对着那清风明月已经伤感惆怅了数千年，现如今很快被人举报，给这老掉牙的俗套赋予了崭新的政治内涵。举报者认为，徐骏他“思念明代，不念本朝，出语诋毁，大逆不道”。雍正同意这一判断，按照大不敬罪，将他斩首。（《清世宗实录》卷九十九，八年十月庚戌条）

        这就难怪了，后来，有人写诗曰：“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倒还真把那陈词滥调写出了一点新意和情趣。谁知，大清朝的皇帝面对着这一联不错的佳句，看来看去，愣是从中看出来：这两句诗是在嘲笑他没文化，于是将那倒霉的诗人杀死。

        沈在宽是吕留良学生的学生，曾经作诗曰：“陆沉不必由洪水，谁为深州理旧疆。”他还抄录了一位叫黄补庵的文人写过的两句诗：“闻说深山无甲子，可知雍正又三年。”如今，沈在宽被皇帝下令立即处死，黄补庵已死，家人妻子发配至功臣家中为奴，父母祖孙兄弟全部流放二千里。对于沈在宽教的学生们，皇帝念伊们尚且年幼，姑且饶过。（《清世宗实录》卷一二六，十年十二月壬子条）

        在这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时刻，偏偏有人在另外一个方向上让已经很辛苦的皇帝不能省心。譬如，杭州有一个叫陈诠的人，自称是读书人，也捐了一个秀才功名。此人属于那种满嘴跑舌头、特别能忽悠的混混。他本来靠给一个算命先生做“托儿”为生，听了《大义觉迷录》的宣讲后，忽然认定那个张熙是自己的铁哥们儿，在杭州就是自己陪着他逛街来着。几天后，他的事迹又升格为自己经常和吕留良的门下切磋诗文。如今，他们都栽了进去，多亏自己精明过人，才脱出法网。在大家惊诧的注视中，此人自我感觉极佳。忽一日，官府前来拿人，他不退反进，宣布自己根本就在杭州接待过曾静，两人彼此惺惺相惜，英雄爱英雄等等。经过反复侦询，最后，官府认定这厮是想以此扩大自己的知名度，遂革去他的功名，给他戴上一面大号枷锁，交给他的父亲管束，从此，不准他走出家门。（史景迁《皇帝与秀才》，第240～241页）

        这样的事情虽然令皇帝哭笑不得，却也不会过于为此劳神。另外一种情形则更加令人欲说还休——

        还是在浙江，有一个读书人齐周华，出身名门。他素来崇敬吕留良，听到《大义觉迷录》的宣讲后，认为自己有话要说，偏偏皇帝也下诏让大家直言无妨。于是，他就写了一篇文章，痛斥曾静，认为像曾静犯了弥天大罪都可以得到皇帝宽容，为何不能施恩于吕留良等受牵连的人呢，他觉得浙江人比湖南人好多了，至少浙江没有人跑到西安去向川陕总督投书。因此，如果皇上允许，他愿意以自己的身家性命为吕留良遗属中的年轻一代担保，保证教育他们绝不反清，誓为大清良民。

        当时，各级官员谁都不敢替他把这篇奏折送呈皇帝。于是，这位读书人千里迢迢地自费来到北京，直奔刑部大堂。刑部官员也没有人愿意去触这个霉头，告诉他说，他的折子应该由浙江最高教育长官负责呈递。倒霉的齐周华只好返回杭州，来找浙江学政——省教委主任，结果，当场就被教委主任扣下，关了起来，一直关到了老皇帝驾崩，乾隆皇帝继位。

        乾隆皇帝在销毁《大义觉迷录》的同时，下令将曾静和张熙抓回北京，凌迟处死。消息传进监狱，齐周华大喜，在日记中写道：“实在是太痛快了，可惜吕留良的子孙还没有平反昭雪。”

        偏偏事情还没完。

        据高阳先生在《清代的皇帝》一书中介绍，乾隆皇帝改元大赦天下，出了监狱的齐周华号称看破红尘，赴武当山修道。三十多年后，他竟然又思念红尘，回了老家。他的叔叔曾经是乾隆皇帝的文学侍臣，退休在家多年。齐周华去叔叔家探亲，有人恶作剧，在门上贴了一张纸条，上面写道：“僧道不许滥入齐府”。齐周华以为是叔叔指使的，大恨，遂整理出叔叔十大罪状，并告发叔叔暗中与吕留良一案有牵连。报告一直送到了皇帝案头，皇帝认为自己很了解齐周华的叔叔，相反，这齐周华揭发信中的狂悖之言倒很是令人讨厌。于是，只是把齐周华的叔叔革职，却下令将齐周华凌迟处死，其子孙充军黑龙江。那曾静于九泉之下有知，不知是否也会大呼：“实在太痛快了。”

        就这样，由曾静投书案，牵连出的吕留良文字狱案，一直到三十年以后，还在余音袅袅。这还不算时间最长的。下面这件事情才称得上是世纪疑案，其错综复杂的程度，大约可以超过任何武侠或推理小说作家的想象力，直令今日之历史学家还在大费笔墨——

        据说，在吕留良案的大抄家行动中，吕留良的一个孙女名叫吕四娘，侥幸漏网。从此，她隐身江湖，拜高人为师，学会一身绝顶武功。有民间传说认为，这位吕四娘貌美如仙，她所拜的师傅，曾经就是雍正皇帝的贴身侍卫，属于顶尖级的大内高手。吕四娘学成后，化名混进宫中，将皇帝迷得神魂颠倒，四娘遂趁机将他的脑袋割了下来，这是关于雍正猝死之谜中的说法之一。根据这种说法，清西陵中泰陵棺材里的雍正是没有脑袋的。或许将来有一天的考古发掘会予以证明，如今，姑妄听之。

        雍正皇帝死后一个多月，他的儿子乾隆皇帝急急下令，先是停止每月两天的宣讲，然后，严令将所有《大义觉迷录》统统收回销毁。当时的命令很严厉，凡有胆敢私藏者，将是灭族的大罪。这样一来，本来令人烦闷不堪的一本破书，突然变得无比宝贵。许多人冒着灭门的风险，把它偷偷收藏起来。后来，有人觉得放在国内不安全，就悄悄把它藏在走私船里，带到了吕宋、日本等地，从此，一本从里到外透着龌龊的烂书风靡海外，变得身价百倍，并确实具备了无与伦比的史料价值。

        二百多年后，一位美国汉学家带着揶揄的微笑评论说——

        “雍正、乾隆皇帝父子都下了一着错棋。一个皇帝以为，只要将所有的诽谤公之于天下，就能澄清事实，谣言自灭，而子孙后代亦将因其坦荡诚实而尊崇他的英名。可惜，他的子民只记住了流言蜚语，而早已将这皇帝的恳切自辩忘得干干净净。另一个皇帝相信，只要将《大义觉迷录》荡涤殆尽销毁，就能让父皇英灵因此安息。然而，天下芸芸众生就是怀疑：毁书的唯一理由是其中透露了太多的真相。”（史景迁《皇帝与秀才》）

        这位金发碧眼的大历史学家史景迁继续谈道：“面对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局面，雍正皇帝挽救其一生英名的努力恐怕得付之东流了，而欲以禁书、毁书的手段杜绝皇室内幕一再曝光的乾隆皇帝也终究禁绝不了街头巷尾的口耳相传。”

        帝国的皇帝和臣民们，仿佛生活在一种浓厚的行为艺术情境之中，这种情境能够令人情不能自禁地创作着许许多多令人啼笑皆非的事迹，让那些本来满怀敬意的老外先是看得目瞪口呆，然后，便在莞尔中，有机会说出如此机智的评论来。

        就这样，围绕着一位仅仅在位十三年的皇帝，几乎流传着数不胜数的故事。这些故事差不多都有真实的历史事件作为背景，其表述出来的内容和形式，则千差万别。甚至在同一件事情上，都会有完全不同的表达，其差距可以远到十万八千里。在我国历史上，似乎还没有哪一个皇帝能够像雍正一样，成为这么多不同故事的主人公，并具有如此多姿多彩的面目。由此，可知这位皇帝确是不同凡响。

        除了篡改遗诏、毒死父亲、逼死母亲之外，人们特别津津乐道的，还有雍正修理他那些亲兄弟的故事、雍正杀死自己的大舅哥年羹尧的故事、雍正逼死自己的舅舅隆科多的故事等等。如同上面讲到的那样，在雍正皇帝本人和他儿子乾隆皇帝的努力下，这些故事统统变得让人完全无法分辨真假，使他无论多么勤奋地致力于国家治理、多么力图把大清朝的江山收拾得稍微像样一点，都注定了无法洗清罩在他头上的恶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是他咎由自取。

        在帝制传统下的中国，有一个普遍而又醒目的规律：政治地位与人性、人类情感呈反向的关系。就是说，一个人、一个家庭的社会政治地位越高，其人性与人类的情感就越为缺失淡漠。所以，苏东坡才会感叹：高处不胜寒。原因在于，这种政治文化传统崇尚的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崇尚的是实力加暴力原则。既然如此，阴谋与狡诈便自然而然地成为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就在根本上排斥了对于人类普世价值的追求，排斥了人性和人类情感——这种东西只会坏事，在那里，只要有了利害的计算与利益的争夺就足够了。

        同理，皇帝家骨肉之间的感情就更加不谈也罢了，那里根本就是最高级别的权力与利益的角斗场。胜利者标志着随心所欲，失败者意味着万事皆休。这就是我们拿着放大镜也不太容易找到皇室之间骨肉亲情的原因。

        即便如此，像雍正那样摆弄自己同父异母甚至一母同胞兄弟的事例也还是不太多见。雍正皇帝胤禛排行老四，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在雍正的二十来个兄弟中，除了他的十三弟胤祥、十六弟胤禄、十七弟胤礼三人受到了不错的对待之外，其他差不多所有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有时是极其无情的荼毒。

        他的大哥胤褆早在康熙活着时就被幽禁起来，直到雍正十二年死去；他的二哥胤礽是前太子殿下，最早被幽禁在咸安宫，后来被雍正移居幽禁到山西祁县郑家庄，雍正二年死去。有人认为他的死与雍正有关。

        诚亲王胤祉是雍正皇帝的三哥，他的遭遇，最能表现他的皇帝弟弟的阴狠残忍。

        从史料中看，胤祉似乎没有太大的政治欲望，是一位相当出色的学者。康熙朝的大文化工程如《古今图书集成》，就是他主持编修的。为此，康熙皇帝对他很是欣赏。为此，雍正的心里可能特别不舒服。胤祉对废太子很好，并在老大胤褆魇胜太子时予以揭发，保护了太子，为此，注定了他自己的命运。

        雍正修理自己的三哥时，是从他的两位重要助手身上下手的。这两位助手，一位叫陈梦雷，一位叫杨文言。他们二人可能是当时最优秀的学者，杨文言精通天文历算与数学，达到的程度，大约还在康熙皇帝之上。但是，他们两个人都很倒霉，因为，他们先后撞上了两个不是东西的人：前一个是他们惹不起的、备受康熙皇帝宠信的大学士李光地，后一个则是他们更惹不起的雍正皇帝。

        陈梦雷与李光地是福建同乡，又是同年——康熙九年一同考中的进士，考中后，一同选入翰林。帝国官场最看重的人脉关系——同乡同年同事他们都具备，因此结成了亲密的通家之好。他们在一同请假回福建探亲时，偏偏碰上了三藩之乱。耿精忠胁迫陈梦雷参与叛乱并招徕本省的知名人士。此时，陈梦雷的密友杨文言也身陷耿精忠叛军之中，李光地从老家来到福州时，对于是否响应耿精忠有些犹豫。陈梦雷、杨文言二人力劝他脱身回京，并秘密策划了一个击败耿精忠的计划，让李光地想办法带到朝廷去。李光地按照他们说的做了，结果，朝廷军大获全胜。李光地由此受到康熙皇帝的特别欣赏，并被迅速提拔，成为皇帝身边的近臣。谁知，此人当了大官之后，却坏了良心，一个人独吞了那件大功劳，并在耿精忠事败后，不为陈梦雷、杨文言二人辨冤，导致二人身陷牢狱。为此，陈梦雷写了一篇著名的《绝交书》，使李光地虽在皇帝那儿宠信不衰，却为正人君子所不齿，成了康熙朝著名的伪道学家。

        此后，康熙皇帝爱惜陈梦雷和杨文言的才华，将他们重新起用，派给皇三子胤祉做助手，帮助他编校《古今图书集成》。雍正皇帝继位后不久，为了打击胤祉，把以前的老账翻腾出来，再次罗织罪名诬陷陈梦雷和杨文言，导致两位古稀之年的老学者、老科学家再次蒙冤受屈。随后，雍正罗织了一些极其可笑的理由，将胤祉发配到遵化，为康熙守陵，不久将他削夺爵位，幽禁于景山永安亭。雍正十年，胤祉在幽禁中死去。

        雍正的八弟胤禩是雍正最为嫉恨的一个兄弟，他被削夺了爵位后，由四哥雍正皇帝为他改名为“阿其那”。有学者认为，这是“猪”或“肥如猪”的意思，有人认为是“不要脸”的意思，还有国外汉学家根据满洲习俗，认为是“冻死的活鱼”之意，不知道在满族习俗里，“冻死的活鱼”代表着什么意思。目前，尚没有权威的说法。这条“冻死的活鱼”被雍正幽禁后，可能受了不少罪，死后，很多人认为是雍正谋杀所致。

        胤禟是老九，雍正最为痛恨的弟弟，原因是，他坚定支持八阿哥胤禩。雍正替他这个弟弟改的名字是“塞思黑”。有人认为是“狗”或者“贱如狗”的意思，也有人认为，也是“不要脸”之意。目前同样没有权威的解释。他死时，状极痛苦，人们普遍认为是被雍正毒死的。

        胤祯是老十四，是雍正一母同胞的弟弟。“祯”字发“征”音，与胤禛的“禛”不是同音。起初，他支持八阿哥胤禩，不喜欢自己的亲哥哥胤禛。后来，康熙皇帝任命他为“大将军王”，派他代皇帝御驾亲征，去平息西藏、青海地区的叛乱。很多人，包括胤祯自己，也包括今天的学者认为，康熙皇帝准备让他建立功勋威望之后，继承皇位。雍正皇帝在《大义觉迷录》中，是这样驳斥这种说法的：康熙晚年，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心知肚明；胤祯远征之地距离北京数千华里，往返一次至少要一个月以上，康熙没有可能在临死前，把要继承皇位的人，派到那么遥远的地方去。

        胤祯富有才干，威信也很高，雍正继位后，他始终不买雍正的账。据说，他们母亲的死，就与老太太对他的疼爱和为他抱不平有关。对于这个亲弟弟，雍正还算手下留情，一直将他幽禁在那儿，留下了他一条性命。乾隆继位后，被释放出来，并恢复了所有福利待遇。

        在《大义觉迷录》中，雍正对于自己荼毒诸兄弟的做法进行了辩解，大意是说，这些兄弟都不是东西，自己为了国家利益上的考虑，不得不如此云云。近年来，为雍正唱的赞歌响彻云霄，对上述事迹也做了符合雍正愿望的解读。因此，在人性与人格上将这些歌唱者与雍正归入一类，想来应该是他们所乐于接受的。

        这些人伦惨剧的形成，有制度上的原因，有政治上的需要，也有个人品性上的因素。各方面交互作用，使我们应该懂得一个特别浅显的道理：人性常常是靠不住的，需要有效的监督与制约。仅仅靠中骗小孩子的“性本善”之类愿望，或者孔孟之道提倡了数千年的“慎独”之类说教，是治理不好一个现代国家的。一个好的制度，必定应该是一个惩恶扬善使人不敢也不能作恶的制度，必定是一个让英雄有用武之地的制度，必定是一个作恶后要受到惩罚的制度。从现如今对雍正的赞美声中，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要走的路可能还很漫长。

        除了这些皇家兄弟之外，说起大清帝国功高权重的知名人士的死，大约就要算抚远大将军年羹尧之死最为富有戏剧性了。

        《清史稿》中，评价年羹尧时说：此人“才气凌厉”。从其一生行事判断，这位抚远大将军的确够得上是文武双全、才气纵横。年羹尧出身帝国高级官宦之家，他可能有许多种方式为官为宦，如恩荫、荐举等，但此人凭借自己的真才实学，参加科举考试，硬是一举高中进士高第，从此顺风顺水地走上仕途。

        在康熙的诸多皇子中，老四——后来的雍正并不是那么受人待见的。因此，在相当长时间里，该人似乎从来没有能够身登大宝的迹象。以至于他最重要的一个谋臣，甚至沮丧地建议未登基前的雍正，想办法把自己安排到台湾去做地方长官，以便形势不好时，可以把主子四阿哥胤禛接到那里去避难。

        在官场上上升速度很快的年羹尧怎么会投靠这位四阿哥，看准了他来烧冷灶，是一个很难找到确证的谜。有一种说法认为，就是因为年羹尧投靠了四阿哥，才在这位皇子的保举下，一路青云直上的。这种说法，有它的可疑之处。

        显然，年羹尧不是那种只会拍马屁、靠人际关系或裙带关系才能混迹江湖的宵小之辈。此人一生颇多风浪，没有真本事，是很难在那么多风浪中屡屡过关斩将，从而功勋卓著的。《清史稿》记载说，康熙年间，年羹尧在四川为官时，处理突发或紧急状态时的举措很受康熙皇帝的欣赏，一路晋升为四川巡抚。更加不同凡响的是，因为年羹尧“治事明敏”，康熙皇帝鉴于巡抚没有督兵权，特别因人设职，专门为年羹尧设立了四川总督一职，让他担任总督，兼管巡抚事宜。康熙不是一个糊涂皇帝，很难想象他会因为儿子的影响做出这种安排，除非在一种可能性之下：他存心要为这个儿子培植势力才会这样做，但是，这种可能应该是微乎其微。

        康熙去世前后，年羹尧在川陕总督的岗位上，可能为雍正顺利继位做出了绝大贡献。原因是，当时皇十四子胤祯是大将军王，正在青海用兵，而年羹尧的位置恰好卡住了他的咽喉，使他在有形和无形的形格势禁之下，几乎没有可能对雍正形成什么威胁。

        事后，年羹尧受雍正重用，取代皇十四弟胤祯出任大将军，西北用兵之军政大权尽入其掌控。在那一段岁月里，年羹尧的军政才华被尽情释放出来。他收发随心，每战必胜，称得上用兵如神，终于大获全胜。以至于雍正皇帝兴奋得简直有点语无伦次，他情不自禁地把年羹尧称为自己的恩人，要求子孙后代世世代代牢记年羹尧的丰功伟绩——“不但朕心倚眷嘉奖，朕世世子孙及天下臣民当共倾心感悦。若稍有负心，便非朕之子孙也；稍有异心，便非我朝臣民也。”

        可惜，和我国历史上许多性格强悍之能臣猛将的命运一样，年羹尧在令人炫目的人生事业巅峰上待的时间实在太过短促。他遭遇到的问题已经困扰了我国政治数千年——他没有可能一边率领千军万马出入于血肉横飞的战阵，一边还能徇徇如也，保持着满口仁义道德的谦谦君子形象。

        雍正二年十月，年羹尧回到北京觐见皇帝，受到隆重而崇高的表彰。可能就在同时，雍正皇帝已经下定了收拾他的决心。十一月，在回任的路上，年羹尧收到皇帝发来的一份谕旨，话里有话地警告他：“若以功造过，必致反恩为仇，此从来人情常有者。”

        三个月以后，雍正三年二月，天空上出现了“日月合璧，五星连珠”之天象，被认为是大吉大利之征兆。对于年羹尧来说，却成了真正的恶兆。他和众臣一样，给皇帝上贺表。结果，把赞美皇帝励精图治的“朝乾夕惕”，写成“夕惕朝乾”。雍正认为，这是有意不敬。他说：既然你不想把朝乾夕惕许给我，那你的青海之功是不是许给你，我还没一定呢。

        四月，皇帝下令免去年羹尧总督一职，交出抚远大将军印，调任杭州将军。九月，命令将年羹尧押解进京。十二月，众臣认为年羹尧犯有九十二款大罪，请求将他立即处死，以正国法。雍正皇帝不忍处死，恩赐年羹尧自尽。就此，年羹尧家破人亡。（《清史稿》列传八十二，年羹尧）

        年羹尧是皇亲国戚。他的妹妹嫁给了皇四子胤禛，胤禛成为雍正皇帝后，年羹尧的妹妹被晋为贵妃，在后宫中地位崇高，使年羹尧成了雍正皇帝名副其实的大舅哥。不过，这丝毫没有妨碍皇帝收拾自己这位大舅哥，也没有证据表明这样做时，雍正皇帝更加手下留情。

        雍正为什么一定要置年羹尧于死地？当时的群臣和后世，包括今天的知识分子们为皇帝找到了很多理由。从众多关于他的民间传说乃至传奇看，普通老百姓似乎并不认同这些罪名。和那些官员与知识分子比起来，他们好像更懂得中国政治传统中，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道理。于是，对于年羹尧之死便呈现了众说纷纭，言人人殊，五彩缤纷的景象。

        不管怎么样，年羹尧被赐死了，留下了许多传说，许多无奈。

        隆科多的死，和年羹尧有某些类似的性质。

        隆科多是佟国维的儿子。从亲族关系上，他既是康熙皇帝的表弟，又是他的内弟。因为隆科多的姐姐是康熙皇帝的孝懿仁皇后。雍正皇帝幼小时，曾经由孝懿仁皇后抚养，因此，雍正皇帝称呼隆科多为舅舅。康熙皇帝晚年，隆科多担任步军统领一职时间长达十一年。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职位，相当于首都警卫部队的最高首长，紫禁城等皇家要地的警卫工作全部由他负责。康熙皇帝经常将一些极为机密的事项交给隆科多办，表明对他的特殊信任。

        康熙皇帝临死时，只有隆科多在场。他一个人代表大行皇帝宣布了雍正继位的遗诏，因此，许多人认为是他篡改了康熙遗诏，扶持雍正登上帝位。雍正继位后，隆科多立即成为最为显赫的新贵，与大学士马齐一起，总理帝国事务。

        隆科多与雍正皇帝的蜜月期大约也只有两年时间。到雍正三年初，他的步军统领一职被解除。当年，在收拾年羹尧时，雍正顺便把隆科多一起修理了一番。皇帝警告他：“各宜警惧，毋自干诛灭”——你们要老实点儿，不要自己找死。

        两年后，雍正五年，隆科多被捕，群臣审议出四十一款大罪，其中的一些罪名，比加给年羹尧的还要可笑，但只要皇帝认可，就自然成了真正的罪恶。最后，雍正皇帝仍然不忍杀死他，下令在畅春园边上盖了三间小房，将他永远禁锢在那里。第二年，隆科多在禁锢中死去，死因不明。

        其实，隆科多和年羹尧一样，他们犯的最大错误，就是离皇帝太近。有一句西方谚语说：知道隐情最多的那个人，就是最该死的人。事实上，年羹尧和隆科多就是这样走上死路的。

        孟森教授在谈到雍正皇帝时认为，康熙皇帝的这些儿子，都很没有教养；唯独雍正皇帝，在治国上，“天资独高”。他“好名图治，于国有功”，上天保佑大清，使大业偏偏落到他的手里。孟教授认为，雍正皇帝不失为像唐太宗一样“逆取顺守也”。（孟森《明清史讲义》下，第468页）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说法或许是有道理的。

        雍正皇帝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勤奋的皇帝之一，是实行了最多制度革新与善政的皇帝之一，是对后世中国影响最大的皇帝之一。同时，由于上面所述和下面将要谈到的原因，在清朝的皇帝中，他也是在后世挨骂最多的皇帝。雍正在位十三年，有两项重大的制度创新。

        其中一项制度创新是“定火耗，加养廉”，通俗地讲就是过去官员们鱼肉百姓是巧立名目暗中进行的，就如今天的各种回扣、附加费之类；现在要把这些名目化暗为明，变成官员们的养廉银子，将各种不合法的附加费合法化，使得官员们极为有效地合法增加了收入。

        可是，令为数不少的官员不舒服的是：这些回扣、附加费化暗为明之前，若狠狠心再加上手段辣，本来是可以拿到更多的，如今却没有了名目，只能拿那有限的养廉银子，这未免使当官少了许多乐趣。于是，他们嘴里也很难有什么好听的话了。当时，有“康熙朝有清官，雍正朝无清官”一说。意思是说：康熙爷在时，虽然有巧立名目的衣冠禽兽，却也有洁身自好的清官。如今，没有巧立名目了，却也没有清官了。过去，清官们还能造福一方，如今老百姓却要一体遭受搜刮了。

        从后来发展的情况看，大清朝中后期帝国官员贪赃枉法的程度并没有减少，与以前历朝历代比较起来，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康熙在位时，官员们大量挪借公款，成为国库中的呆坏账。雍正采用霹雳手段予以清理，为此，可能逼死了不止一两个各级各类官员。雍正整饬吏治的努力及其力度，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因为这种种原因，当然使那些掌握了话语权又心地龌龊的士大夫，不会说他什么好话了。

        他的另外一项重大制度举措则是“拼地丁，停编审”。

        通俗地讲，就是摊丁入亩，或者叫地丁合一。也有人将其解释为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这项政策是在大清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开始推行的，实际上是从康熙时代的一项重大治国政策中引申和发展而来。

        大清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康熙皇帝发布了一项重大国事宣言，宣布从这一年开始，“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在其当时和后来的世代里，这被看成是一项极其伟大的善举德政。九年后，雍正皇帝继位伊始，便在此基础上，继续完善之，开始实施摊丁入亩，将在中国实行了至少一千五百多年的人头税取消，改为田亩税。在制度层面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却也把官僚士大夫阶层享有数千年的一项特权剥夺了。过去由普通老百姓承担的徭役，如今根据官绅拥有的田地数量也要一起承担了。

        毫无疑问，这是一项极大的善政与德政，是不需要任何怀疑的好政策。这项政策应该毋庸置疑地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缓解了人民的痛苦。同时，也势必加重了官绅的负担，有效加剧了士大夫们的痛苦。

        这项制度的另外一层深意是：至少在经济或者叫财政赋税这个层面上，有效地将普通老百姓和官僚士大夫拉成了一个平面，在皇帝面前，他们变成了人人平等。

        显然，这项制度变革不可能不受到士大夫们的切齿痛恨。中国士大夫阶级没有受过“我爱吾师，我更爱真理”的训练，因此，在掌握话语权的这批人口中，要想听到关于雍正的好话，自然是不太容易了。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谁也不会想到的是，这样一项德政善举在和其他社会因素交织缠绵后，竟演化得对后世中国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从历史记载和后世研究统计中看，在此之前的一两千年间，中国历史上的人口从来没有超出过一亿人，排除天灾人祸、改朝换代的因素，最多时，基本在六千万上下徘徊。实行上述善举德政之后，解除了人头税压力的中国人再无顾忌，人口迅猛增长。康熙五十一年颁布“永不加赋”政策当年，中国人口总数为两千四百六十二万人。（孟森《明清史讲义》下，第475页）其后，以年增长率达千分之二十五以上的速度膨胀。四十年后，到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中国人口总数已经突破两亿，到公元1793年英国国王第一次派遣特使马嘎尔尼访问中国时，这个国家的人口达到三亿以上；到鸦片战争前后，该项数字突破四亿。这便是在后来很多年间，我们一直听到的“四万万同胞”这一说法的由来。

        事实上，一百多年来，已经不断有学者指出：人口过度膨胀的压力，人口与资源的不平衡，是这个国家诸多社会问题与动荡的最重要原因之一。远在千万里之外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早就注意到：中国的人口“早已使它的社会条件成为这个民族大多数人的沉重枷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七；何博传《山坳上的中国》）

        然而，视科学研究为旁门左道、“奇技淫巧”的中国人，虽九死而其犹未悔，于是，直到今日还生活在这个巨大的梦魇之下。没有人能知道，它的后果会是什么。

        于是，上述一切，最终形成了在历史拐角处的——雍正悖论。

        但是，不管怎样，假如有所谓康乾盛世这回事儿的话，有意将雍正去掉是不公正的。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没有雍正的努力，就不会有所谓康乾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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