豺狼乘坐火车到达巴黎北站的时间正好是在午饭前。他叫了一辆出租车，来到坐落在通向马德兰广场的苏莱纳街上一家十分舒适的小旅馆。虽然这家酒店和哥本哈根的英格兰酒店或者布鲁塞尔的友谊酒店不是同一档次，豺狼恰恰由于某些原因需要在巴黎逗留期间居住在一个比较朴素且不大为人所知的地方。一方面是因为他在巴黎待的时间会比较长；另一方面，七月底在巴黎比在哥本哈根或者在布鲁塞尔都更容易碰到在伦敦认识他又知道他真名的人。他相信在街上的时候，他习惯性戴着的包围式墨镜能够掩饰他的身份，在阳光明媚的大街上戴着墨镜也非常自然。但在酒店的门厅和走廊则可能存在风险。这种场景下，他最不愿意发生的事就是被人兴高采烈地喊住，一声“哇，在这里见到你真是太意外了”之后，那个只知道他是杜根先生的前台服务员就会听见别人喊他的真名。

        他在巴黎期间没做什么引人注意的事。他过得很安分，在自己房间里吃早餐——羊角面包和咖啡。他在街对面的熟食店买了一罐橘子酱，然后叮嘱服务员每天早上送餐的时候把他的橘子酱一起送来，代替每天早餐盘里酒店提供的黑葡萄酱。

        他很少讲话，对酒店服务人员彬彬有礼。他说话的时候总是面带微笑，他讲的法语带着英国式的生硬口音。当酒店经理关心地问他是否对酒店服务满意时，他总是让他们放心，说自己感到非常舒适，并感谢他们。

        “杜根先生，”有一天，酒店的女主人对前台服务员说，“非常和蔼可亲，真是一位地道的绅士。”服务员也这样认为。

        他总是外出，把时间都花在了旅游上。他到的第一天就买了一张巴黎市区图，然后把自己小笔记本上他最想去看的景点都标在了地图上。他游览的时候很投入，所到之处都认真观察、研究，甚至会记下某些建筑的优美之处，或者是另外一些景点的历史背景。

        他花了三天时间在凯旋门周围闲逛，或是坐在爱丽舍咖啡馆的平台上，眺望星形广场周围的纪念碑和高大建筑的屋顶。如果那几天有人跟着他的话（实际上没有人这样做过），一定会非常惊讶，因为即便是那位聪明的奥斯曼先生的建筑都能吸引一位如此投入的崇拜者。当然，也不会有任何旁观者能想到，这位安静而优雅的英国游客几个小时里一直一边搅着他的咖啡，一边盯着这些建筑，脑子里却是在计算射击的角度，从建筑物楼上到凯旋门下面的长明火之间的距离，以及一个人从建筑物背后的太平梯逃下，神不知鬼不觉混入人群中的可能性。

        三天后他离开了星形广场，造访了坐落在瓦勒里昂山的法国抵抗运动烈士纪念堂。他带着一束鲜花在导游的陪同下来到这里。导游就是一个抵抗运动的参与者，他被这位英国伙伴对抵抗运动的礼敬所感动。他带着客人走遍了纪念堂，一路滔滔不绝地为他介绍着各种纪念物。但导游没有发现，这位客人的目光总是从烈士尸骨存放地的入口处挪开，却盯着纪念堂附近的监狱高墙。这座高墙将周围建筑物的屋顶到纪念堂庭院间的所有视线都隔开了。两个小时以后，客人礼貌地说了声“谢谢你”，给了导游一笔既大方又不过分的小费，便离开了。

        他还参观了荣军院，它的南面是荣军大酒店，酒店旁边是拿破仑的墓地以及象征法国军队荣誉的圣殿。巨大的广场西侧的法贝尔街尤其引起了他的兴趣。一天早上，他就坐在街角的咖啡馆，这里正是法贝尔街与小小的三角形圣地亚哥广场相连的地方。格伦内尔街与法贝尔街呈九十度角。他预计，从他头上建筑物的七或八楼，也就是格伦内尔街一四六号的楼上，一个枪手应该能够控制荣军广场前面的花园、庭院的进出口、大部分的广场，以及两三条街道。这是一个很有利的位置，但并不是理想的行刺地点。有一条砾石路从荣军院开始一直延伸到广场进口处，汽车最后会停放在进口的台阶下面。一方面，从楼上的窗子到停车处之间的距离超过了两百米；另一方面，一四六号楼上向下的视线会被圣地亚哥广场浓密的菩提树树冠挡住一部分，而且那里的鸽子也总是飞来飞去，不断掉下粪便。沃邦雕像的肩膀上到处都是鸽子粪，好在他从不抱怨。英国人最终觉得很失望，付完酒钱就离开了。

        他在巴黎圣母院附近转了一天。城中岛的养兔场有后楼梯、小巷和走廊，但是教堂入口到台阶底下的停车处只有几米远，圣母院前广场的屋顶也太远了，而毗邻的很小的查理曼大帝广场的屋顶又太近，保安部队可以很容易地在这里布满监视哨。

        他最后去了雷恩街的南广场。那天是七月二十八日。这里过去就叫雷恩广场，后来为了纪念戴高乐执掌政权，改名为“六月十八日广场”。豺狼的目光转到了建筑物墙上闪亮的新名牌上，凝视着它，想起了上个月他读到的有关记载。一九四○年六月十八日，虽然当时流亡伦敦的那个高傲的人形单影只，但他通过广播告诉法国人民，他们输掉了一次战役，却没输掉整个战争。

        广场上的某些东西让杀手停了下来。巨大的蒙帕纳斯车站就蹲在广场的南边，对于巴黎的战争一代来说，这里充满了回忆。他顺着柏油路慢慢观察着。从蒙帕纳斯大道倾泻而下的车流与奥德萨大街和雷恩大街的车辆在这里汇集，仿佛一个漩涡。他看了看四周，雷恩大街两边的建筑很高，俯瞰着广场，建筑物临街的一面非常狭窄。他围着广场慢慢绕到南边，从栏杆中间向着车站的院子凝视了一阵。里面一片嘈杂，汽车和出租车每日在这里接送的人成千上万。这里是巴黎的大型干线车站之一。但到了冬天这里就一片寂静，仿佛一艘巨大而笨重的空船，在那里独自品味着在凝重的雾霭里发生的一切——这里的人，这里的事，这里的历史。车站就要拆了。

        豺狼转过身，背对着栅栏，看着雷恩大街上的车流。他面对着六月十八日广场，确信在预定的那天，法国总统一定会来这里，那也将是他的最后一次。过去的一周他所勘察过的地方都只是可能，而这里，他确信，那个人一定会来。蒙帕纳斯车站很快就要消失了。那些见证了无数历史的金属柱将被熔化，制成郊区的栅栏；曾经目睹过德国战败，法国胜利的车站广场将被改建成一家高档咖啡馆。但在这一切发生之前，他——那个戴着法国军用平顶帽，有两颗金星的人，一定会再来一次。而同时，雷恩大街西侧拐角的屋顶天台与车站前广场中心的距离大约是一百三十米。

        豺狼用老练的目光观察着眼前的地形。雷恩大街两头拐角处的房子都楔入广场，显然都可以入选。雷恩大街的头三幢房子也可以，不过那里到车站前广场的射击角度狭小。再往里的话，角度就太小了。同样，东西横贯广场的蒙帕纳斯大街的前三幢房子也是可以的。再远的话，角度也会太小，而且距离也太远了。除了车站大楼以外，附近再没有什么建筑能够控制车站前广场了。但这里不能用，它楼上那些俯瞰前广场的办公室窗户里届时一定都布满了警卫。豺狼决定先勘察一下雷恩大街拐角的那三幢房子。他漫步走向东边拐角处的一家咖啡馆——安娜公爵夫人咖啡馆。

        他要了一杯咖啡，目光穿过街道盯着对面的房子。他坐的露台离底下喧嚣的车流只有几英尺远。他待了三个小时。然后去另外一头的汉希阿尔萨斯餐厅吃午饭，在那里观察了东边的情况。整个下午他就在这条街上来回逛着，在附近的街区只要看到可用的房子就向那些公寓的前门里张望一番。

        他最后去的是蒙帕斯大街临街的那些楼房。但这些都是新起的写字楼，显得很忙碌。

        第二天他又回来了，走过临街的房子，穿过马路，坐在树下人行道的长凳上，看着楼上，手里把玩着报纸。房子有五六层高，由石砖砌成；楼顶有一圈护墙，墙后是黑瓦铺就的斜度很陡的屋顶。屋顶是带阁楼的，不时探出一扇窗子。阁楼曾经是仆役的居所，现在那些靠养老金度日的穷人住在这儿。屋顶，尤其是阁楼的窗子白天肯定会被监控。很可能在屋顶会有守卫，蹲在烟囱旁，用他们的野战望远镜注视着对面的窗户和楼顶。不过阁楼下面的顶层房间高度也不错。如果有人缩在黑暗的房间里，从街对面的窗户是看不到的。在巴黎炎热的夏天，一扇打开的窗户是很自然的。

        但如果在房间里向后缩得太深的话，向车站前广场的射击角度就太狭小了。出于这个原因，豺狼将雷恩大街两边的三幢楼都排除了。那里的射击角度太小。现在只剩下四幢楼可供选择。他预期的射击时间是下午三四点钟前后，这时候虽然太阳已经西移，但高度仍然能让光线越过车站的楼顶，照进街东头的房间窗户里。所以他最终选择的是西边的那两幢。为了证实这一点，他在七月二十九号那天一直待到了下午四点，他发现西侧的顶楼窗户只斜斜地射进一缕阳光，而东边的房间却被照得透亮。

        次日，一个门房老太太引起了他的注意。这几天豺狼要么坐在咖啡馆的露台上，要么坐在人行道的长凳上。今天是第三天，他选了一个距他感兴趣的楼房出口几英尺远的一条长凳。在他背后几英尺远的地方，隔着行人络绎不绝的人行道，那个看门老妇就坐在出口处，织着东西。有一回，附近一家咖啡馆的服务员走过来和她聊了几句。他叫她贝特夫人。这个场景让人觉得赏心悦目。天气很温暖，阳光照进灰暗的门洞里几英尺深，太阳这时仍然高高挂在南方或东南方向，越过车站的屋顶照耀着整个广场。

        她看上去就像一位安适的祖母。这个前来勘察地形的人坐在离她二十英尺外的地方。他发现她很受欢迎。间或有人进出这幢房子时，她总是向人们打着招呼：“你好，先生。”每次人们都愉快地回应她：“你好，贝特夫人。”她性情温和，对世界上的一切不幸事物都报有同情。下午刚过两点，跑来一只猫。贝特夫人立刻奔进自己在底层后面黑暗的小屋里，几分钟后她出来的时候，为这只她称作“小猫咪”的动物拿来了一碟牛奶。

        将近四点的时候，她卷起自己织的东西，放到围裙的宽大口袋里，趿着拖鞋，慢慢朝面包房走去。豺狼悄悄地从凳子上站起来，走进那幢公寓。他没有乘电梯，而是从楼梯轻轻跑了上去。

        楼梯是绕着电梯通道盘旋向上的，在楼的后部的每个转弯处都有一个小平台。每隔两层，这个小平台靠楼后墙的位置有一个门，通向钢制的太平梯。在顶层的第六个转弯处（除了阁楼这是最高的一层），他打开门向下望了望。太平梯通向一个天井，周围是其他楼房的后门。那些楼房构成了豺狼身后的广场一角。在天井的远端，有一条狭长的小巷，向北穿过天井。

        豺狼轻轻关上门，重新插上门闩，走完最后的半段楼梯就到了六楼。在走廊的尽头有一截质量不太好的楼梯通向阁楼。走廊里有两扇门通向朝着天井的公寓，另外两扇通向临街的房间。他的方向感告诉他，这些临街的公寓都有窗户，从这里要么可以俯视雷恩大街，要么可以侧视广场，广场再远处就是车站前广场。这些窗户就是他在下面街上观察已久的那些。

        他现在面对着两间公寓中的一间，门铃边的名牌上写着“贝朗瑞小姐”。另外一间的名牌上写着“夏里埃夫妇”。他听了一会儿，两间公寓里都没有声音。他检查了一下门锁，两把锁都嵌在木头里，很厚很结实。锁舌很可能是那种法国人喜欢的钢制粗棒双锁型的。他知道要打开这种房门必须有钥匙。贝特太太的小屋里肯定有每间公寓的钥匙。

        几分钟后，他像来时一样，轻轻地跑下楼梯。他在这幢楼里待了不到五分钟。看门人回来了。他透过她的安乐窝门上的毛玻璃看了她一眼，转身走出拱形大门。

        他向左顺着雷恩大街走过两幢公寓楼，来到一家邮局前。他沿着邮局的墙走了进去。邮局的尽头是一条被遮住的狭窄小巷。豺狼停下来点了一支烟，打火机点燃的瞬间他瞥了一眼，发现有条小路与这个小巷相连。从这里，电话交换台的夜班员可以进入邮局的后门。通道的尽头是个院子，阳光可以照得到。他从这里可以辨出远端阴影里他刚刚离开的那幢楼的消防通道的楼梯。杀手深吸了一口烟，继续向前走去。他已经找到逃离的路线了。

        走到小巷的尽头，他再次左转上了弗吉拉尔街，然后走回它与蒙帕纳斯大道的交叉口。他来到拐角处，在大街上前后张望，想叫一辆出租车。这时有个摩托车骑警冲到十字路口，突然刹住车，站在路口中间命令车辆停下来。他吹着哨子，让所有从弗吉拉尔街开来的车和从车站开往林荫大道的车都停下来。所有从杜洛克路开往林荫大道的车都停在了马路的右半边。他刚指挥这些车停放好，杜洛克方向就传来警笛的尖叫声。豺狼站在拐角处，看着蒙帕纳斯大道的远方。五百码外有列车队从荣军院大道快速驶入杜洛克十字路口，向他迎面开来。

        领骑的是两个身穿黑色皮衣的摩托警，鸣着警笛，白色的头盔在太阳下闪着光。在他们后面是能看出两辆鲨鱼鼻的DS19的雪铁龙轿车。豺狼前面的警察笔直地站着，看都不看他，左臂笔直地指向十字路口南边的缅因路，右臂弯向胸前，手掌向下，示意驶来的车队优先通过。

        两辆摩托车向右倾斜着驶入缅因路，后面跟着两辆轿车。第一辆车上的保镖双眼紧盯着前方，在他和司机后面的后座上，笔直坐着一个身穿深灰色套装的高个子。在车队即将消失前，豺狼飞快地扫了一眼那个挺立的脑袋和绝不会弄错的鼻子，默默地告诉这个就要离开的形象：“下一次我就是在瞄准镜的准星里看你的脸了。”然后他找到一辆出租车，乘车返回酒店。

        在道路的更远处，靠近杜洛克地铁站出口的位置，有个女人刚从那里出来。她对总统的经过也表现出非同一般的兴趣。她正要穿过马路，警察挥手示意她退回去。几秒钟后，车队开出荣军大道，穿过大鹅卵石铺就的路面，驶入蒙帕纳斯大道。她也在第一辆雪铁龙车后座上看到了那个与众不同的侧影。她的眼睛里闪动着仇恨，甚至在车队过去后仍然继续看着，直到发现警察正在上下打量她，才连忙继续穿过马路。

        雅克利娜·迪马现年二十六岁，长得很漂亮。她在爱丽舍田园大街后面的一家高级美容院做美容师，所以她知道怎样最大限度地展示自己的美丽。七月三十日的晚上，她正赶着回家——那个坐落在布勒特依广场旁边的小公寓——为晚上的约会做准备。她知道，几个小时之后，她就会全身赤裸地被她所憎恨的情人搂在怀里。她得尽可能地打扮得漂亮些。

        几年前，在她的生活里最重要的事就是和男人的下一次约会。她有一个很美满的家庭，家人之间的关系相当亲密。父亲是一家银行的职员，很受人尊敬；母亲是一位典型的法国中产阶级贤妻良母；她自己刚刚修完美容师课程；弟弟让－克洛德在服兵役。全家住在勒维齐奈的郊外，虽然算不上奢华，但仍然是很好的房子。

        一九五九年快到年底的时候，有天早餐时，陆军部来了一封电报。电文里说，陆军部极为遗憾地通知阿兰德·迪马先生及其夫人，他们的儿子，第一殖民伞兵部队的列兵让－克洛德在阿尔及利亚阵亡了。他的个人物品将尽快退还给居丧的家庭。

        有那么一阵，雅克利娜的世界破碎了。无论是勒维齐奈家庭的安宁，还是其他女孩在美容院热议的伊夫·蒙当的魅力，或是刚从美国传来的摇摆舞热潮，一切似乎都失去了意义。只有一件事在她脑子里反复敲打着，就像一盘不断播放的磁带，那就是她的小让－克洛德，她亲爱的、孩子一样的弟弟，那么脆弱而温和的弟弟，憎恨战争和暴力的弟弟，只想一个人看书的弟弟，她只想去宠爱的弟弟，在阿尔及利亚一条干涸的河谷中的战斗里，被打死了。她恨，是那些阿拉伯人干的，那些令人憎恶的、肮脏的胆小鬼、傻瓜。

        这时候弗朗索瓦来了。一个冬天的星期日早上，雅克利娜的父母出去看亲戚了，弗朗索瓦突然出现在这个家。那时是十二月，街面上盖着雪，花园的小路上也结了一层冰。其他人都冻得面色煞白，愁眉苦脸，而弗朗索瓦的皮肤却是那种晒出来的棕褐色，看起来十分健康。他询问是否可以和雅克利娜小姐讲话。她回答说：“我就是。”并且问他有什么事。他回答说，他指挥的那个排有一名叫让－克洛德·迪马的列兵被打死了，他带来了一封信。雅克利娜把他请进了屋。

        这封信是让－克洛德死前几个星期时写的。他在山区搜寻一队刚刚洗劫了一户移民家庭的穆斯林游击队时，把信装在了衣服的里面口袋里。他们没有找到游击队，而是遭遇了一个营的训练有素的叛军部队。在黎明的曙光中，这场遭遇战进行得异常惨烈。战斗中，让－克洛德肺部中了一枪。他在临终前将这封信交给了他的排长。

        雅克利娜读完信又哭了一会儿。信里没有说最后一个星期的事，都是在君士坦丁军营里的闲话家常，攻击训练和军纪之类的。其他的事情她是从弗朗索瓦那知道的：敌军从侧翼包围了他们，步步逼近。他们在丛林里后撤了四英里，用无线电不断呼叫空中支援。早上八点钟轰炸机才赶到，轰炸机引擎的尖叫声和火箭弹的轰鸣声响成一片。他还告诉她，她弟弟是自愿参加攻坚部队的，他是一名真正的男子汉。最后在一块岩石的后面，他趴在一名下士的膝盖上不断咳嗽，血都咳出来了。他像一名真正的男子汉那样死去。

        弗朗索瓦对她非常温和。四年的殖民地战争把他打造成了一名职业军人。作为一名男子汉，他像殖民地的岩石一样坚硬。但他对自己手下伞兵的姐姐很和气。她为此很喜欢他，接受了他在巴黎请她吃饭的邀请。另外，她也担心她的父母回来会被吓着。她不想让他们知道让－克洛德是怎么死的。因为她的父母花了两个月才好不容易从失去爱子的悲痛中渐渐恢复正常。席间她请求中尉保证对此事保持缄默，他同意了。

        然而，她却很想了解发生在阿尔及利亚的战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战争究竟是为了什么，政客们在玩什么把戏。戴高乐去年一月从总理的位置上被一股爱国的热潮推进爱丽舍宫，他做了总统，人们相信他既可以终止战争，又能使法国继续保有阿尔及利亚。她从弗朗索瓦口中第一次听到，她父亲崇拜的那个人被称做法国的叛徒。

        在弗朗索瓦休假期间，他们一直在一起。一九六○年一月，她刚从培训学校毕业就开始在这家美容院上班。现在她每天从美容院下班后，晚上都和弗朗索瓦在一起。她从他那里了解了法国武装部队的叛乱，巴黎政府与被监禁的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艾哈迈德·本·贝拉进行的秘密谈判；以及阿尔及利亚即将被移交给那群傻瓜。

        一月中旬，他返回战场。八月，他设法在马赛休假一周，而她则抓住点滴时间和他待在一起。她一直在等他，在她的心中，他被塑造成了品行优良、纯洁、有男子气概的法国青年的象征。一九六○年的整个秋天和冬天，她都在等他。白天和晚上睡觉前，她都把他的照片放在床头柜上，睡觉时则放在睡衣里贴着肚子的地方。

        一九六一年春天他最后一次休假，再次来到巴黎。他们一起在街上漫步，他穿着军装，而她也穿着她最漂亮的衣服。她觉得他是这个城市里最帅、最强壮、肩膀最宽的男人。和她在一起工作的一个女孩看到了他们俩，第二天美容院里就都在议论雅克利娜的英俊伞兵。她那时正在休年假，不用上班，整日都和她的伞兵在一起。

        那时，弗朗索瓦听到一些风传的消息之后十分激动。和民族解放阵线的谈判已经是公开的新闻了。他肯定，军队，真正的军队不会忍耐太久。阿尔及利亚必须留在法国的版图里，这对于他们两人——被战争磨砺得更加坚韧的二十七岁军官和崇拜他的二十三岁准妈妈来说，是一个坚定的信念。

        弗朗索瓦永远不会知道他要做父亲了。一九六一年三月他返回阿尔及利亚。四月二十一日，有几支法国军队哗变了。第一殖民地伞兵部队几乎全部参加了叛军，只有少数新兵跑出兵营，聚集在省长的办公室里。工作人员让他们离开。在一个星期里，在叛军和忠于政府的部队之间，战斗不时发生。五月初，在和一支忠于政府的部队的冲突中，弗朗索瓦阵亡了。

        雅克利娜从四月起就再没等到过弗朗索瓦的信，但她一直没有怀疑过什么。直到七月，她被告知了这个消息。她悄悄在巴黎郊区租了间便宜的公寓，企图开煤气自杀。由于房子到处漏风，她没能成功，不过腹中的胎儿却夭折了。八月，父母带着她一起外出休养了一段日子。回到巴黎的时候，她看起来已经复原了。十二月，她成为“秘密军组织”的一名活跃的地下组织成员。

        她加入组织的动机很简单：弗朗索瓦，然后就是让－克洛德。无论采用什么手段，需要她付出怎样的代价，或是把别人怎么样，她都要为他们报仇。除此以外，她在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什么别的心愿了。她相信自己可以做更多的事，而不只是跑跑腿，捎个信，或是偶尔在她的购物袋里放一个塞有塑料炸弹的面包；当然也不只是在咖啡馆和电影院的炸弹爆炸后，站在街角眨眼示意。一般爆炸之后都会临时调查过路人，但她只要扇扇她的长睫毛，撅撅嘴，就会被放行了。

        在小克拉马尔事件之后，其中一个在逃的刺客在她布勒特依的公寓里藏了三天。那三天对她来说是她生命中的重要时刻，但他很快就走了。一个月后刺客被捕了，但他对曾在她的寓所住过只字未提，也许他忘了吧。但为了安全起见，她的基层领导指示她几个月内不要再为“秘密军组织”做任何事，等形势有所缓和再说。一九六三年一月，她又开始传递消息。

        生活就这样一直继续，直到七月，有个男人来找她，她的基层领导陪着一起来的，对此人非常尊重。他没说自己的姓名，只是问她是否愿意为组织做一项特殊的工作。当然，这件事也许有危险，而且令人恶心。她的回答是：“没关系。”

        三天后他们坐在车里，停在一幢公寓的附近。那人指给她看一个刚从里面走出来的男人，并告诉她这个人是谁，是什么职位，还告诉她该怎么做。

        七月中旬，她便和那个男子见面了，表面上看来很偶然。那天她在一家餐馆里，坐在他旁边的座位。她害羞地冲他微笑，请他把他桌上的盐瓶递给她。他和她搭讪起来，她表现得含蓄而端庄。她的反应无疑是对的。她的庄重让他很感兴趣。似乎是无意间，两人聊了起来，那个男子主讲，她顺从地回应着。不到两个礼拜，他们之间就有了暧昧关系。

        她很了解男人，能够判断出他们的基本喜好。她的新情人早已对放荡妖冶的女人感到厌烦了，而她则装出一副害羞的样子，体贴但纯洁；表面上很含蓄，可又不时地暗示一下她那美妙的胴体总有一天不会浪费。这个诱饵很有效。对这个男人来说，彻底征服女人才是最重要的。

        七月下旬，她的基层领导告诉她，他们应尽快开始同居。问题是这个人和他的妻子以及两个孩子住在一起。七月二十九日，他们全家去了位于卢瓦尔河谷的乡间别墅，而丈夫则因为工作被留在了巴黎。他的老婆孩子刚离开几分钟，他就打电话到美容沙龙，坚持要雅克利娜和他当晚在他的公寓共进晚餐。

        雅克利娜·迪马一回到房间就看了一眼表。她还有三个小时的准备时间。尽管她打算把自己打扮得完美无瑕，但两个小时也足够了。她脱了衣服冲了个澡，然后在衣柜门背后的全身镜前把自己擦干，看着毛巾滑过自己毫不情愿的皮肤。她把胳膊抬高，让自己那对有着玫瑰色乳头的乳房高耸地挺起。不过它们丝毫没有从前当她知道它们就要被弗朗索瓦握在手中时的那种期待着的欣喜。

        她无精打采地想着即将到来的夜晚，恶心得胃里发紧。不过她发誓，无论他想怎样求欢，她都会顺从他的。她从橱柜的抽屉里拿出弗朗索瓦的照片，相框中的人还是用同样调侃的微笑看着她。以前他看着她飞奔着穿过站台去接他时，总是那样微笑着。相片中那柔软的棕色头发，挺括的淡黄色军装，军装下那健硕的胸肌——很久以前她是多么喜欢把自己的脸靠在那里啊，还有那钢制的伞兵徽章——她那发烧的脸贴上去感觉是那么凉爽。它们都在那里——用赛璐珞纸小心地包着。她躺在床上，举着弗朗索瓦的照片。他从上面“看”着她，就像以前他们做爱时那样看着她。他总是多余地问：“我的小宝贝，你要吗？”她也总是轻轻地耳语道：“是的，你知道的……”然后就开始了。

        她闭上眼睛，她能感觉他在她身体里，又硬又热，猛烈地抽动，耳朵里听着他充满爱意的低吼，还有那最后令人窒息的“来吧，来吧……”她从没违抗过这个命令。

        这个月的最后一天，豺狼非常忙碌。他整个早上都在跳蚤市场，从一个摊位逛到另一个摊位，手里拎着一个廉价的手袋。他买了一顶油乎乎的贝雷帽，一双磨损得很厉害的鞋，一条不太干净的裤子，还有一件找了很久才找到的以前的军用大衣。他本来想找件轻一些的，但军用大衣很少有夏季用的，法国军队的大衣用的都是毛呢料。不过这件太长了，他穿着盖过膝盖好大一截——这一点很重要。

        正要走出市场的时候，他的目光忽然被一个挂满勋章的摊位吸引了。那些徽章因为年代久远，都十分斑驳。他买了一整套勋章，还买了一本介绍法国军队勋章的小册子，里面有很多已经褪色的照片，说的是各种勋章在哪次战役被授予或是何种事迹才能获得这些勋章。

        在皇后饭店悠闲地享用了午餐之后，他拐了个弯回到酒店，结清了账单，整理好行李。他把新买的东西放进他的两个高级旅行箱的底部；又根据那本小册子，把买来的那套勋章排成一排，从勇气军功章到解放勋章，再到二战中为自由法国而战的五次战役奖章。他挑出几大著名战役的勋章：比尔－哈凯姆、利比亚、突尼斯、D日以及菲利普·勒克莱尔将军的第二装甲师勋章，将其收好。

        剩下的勋章和那本小册子被他分别扔进了林荫大道路灯边的两个废纸篓里。酒店前台的服务员告诉他，“北极星号”特快豪华列车将于五点十五分从巴黎北站出发开往布鲁塞尔。他赶上了这班车，在火车上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抵达布鲁塞尔时恰好是七月的最后一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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