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瓦尔斯基很倒霉，周三早上没有电话要打；如果有，他肯定不会登上他的航班。给普瓦捷先生的信还等在格子里。他取了五封信，锁进钢匣子里，急忙赶回酒店。九点半的时候，罗丹中校把信和匣子都取了去。没他的事了，他可以回房休息了。下一班是从晚上七点开始，他要在屋顶值勤。

        他在房间里停了一下，只是为了拿那把点四五口径的科尔特枪（罗丹从来不让他带枪出门）。他把枪塞进肩膀的枪套里。如果他穿着一件剪裁合体的上衣，那么枪和枪套的突起在一百码外就能看得一清二楚；不过他的衣服做得十分蹩脚，所以尽管鼓出了一大块，枪和枪套挂在他身上，也只是像个鼓鼓囊囊的口袋。他拿了一卷橡皮膏，与他前天买的贝雷帽一起塞进上衣。他还把过去六个月攒的里拉和法国法郎装进口袋，然后关上门，走了。

        电梯口楼层服务台的值班保镖抬头看着他。

        “他们让我去打个电话。”科瓦尔斯基说道，拇指向上指了指上面的九楼。值班警卫什么都没说，只是在电梯到的时候看了看他。科瓦尔斯基步入电梯，几秒钟后他就在街上了，戴着大号的墨镜。

        街对面的咖啡馆里有个男人手里拿着一份《今日周刊》。波兰人前后张望着找出租车的时候，他把杂志放低了一点，透过深色墨镜打量着科瓦尔斯基。科瓦尔斯基见没车过来，便向街角走去。拿杂志的男人离开咖啡馆的露台，走到街边。一辆小菲亚特从一排顺着人行道停放着的车中开出，停在他对面。他钻进车，菲亚特车用步行的速度慢慢跟在科瓦尔斯基的后面。

        科瓦尔斯基在街角看到一辆正在转悠的出租车，招手将其拦了下来。“去菲乌米奇诺。”他对司机说。

        科瓦尔斯基来到机场意大利航空公司的柜台前时，安全局的人悄悄地跟着他。科瓦尔斯基用现金买了票，他向柜台服务小姐表示，他没有手提箱或是手提行李。他被告知，一小时零五分钟后会广播通知十一点十五分飞往马赛的航班旅客登机。

        为了打发时间，这位前外籍军团士兵信步走进机场的自助餐馆。他买了杯咖啡，端到落地窗前，望着往来的飞机。虽然不知道它们是怎么运作的，不过他喜欢机场。在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飞机的引擎声就意味着德国的梅塞施米特战斗机、苏式强击机或是美国的“空中堡垒”；后来在越南，它们意味着B-26或是“天空侵略者”的空中支援；在阿尔及利亚的山区，它们意味着法国的“神秘”战斗机或是“富加”教练机。但在民用机场，他喜欢看着飞机像银色的大鸟一样从天而降。引擎停止轰鸣，飞机降落在地面之前，就像用线挂在空中一样。虽说他在社交方面很胆小，但他喜欢看机场无休止的喧闹。也许，他想，如果他的生活和现在不同的话，他很可能会在机场工作。但他已经走到现在这一步，就再也回不去了。

        他的思绪又转到西尔维身上。他那棒槌一样的眉毛紧拧起来，显得愈发浓黑。这是不对的，他严肃地告诉自己，她要死了，而那些在巴黎高高在上的混蛋们却活得好好的，这不公平。罗丹上校告诉过他那些人的事，他们是如何使法国沦落，如何出卖了军队，摧毁了军团，抛弃了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的人民，把他们扔给恐怖分子。罗丹上校从来都没错过。

        广播通知他的航班开始登机了，他跟着大家鱼贯穿过玻璃门，在炎热似火的停机坪的白色水泥地上走了约一百码，来到飞机前。在瞭望台上，两名罗兰上校的特工看着他一步步爬上舷梯进入机舱。他现在戴着黑色的贝雷帽，脸颊一侧贴着橡皮膏。其中一个特工转向同伴，疲惫地扬了扬眉毛。一看到飞往马赛的那架喷气式飞机起飞，两个人便离开栏杆。穿越大厅的途中，他们在一个公用电话亭停了下来，其中一个拨了个罗马本地号码。他对电话那头的人报上一个基督教徒的名字，然后慢慢地说：“他走了，乘坐的是意大利航空公司的四五一号航班。十二点十分抵达马里尼亚讷机场。再见。”

        十分钟后，这条消息就到了巴黎，又过了十分钟，马赛方面也知道了。

        意大利航空公司的子爵号飞越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蓝色海湾，即将抵达马里尼亚讷机场。漂亮的罗马空姐微笑着穿过座位间的通道，检查所有乘客的安全带都已系好，然后在飞机后部角落里自己的位置上坐下来，系好了自己的安全带。她注意到她前面座位上的乘客正目不转睛地盯着舷窗外罗纳河三角洲的一片白色荒地，就像从未见过一样。

        这个笨重的大家伙不会说意大利语，说的法语带着浓重的东欧口音；黑色的贝雷帽扣在他黑色的短发上，一身乱糟糟的黑色西服；戴着一副墨镜，从不摘下来；一大块橡皮膏遮了一半的脸。他的脸肯定被刮破得厉害，她想。

        飞机准时着陆，离机场大楼很近。旅客们穿过海关大厅，顺序穿过玻璃门。这时，一个矮个子谢顶的男人站在检查护照的警察旁边，轻轻踢了踢他的脚踝。

        “大个子，戴黑色贝雷帽，贴块橡皮膏。”说完后，他安然漫步离开，对另外一个警察传达了同样的信息。旅客分成两列通过检查窗口。窗格后面，两个警察遥遥相对地坐着，相距十英尺。乘客从他们两个中间次第通过。每位乘客都递上护照和入境证。这些警官是安全警察，隶属边境检查处，负责法国国内的安全，查验入境的外国人和回国的法国人。

        当科瓦尔斯基出现时，栏杆后面穿深蓝色制服的人几乎连眼皮都没抬。他在黄色入境证上盖了个章，对着递过来的身份证扫了一眼，便点点头，挥手让大个子继续往前走。

        科瓦尔斯基放心了，朝海关人员走去。

        那个矮个子谢顶的男人对几位海关人员低语了几句，便悄无声息地走进他们身后办公室的玻璃门里。一名高级海关警察叫住科瓦尔斯基。

        “先生，您的行李？”

        他指着其他旅客，他们正在阳光下行李车停放的地方，在传送带旁等待自己的行李。科瓦尔斯基迈步走向海关警察。

        “我没行李。”他笨拙地说。

        海关警察扬起眉毛。

        “没行李？喔，很好，您有什么需要报关的物品吗？”

        “没有东西要报关。”科瓦尔斯基回答。

        海关的人友善地微笑着，笑容几乎和他唱歌一般的马赛口音一样明朗。

        “噢，好的，过去吧，先生。”他朝出租车排队的那个出口指了指，科瓦尔斯基点点头，走进外面的阳光里。他不习惯乱花钱，前后看了看，发现了机场大巴，就登了上去。

        当他的身影消失之后，其他海关人员围拢在为首的海关员周围。

        “真不懂他们抓他做什么。”其中一个说道。

        “他看起来脾气不大好。”

        “那些混蛋收拾完他，他就不会那样了。”第三个人把头朝后面的办公室晃了一下。

        “来吧，干活了，”年纪稍大的一位插话道，“今天我们已经为法国尽了自己的一份力了。”

        “你是说为了伟大的夏尔吧。”他们即将散去的时候，第一个人回了一句，低声咕哝着，“真他妈的。”

        巴士最终停在市中心的法国航空公司办事处时，正是午餐时间。这里的天气比罗马还要热。八月的马赛很有特点，但努力工作决不在此列。笼罩着城市的酷暑像一种病菌，它爬进人们身体的每个组织里，吮吸着人们的精力。除了拉上百叶窗，把电风扇开到最大，躺在凉爽的房间里，其他什么都不想做。

        即使在马赛最繁忙拥堵的中心商业区，闪亮着大灯、拥挤不堪的车流消失后，街上也变得死气沉沉。少数在街上的人和车看起来就像身陷于齐腰深的糖浆里一样，缓慢挪动着。大多数司机都在公园找了个荫凉的地方午睡去了，科瓦尔斯基花了半个小时才找到一辆出租车。

        约约给科瓦尔斯基的地址在由城区通往郊区的主干道上。他让司机把他放在了解放大道，剩下的路他走着过去。“听您的。”司机没多想，他觉得这些外国人肯定在什么地方还有辆车，所以要自己走两步。

        科瓦尔斯基目送着出租车掉头驶向市区，直到看不见为止。他向一家路边咖啡馆露台上的服务员问清了纸条上的支路位置。这个街区的房子看上去都相当新，科瓦尔斯基想，约约一家的车站小吃摊一定赚了不少。他们也许已经有了固定的摊位了吧，约约的老婆多年来一直指望着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固定售货亭。那样的话，怎么说都能解释他们现在的“富有”了。小西尔维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肯定要比在码头区强多了。一想到女儿，想到他刚才关于她的荒唐念头，科瓦尔斯基在公寓前的台阶前停了下来。约约在电话里怎么说的来着？一个礼拜？也许两个礼拜？不会的。

        他跑上台阶。旁边的一面墙上有两排信箱，他在信箱前停了下来。“格日博夫斯基，二十三号。”他找到了。房间就在二楼，他决定走上去。

        二十三号房的房门在走廊的尽头，两侧是二十二号和二十四号的门。和其他房间一样，门上有个门铃，门旁有个卡槽，里面白色的纸片上印着格日博夫斯基的名字。他按下门铃，面前的门开了。一根棍子猛扫出来，砸向他的前额。

        棍子打破了他的头皮，“砰”的一声被头骨弹起，声音闷闷的。两侧的二十二号和二十四号房门也猛地从内拉开，里面的人蜂拥而出。所有这一切都在不到半秒钟之内发生。与此同时，科瓦尔斯基狂暴起来。尽管这个波兰人在大多数方面思维迟缓，但他对一种技术却熟稔于胸，那就是格斗。

        在狭窄的走廊里，他的魁梧身材和力量对他没什么用处。由于个子高的缘故，棍子击中他前额的时候没能挥到最大半径。透过头上流下的血，他分辨出有两个人在他面前的门里，在他两侧还各有两个人。他迫切地需要空间展开手脚，于是他向前冲进了二十三号房间。

        直接面对他的那个人被撞得踉踉跄跄地向后退去，科瓦尔斯基背后的人紧跟着进了房间，揪住他的领子和上衣。一进房间，他立刻从腋下抽出科尔特枪，转身向后朝门口开了一枪。这时他的手腕又被另一根棍子砸到，枪口随之向下倾斜。

        子弹打碎了一个袭击者的膝盖，那人尖叫一声，倒了下去。与此同时，科瓦尔斯基手里的枪也被打掉了，手指因为手腕上的又一次重击而失去了知觉。一秒钟后，他被五个人一起扑倒。格斗持续了三分钟。后来一位医生估计，在最终晕倒之前，他的脑袋至少被包着皮革的木棒重击了十二下。一只耳朵被打掉了一部分，鼻子被打碎了，满脸是血，像戴了一个深红色的面具。他格斗时大多是出于本能作出反应。有两次他几乎抓到了他的枪，直到后来有人飞起一脚把枪踢到卧室的另一头去了。他最后脸朝下扑倒的时候，攻击他的人中，只剩下三个还在用脚踢他。

        当他们搞定了这一切，这个巨大的身躯倒在地板上，毫无知觉。只有绽开的头皮上流下的血表明他还活着。那三个幸存者站在他身后，汗如雨下，胸口不停起伏。至于其他人，被打中腿的那个蜷缩着靠在门边的墙上，脸色煞白，他双手摁着自己的膝盖，满是鲜血，他因疼痛而灰白的嘴唇间不断骂着一长串脏话；另一个人跪在那儿，慢慢地前后晃着，双手向下紧捂着被打穿的腹股沟；最后一个躺在离波兰人不远的地毯上，左太阳穴高高肿起，科瓦尔斯基全力一击正中那里，他直接被撂倒了。

        这组人的头儿把科瓦尔斯基翻过来，背朝下，拨开他一只眼的眼皮看了看，然后穿过房间走到窗前的电话旁，拨了一个本地的号码，等待电话接通。

        他仍然喘得厉害。有人答话时，他告诉对方：

        “我们抓到他了……动武了吗？当然，他可真玩命……他开了枪，圭里尼的一个膝盖骨碎了；卡尔佩提的睾丸挨了一枪；维萨特晕过去了，浑身发凉……什么？是的，那个波兰人还活着，这不是命令吗？不然我们能让他打得那么惨……嗯，他受伤了，好的。不知道，他晕过去了……喂，我们不是要盛沙拉的篮子（警用面包车），我们要两辆救护车。让他们快点儿。”

        他掼掉电话，嘟囔了一句：“妈的！”屋子里到处是家具的碎片，像被劈过的柴一样，它们最多也只能当柴烧了。他们原以为波兰人会倒在外面的走廊上，所以没把家具挪到隔壁房间，结果碍手碍脚。他自己就用胸口接下了科瓦尔斯基摔过来的一把扶手椅，疼得要命。见鬼的波兰人，他想着，总部办公室的那帮混蛋可没交代过这家伙是怎样一个人。

        十五分钟后，两辆雪铁龙救护车开进这条马路，停在公寓楼外。医生上了楼，花了五分钟检查科瓦尔斯基。最后他卷起这个失去知觉的人的袖子，给他打了一针。两个担架员抬起波兰人，跌跌撞撞地走进电梯。医生转向受伤的科西嘉人，从他旁边墙上的大片血迹来看，他伤得很重。

        他抬起那人扶在膝盖上的手，看了一眼，吹了声口哨。

        “好吧，得用吗啡，送医院。我给你打一针安定让你睡觉。在这儿我什么都做不了。不过，我的孩子，你在这一行的路算是走到头了。”

        针头扎进去的时候，圭里尼又骂了一串。

        维萨特坐在地上，双手抱着头，一脸呆相。卡尔佩提现在靠着墙站直了，不断干呕着。他的两个同伴从腋下架着他，一拐一拐地从房里到了走廊上。第二辆救护车上的担架员把打了镇定剂昏睡得像死人一样的圭里尼抬走的时候，这一组人的头儿正帮着维萨特站起来。

        来到外面走廊上，六个人的头儿回头最后看了一眼满目狼藉的房间。医生站在他旁边。

        “真是一团糟，对吧？”医生说。

        “当地警察会清理干净的，”为首的人说，“这该死的公寓是他们的。”

        说着，他关上了门。二十二号和二十四号房间的门也开着，里面的东西都没动。他把两扇门都带上了。

        “没邻居吗？”医生问道。

        “没邻居，”科西嘉人说，“我们把整层都包下了。”

        医生走在前面，帮忙把仍然神情呆滞的维萨特扶到楼下等候的车里。

        救护车快速穿越了法国。十二小时之后，在巴黎郊外的一座城堡似的军营地下室里，科瓦尔斯基躺在一张简易的小床上。和所有的牢房一样，房间的墙刷成白色，污迹斑斑，还生了霉，到处涂着污言秽语或是各种祈祷。房间里又热又闷，充斥着汗臭味和尿骚味，还有墙灰吸湿后的石碳酸味。科瓦尔斯基仰面躺在一张窄小的铁床上，床脚嵌在水泥地里。除了褐色的垫子和他头下卷着的毯子，床上别无他物。两条结实的皮带绑着他的脚踝，另两条绑在大腿和手腕上。胸口也牢牢拴着一条皮带。他仍然不省人事，只是不规则地深呼吸着。

        他脸上的血迹都已清洗干净，耳朵和头皮也缝合了；被打碎的鼻子上贴了一大块橡皮膏。他张着嘴，呼吸时嘶嘶作响，向里望可以看到两颗被打断的门牙的残根。脸上其他地方青肿得厉害。

        在浓密的黑色汗毛下面，前胸、肩膀、腹部，都能看到青淤的肿块，那是拳打脚踢和棍棒的结果。他的右腕包着厚厚的绷带。

        医生做完检查，直起身来，把听诊器放回包里。他转过身，朝身后的人点点头。那人敲了敲门。门开了，两人一起走了出去。门又关上了，看守把两根硕大的钢闩插回原位。

        “你们用什么打的他，特快列车吗？”他们一起走过通道的时候，医生问。

        “用了六个人才把他制伏。”罗兰上校回答。

        “嗯，他们够狠的，差点把他打死了。要不是他壮得像头牛，他早就完了。”

        “我们也是迫不得已，”上校回答，“他打废了我们三个人。”

        “肯定打得很惨烈。”

        “确实如此。他现在伤势如何？”

        “用外行人的话说，右腕可能骨折——记得吗，我没给他做X光检查——左耳、头皮撕裂。有多处伤口和青肿。有些轻微的内出血，如果恶化会要了他的命，也可能自己会好起来。他天生结实，或许是练出来的。我担心的是他的头。脑震荡是肯定的，是轻微还是严重则很难说。没有头骨骨折的迹象，当然这并不是说你的人无能。他的头骨硬得像象牙。不过如果不让他静养的话，脑震荡会恶化的。”

        “我需要问他一些问题。”上校盯着手上闪烁的烟头说。医生的监狱诊所和通向底层的楼梯是两个方向。两个人停了下来。医生看着行动分局的头头，有些反感。

        “这里是监狱，”他平静地说，“没错，它是用来对付那些危及国家安全的人的。但我仍然是个医生。在这个监狱里，无论在哪儿，我所说的都事关犯人的健康。往那边走，那个走廊，”他把头向后晃了一下，指向他们来的方向，“是你的地盘。那里发生什么都与我无关，我在那里也没有发言权。但我要说的是，如果你在那个人恢复之前用你的方法‘问’他问题，他要么会死，要么会变成一个疯子。”

        罗兰上校听着医生的警告，无动于衷。

        “他需要多久才能复原？”

        医生耸耸肩：“说不准。也许明天他就能恢复知觉，或者再过些日子。即使他苏醒过来，也不宜接受审问——从医学角度来说，要至少两个礼拜才能审讯。这还仅仅是在轻微脑震荡的情况下。”

        “可以用一些特别的药。”上校轻声说。

        “是的，有。但我不想开那种药。你们也许能弄到那些药，对你们来说并不困难。但绝不是从我这儿。无论如何，他现在说不出什么对你们有任何意义的东西。那很可能只是胡言乱语。他的脑子乱成一团。他也许能清醒过来，也许不能。但即便能，也得让他的脑子按照自己的时间清醒。引发幻觉的药物只会制造白痴，对你或者其他任何人都没用。很可能要一个礼拜他才能睁开一只眼。你还是耐心等等吧。”

        说完他转身走回诊所。

        但是医生错了。三天后，八月十日，科瓦尔斯基就睁开了眼。也就是在这一天，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被审问。

        豺狼从布鲁塞尔回来后花了三天时间为他即将到来的任务做着最后的准备。他去了汽车协会总部，口袋里装着亚历山大·詹姆斯·昆汀·杜根的新驾照。他在那儿弄了一张同样名字的国际驾照。

        他在一家专门卖二手旅行用品的商店里买了一套皮质衣箱。其中一个装着用来化装成哥本哈根的佩尔·詹森牧师——如果需要的话——的衣服。收拾行李前，他把在伦敦买的牧师衬衣、圆领和黑披肩上的英国生产商的标签都拆了下来，换上了从哥本哈根买的那三件衬衣上的丹麦生产商的标签。这些衣服再加上鞋子、袜子、内衣以及那身深灰色的轻便套装，是为了某天装扮成詹森牧师用的。在同一个箱子里还装着用来扮美国学生马蒂·舒尔勃格的衣物——运动鞋、袜子、牛仔裤、衬衣和风衣。

        他撕开箱子的里衬，把他可能某天要扮演的两个外国人的护照放进箱子硬盖上的两层皮革间。和衣服一起放进箱子的东西还有一本丹麦版有关法国天主教堂的书，两副眼镜（一副用来扮丹麦牧师，另一副扮美国学生），用卫生纸小心包好的两副彩色隐形眼镜以及染发用品。

        他在巴黎跳蚤市场买的法国设计生产的鞋子、袜子、衬衣、裤子，黑色贝雷帽和那件长及脚踝的军大衣放在第二个箱子里。这个箱子的皮革夹层里他放的是伪造的名为安德烈·马丁的法国中年人的证件。这个箱子还有空余的地方，稍后还要装那套装有狙击步枪全套部件和子弹的狭长钢管。

        第三个箱子略小一些，里面装着假扮亚历山大·杜根用的东西：鞋子、袜子、内衣、衬衣、领带、手帕，还有三套考究的套装。这个箱子的夹层里放了几卷十英镑的钞票，一共一千英镑，这是他从布鲁塞尔回来的时候从自己的私人银行户头里取出来的。

        他把每个箱子都小心地锁好，又把钥匙穿在自己的钥匙环上。那件鸽子灰的套装已经洗净熨平，挂在公寓的壁橱里，胸前的口袋里装着他的护照、驾驶证、国际驾照和一沓一百镑的现金。

        最后一件行李是一个精巧的手提箱，里面放着剃须用具、睡衣、海绵袋和毛巾，以及他最后买来的东西——一条精织的网状吊带，从巴黎买的一包两磅重的石膏，几卷用棉绒布粗织的绷带，半打卷状胶布，三包棉絮和一把大剪刀（刀刃很钝但很结实）。这个手提箱是随身行李。根据他的经验，在任何机场通关时，手提箱通常不会被海关官员选中要求开箱检查。

        采购装箱的工作均已完毕，接下来是他计划的最后部分。他希望，化装成詹森牧师和马蒂·舒尔勃格，仅仅是以防万一。除非事态恶化，亚历山大·杜根的身份必须被放弃，否则他不想用到。安德烈·马丁的身份是他计划中的关键，他很可能不会用到另外两个身份。如果那样的话，任务完成后，他可以把整只箱子丢在行李寄存处。他想，即使那时要逃脱的话，他可能也不需要这两个身份中的任何一个了。办完事，他再用不着安德烈·马丁的身份和枪了，也可以丢掉。他将带着三个衣箱和一个手提箱进入法国，而离开时估计只有一个衣箱和一个手提箱，肯定不会再多了。

        这一切做好之后，他就停下来等待两个通知，以便决定启程时间。一个是巴黎的电话号码，他能通过这个电话，及时了解关于法国总统周围安全保卫实际力量的情况。另一个是迈耶先生从苏黎世写来的通知单，告诉他二十五万美元已经存进了他的银行账户上。

        他一边等着这两封信，一边在公寓周围练习一瘸一拐地走路来打发时间。两天之后他很满意，他瘸着走路已经很逼真了，没人能发觉他的腿脚其实根本没有任何问题。

        八月九日上午，他等到了第一封信。信封上盖着罗马的邮戳，信文是：“用莫里托五九○一与你的朋友联络。自我介绍‘我是豺狼’。回答是‘我是瓦尔米’。祝你好运。”

        苏黎世的信直到十一日上午才来。他微笑着读起这封确认信。不管将来发生什么，只要他能活下来，他的余生都将很富有。如果他将要做的事能成功的话，他将更富有。他毫不怀疑他会成功。机会难得，不容错失。

        那天早上剩下的时间他都花在了机票的电话预订系统上，他把出发时间定在了第二天，八月十二日。

        除了桌子后面五个男人粗重而压抑的呼吸声，地下室里一片寂静。桌子前面笨重的橡木椅上绑着的人发出刺耳的“咯咯”声。地下室不知道有多大，墙上的颜色也模糊一片。整个房间只有一束光，笼罩着橡木椅和囚犯。这是一盏普通的阅读用台灯，但用的是大功率的灯泡，非常亮，更增加了本已过热的地下室里的热度。灯被夹在了桌子的左沿上，灯罩被扭转过来，灯光直射着六英尺外的椅子。

        部分光线照在污渍的木桌上，可以看得出这儿有几只手或手腕，那儿只看到几只手指，一支香烟被人夹在手指间冉冉飘起一缕细细的蓝烟。

        地下室的其余部分都掩没在一片黑暗之中，反衬出雪亮的灯光。五个男人坐在桌后，身体和肩膀一字排开，但犯人是看不见的。唯一能看到对方的办法就是离开他的坐椅，走到侧面，避开光线的直射才能辨别出他们的轮廓。

        但他办不到。厚厚的带子把他的脚踝死死绑在了椅子腿上。前后的椅子腿儿都用“L”型的钢条固定在了地上。椅子有扶手，犯人的手腕也被厚厚的带子捆在上面。另一条带子围着他的腰，还有一根捆着他毛茸茸的胸部。每根带子都浸透了汗水。

        桌上除了那几只一动不动的手之外，几乎空无一物。只有桌子的角上有一条小槽，上面镶着一片黄铜，在一侧刻有字。槽里向外伸出一个细长的手柄，这个黄铜手柄的顶端用胶木包住，可以上下或是前后移动。手柄旁边是一个简单的开关。桌子末端的人把右手很随意地放在开关旁边，手背上爬满短短的黑毛。

        桌子下面接着两根电线，一个接着开关，另一个接着电源，两根电线通向电线尽头的人脚边的一个小变压器。变压器上有一根粗一些的电缆，包着黑色的胶皮，连着这组人身后的墙上的电源插座。

        在审讯的人背后，地下室远端的角落里，木头桌旁坐着个人，脸冲着墙。他面前录音机的工作显示灯发出微弱的绿光，磁带的卷轴并没有动。

        除了呼吸声，地下室里很安静。所有人都穿着衬衣，袖子高高卷起，满是汗水。汗臭味、金属味、污浊的烟味、呕吐物的味道混在一起，恶臭扑鼻。这就够让人难以忍受的了，但还有比它更厉害的，那就是恐惧和疼痛的折磨。

        坐在中间的人终于说话了。他的话音轻柔，很有礼貌，循循善诱。

        “听着，我可怜的维克多。你会告诉我们的，也许不是现在，但最后你肯定会说的。我们知道，你是个勇敢的人。我们向你致敬。不过即便如此，你也支撑不了太久。何不告诉我们呢？你以为罗丹中校在这儿的话会不许你说吗？如果他在的话，会命令你告诉我们的，他很清楚这里的事。如果他在这里，他自己就会说出来的，免得你受折磨。你自己也知道，他们最后总会开口的。难道不是吗，维克多？没人能支撑到底的。那为什么不现在说呢，嗯？说完你就能回到床上，安心睡觉，没人来打扰……”

        椅子里的人抬起伤痕累累的脸，向着灯光，脸上的汗水闪闪发亮。他双目紧闭，究竟是因为被马赛的科西嘉人踢出来的大块青肿，还是因为刺眼的灯光，谁也说不清。那张脸看着桌子和面前的一片黑暗，过了一会儿，他张了张嘴，刚要讲话，一口东西冒了出来，从他毛茸茸的胸口滴下，落在他腿上那摊呕吐物里。他的头又耷拉了下来，下巴杵在胸口。与此同时，乱蓬蓬的头发摇来摇去算是回答了。桌子后面的声音又开始说道：

        “维克多，听我说，你是条硬汉子。我们都知道。我们也都看到了。你已经打破纪录了。但即使是你也撑不下去了，但我们可以。维克多，我们能。如果有必要，我们可以让你活着，一直醒着，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不过像过去那种仁慈的大赦不会再有了。现在是技术时代。有些药物，你知道。刑讯逼供已经快结束了，对你来说这是个好消息吧。那为什么不说呢？你看，我们都明白。我们知道那种疼痛。但这些小钳子，它们不明白。它们就是不懂啊，维克多。它们就这样一直干下去。你想告诉我们吗，维克多？他们在罗马的酒店里做什么？他们等什么呢？”

        那颗大脑袋垂在胸口，慢慢地左右摇着，仿佛闭着的两眼在审视那两个夹在乳头上的小铜钳子，先看一个，然后是另一个……或是大一些带锯齿的那个——夹着龟头的两边。

        说话人的双手摆在他前面的光线下，细长、白皙、饱含着平和。他又等了一会儿。其中一只手和另一只分开了，拇指扣向手掌，其他四指伸开，平摊在桌上。

        房子另一头，电源开关旁边的人把铜把手从二档向上推到了四档，然后把开关捏在食指和拇指之间。

        放在桌面上的手收回手指，食指向空中抬起，然后指尖向下一指，这是全世界都用来表示“继续进行”的手势。电源开关继续向上推着。

        通过电线连着的开关，固定在椅子里那个男人身上的金属小钳子好像活了一样，轻轻地嗡嗡响着。椅子里的巨大身躯无声无息地抬起，仿佛背后有只看不见的手将之托着漂浮起来。腿和手腕向外绷紧皮带，虽然有厚厚的垫子，皮带也仿佛要勒穿肌肉和骨头一样。从医学上来说，那双肿胀的眼睛是看不见东西的，然而它们现在也无视医学，向外突出，盯着上面的天花板。嘴巴吃惊地大张着。大概过了半秒钟，肺部发出一声魔鬼般的尖叫，继而接连不断地喊叫下去。

        下午四点十分，维克多崩溃了，录音机一直转着。

        他开始讲话了，或者更像是在抽泣和尖叫的间隙中语无伦次地梦呓。坐在中间的那个人的声音不时打断他的唠叨，话音平静而清晰。

        “他们为什么在那儿，维克多……在那个酒店里……罗丹，蒙克雷和卡松……他们怕什么……他们去过哪儿……他们为什么谁都不见，维克多……告诉我们，为什么在罗马……在罗马之前呢……为什么是维也纳……维克多……在维也纳的哪里……哪个酒店……他们为什么在那儿，维克多……”

        五十分钟后，科瓦尔斯基终于安静了，他再次昏迷前的胡言乱语都被录了下来。桌子后面的声音继续着，比之前更柔和地问了几分钟，直到已经清楚地表明再也没有回应。中间的这个人给他的手下一个命令，审讯结束了。

        录音带被从卷轴上取下，城堡的地下室派车将其紧急送至巴黎郊区的行动分局办公室。

        午后刺眼的阳光把巴黎的街道烤得滚烫。夕阳西下，阳光慢慢变成暗淡的金色。晚上九点，路灯亮了。正如通常的夏日夜晚，成双成对的情侣手拉着手，沿着塞纳河畔慢慢地散着步。他们仿佛在品尝着黄昏的薄雾酿成的美酒。而爱情和青春，不论他们怎样努力挽留，都不会保持永恒不变。水边的咖啡馆前门洞开，热闹起来。闲聊的、碰杯的、道贺的、嘲讽的、逗笑的、恭维的、道歉的、路过的，这一切组成了八月夏夜塞纳河畔的奇迹。甚至连那些令人生厌的游客也和他们带着的美元一起被原谅了。

        靠近利拉大门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里，这种惬意却丝毫没有穿透进来。桌边围着三个人。一台录音机在桌上慢慢地转着。他们从下午后半天一直干到晚上。一个人控制着按键，根据第二个人的指示不断让卷轴回放、倒带，然后再回放。第二个人头上戴着一副耳机，眉头紧皱，专注地听着，尽力从耳机里传出的乱七八糟的声音中分辨出有意义的字句。他嘴里叼着烟，升起的蓝烟熏得他眼泪汪汪的。每当他想把某一句再听一遍时，他就向操作员做个手势。有时一段十秒钟的话他要听上六次，然后才对操作员点头示意暂停，让其他人把刚才那句话记录下来。

        第三个人比较年轻，满头金发。他坐在一台打字机后面，等着听音打字。从耳机里传出的城堡地下室里问的问题既清楚又准确，很容易听懂，可回答就不是那么有条理了。打字员打出的稿子像一篇访谈，所有问题都另起一行，开头冠以字母Q。回答在下一行，以字母R开头。那些毫无联系，意思完全连不上的地方用了很多间隔的顿点。

        他们弄完的时候差不多已是子夜十二点。虽然开着窗，但房间里弥漫着蓝色的烟雾，闻起来像个火药库。

        三个人疲惫地站起身，身体僵硬。各自用自己的方式舒展着紧张的肌肉。其中一人拿起电话，叫了外线，拨了个号码。戴耳机的人把耳机摘下来，把录音带倒回原来的位置。打字员从机器上取下最后一页纸，取出中间夹着的复写纸，开始把这叠纸按顺序分成若干份。上面的那份是给罗兰上校的，第二份归档，第三份要另外制成缩微胶片，如果罗兰认为合适，就分送给各部门的头头。

        罗兰上校在饭店和朋友吃饭时接到的电话。和平常一样，这个英俊的单身汉机智，殷勤，彬彬有礼，他对女士的恭维也很让她们受用，不过她们的丈夫就不那么享受了。服务员请他去接电话，他向大家道了个歉，便离开座位。电话在柜台。上校拿起电话，简单地应了一声“罗兰”，然后等待电话那端的手下辨认出他的声音。

        和以往一样，罗兰按照事先准备好的台词开始了他的对话。如果有人在旁边听到的话，会以为他只是接到一个通知——他正在修的车被修好了，可以在他方便的时候去取。上校向对方表示感谢，返回餐桌。五分钟之后，他礼貌地向大家致歉，解释说他从明天一早开始要忙一整天，现在必须保证充足的睡眠。十分钟后，他独自驾车穿过仍旧拥挤的城市街道，朝着安静的巴黎近郊的利拉大门急驰而去。他到达办公室的时候刚过凌晨一点。他脱下那身完美无瑕的黑色外套，向夜勤人员要了一杯咖啡，然后按铃唤来助手。

        最上面的那份科瓦尔斯基的供词和咖啡同时送到。供词有二十六页。他赶紧看起来，努力去抓住这个神智混乱的前外籍军团士兵所说的要点。其中有些话引起了他的注意，让他皱了皱眉，但他没有停顿，一口气看完了。

        第二遍他看得比较慢，也更为仔细，每段都看得十分专心。读到第三遍的时候，他从记事本前面的文件盒里拿了一支黑色的记号笔，读得更慢了。他把一些有关的词句用黑色的粗墨线划掉：西尔维、血病什么的、印度支那、阿尔及利亚、约约、科瓦茨、科西嘉混蛋、外籍军团。所有这些他都明白，但不感兴趣。

        很多胡言乱语是关于西尔维的，有时说到一个叫朱莉的女人，这些对罗兰毫无意义。把这些都划掉之后，整个供词不超过六页。他试图把这剩下的几页理出头绪。在罗马。三个头儿在罗马。嗯，他已经知道了。但是为什么？这个问题已经问了八次了，每次的回答都大致一样。他们不想像二月份阿尔古那样被绑架。那当然了，罗兰想。难道他对科瓦尔斯基的整个行动不过是浪费时间吗？回答那八个同样的问题时，这个外籍军团士兵两次提到同一个词，或者是咕哝了两回。这个词是“秘密”。做形容词用的？他们在罗马毫无秘密可言。或者是名词？什么秘密呢？

        罗兰从头到尾看了十遍，然后又从头开始。“秘密军组织”的三个人在罗马。他们待在那儿，因为不想被绑架。他们不想被绑架，因为知道一个秘密。

        罗兰冷笑着。他比吉布将军更了解罗丹，此人是不会因为害怕而躲起来的。

        那他们就是知道一个秘密，是吗？什么秘密呢？所有的一切看来都源自维也纳。“维也纳”这个词出现了三次，开始罗兰以为那是说的在里昂南边二十英里的维也纳镇。但那也许是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而不是法国一个省中的城镇。

        他们在维也纳开了一个会，然后他们去了罗马，以免在秘密大白之前被绑架或受审。这个秘密一定出自维也纳。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咖啡也不知道喝了多少杯。弹壳烟灰缸里的烟蒂堆了起来。当莫尔捷大道东边的郊外工业区开始露出一丝灰白时，罗兰上校知道他就要找出一些端倪了。

        有些事被忽略了。如果真的被忽略了，那就永远没法知道了吗？凌晨三点的时候，有个电话向他报告，科瓦尔斯基死了，再也无法向他提问了。这个秘密也许就藏在他崩溃后，错乱言语中的某个地方。

        罗兰抬笔记下这些没找到位置的散碎拼图。克莱斯特，这应该是个男人的名字。罗兰战时学了一点德语。科瓦尔斯基是波兰人，他知道科瓦尔斯基对这个词的发音是对的，抄录员拼错了。罗兰把它改了过来。或者是一个人？也许是个地名？他接通总机，让他们查维也纳的电话簿，找一个叫克莱斯特的人或者地方。十分钟后就有了回音。维也纳有两个克莱斯特的号码，都是私人的。有两个地方叫克莱斯特：埃尔瓦德·克莱斯特小学和布鲁克纳街的克莱斯特旅馆。罗兰把两个都记了下来，但在克莱斯特旅馆下面画了道线，然后接着读下去。

        科瓦尔斯基好几次提到一个外国人，他看来对这个外国人感情很复杂。说起这个人的时候，他有时用bon这个词，意思是“好”，其他时候他又称他为“facheur”，指那种让人讨厌的人。早上五点刚过，他就派人去取磁带和录音机，接下来他花了一个小时听录音。最后他关掉录音机，平静而严厉地责骂了自己一阵，然后取出一支漂亮的钢笔，对抄录稿改了几处。

        科瓦尔斯基提到那个外国人时说的不是“好”，而是“亚麻色头发（blond）”；而那个抄录下来古怪的词也不是“让人讨厌的人”，而是“死神（faucheur）”，意思是“杀手”。

        这回再将科瓦尔斯基支离破碎的意思组织起来就容易了。“豺狼”那个词出现的地方都被罗兰划去了。罗兰本以为那是科瓦尔斯基诋毁跟踪、折磨他的人的一种说法。而现在则有了新的意义。这是一个有着亚麻色头发的外国杀手的代号。“秘密军组织”的三个人在罗马躲起来，严加防范之前，在维也纳的克莱斯特旅馆和他见过面。

        罗兰现在明白了为什么过去的八个星期，银行和珠宝抢劫浪潮席卷了全法国。那个亚麻色头发的人，不管他是谁，替“秘密军组织”做事为的是钱。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件事要那么多钱。这个亚麻色头发的人肯定不是被请来解决帮派争端的。

        早上七点，罗兰打电话给他的通讯室，命令夜间值班员打破部门之间的惯例，给西欧处（R3）维也纳的安全局办事处发出一个“十万火急”的命令。然后他把科瓦尔斯基的每份供词都收拢起来，锁进他的保险箱。最后他坐下来写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只有一个收件人，并且标明“仅供您审阅”。

        他用标准书写体写的报告，其间简要讲述了他个人提议并执行的抓捕科瓦尔斯基的行动，包括这个前外籍军团士兵被诱骗，误信了他的一名亲近之人生病住院而返回马赛，以及行动分局的抓捕行动。报告还简单提及了该外籍军团士兵被分局特工审讯的录音以及其所做的杂乱的供词。他觉得报告还应该写明该前外籍军团士兵抗拒缉捕，将两名特工打伤同时因试图自杀而身受重伤；他被制伏时只能送入医院，那些供词是在医院的病床上做出的。

        报告的其余部分是主要内容，是关于供词本身以及罗兰对供词的解释。完成了这一部分后，他停了一下，看了看东方被朝阳镀成金色的屋顶。罗兰深知，不应过分渲染他经手查办的案件，或作出言过其实的结论，他在这方面向来颇有心得。他小心地写着最后一段：

        这份报告在撰写的同时，为求证以期确认该阴谋的审讯还在进行中。然而，一旦这些审讯表明上述属实，根据我个人的看法，上述情报已勾勒出一个极度危险的阴谋。恐怖分子很可能已经谋划好要危及法国总统的生命。如果该阴谋确实存在，且该外籍刺客（只知道其代号为“豺狼”）已经企图危及总统的生命，甚至现在正在准备付诸行动，那么我有责任向您通报该消息。在我看来，我们正面临一场全国性的紧急状态。

        罗兰上校亲自打出报告的清样，盖上他的私人印章，将报告用信封封好，写上地址，并盖上情报机构最高保密级别的印记。最后，他把写在大页纸上的手写报告草稿烧掉。在他办公室一角的小间里有一个小洗手池，他把纸灰倒进里面冲了下去。

        做完这一切，他洗了洗手和脸。擦干后，他望着盥洗台上方的镜子，里面的那张脸也回望着他。他悲伤地承认，他的英俊正在逝去。那张精瘦的脸庞年轻时曾是那么潇洒，对女人有着那样成熟的吸引力。现在它看起来开始有了中年人的紧张和疲惫。他经历了太多，为了生存，他殊死搏斗着。在这个过程中，他对人类的兽性有了太多深刻的了解，他也认识过太多的诡计和欺骗。他会派人去送死或是去杀戮；送人去地下室尖叫或是折磨他人尖叫。这些都使这位行动分局的头儿日趋憔悴，他看起来远不止五十四岁。鼻翼已经有了两条皱纹，一直延伸到嘴角，再长点儿的话就遮不住了，几乎像个长年劳作的农民。眼睛下面似乎永远有两块黑印，优雅的灰色鬓发也开始斑白，但还没变成银色。

        “年底，”他对自己说，“我真的要离开这个行当了。”那副面孔一脸憔悴地望着他。是不相信还是仅仅表示顺从？也许这张脸比他心里更明白。过了那么多年，再也脱不开身了。人过去什么样，余下的日子里也就只能维持原样了。从抵抗运动组织到保安警察，然后是安全局，最后是行动分局。在这些年里，究竟经历了多少人，多少鲜血？他问着镜中的那张脸。一切都是为了法国。可这见鬼的法国会为你考虑吗？那张脸从镜子里望着他，一言不发。因为，他们俩都清楚答案是什么。

        罗兰上校叫了一个摩托车信使到他的办公室里向他本人报到。他还叫了一份煎鸡蛋、面包卷、黄油和一杯咖啡，这回是一大杯加了奶的咖啡。他有点头疼，所以还要了点阿司匹林。他把封好的信封交给信差，下达了命令。吃完煎蛋和面包卷，他端着咖啡站在敞开的窗前。这里朝向巴黎的一个角落。隔着绵延几英里的屋顶，他能辨出巴黎圣母院的塔尖。透过浮于塞纳河上已经燥热起来的晨雾，他还能辨出更远处的埃菲尔铁塔。现在已经是八月十一日早上九点多了，这个城市又开始忙碌起来。这会儿很可能有人正在骂着那个穿着黑色皮马甲的摩托车手吧，他肯定正把警报器拉得像嚎哭一样，穿越车流朝第八区开去。

        罗兰在想，年底他是否能从这个位置上安然退休，就取决于这个摩托车手屁股后面那封信里所描绘的威胁是否能够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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