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义夫妻
陈纳德为了建立中国民航公司，促进中国的民航事业，来往中美之间，我也跟着他大洋两岸不断飞来飞去。外子对于国共之间的恩怨矛盾非常担心。他当初希望国共能暂时收兵，互相妥协，先把国内的经济搞好，社会安定，让老百姓先安饱再论其他。他当时提出长江以北让中国共产党管理，长江以南让国民党统治，但双方都无法接受。马歇尔三次来华，三上庐山，希望作调人，也都失败了。
民航公司在大陆的工作很快、中国大陆一方面在复员，一方面又展开了内战，有些地区又已开始做疏散工作。陈纳德要亲视47个地区的业务，我追随着他在大陆东南西北各地奔波，有机会见到许多大小人物，有机会亲睹中国的河山。在那个时候从中西的东北到西北，中国的东南到西南。北至包头，南至海南岛，我相信很少中国人有这机会。我和西北的马步芳、马鸿逵，中原的阎锡山、挂系的自崇禧、南方的张发奎等大军阀都见过面，做过他们的客人。此外在越南在泰国也做过上宾。韩国的李承晚也和外子有私交，这些人俱往矣，但当时我20刚出头，见到不少大场面，也深感中国分裂的伤痛。
中国的军阀实在权大势大，但第二次大战后他们也都担心中国的前途。我还记得1948年初我随外子去宁夏和青海作客。宁夏是马鸿逵的天下，当时他是省长，我们被安排住在他的公馆，由他的四太太接待我（据说他有六位太太，四太太得宠当家）。
马鸿逵那时还没有感到局势的严重，不过我想他也知道国共的和谈大概没有多大希望，在那个时候，大家就想——走！之后马鸿逵带着一家大小逃到香港，后来由外子帮忙他们去美国。
国共和谈决裂后，国民党政府一度再回重庆，其后又到广州。蒋介石为了使国共和谈有空间还曾一度引退，由李宗仁任代总统，蒋介石退隐到自己的家乡溪口，但为时甚短。1949年蒋介石和全部大员陆续退到台湾。我和外子先把民航公司的支部移到香港，在广州和上海仍继续坚守，协助国民党官员撤退。兵败如山倒，场面相当狼狈。蒋介石的军队从东北与解放军对抗，但为了很复杂的因素，杜聿明被捕，东北失守；北京是和平解放，为了要保护北京的完整。汤恩伯在上海到处布置了沙包，说要保卫大上海，但我们离开上海时上海已是危城。民航公司的飞机每天不停地运载官员离沪。但民航公司没有权，一切由政府控制。不到3年光景，国民党会部弃守大陆。毛泽东和他的部队所到之处势如破竹。在上海凡是有黄金和美金的人还会被定罪，大家排长龙到银行去兑换金圆券，所谓金圆券，后来等于废纸。上海人大大囤积食物，柴米油盐都在抢购，每天上班，看到那景象真是触目惊心。
我正杯着第一个孩子，外子要我先走。我没有走得很远，我到广州等地，不想离他太远；每天和他通电话，消息一天比一天惊人。我想我们在大陆的时日不会太久了，美国政府也通令美国侨民和商业界疏散离华，这是命令不是劝告，并且说明了一旦有事美国政府不负责任，可见事态之严重。
1949年2月8日我们第一个女孩子在广州诞生了，因为上海已不安定，外子把我送到广州待产，同年5月底我再回上海整理简单行李。民航公司开始撤离上海总部了。
不久国营的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都已定义，只剩下我们独家民航公司替国民党服务，忙着空运官员到台湾。
此外我们还免费空运了不少文化人和教士离开大陆。
初生的婴儿还不足一个月，我又跟着外子到处救灾救难，把女儿交托那时尚未结婚的大姐和三妹替我照顾。我们两人虽然工作辛劳，但有了爱，似乎可以征服一切困难。在他教导下，我学习了不少知识，也成熟多了。他常常对我表示歉意，他说：“你嫁给我，我带给你的尽是些国际问题，我真的对不起你，总希望有一天对你有所补偿。”其实和他一同工作，我有一种成就感和满足感，我们之间不仅是夫妻的关系，我视他如师如友，他对我如妻如女。他对我的教益，使我后来在他逝世后，在做人做事时都有能力，不依不求，即使在最艰巨的时刻也不会倒了下去，站不起来。
我的第二个女儿是在1950年3月10日在香港出生的。
第二个孩子出世的日子渐渐临近时，我很高兴，因为这次将军可以陪伴我。直到临蓐前日我仍照常工作，有天却突然有电话打来，催迫将军立刻到台湾。
“等一等，”他说，转身向着我，“你什么时候生，小东西？”
“我想是明天。”
“上午或下午？”
“我没有办法极度准确地指定轰炸目标。”
将军向着听筒说话。他终于决定飞台湾，但午夜时需赶返九龙。
“不会比那时更早吧，会吗？”
“我想不会。”
午夜，他没有回来，我分娩的阵痛已开始。我急切地注视时钟，1点刚过，他走进来。
早上5点钟，我喊醒他。
“亲爱的，我想最好赶到医院去。”
他陡然一下完全清醒过来，惊慌到了神情极度紧张的样子。他一跳，跳下床，扭亮电灯。
“好吧，现在，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可以先吃早饭吗？我给医院打电话。”
他穿着睡衣，就住门外走。
“等一下！”我喊道。我很疼，可是看见他神经过敏的样子，又忍不住大笑。这是一位曾经轰炸扫射日本人的老将，一个在战火中如此冷静的人，曾经享有“从不紧张：从不恐惧”的美名，如今竟为一个送上门的婴儿，而极度慌乱困扰！
他一转身：“什么事？”
“我最好马上走。”我说道，下了床。在睡衣外面罩上一件薄外衣。
“好罢，来罢。”他急促地说。
“我好啦。你穿上外套吧。”
他随便披了一件衣服，我们向着房子前面走去。刚走到起居间的一半，他停下来。
“我最好不要开车，小东西，我简直紧张得要命。你先坐一下。”
“车夫7点钟以前不会来。你要做什么？”
“找别人开车送你去。”
“快些！”
他一冲而出，现在轮到我紧张了。我想象孩子要生在起居间，只有一个没有训练的阿妈，和一个心神分散的丈夫照应我。看来差不多好几小时过去了，实际上只不过四五分钟，外子回来了，带着一个睡眼惺忪的守卫。
“老范会开。我去穿衣服，马上跟你来。”
我不知道守卫会开车，就用中国话问他。
“是的，夫人。”他郑重向我说，“我开得很好。”
他的确开得好，快速并且平稳，把我送到九龙圣·德利撒医院，又回来接外子，刚刚使他及时赶到。
我们这次原希望有个儿子，但6点钟不到，在1950年的3月10日，我生下我们第二个小女孩雪狄雅·露青丝。
台湾宝岛
第一批到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人员大概是在1948年。当然台湾光复后一部分政府官员是直接自重庆到台湾的。
抗战胜利初期，台湾对一般人来说真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地方。在地理教科书中，英文称之曰FORMOSA，据说是葡萄牙人起的名字，意即美丽的岛屿；在历史教科书中，我们也读过郑成功这位明末遗巨英勇抗清的事迹，但只此而已。其次就是有关山地姑娘的记载。民航公司以台湾做大本营后，上下同仁都努力研究台湾的地理与历史，有些更上进的就开始学习台湾话，我无语言天才，好几位同事已能用台湾语与本地人交际，我唱起：“高山青，涧水蓝，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
还常会走了调，真是惭愧之至！
我们的房子，武昌新村12号是一幢高大的两层砖造楼房，有四间卧室，一间宽敞的起坐间，餐厅、书房，及客房，另有分开的仆人卧室。正像在中国许多同类型的房子，一堵高大的砖墙环绕着广阔的前院，以及后面的花园。这幢房子成了我们居住最久的地方，至今我返回台湾时，仍旧住在那里。我的姐姐静宜偕同她的丈夫，一位华盛顿首府的医生，也住在里面。
它距离位居台北市商业区的民航总公司有10分钟的汽车路程。包括装备好的航线的保养厂库，则设在台湾南部的外子虽希望有一个男孩子，他好像也对我们第二个小女儿很满意，并且戏称终必要和我父亲有一样多的女孩。可是事实上不致如此。怀雪狄雅·露青丝使我体力极度衰弱，而不能再有小孩，所以接连以后的两次妊娠都是流产的。
雪狄雅·露青丝几乎立刻成为家人及友辈的宠儿，在她诞生后不久，外子与我从九龙搬到台湾的台北，在此地，在武昌新村12号，我们定居下来，过着我曾希望的婚后愉快的家庭及社交生活。
外子在此地终于被捆缚位，所以他不再做通常需要的赴美旅行，或往太平洋及远东地区不同地点视察，我亦得以参与他的工作及闲趣，而他也得与家人共度时日。
台北有我们许多好友，还有我的姐姐静宜，她已嫁给李医师，及我的妹妹香莲，她与冯先生结婚。蒋夫人是我们两个孩子的教母。依据中国的传统习俗，孩子们在本质上等于获得一种慈祥的爱护，她曾送她们生日礼物，对她们各方面的福祉予以仁慈的关注。中国教母很重视她的责任，遇到孩子的生母故世，常以干妈的身份，料理孩子们的抚养事宜与教育问题。
蒋介石对于我们的孩子也颇感兴趣。我们卜居台北后不久，他问到我孩子的中国名字。我承认她们还没有取时，他当即为她们取了两个名字，中国名字都深具意义，听来悦耳，并且含有赞颂的意思。蒋先生代克奈尔·安娜取名美华，他为雪狄雅·露青丝命名美丽。两个名字含义颇为接近，表示美丽与娴雅的意义。
虽然外子的工作繁忙，旅途劳顿，我们在台北消受的是风趣和快乐的社交生活。将军尤其喜爱与蒋夫人共玩桥牌，认为她是技艺卓越的牌手。
外子好玩桥牌并非全无意义，它进而引申至别种牌戏与运动，譬如软式棒球、网球，及羽毛球，都是他所擅长的。他游戏运动以获捷为目的，少说闲话多聚精会神，结果常是胜利在握。有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是在上海发生的，就为了这种好胜的习惯，他放弃扑克牌戏，再不沾手。
是一个特殊的晚餐后，4位太太们玩起桥牌，而在坐的5位先生在外子的书房打扑克。那晚的聚会结束时，外子如往常一般赢得胜利。
“这场牌戏你玩得很痛快吧？”我问道。
他摇着头答道：“不。”
“你不高兴？为什么不？你一向高兴玩，并且你几乎总是赢的。”
“原因就在于此。我要停止不玩啦。我不要从朋友手至赢什么钱，同时我也不要跟我的敌人玩。”
他再也没有玩过扑克牌，可是逢到好手，他仍继续他的桥牌游戏。他是一名天生的竞争者，极为赏识真正的竞争，不论是牌戏、棒球，或打击敌人。
桥牌桌上，他经常采取守势，而很少作攻势。一如在真实的战场上，在补给与物资严重的缺乏下，与敌众我寡悬殊的局面里，他制造辉煌的成果。终其一生，他从未有充分的“资本”——不论是飞机、战士、汽油、弹药或金钱。尽一己之所能，达成至上的收获，已经变做他的第二天性。
玩桥牌时，他细心地玩，善为利用他手中的牌。
“玩的时候不要放过你手里的牌，”他不止一遍地忠告我，“拿稳你自己，认识并重视你的敌手。假如你手中的牌不好，不宜叫牌，不要打算自己赢，得想法击败你的敌手。”
对于愚蠢的牌手，外子没有什么耐心，可总是尽量保持客气。然而，也不常是这样。一天晚上，一位有势力的太太，她是位地位非常高的将领太太，带有几分羞涩地坚持外子与她搭伴。我知道她的牌艺不高明，我感到意气沮丧。整晚坐在另一张桌上，知道外子与他的伙伴三局牌已经吃了两局败仗，我简直无法全神贯注于我自己的牌上，不断地揣摩，他能忍受多久，而不发作。
不知何故，他一言不发——反常的沉默——整晚如是。辞别时，这位太太说道：“将军我知道今天晚上我的牌打得不大好，可是下次我会打好些。”
“你有把握吗？”外子答复她。
除了台北的潮湿天气，对于外子缝绵不断的支气管炎，招致不良影响外，我发现我们的生活情调，非常吻合我的兴趣。
在这里，恰似沪上，我和他在民航公司共同密切合作。假使他在星期假日一定要去办公，我陪他同祝假使在晚上，他需要单独研讨解决一项问题，我就代替他款待来访的友好。他想外出打猎时，我清晨4时起床，料理早餐。假使他想谈谈，我在一旁静听，逢到他没有闲话的兴致，我们会相对而坐，静静地翻阅手中的书，或是默默地领略夜花园的清新与美丽。
60岁以上的人会记得台湾三四十年前的情况吧？
我印象最清楚的是早年台北的安静与简朴。那时台北人口少，治安很好，真是可以做到夜不闭户而无忧，若在今日小偷不来给你搬个精光才怪。再说交通，那时台北仍是三轮车的全盛时代，也有黄包车，不过已在逐渐淘汰中，汽车很少，自行车也不太多，摩托车好像还是新鲜玩意儿，既无交通拥挤之苦，行人过马路时随时昂然大步过去可也，毫无马路如虎口的威胁。
外国人到台北来多住“中国之友社”，那旅馆兼俱乐部就在新公园附近（那时还没有新公园），圆山饭店初成形时规模很小，也有一个圆山俱乐部和游泳池。金龙厅、麟麟厅都是后来才加添的，外子的女秘书还负责协助内外的陈设及美观等等。圆山一带真幽静，在圆山左右还有一条“情人路”，早晚上圆山都可以看见情侣双双，在幽静的圆山公园中散步谈心。
现在你若敢那样做，准会被计程车撞个死去活来，不该说死去活来，很简单，一定干脆会做车下鬼！
在外面请客，吃西餐就是“中国之友社”，还有“美而廉”，中餐大家上“状元楼”。“状元楼”的生意真好，常常客满。此外三条通、四条通及其他住宅区有私人住宅改做的餐室，但要早先预定，每日只做一桩生意，由名厨亲自下厨，这种口福当然要靠识途老马才可享受，外来人是无法问津的。当年《自由谈》的老板，也是《新生报》的社长赵君豪先生还健在，他组织了一个午饭团，我也是团员之一，其他有《新生报）采访主任张明，名记者徐钟佩，徐柏园先生和他的夫人陆寒波，陈长桐夫人费宝琪，名伶顾正秋，《新生报》的赵景，《大华晚报》耿修业，名作家陈纪滢、雷震，后来加入的还有孟瑶教授，剧人金素琴，以及报人曹圣芬、余梦燕、王民、律鸿起（已故）、潘焕昆，艺术先进、我们的老师黄君璧教授，魏景蒙、林海音、钟梅音，已故画家孙多慈，名作家姚朋也曾一度参加我们每周举行的午餐叙会。大家吃饭前后，很轻松地谈论世界大局，国事前途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情趣及好书和好文章，既热闹又多风趣，真可以说是“淡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午饭团的全盛时代是由赵君豪先生主持，我门大家喊他豪老，其实他一点也不老，拉文章也有一套，可惜他壮年早逝，我们好不怀念这位风趣的报人。我们有几次还到效外玩耍儿，例如到阳明山（时称草们）去赏杜鹃，到北投观光一番等等。上阳明山就算是去郊外了，真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可惜好景不常，也无不散的筵席。如今午饭团的团员，也难得一聚：有的老了，有的去了，有的出国了，有的是大忙人了，有的退隐了。正如王勃《滕王阁序》的末四句：“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能不感慨系之？
我们初到台北时就住在林森北路附近，那时统一饭店还未兴建，原址只一庙宇而已。我们的邻居包括阎锡山、蒋纬国、徐柏园、沈恰等人。后来台北都市繁荣，那一带渐成闹区，大家也就迁地为良了。
陈诚先生推行土地改革，“三七五减租运动”使耕者有其田，这是台湾经济稳定的先声。
在经济方面，人才济济，尹仲容、徐柏园、杨继曾、李国鼎、李干、俞国华、孙义宜、蒋梦麟，等等。
台北市长高玉树也做得有声有色。不过因为台北的迅速繁荣，继之而来的是许多都市的麻烦，记得高玉树曾对外宾发表过一篇妙论，他说孔夫子当年周游列国，为那些诸侯作顾问，不过孔夫子当年没有交通管制问题，没有污染问题，也没有人口问题，不然的话，那老夫子一定会说：“我不干了。”
石门水库在北部大劝告成后，解决了台湾北部的用水问题。在南部黄杰做台湾省主席时，实实在在地为南部做了一件未雨绸缪的事，那就是建筑曾文水库，这工程是由荣民工程处负责的。
现在让我再来点明一下十几年前的台湾十大建筑：
（一）高速公路。
（二）铁路电气化。
（三）北回铁路。
（四）桃园机场
（五）核能发电厂。
（六）石油化学工业。
（七）大钢铁厂。
（八）高雄造船厂。
（九）苏澳港。
（十）台中港。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家中的家具，那真是非常简陋的。我们的客厅里有台湾做的（那是41年前的木工）藤木梳妆椅一套，香港买的椅子二三，台湾山地人做的茶几三四，地上铺的是当年台湾流行的草席，灯光不够亮，有时还常常停电。饭厅是台湾做的木台木凳。窗帘布也是本地料子做的。有一天徐柏园夫人来访，她是心直口快的人，有话就说，他说：“你们府上的布置可太简陋了，何必这么做人家！”
我对外子好说歹说，最后得他同意才添了些新家具。
当年驻在台湾的美军，包括海陆空。美第七舰队经常在太平洋海峡巡逻。驻台美军全盛时代大概有1万人以上。来台初年，还有美援，经台分署就在联合大楼办公。当年的联合大楼是很了不起的建筑。后来成了几位艺人的办公处。
四周围都已盖了大楼。这一带渐渐繁荣起来了。
记得我曾和新成立的经建会副主任委员王章清先生谈起这联合大楼的历史，他说：“我们这地方连小巫见大巫也说不上呢！”
中华民族数千年来饱经内忧外患，虽分而复合，合而又分，但中华民族的历史仍照旧演变下去。“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用这两句诗来形容中国今日的局势是最恰当不过了。
外子打猎的朋友有白崇禧和杨森，如今这两人都不在了。打高尔夫球的朋友可多了。好像在台湾的人都会打高尔夫球，只有我一人是笨蛋。
他战时的朋友如彭孟缉、王叔铭、薛岳、黄仁霖、何应钦、周至柔、晏玉琮、毛瀛初、徐焕升、赖名汤、罗英德、黄杰、衣复恩等经常也串串门子，其余如叶公超、黎玉玺、黄少谷和于斌枢机主教等也是谈话的对象。陈诚夫妇也经常见面，陈辞公在战时因患胃溃疡，还是由外子派了专机把他接到美军医院由外子的医师协助开刀动手术的。外子对于俞大维、叶公超等人的智慧与口才都非常佩服。
士林和阳明山的蒋介石官邸我们去过好多次。蒋介石和夫人对外子真是亲如子弟。当分子患癌的消息传到蒋介石那里时，他和夫人特别召见了我们两人，蒋介石还劝外子试用中药，并关照我说：“你好好地照顾他。”
此外有一位好朋友是张岳军，我和他可以说是忘年交。
记得十几年前我到医院看望岳公时他说自己耳朵太差，听不到多少话。我对他说：“你还记得吗，陈将军因为飞行的缘故，很早就有点聋，不过他常说，他要听的都听到了，少听一点也好，省得自寻烦恼。你还记得吗？”
他说：“你这一提起来我也记得了，他的话很对。我就这样做吧。”
岳公是个和蔼的长者，也是个幽默风趣的人，记得有一次我笔记了他一篇谈喝酒的文章，在杂志上发表，获得很多读者的好评，兹将这篇文章摘录于后：有人说喝酒是一种享受，也有人说喝酒有损健康，我认为喝酒必须具备以下八个条件。
第一、身体好。喝酒确实与个人的健康有关系，假如身体有问题，当然你就不能也不该随便喝酒。所以谈到喝酒，必须身体好，没有障碍，这是第一个条件。
第二、人要好。好朋友在一起喝酒最能引起酒兴，大家一道吃酒，很随便，没有什么客气，可以畅所欲言，无所不谈。
第三、菜要好。不管什么地方的菜，要合乎口味。
第四、酒要好。无论是中国或外国，都有各式各样的美酒，你可以挑选你所喜欢的酒来喝，如果喝酒的人不择酒，那便是酒徒了！
第五、时间要从容。假如一口一杯，两口一杯，喝得太急，不但容易醉，而且喝酒的情趣也没有了。时间从容也是喝酒的条件，边喝边谈，没有什么重要的事等称去办。
第六、光线要柔和。我们中国人向来很少在中午喝酒，因为光线太强了，不适宜喝酒。外国人晚上吃饭，把电灯关了点蜡烛，光线很暗，很柔和，一点刺激都没有，心情舒畅，酒也可以多喝一点。
第七、喝醉了要没有事。不呕吐、不头痛、不吵闹、不耍酒疯，回家休息。一觉醒来什么事也没有。
此外还有一个条件，也是最后一个条件，喝酒要没有人反对，夫妇两个人，如果一个喝酒，一个不喝酒，甚至反对喝酒，你也不能不有所顾忌，否则你喝了酒回去，太太和你吵架，那怎么办呢？如果两个人都喜欢喝酒，那问题就没有了。假使一个喝酒，一个不反对，也可以平安无事。这是我喝酒喝了大半辈子的一点经验。
此外，在喝酒吃菜的时候，讲讲笑话也是很重要的。这要看情形而定，这是一种艺术。为什么要讲笑话呢？假使大家都是喜欢喝酒的，也没有机会给你讲笑话。假使大家不喝酒，则面对这桌菜，不讲讲笑话，你怎么过呢？不过，假使你看大家喝酒喝得太多了，想缓和一下喝酒的情势，说说笑话，便可以把喝酒的目标移开了，免得闹得不可收拾，这也是喝酒的一个秘诀。
我还为岳公写了一些有关他的日交涉回忆，纯是抛砖引玉的性质。
如今每到台湾，总不免怀念许多去了的人。“花径尘香鸟自啼，屋廊人去苔空绿。”这就是人生的另一面吧。
蒋介石与陈纳德
1893年9月6日，陈纳德生于美国南方德克萨斯州东北部的一个小城镇erce ，他老家的房子现由该市保管，算是历史遗迹。假如他仍健在的话，已99岁了。蒋介石生于中国浙江省，已过了百岁冥寿。这两个人，一个在亚洲，一个在美洲，却于1937年5月，也就是抗日战争的前两个月（卢沟桥“七·七”事变算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正式开始）在中国会面了。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1958年，他们共同合作了21年。陈纳德一直到病危，仍深信中国人有一天会团结起来，他也相信蒋介石和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国会再淡统一。陈纳德和毛泽东只在重庆会过面，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他选择了支持国民党与蒋介石，终其一生为这个信念而奉献。他比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早走，去世时只有64岁。美国国防部以最隆重的军礼把他葬在华盛顿的威灵顿军人公墓，与他同葬在一条大道上的有肯尼迪总统和名将小麦克阿瑟元帅的父亲麦克阿瑟将军。
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在陈纳德病重时，远从台北到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奥尔良市医院探望他，在新奥尔良停留了一天一夜。10天之后，陈纳德去世，宋美龄和许多美国军政要人一同参加了他的葬礼，素车白马，极尽哀荣。
宋美龄不但亲自探望陈纳德，同时也带来了蒋介石致陈纳德的手书，要他安心静养，若西医无法医治，可以到台北试试中医。陈纳德对老友的热情非常感动，但当时他的癌细胞己蔓延到了喉部，不能说话，只能笔谈。宋美龄倒很风趣，她说：“你平时话说得太多了，今天你不要说，让我来说。”陪着宋美龄来的有董显光夫妇、路易斯安那州的众议员和前任州长等，他们对宋美龄万里前来向老友话别都极为感动。陈纳德虽然后来升为三星中将，但宋美龄二十年如一日称他“上校”，因为陈氏领导飞虎队时，官阶是上校。
陈纳德于30年代初期即考入美国陆军所属的空军部学习飞行，成绩斐然，成为教官，而且亲自出了一本空军空战手册，被空军采用，许多空军飞行员都由他训练。他又和两名空军好友成立了三人空中演习小组，声名大噪，连苏联都想以高酬争取他去莫斯科训练空军，但为陈氏婉拒。
30年代中国驻美大使是胡适，后来由顾维钧接替。军事采购团团长是毛邦初（也是空军），他和宋子文代表蒋介石夫妇邀请陈纳德到中国协助训练空军飞行，那是1937年春天的事，陈氏就在当年5月乘美国总统邮船经东京到上海，然后由上海乘火车到南京谒见蒋介石夫妇。宋美龄那时是中国空军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全权指挥的是周至柔将军，后来组织了飞虎队，飞虎队员的衣食住行统由励志社主任黄仁霖主理，和陈氏共同合作作战任务的中方代表是王叔铭将军。
陈纳德到中国时，德国的希特勒已攻占了东欧好几个国家，英国首相张伯伦对纳粹采取退让政策，大家称之为“雨伞外交”，因为这位老先生手中不离雨伞，正象征着英国阴沉的天气。既然英美对侵略者采取观望态度，而德、意、日又结了互不侵犯同盟，为此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对军人的行动特别注意，陈纳德是辞了军职才去中国的，他在护照上的职业栏填的是“农业”。
根据陈纳德的日记，他第一次见到宋美龄的印象是：一口南方口音的英语，美丽大方，与他一见如故。对蒋介石的印象是“严肃”，问到中国空军的情况时蒋介石非常震怒。陈氏回忆录说：“蒋介石知道中国需要组织和训练，而且也短缺战机。中国花了不少钱把英、法、德、俄、意所谓的空军专家找来，但他们大都是投机者，希望把旧飞机转卖给中国赚钱……”陈氏参观中国的空军装备后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即下令积极整顿空军，同时请那些投机者走路，其中包括一些美国的投机商人，这样一来，陈纳德便间接地和一些想混水摸鱼的人结了怨。
抗战8年，蒋介石建陪都于重庆，陈纳德的总部在昆明，以便就近的印度军用配给，因为当时美军供应都得经过印度，飞越驼峰才能运抵中国，而美、中空军自杭州失陷后，空军的训练只好借角印度的基地，当然后来有不少人直接被送到美国受训，这批空军老将现今有不少人仍在服役，算来已是四五十个寒暑了。
蒋介石不会说英语，陈纳德不会说中文，陈纳德有一名随从翻译舒伯炎上校，是由中国空军专派的，他还健在，居住于加州旧金山附近的老人公寓，据说最近有人筹拍飞虎队纪录片，记者还特地去访问这位老人。舒伯灸经常追随陈纳德往返于重庆、昆明之间，也到各基地视察。可笑的是舒伯炎最怕坐飞机，但又不能不跟着上司飞来飞去，后来舒伯炎就训练了几位副手，不但为他分劳，同时也可以让他少坐飞机，陈氏常常以此为笑谈。
陈纳德与蒋介石夫妇总是以诚相待。但他也和我提到一些宋、孔两家的事，尤其是那位孔二小姐，他简直不敢恭维。
有一次蒋介石对陈纳德说：“不要理她！”因为孔二小姐要陈纳德教她飞行，陈氏认为大家忙着抗日，哪有闲情去陪小姐玩耍。
抗战胜利，国共和谈。陈纳德和蒋介石意见有些分歧，当时美国派了马歇尔元帅到中国做调人，马歇尔三上庐山，要国共休兵合作，当然这事说来容易做来难。陈纳德劝蒋介石同意和谈，只要解放军保证不渡长江，这样中国虽然可能造成南北分峙，但最低限度可让国民党及其部队有个歇息的机会。
可是蒋介石不愿接受马歇尔的和谈建议。后来魏德迈将军也曾建议由联合国的军队来协调国共之争，当然这是空中楼阁，不切实际。蒋介石对陈纳德说，“我和共产党已多次和谈，但都无结果。我们只好做最坏的准备，退守台湾。”
陈纳德认为这是下下策，但他知道蒋介石凡事做了最后决定，任何人都无法改变，包括宋美龄。1988年我在中国，大陆电影公司要我看他们写的宋家三姊妹剧本，当然他们对宋庆龄有所偏爱，剧本写未家三姊妹道：孔夫人霭龄爱钱，孙夫人庆龄爱国，蒋夫人美龄爱权。孔夫人和孙夫人我都只在和陈纳德婚后见过几次面，但没有深谈，蒋夫人认了我们的两个女儿陈美华、陈美丽做义女，她们两个人的名字就是蒋介石亲自取的，是承袭美龄的“美”字而来的。另外，还送了两枚图章给美华和美丽。
1947年圣诞我和陈纳德在上海准备结婚，陈纳德曾先到南京向蒋介石夫妇报告，得到他们的祝福，他们送了象牙雕刻和一对江西瓷制灯台做贺礼，还派了叶公超先生从南京到上海来致贺。
陈纳德在第二次大战后，声名响彻美国，他有很多机会回美国发展，例如：美国有人要他出来竞选州长或参议员，也有大公司请他做董事，还有许多正在筹组的航空公司……这一切对他都很有吸引力，但他却选择了再回中国服务这一途径。从1948年到1958年，我们结婚10年，日子之所以过得相当困苦，就是因为他选择了留在中国。
1951年美国两家大航空公司都找他，一家是东方航空公司，一家是Delta南方航空公司，两家老板都是他的好友，他们一再以电话、电报、航空信劝他回美国航空界服务，但他觉得中国更需要他。台北的气候对一个患有严重气管病的人来说是很不适宜的，他常常咳嗽，心情不好，对美国的政局与台湾的情况也难免失望，对中、美的前景更是非常悲观。1957年在美国华盛顿陆军医院做体格检查时，医生发现他肺部有一个小黑点，于是马上开刀，切片后，证明是肺癌。
他一生正直，于私于公都是坦诚一片；他为中国付出了许多，甚至他的健康与生命。1965年立于台北新公园的陈纳德铜像，就是中国人对他的一点追思。
大陆已有不少学者和历史研究员要把陈纳德在抗战时的贡献重新定位；虽然他支持的是蒋介石和国民党，但他更支持中国人和中国人所追求的民主与自由。
不测风云
按照有经验者的说法，男女之间的婚姻以相同的种族、宗教、年龄，以及一般的背景，比之于任何其他的结合，常是易于成功。既然我们的婚姻缺少这些“相容因素”的每一种，我确知，若是事先我们求教于专家，他们善意的忠告必是“不可一试”。
幸运地，我们所咨询的只是我们的心灵与意志。
宗教信仰迥异所呈现的问题，我早已预见。克奈尔·安娜诞生后，犯罪的情绪开始蠢动，自雪狄雅·露青丝出世后，它渐为炽烈。
为我丈夫拥有的爱心不断地弥补，在教堂门外教养两个孩子，令我感受痛楚与罪行。虽然如此，我越过下去越为这事烦心，以至几月来，我总想自己和将军商讨。但是不知怎的，我做不到。
挨到克奈尔·安娜5岁，雪狄雅·露青丝4岁时，我只有求神父的忠告。他极富同情心，但也很坚定。我只有一条途径，可以去掉我意志与心灵的烦恼与罪行的重压，我一定要使两个孩子受罗马天主教徒的洗礼。
我久久犹豫不决。我从未在将军背后做任何事。我依旧畏缩，不愿坦率和他讨论这件事。假定他拒绝，那么事情就明朗化，我们中间可能有严重的不谐，以致造成永不痊愈的心灵创伤，那是我所不能忍受的。
我不复记起，与神父谈话后的几周里，我的片断思想过程。我知我受尽困扰、惊惶，以及折磨。我不能安眠。我仿佛绊在混乱中的一头动物，我感受一种孤苦伶订的绝望之情，以致祈祷也不能减免。
我记不起怎样达成了明智决定。我想容或是在知觉残存的一种精神麻痹状态里，我只有发自本能地做出来，不管怎样，有一天我又去路易斯安那城的小教堂，拜访神父，并且做了必要的事先安排。
我将永不忘记，孩子们受洗礼的礼拜日上午，是晴朗可人的春天，孩子们穿着白衣服显得极为漂亮。事后，他们明白刚经历过不寻常并且重要的事情，热切渴望告诉她们的父亲。
我们一到家，她们就向他奔去。将军正坐在书房里看他的晨报。
“现在不要吵爹爹。”我说话时毫无决心。
两个孩子顺从地想往她们的游戏室走，可是将军对着她们笑。
“来吧。”他说。她们兴高采烈地回转身。
“哎呀！多么漂亮的白衣裳！新的，是不是？你们都很兴奋。告诉爹爹你们今天干什么去的？”
于是她们就对他讲。我转过身，茫然地望向花园里将军为我栽种的花卉。我默然地祈求他的宽耍不久，孩子们跑向她们自己的房间，书房里一切寂静。我听见将军的打火机在宁谧中“啪”地作响，可是我没有转身。
我竟然风马牛不相及地想起那些各种花式的打火机，有我送给他的金制品，后来我才知道，他只偏爱那种价格便宜但是不怕风吹的打火机。
“小东西。”他说道，他语调中透出来的慈祥令我泪如泉涌。
我慢慢地掉转身，透过模糊不清的泪水看着他。然后，我快步地走向他，他握起我的手，吻着。
“好啦。好啦，亲爱的，为什么流眼泪？”
我摇着头：“我应该告诉你。”
“告诉我你要孩子们受天主教的洗礼——看着我。”
不知怎样，我竟与他的目光相接。它们是深棕色而且和蔼的，粗糙深皱的脸孔是温和的。
“小东西，你以为我不知道，家里有不寻常的事——我是经常注意到整个十四航空大队所发生的事的。”
我向他注目而视：“你知道？”
“我猜出来的。几天前我看到衣裳，我留心到孩子们是多么地激动。我看出你是多么地烦恼——我把它们都连在一起。”
“你不会看不起我？”
“看不起你？为什么，我爱你，记得不？我只希望你早告诉我。”
“我应该的。可是我怕。怕你会说不，那么就太可怕了。”
“我会说好的。”
“为什么？”
“因为若是对你如此重要，那么对我也是好的。”
我说不出话来，泪水汩汩地流下来，那些都是对于我的丈夫以及他的宽恕，以及他深爱的安慰与骄傲的眼泪。但，也混淆着歉悔的眼泪，为了没有事先告诉他而做的事，为了低估他对于我的爱。
在接踵而来的日子里，将军全然接受我的决定的态度，令我轻易地就把这些事完成，我们心里安置遗弃事物的地方，那里通常是深藏着我们不需要和不欢迎的东西。他永没有再提这件事，他对于孩子们宗教训练所表示的赞许态度，尤使我喜悦并再度获得保证。我再感到骄傲，为了他曾以多种方式向我表现的不减的爱念。
1956年阴雨连绵不停的春季期间，将军的慢性支气管炎日趋恶化。他剧烈咳嗽，可是他似乎推动自己赶上每天自拟的沉重工作表。春天以来我不断地催迫他，过了台北这一段令人衰弱的冬天气候后，赶紧动身到梦洛，休养一阵。
结果我们在6月中旬带着孩子们动身，将军整个放途中咳嗽不止。在梦洛度过几周后，他似乎好得多，但并不像我愿望的那样强壮。
他的精神，还有他对生活的热心却没有稍减，所以他坚持我们完成去加拿大的汽车旅行计划。
我竭力主张再多休息，可是被他批驳。
“孩子们会欣赏的，”他说，“而且那边的空气可能对我有益。”
我们从路易斯安那州一路开车，直到加拿大风光绮丽的路伊司湖。这种漫长的旅程足令将军疲倦，所以在过了一周悠游安闲的日子，在我们回程对，我显明地看出，将军已是极度疲惫。
通常都是将军自任全部驾驶工作，如果我对他每小时时速66英里有所抱怨时，他会戏言我“老起来了”。可是这次回程中，我们轮流驾驶，而将军温顺地听任我操纵驾驶盘，不时在我脑中响起可怕的钟声。
每晚他都比过去咳得厉害，同时他开始诉苦，头痛剧烈。
俟我们抵达梦洛时，我太为他的支气管炎担心了。
我们离开加拿大，他吹毛求疵地批评一些道路：“将来他们把路修好些，我要和你再来一趟。”
但是我们永未再来一趟。
我们差不多刚抵家门，将军即搭机飞赴华盛顿，在华德里陆军总医院，做每年例行的体格总检查。
他动身时，我向他说：“我很为你的咳嗽与头痛担心，记住给我来电话，立即告诉我医生的诊断。”
他微笑：“不要替我担心，小东西。你知道，我是一匹多么强壮的老战马！”
“给我来电话！”
几天后，晚上9点已过，电话铃声作响。很可能是我们任何一个朋友给我打来的电话，但是不知怎的，当我拿起听筒时，我觉得那不会是个普通电话。
“陈纳德夫人吗？”是女人的声音，一个电话小姐的自然音调。
“是的。”
“华盛顿给你打来的电话。请等一下。”
我紧张地握着听筒。接着有一个男人说话的声音：“陈纳德夫人，我是海顿将军，华德里陆军医院院长。”
“陈纳德将军是——是……？”
“他很好，他等一下就同你讲话……”
慰藉，剧痛夹杂着一种无形的缠绵的惊慌流遍我的全身。将军很好。可是海顿将军不停地往下讲时，我的心脏仿佛收缩起来。他们已在将军左肺的上半截发现一个小肿瘤。他们要尽可能地赶快把它切除，以备检查用。他们希望我在常问我什么时候能赶到华盛顿。
“我明天可以到，”我说，“明天上午。”我的胃感到冰冷，我的脑子都僵麻了。癌症——当然，有生癌的可能。没有人提到这个字，但是在隐讳不言中，它存在这里，然后将军的声音传过来。
“安娜？”
“亲爱的，你好吗？”
他大笑出声：“当然，我很好。我觉得很舒服，好得多。”
“我明天就能陪你啦。”
“你能到这里来？真是太好啦，小东西。”
“好好注意你自己。”
“我会的。两个孩子好吗？”
“她们都很好。一定要好好的啊？”
他咯咯地笑起来。
“安娜，亲爱的，我会注意自己。你想我在医院里，是做什么来的？”
“我懂，亲爱的。我只是不安。我明天就看见你了。”
“不要着急。现在让我向我的两个女孩说声晚安。”
克奈尔·安娜及雪狄雅·露青丝都守在我身旁。“向爸爸说晚安。”
一个孩子说“晚安”，同时另一个喊着“喂，爸爸。”然后她们两人一齐抢着讲话。我想像出他在电话的另一端，一定莞尔而笑。“爸爸，我们爱你。我们想你。你什么时候回家来？”
最后，她们挂上听筒时，我听见，从多少英里外的电话线里，他咳嗽的声音传来。这天的日期是1956年8月25日。
次日，动手术时，我守在医院。他们用轮椅把他推向手术室时，我俯身吻他，他的笑容令人增强信心。
“不要着急，”他说，“我会好起来。”
“你当然会，亲爱的。”
白色的门在他身后闭上时，我缩回脸上的笑容。我感到一种深邃、渐渐扩大的惧怕。我走回他的房间，我想找点事做，就伸手铺平他的床单和枕头。于是，我不期然地看见，他亲笔写着“安娜”的一个信封。
这封信内签署的日期是1956年8月26日。
我并不怀疑，明天手术后，我仍会活着，与你以及我们挚爱的女儿们同过许多岁月。然而，你是明白的，一切事都掌握在上帝手中，没有人知道他将于何时被召返他所由来的地方。
设若一旦我不能再见你或与你同在，在精神上我将永久伴着你以及孩子们。我以任何一个人所可能付出的爱，爱你和她们，我同时相信爱将永妻于死后。
要记住并教导我们的孩子们，生命中确切的真谛——要品行端正，要诚实、忠贞，并以慈爱及于他人。生活不可过分奢侈，不要嫉妒别人，享受人间生活的舒适以及不以匮乏为忧。要谦和并全心致力于你选取的职业……
在朦胧的泪水里，我无法读完下面的话。从这次后，我曾读过多少遍，可是最后的话总是变得模糊不清。
医生切除他的大部分左肺时，整整3小时的冗长时间他躺在手术台上，对我，它是3小时的炼狱辰光。最终，主治外科医生蒙克利夫上校走出手术室。我站立守侯着，盯望着他的脸色，紧张惊吓得无法开口。
“他会好起来的。”
我因此放下心来，心脏猛然地摇晃一下，医生把手搭上我肩头。
“现在——我好了。”我向他说道。
两位护士用轮床推出将军，向着房间走去，我跟着往前移动。他安静的面貌与遮及他下颚的床单同样惨白。
“我亲爱的，”我在极度痛苦中心想，“他们在你身上做了什么事啊！”
3天过完，他们才允许我与他说话，我握住他的双手，热泪湿遍两颊。
“亲爱的，你为什么要哭？我会好起来的。”他说道。
“我知道，亲爱的，我知道。”
我们又在等待检定化验结果，9月1日，我们终于知道了。
恶性癌！这个词的本身发出丑陋可怖的声音。生长在我丈夫胸脏里的，那个坏不堪言的东西是“恶性癌”。但是，医生已将它以及它周围的肺脏组织全部切除，现在它已死灭，它的凶邪实体被宣告终结。
感谢神，医生们找出它，割掉它，使它不能进而蔓延它致命的触须。
医生说新的肺脏组织还会长出来。假如十二个月内没有恶性癌的复现，我丈夫可能是没有问题的。“可能”，其所含有的不吉意味未免太清楚了。将军住在华德里医院三周。日渐康复之中。我只有断断续续地睡眠，日夜为梦魇所苦。
两个月以后我们返回台北，一直留到度过圣诞佳节。这年我们欢庆民航公司10周年纪念，将军为许多航程的老将，佩挂服务10年奖章，然后他感到疲累，无力分切庆祝蛋糕。
“你代我切蛋糕，”他轻声低语，“没有你，根本就没有民航公司。”
我懂得他的意思所在。他曾屡次告诉我，我是他战后重返中国的理由之一。他为中国战后恶劣的情况深感惊惶，因此留在中国筹组民航空中航线。
我含着泪水，分切那个大蛋糕。留心事的客人们必感惊奇，他们没有听见他向我说的话。
他们无从知道突然袭上我心头的恐怖预感，有一天病魔要从我身边把他带走。他们也无从感受那份思潮的戮心之痛。失去他，即是失去我的一部分。没有他的日子将不复如往昔。挚爱的神，我心中默祷，不要让它发生吧。
1957年过年后不久，我们即归返梦洛，将军栽种他的园地。他偶事垂钓，多做休养，他从前的一些精力似又恢复。他秉有一贯的决心，戒绝香烟，只是间或吸两口那只用旧了的石南根烟斗。他每月赴医院做定期检查，一月又一月，结论都是没有疾病的征候。我每月急切地等待结果，深深地惧怕回答是死刑的判决。
4月的一个明朗的早晨，无意间偷听到的几句话，带给我无限的忧虑与无眠的长夜。——那是将军绝不知道的。
我正在厨房里，安静地站在靠窗的工作台前，仔细地阅看一份新食谱，我想试做一道海味秋葵羹。安娜与露青丝都在学校，房里房外都是静悄悄的。桃树林间有一只红胖的知更鸟吱喳鸣叫，和风吹来紫丁花夹杂着新刈青草的香味。
我听见一辆车子停下，刹时，将军和另外一个男人的声浪传来。他们进入花园，走近窗口时，我辨出那是诺伊州长：“当然可以信赖我。我定会做我能力所及的每件事，照顾安娜和女孩子，和我自己家里的人一样。”州长热诚地说道。
他们近窗口时，停下来，于是我听见将军打火机的咔嚓声。一会儿，我闻到板烟的味道。
“安娜有你想象不到的力量，”将军说，“她会知道如何料理她自己。但是我仍要有人照顾她，一个在她需要帮助时，可以让她依靠的人。”
男人们缓缓地向屋里走去，声调随着逐渐低沉下来。我茫然地凝望着花园里一片灿烂缤纷的色彩，想不出他们话里的意味。难道是将军计划一趟旅行，一趟远途旅行，因而约请州长，在他外出对照拂我吗？那又像是不可能的。自从他动手术后，他似乎尽可能地要我陪伴他，不会的，长途旅行他会带我同去。而且，一次过长的分离，看起来最近似乎也不会发生，他目前至少每月需赴医院检查一次。
那就剩下一件事：他已获知病情的恶化，而在我面前严守秘密。他快要死了。我用力撑在台子边，挣扎着想拼命压服自己。我听见他们走入前门。刹那间，他们就要来到的，我一定不可透露知晓的神态，那会令他受窘。我还必须等着。
他们穿过起居间，忽然爆发的欢快气氛万分逼真。他们充满热情地向我招呼。
“什么时候吃午饭，小东西？”将军问道，勿匆吻我的面颊。
“大约一小时以内，好吗？”
“好极啦。州长，你知道现在差不多是中午？尝点‘野火鸡’你认为太早吗？”他这是指他们两人都喜欢的特殊威士忌酒，一种从玉蜀黍及裸麦蒸馏而成的酒。
“将军，尝野火鸡不算太早。他们是提前出生的鸟！”州长也附和着，“安娜，你把那些高脚杯摆在哪里？”
“州长，你应当知道的——就在那个橱子里。来，我给你们拿点冰去。”
不知怎的，我也落入他们欢欢喜喜的情绪中。可是，他们刚才的话仍然萦绕着我。将军向我说过，他4月份的检查是没有病菌的迹象。难道为了不要让我着急，他在蒙骗我？不过假如他们又发现癌症的复现，他必然又要进行治疗，或者——我感到全身的颤栗——又动一次手术。
白天以及漫漫长夜在消逝中，将军不说什么。从八个月前动手术后，有关他的病情，我们谈得非常的少。他是不喜欢老想拂人心意的事，从来没有病态的心理，一向乐观。一月再一月，他动身赴医院向我吻别时，我俩之间有着不言而喻的理解。
“给我来电话，亲爱的。”
“我会的。”
然后，他走了，我一直紧张地等着他的电话，通知我一切没有问题。
那么他和诺伊州长的谈话又是什么意思？“安娜有你想象不到的力量。”他说过这话。然而，他未必不明白，给我力量与信心的就是他自己。只是因为他在我身边，支持我，保护我，我才会不畏惧。我的力量原出于他，失去了他，我的勇气会动摇单是失去他的思想便令我茫然若夫，而且惊惧万分。挚爱还要活一阵。
当我冷静下来时，我说道：“他们不能再施手术，再切除吗？”
他点着头：“可以的，但是他们认为弊多益少。”
他说话时的镇静好似在说：“他们认为今天有下雨的可能。”令我敬慕与爱意油然而生。面临这样一蹶不振的消息，他还像往常一样地平静与坚定。他的勇气与刚毅诚是至高无上的。他像是不会不光荣地杯有恐惧的情绪、并让它陪衬于他伟大力量之侧。我感觉脆弱，太女人气，我向来爱他至深，但，在他生命历程中悲伤的黄昏黯弱时期，我的爱意几近崇拜。
两月后，我们赴波士顿城著名的拉希医院，做精密的检查。将军对华德里军医朋友们有充分信任，而对新奥尔良医生，名震遐迩的癌症专家，网尔敦·奥其勒，尤倚重为特殊私人朋友；但是拉希医院是另一救人们，过去与他并不熟识，可能更接近于提供他一个爽直而确切的回答——还能活多久？
他并未向我说明这点，但我是知道的。他的典型风格会使他要求整个实情。
至于我，我则是畏缩地藉以躲避实情，因为在我们知道以前，我仍能佯装，我丈夫的病不致恶化尚且会转好，他余下的短促人生犹在不定之中，他将不为可测知的癌菌蔓延进展所限制。
然而我非常明白，佯作不知也是没有用的。为了他的缘故，为他经常这样表现出自己的这种人，我们知道最坏的，才是最好的办法。
“认识你的敌人。”将军一向有此信念。
他无畏惧地面对当前奸诈的敌人，一如往昔他曾面对其他全体的。他必须得知它的力量，它的潜在力，以及战争可能的时限。
不错，他必须得知。而现在我们两人都宁愿早获答案：现在人间生命的道路上还给他剩多少年，或是多少月，或是多少星期？
甚至在如此重要的时候，将军尚匀出时间在纽约及华盛顿，为公务暂作勾留。我预拟数天后赴波士顿与他相晤。于是，我给他写信，其中的片断是：
我不知如何向你说出，我爱你如许之深，因为我对你的爱不是言语所能表达的。仅你一人曾造成我整个的幸福，我将爱你至我死时。还溯我们结合的一日，我们的生命恰似两条溪水，互相汇流，流成一条江河。我们根深蒂固地愿偕白首，只为我们的爱不仅是表面上的美好，而是灵魂的真实，这是上苍可为明证的。亲爱的，我真情地，深深地、完整地爱你，一如你之爱我。亲爱的，我与你同为你的病痛受苦难……
我无从思及没有你的来日，或没有你存在的生命——你一定要活下去！真实的爱绝不畏惧死亡，因为爱的主要责任是生命。亲爱的，请打败这场仗——以爱心、坚毅、信心与希望做为武器。人类最大敌人是恐惧与怀疑。亲爱的，我将不再恐惧与怀疑，因为你站在我的身旁。
历经许多梦幻的岁月，我们曾共同生活，共同珍爱；我们曾互相分享偷悦欢乐，我们也曾共同饮泣……啊，我至爱的。
愿望在来日，我要和你共度更多的喜乐以及苦难，一如往昔。
愿望我们的心灵常是坚强，我们的爱心纯真，我们将不畏怯。
有一天若是我年老，安娜与露青丝将陪伴我。没有孩子的家正如没有前途的爱，我极为感恩，为了我们享有两个女儿。她们自她们挚爱的双亲学会爱，我将关注，让她们纯良地，美丽地，并且自由地长大起来。
你不仅是一个凡人，而是一个挺身而出，为真理以及为你所信仰的事而战斗的人。唯其如此，我愈加珍爱你。我是最最幸福的，有你这样的人做我的丈夫，以及我孩子的父亲。你知道，我一向引你为骄傲，并尊崇你所代表的一切。
亲爱的，我要再三再四地告诉你：我以我的全心全力爱你。
在1957年11月19日，他在威拉德旅馆写给我一封信，令人叹赏的信：
昨夜我刚抵达纽约的旅邸，就读到你美丽的信。
你用温情、爱恋的话语说出我为你怀有的相同感受——但是不能常常用话语表达出来。不知怎的，我最接近心灵的事情，总是不能用话语说出，我竭力以事实表现，我爱你以及我们两个女儿远胜今生的任何事。我一向最大及最常有的恐惧乃是我会失掉你——以及，她们之中的任何一个。
纵使我没有了你和女儿们，我绝不会在不战之下，投降于致命的疾病或任何其他敌人。你可以确知，我决定在最艰苦与最绝望的情形下，为与你们一同生活更多的年月而奋战。
离开你的残酷和寂寞是太可怕而不敢想象的。
倘若我必须过早地离去，我将仰赖你，尽你完善的爱心，抚育、引领并教导她们，令她们以她们的先人为荣耀，并过着诚实、光荣的生活。我也将仰赖于你，保存我将留给你的财产，如此你们所有的人都将有舒适的生活，享受完全使人满意的生活，并帮助那些凡是需要帮助的人。
当我与你结婚时，我在生活里实在只有唯一的志愿——找到一个值得尊敬的妻子。她会给予我情感，尊重，以及深爱。当然，如果我们彼此得有幸福与爱情，我盼望我们会有孩子。你已给予众所想要的一切，甚至远过之。我了解我已在你身上，获得丰富的幸福，了解与挚爱，远胜世上许多男人，我是如此的幸运，上帝在我晚年还这般仁慈地对待我。
因之，我现在以笨拙的语言，业已说出我对你怀有的情怀。此刻，我仅能再加一句，我以每一口气息与每一种思念爱着你。
一个白雪纷飞的下午，我们到达波士顿。翌晨，在拉希医院开始详细的检验与复查。一切告终后，医生宣布答案。
他们告诉陈纳德将军，就大多数的人而言，他们获知的结果必须要附上一点还有希望的诺言。可是，他不需要，他们供给的乃是不加伪饰的真情，因为他们知道他亟须晓得真实情况，同时他能承受听到这个消息的震惊。他们擅长于判断病人。他们知道病人的勇气有多大。
医生们说，就他这种情形，他只有三个月可以活。
“我们的祈祷有任何力量吗？”我实在并不想问将军这个问题。
“永远不要怀疑全能的神，小东西。”
“对不起。我等一下会好些的。”
“我晓得你会的。”
时间缓慢地过去，我贴近他，不停地发抖，于是他紧紧搂着我。
“安娜，亲爱的，”他终于说道，“听我说，我们向来都在台北过圣诞节，这个圣诞也不要有所不同。”
他已决定如此，我们带着孩子跨上越太平洋的长途飞机。
1957年圣诞节早上，他到办公室，处理几小时的公务，好像生命仍有好多年而不是几个月一样地工作着。中午前，他回到武昌新村家中，于是我们吃混合鸡蛋拌乳砂糖及火酒的冷饮，与孩子们打开我们每人的礼物。我一直到事后才知道：民航公司的李医师告诉我，圣诞日的上午将军第一次咳嗽咯血。
“不要告诉安娜。”他曾经请医生答应他。接着有更多的早晨他咳嗽咯血，可是我也常是不知道的。
我们最后一次动身返美前，将军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我问他原因，他正坐在写字台前，处理一堆民航公司的公文，于是他心不在焉地回答：“为什么？因为这是最后一次。”
“天啊！”我像骨鲠在喉，泪水刺痛我的眼睛，我在一片朦胧中转过身去。他从未像这次一样的明白说他的死亡，这次的失言令我一谅。不知怎的，医生们虽已失望，可是，只要他，克奈尔·陈纳德还没有失望，我仍然是一直在希望里的。我对他的信心是如此之大，对他的力量是如此坚信，以致我始终没有面对最终的结局。此刻，他无意中承认，他是顺从死亡的，似乎将我一向依附的不合理的希望，剥夺得一丝不存。
我感到他的手臂向我围拢来。他立即意识到，他刚才已把我吓住“小东西，即使我们战斗必获胜利，我们在战略上也一定要准备最恶劣的。我并没有放弃，靠神的佑助，我仍要征服这该死的东西！”
我这时已能控制自己。
“我懂得，亲爱的，假如有人能做得到，那就是你。我们必须努力祈祷。我可以参加你的记者招待会吗？”
“当然可以，如果你能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
“不要流泪！”
“我答应了。”
我极为困难地遵守这个承诺。我坐在他身边时，我的思潮跌回在昆明，1944年的另一次记者招待会，那时我第一次与他相逢，并且，我想，我爱上了他。那时，他是一名飞虎将军，强壮、健康，所向无敌。而此刻呢？……我望着他，微感惊讶地意识到，他的改变很少。同样凝神的深色眸子，同样坚定的下颚，同样有着对于自己及命运的信心。他的健康已经丧失，但是这位真实的人，这人的灵魂，毫未改变。他的精神仍在燃烧中。我为他感到无限骄傲。他挺直地站在桌前，结束会议时，对着记者们说道：“我计划还要活许多年。”
我内心在想：“他不能死去。他太强壮也太骄傲，并且太勇敢。”
我开始默祷奇迹的出现。
1958年1月10日，记者群们在旧金山机场迎接我们，探询陈纳德将军“最近一场战事”的消息。
“陈纳德将军，报导说你得了癌症。是吗？”
我们站在寒冷的1月的蒙蒙细雨中，我听见将军的声音：“恐怕是，医生这样告诉我。”
“将军，你计划做什么？”
将军微微一笑：“做什么？我打算活久了将它忘掉。假如上帝给我充分的时间，我要把这个敌人也打败。现在，我们谈点重要的事——”记者们都笑了，那天的郁闷气氛一扫而光。他说话的方式，不知怎的，会令他们相信！
他当天的日记有如下的记载：
乘tA飞机抵旧金山，于机场举行记者招待会——记者们向我逼问。
整日有三次轻度溢血。安娜电询新奥尔良的奥斯勒医生，放通知立即动身直赴奥斯勒医院。乘A.A.L.飞机于11时45分起飞。哈佛特将军，当地政府首长于新奥尔良迎迓我，并驶车送我赴医院……安娜需将孩子们送梦洛友人处照拂，然后才能赶来陪我……事情对她很是艰苦。
每日的记载都连续不辏1月13日，他写着：1958年1月13日新奥尔良晨间未进早餐。气管炎于9时30分开始，10时10分结束。无重大痛苦，但麻药令人不适。刘易士医师的确很好。
接到许多信函、电报及花束。有许多探访者来，但医师未允会客。
几天后，我们飞赴华盛顿，在华德里医院开始100万伏特的X光治疗。高电压的治疗使将军发烧。1月与2月许多夜间的咳嗽似乎要撕裂他瘦弱的身体一以及拆开我的心房。
但是他拒绝屈服。他仍对于每件事，过去，现在，以及未来具有急切的兴趣。在华德里医院卧床的两个半月期间，包括10万句话以上的录音记录，有关他与我，以及他与朋友们的谈话，这些人都是对于他自己所持的多方面观点发生兴趣的。
按照医生们的看法，将军在他为生命战斗的末期，近乎神迹一般地，鼓起充分的肉体力量与他不能征服的精神相颉须。一天黄昏，他从床上起来，走向医院病室的窗前。他已骨瘦如柴，两个颊骨满布红热的斑点，他的声带由于正在杀戮他的东西作祟，好像刺人耳膜的留声机废唱片。
“医生会不高兴的，”他说道，“但是我要去参加民航公司在纽约举行的董事会。他们要商讨购买一架喷射运输机，要把订货单发出是很重要的事。我们不能拖延。”
1958年1月20日，他以民航公司董事长的身份投下了他绝不能活着看到的购买新机的一票。
5月里，离开华德里医院，返回我们梦洛的家中，过几天幸福的日子。但是将军的精力日见衰退，所以10天后哈佛脱将军派来他的私人座机，将我们又送到新奥尔良的奥斯勒基地医院。
和在华德里医院一样，我每日陪伴将军，夜晚很迟才返回靠近医院的招待所里的卧室。
有许多可以缅怀思想的时光，悲苦的以及甜蜜的。我常思及人类幸福的短促，与悲痛的伤感。
我屡次想到，像克奈尔·陈纳德，一个飞鹰样的人，生来就真实地和象征性地站立于众人以上，翱翔于空际，竟然一寸又一寸地死于可怕的疾玻也许当年他在飞行中一下子坠地结束生命还要好得多。但这是神的意旨，假如将军也产生过同样的思想，他是绝不会提起的。他的天性就是勇敢地，丝毫不抱怨地面对生命。他用同样的方式面对死亡。
一夜，不断转剧的胸部疼痛使他不能入睡，我握着他的手，坐在他的床前。
“我找医生给你点帮助眶眠的药，亲爱的。”我说道。
“现在还不要。”
恶性毒物现在延及他的呼吸器官，他的声音变成嘶哑的低语：“小东西，我离去后，你计划做些什么？”
这不像是他，“亲爱的，不要这样讲话，你会好的。”我说。
他摇摇头：“不会的，”他低声说道，“我的确很喜欢再和你同过许多年，并且照料你和我们的两个小女孩，但是现在我认为已经不可能了。”
他略停片刻，接着说道：
“无论有什么事发生，我要你记住，我是十分爱你的，远胜我曾爱过的任何人。”
我吻他：“我亲爱的，我从未像爱你一样地爱过任何人。你必须好起来，亲爱的。”
他没有回答，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他的眼神很动人。稍后，医生给他服食止痛镇定剂，于是他睡着了，发出粗哑的呼吸声。那天夜里，我没有离开他的房间，我睡了一下，大部分的时间都在默祷，我深知如今只有神迹可以拯救他。
在这一段时期星，他从旧故友好与从未见过的好心人中，继续不断地收到千百封信。我们尽力答复每封来函。同时各阶层的人士也来探望他，其中还有蒋夫人。
他至为欣愉，因为他的“女皇”不辞长程跋涉，前来看望他。
缓和的6月一下子变成了燠热的7月。7月25日华盛顿的白宫打来电话，国会及美国总统已颁予克奈尔·陈纳德少将佩有条三颗星的中将官阶，总统并表示恭贺，祝他早日康复。
将军不能再谈及他的升迁，因为他的咽喉已被毒癌完全封闭，他此刻是通过气管切开部分，为呼吸进每一口空气而战斗。他极为欣赏这份荣誉，以及大批涌来的贺电，其中有许多发自他的老部下，里面有一封电报声称，早在中国的时期，在他麾下服务的人们，就认为他已有资格跻身四星将领之群。
人无分中外，时不计古今，相术、论命、求神、问卜，是一件无法以科学来解释的奥妙。
一位外国人曾对我说，我的父亲与大夫虽然同年，但我与外子无缘白头偕老。
我平生不愿看相或问卜，因为有了预言，凶吉如何总会心中悸悸然，造成患得患失的心理，而且我有过一次非常奇异的经验，这经验我想是无法用科学辩证法来解释的。
1958年的夏天，我有一个预感：他将不久人世。但替他治病的医生，却一再对我保证他仍有康复的希望，最低限度他暂时不会有危险。
我对于那位权威的癌症专家有点怀疑，他知道的是病理，我知道的是病人，外子是一个好强的人，但他既已去了一半肺，如今又把声带割去，连说话的本能都被夺去，这对于他是太过分了，他绝对不愿意做一个废物，更不愿意成为我的终生累赘，所以我知道他已不愿意再活下去，也可以说是他在等死。假如一个病人没有求生的愿望，那就一切灵丹都无效用。
医生每天为他打止痛针，他倒神志非常清醒，而且勉强可以说话，不过声音不清，常常只好用笔谈。
我搬到医院里住，为了可以日夜陪着他。为此我和医生之间也每日保持联络，我有时也不尽同意医生的一切措施以及对于病人的处理。我认为勉强用各种方式来延长病人的生命，只有增加病人的痛苦，对于病人毫无益处，假如认为已病入膏育，那就应当让病人早点结束那无边的苦海。医生的理论是只要病人一息尚存，他们仍得想办法让他活下去。
有一天，我问外子的主治医师奥斯勒，外子还能活多久，他说：“他还可以维持三个月到六个月。”
我不敢置信，我说：“这可能吗？你不知道他多么痛苦。——你看他的时候都是在他刚刚注射了止痛药之后。他现在每隔一小时就要打麻醉针。你真的相信他能活三个月吗？”奥斯勒医生说：“他仍想活下去，他暂时不会有危险。”我答说：“医生，你错了，他已不想再活下去。我知道。他太痛苦了。”
奥斯勒医生拍拍我的背，他说：“你太累了，你也该休息休息。”
他又给了我几颗安眠药片，那些日子，没有安眠药片，我无法入睡。
数日后，隔房病人的太太来看我，她的丈夫也患重病，我们两人偶然一起吃中饭，或到医院的园地上散步。那位太大名露芙，为人和善可亲。她告诉我她的一位表姐要从另一个城市来看望她，这位表姐是个未卜先知，她要带这位女相士来看我。
我说：“我生平最忌求神问卜，还是免了吧。”
露芙说：“你不要太认真，逢场作戏而已。我晚上领她来看你。”
医院的晚上是最长的，9点钟是安息的时候了。外子由护士给了安眠药，注射止痛针后刚刚入睡，我也回到隔壁自己的睡房去。我刚准备休息，露芙和她的表姐叩门而入。这位女相士穿着简朴，就像一位中年的家庭主妇。不过她看人时双目有点逼人。其余一切就和普通人一样。她手中拿着一套扑克牌。
她问我：“你信不信命？”
我说：“信则有，不信则无。所以还是不信的好。”
她说：“你随便想一个问题。你自己集中注意力想这个问题。我在5分钟内会给你答案。不过你千万不要把你心中的问题告诉我。你自己想着就是了。”
我想着当时每天都在想着外子的病况，医生说可以维持数月，我却不相信，到底哪一个的看法是对的呢？我就问问外子的命数吧。我想着，想着。那个女人把手中的牌给我。她说旅馆里，安娜及露青丝正与一些好友在等候我。
“妈妈，妈妈。”她们高喊着，跑向我。
“爸爸没有了。”我紧搂着她们，与她们一齐哭起来。地面在我们脚下震动，世界把我孤单地撵下了。
黑夜来临。
人们走向我，与我谈话，试着劝我进食，我仅是摇头。我知道他不想死去，我知道他不愿意离开我，可是我和他都无能为力。一段漫长、漫长旅程的终结，只是发觉我自己，站在死亡的尽头，面对多少即将来临的明天。
朋友们带走两个孩子，这样我可以休息，但是没有休息。
朋友们催着我吃东西，但是我吃不下。他们安排各种事情，轻声地安慰我。在许多友爱与忠实的朋友群里，我感觉全然孤零零的。我的丈夫已离开人间。
我想，藉伊丽莎白·白郎宁的诗句，说出我心中的写照：“如果上帝愿意，我将于死后多爱你些。”
在将军故去数月后，一个阴晦的日子，我负有一件难熬的使命，遄赴阿林顿公墓——选择一块石碑。从他离我而去，我一直佯装他在远道旅行，终有归返的一日。但是挑选一块纪念碑，就是全然了解并接受死亡的终极意义。只有在来日，更幸福的那边，我会得以再晤我心爱的人。
我写过一首诗，该算是我对外子灵的祭礼：
雪，轻轻地、寂寂地下个不停，从清晨到静夜，从静夜到清晨，静静地；轻轻地；树梢上，屋檐上，大街小巷都已白了一片，白了一片。
雪埋葬了绿叶、花朵、与温馨。
有一个人，和我度过许多个冬天；
有一个人，和我度过许多个雪天。
上面这首诗在作品杂志和其他刊物刊载过。好坏勿论，但今日的情怀写不出那种格调的诗了。并非失去了诗人的情怀，但拿起笔来，心事太多了，从何说起。这就是“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的境界了。
1990年6月上旬，我回到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梦洛市——外子陈纳德将军的故乡。为了陈纳德纪念邮票的首日封，市长和大学校长请我和邮局负责人开会，筹备庆祝典礼。
我和外子曾在南方的小城度过几个忧喜参半、哀乐与共的冬天。现在我每次回来，总会到那栋曾经住过的平房徘徊再三，有一两次甚至想走进院子里去按按门铃，看是谁住入了我们的故居，但我没有这勇气，站在门外，起码还可以把过去的美丽时光留住我们不幸生于乱世，最大的遗憾是相聚苦短。如今外子已去世32年了，在那些似梦似真的岁月里，我们分享过光辉喜乐，也分享过失望与凄伤。
密西西比河流经小城的高处。密西西比河是美国最长的河流，经过好几个州，美国南方的名作家田纳西威廉斯常以沿河的市镇做背景，写些动人而又深刻的小城故事。
当年我们在靠近堤岸不远的地方有一栋小屋，和数十亩种的是外国核桃的果园。美国的农田种麦子、玉米、花生、棉花，果园种外国核桃、桃、橙、甘蔗。南方未解放黑奴以前，在农地耕作的都是黑人，南北战争后，林肯下令解放黑奴，但几乎经过了一百年，黑人才取得平等待遇，可见要做一件改革社会的大事谈何容易。
陈纳德的祖先来自法国，母亲是南方名将李将军的后裔，因此家族多半分散在南方。
现在国际婚姻很普遍，但在50年代一般观念还相当保守。美国的外交人员或国防部的官员就不准与外国人结婚。
特殊情况也得请求特许，否则只好辞职、调职。而在中国，女子和外国人结婚，假如有何意外或不幸，别人是不会同情的。
怀着半忧半喜的心情随着外子第一次访问他的南方故乡——一个只有8万人口的小城市。我该感谢外子的好友、前任路易斯安那州州长诺尔（Noe）夫妇和他们的子女。诺尔州长退下来后做油田生意，并经营电视台和广播公司，他们的子女与我年龄相仿，给我很多照顾和指点，帮助我了解南方习俗。
外子研究李将军，他们兄弟而人收藏不少有关李将军史事的书籍，也鼓励我多读一些美国历史，有时晚间茶余酒后，炉边灯下谈到美国的开国历史、南方在内战前的繁华、内战后的困苦，许多“田园潦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的惨况。当然有些名门的南方后裔也常常谈到当年他们养了上百个黑奴的往事。
我踏进了这个与中国文化迥异的社会，接触到的白人多是显贵或半显贵，其他就是教育水准不高或根本没有读完小学的黑人，中国人只有一位，就是我。
外子衣锦逐乡，大众捧他、赞美他，对我自然不敢轻慢，但我知道假如自己不是陈纳德的妻子，他们对我是不屑一顾的。即使如此，他们对这个异国女子还是充满了好奇，而且在我的背后一定品头论足。
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女人，往往被视为次等人，被称为弱者，或许在这种环境中成长，也养成了中画女子有毅力与勇气去克服、甚至战胜一些不寻常的际遇。外子虽爱我，却无法了解我心中的感受，我只好独自计划如何去争取邻居以及和我们交友的南方人的友谊。
我决定先做三件事：
第一，充实自己的英语能力。我有空时即朗诵英语诗文，邻居住着一位文学教发，她比我大20多岁，是个很有修养的学者，治学又认真。我朗读诗文发音不准确时她指正我，并要我多读数遍，直到正确为止。她帮了我不少忙，使我至今充满了感激。
她喜欢借用政治家或演说家的演讲稿来和我讨论。她说：“政治家是说谎专家，他们的演讲稿多半不是自己写的，而是有学问的人执笔，所以可以借用。”
我数次应邀去这小城的大学讲中国问题，慢慢也应邀在许多场合讲讲中国文化、中国风俗和第二次大战的经历等等。每年该市有一天是“中国日”，纪念外子到华作战。如今小城已有不少东方人，有了中国、韩国和越南餐馆，大学里也有了亚洲研究院。东风西渐，与我当年在该地“顾影自怜”的情况大不相同。
近年来，中国大陆流行学习英语，广州、上海、北京都设有英语学院。50年代大陆流行学俄语，现在的年轻人则人人手中一本英文字典，学好英语不但容易找到好工作，也可以直接和外国人谈外交，谈贸易。
第二，加强了解美国的历史、了解南方人的一些习俗。
“入乡随俗”说易行难。以驾驶汽车为例，三四十年前中国的太太小姐们会开汽车的不多，当然我到美国时也不会开汽车，外子自告奋勇做老师。他是飞行员，喜欢开快车，常嫌我开得太慢。有一天，我们练车回家，他又说我开得不够快，我一气之下飞快驶进车房，把车头都撞坏了。此后每天清晨我自己一人在附近练习，一星期后终于考到执照。
州长夫人有两名男厨，我数次下厨请益。大师傅等闲不肯传秘方，我除了保证绝对不漏天机，每次去时还把钞票放在信封里作为见面礼。有一天州长夫妇到舍下做客，我做了南方炸鸡和玉米煲，州长夫人对州长说：“安娜做的这两道菜是不是比我们的阿当（他们的厨师）更可口？”
第三，学打桥牌。假如说打高尔夫球是南方男人的交际运动，那么打桥牌，则是女人闲下来的最佳消遣。我知道，若不会打桥牌永远是栏外人，于是我交学费去上课。
话扯得远了。
我为外子学做美国南方人，等到众人都说我比南方更南方时，外子已经病在医院。
外子每天要吸三包骆驼牌香烟。他患的是肺癌，开过两次刀，后来癌细胞蔓延到喉部，又再开刀，一年有半年躺在医院病房中，直到64岁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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