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契尔夫妇

        我翻阅一本1970年11月30日出版的杂志，封面人物是玛莎·米契尔夫人。7年后，玛莎已逝，患的是癌症，死时孤苦伶仃。她的丈夫约翰·米契尔还在吃官司，尼克松则已在电视上接受佛斯特的访问，提出他这一方对水门案的说法，并己出书。

        回顾尼克松当政时代，米契尔夫妇可说是最红的风云人物，也是最多采多姿的一对了，我是在1969年尼克松就职典礼上才认识玛莎的。但我和她丈夫在尼克松竞选期间，已经共事了一年多。

        初见米契尔是在纽约的公园大道尼克松寓所，尼克松亲自介绍我们认识。因为米契尔是尼克松竞选活动总干事，他和我一直保持密切接触。有时候，他会一天打两三个电话给我。虽然1968年、1972年两次竞选活动期间，我们在工作上密切合作，但我始终摸不透他这个人，他时而待人很热诚，有时却又显得非常冷漠，不过他真是一个努力工作的人。

        竞选活动期间，米契尔保窗一个私人电话号码，号码若有变更，他一定先通知我。每次我拨某个号码，不是他本人接，就是有人告诉我，他会打回来。起初，我并不知道米契尔手里握有如此大权，我去看他，和他联络，似乎毫无困难，但后来我才发现大家都对他有点批评，认为他抓权抓得太厉害，有些工作人员常请我带信给米契尔，或要求他批准某项竞选提案，我也天真地替他们效劳。想不到“满招损”这话可为当时写照。

        在迈阿密共和党代表大会上，尼克松顺利获得提名，他挑选安格纽作竞选搭档。我还记得是尼克松还有米契尔建议应该与越南驻美大使会晤，最后决定由我来安排。这些我在前面都已说过。

        现在再来谈米契尔夫妇。当时米契尔的私人秘书是苏·莫里森，人非常能干，也很称职，她是米契尔忠实而又能干的女秘书，我想在当年，若是她继续担任米契尔的秘书，或许能够阻止一些权力中的冲突，可惜米契尔办公室迁至华府不久，她就结婚了，婚后随夫婿到佛罗里达州，于是米契尔失掉了一位好助手。竞选期间，共和党成立了一个外交政策特别委员会，由德州参议员陶尔任主席，东尼·朱瑞奇任执行秘书，委员会成员多半是共和党党内有力人士，计有麻州州长伏尔普（后来成为运输部长），马里兰州的莫顿（日后的内政部长），国会议员赖德（后出任国防部长），纽约州参议员顾德尔、希尔大使及哈洛等，我也是委员之一，委员会每周在国会山庄俱乐部开会。每次开会都是两三小时，讨论问题很多。

        米契尔忙很少参加这些集会，但是大家都可以感觉到他的阴影笼罩着整个会场，大家经常提到他的名字，任何重要决定均须获得他的批准。偶尔他会派他的副手、米契尔律师事务所一位律师伊文斯，来参加我们的会议，参院少数党领袖伊利诺州的狄克逊参议员也时常来参加会议。

        大选之后，共和党全体欣喜若狂，墨斐大使奉尼克松之命，负责新旧政府交接事直，我被派担任就职委员会主席马里臭特的特别助理。那时我与米契尔渐渐熟起来，等他们夫妇也迁至水门公寓，我们变成了邻居。

        后来，除米契尔夫妇外，商务部史丹士夫妇、交通部伏尔普部长一家、尼克松私人秘书伍兹小姐、勃恩兹一家、参议员汉森夫妇，及白宫主笔布肯南一家，都搬到水门来住，许多民主党人士也陆续迁入，其中有参议员龙恩及其新婚妻子卡洛琳、加州参议员葛兰斯登等。

        米契尔夫妇搬进水门之后，玛莎就成了新闻人物，要不是尼克松政府内阁阁员的妻子都不愿做新闻人物，玛莎可能不会如此抢镜头。当初大家还觉得有趣，到后来就发生了问。

        她口无遮拦地说话，玛莎在来华府之前毫无准备，她是被推进了陷阱，这真是件既不公平而又不幸的事。

        从1969年到玛莎去世前几个月，我和她常常碰面，但我对她了解并不深，不过我可以说，玛莎是个很热情的人，她有脾气，有时候做起事来很感情用事，但是作为朋友，她倒是蛮可爱而又讲道义的。

        我们私下谈过好几次，有时她来我家，有时我去她家。在晚宴和酒会上也常碰到，她请我吃过饭，喝过茶，我也回请过他们夫妇几次。有次在我家吃饭，玛莎和约翰·米契尔最后才离去。两人竟然发生了一点争执，玛莎脱下高跟鞋，向她先生摔过去，米契尔一副不在乎的样子，只告诉她说该回家了。

        玛莎又脱下另一只鞋，往沙发上一坐，说她不想回家了。那是玛莎的另一面，相信很少人知道，她很有点孩子气。

        我还记得在我家的另一次晚宴上，一位来自越南返国的陆战队将官向大家报告越南局势。他讲到一半，玛莎开始嘤嘤啜泣，说我们不该加入越战，坐在她身边的客人，感到非常尴尬，但玛莎就是这么一个人，口没遮拦，想到什么说什么。

        她常对我说，白宫有人不但嫉妒她先生，还试图加害于他。当她当着米契尔的面这样说时，他只叫她安静点，不要太认真。

        我最后一次看见玛莎是在纽约，水门事件已发生，米契尔当然也下了台。她觉得不太舒服，希望见见我，她一定要来我住的地方，因为她那里老是有人偷听，或窥探，她和米契尔已经分开了，她告诉我她需要律师给她一点意见。那时水门案件正闹得翻天覆地。我去纽约，而且请她吃中饭，我们谈了很久。

        权力来了又走了，我常想，如果米契尔这一对，从不曾涉足华盛顿这座政治丛林，他们或许今天还在纽约过着他们安静的生活。这也是命运吧。

        

福特总统

        1974年8月尼克松垂泪别白宫，那真是一个非常悲切的场面。多么艰难争来的荣耀，竟会如此容易地丧失，在许多共和党人来说，那简直像一场似是而非的恶梦！

        尼克松的一家人：他的太太碧特，他的两个女儿翠茜亚和茱丽，还有两个女婿葛斯和大卫·艾森豪威尔站在白宫直升机草坪俞与僚属一一道别，那情景使人感到凄恻而悲愤。昨日之日不可寻，昨日他还是美国总统，他的一言一动可以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会人类的安危，可以使票市场涨跌，他的名字与照片天天在电视机前和报纸、刊物与铁幕内外的人见面。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他一出现，群众就不顾一切试图冲过便衣警卫和武装巡捕的防线和他握手，即使能够模一摸他的衣服，也与有荣焉——不是因为他是尼克松，因为他是美国总统，美国总统在当时还代表权威，还代表自由与希望。突然间，把他的权威解除武装，他竟是如此地落寞！那些当年拥护他的群众都到哪儿去了？他们正忙着福特的就职典礼——福特要在国会发表接任新职的演说。许多半府权贵正忙着想办法弄得一两张贵宾券好去国会恭听白宫新主人的第一篇演说。

        我的心好须，好乱，实在没有想到要到国会去。等到福特的一位助理问我曾否拿到票子时，我看那票子并非太理想的座位。我打电话给回会议长（其时是民主党的众议员卡尔艾拔，来自俄克拉荷马州）问他要两张票子，他倒很爽快，他说“你就请坐到我的特别座位那儿好了。票子马上差人来拿。”

        那时已是下午3时，当晚9时新任总统就要讲话了。我把三位参议员给我的票子都退掉了，好让别的人使用，而对于国会议长卡尔艾拔衷心感激。他是民主党领袖，我是共和党人，他不久我半分半厘，只因我们是朋友而已。后来卡尔艾拔退休，我特地从华府远道去俄克拉荷马州参加为他举行的晚宴。——华府也不是一个绝无人情味的地方。

        福特对国会说他知道总统和国会之间不可能有长久的蜜月，可是他希望双方都能保持长久的婚姻（大致如此，记不大清楚）。在场两党都一致起立鼓掌这四五分钟之久。福特又亲切地介绍他的重要助手：他的夫人贝蒂。他们两人一同举手向参众两院议员以及外交团和阁员们致谢意，又是一阵热烈的鼓掌。

        福特夫妇满面光彩。

        散会后，在走廊上遇见了不少熟人，最后我还是接受了路易斯安那州参议员、财务委会主席洛斯郎尔夫妇的邀请，到他的办公室去聊聊天。——当晚大家都有点兴奋。又是一个新朝代的开端。

        我坐在前排，看着美国历史在我眼前演变。

        走出国会时夜已深沉。背后有人在喊我的名字，回头一看，灯光下我认得那是福特的一名助理，他说：“你看我们的新总统棒不棒？”

        我说：“今晚好精彩。不过，我们要牢记，民众是最犀利的评判员，我们以后可能天天要演好戏。”

        他说：“你怎么来的，何必这么早就自己先泼冷水，1976年咱们还会胜利的。”

        我说：“但愿如此，大家好自为之吧。”

        福特任内也曾找我入阁，请我做财政局长（U.S．treasurer）。这份差事是专管美国的公债和签订新钞票，他们正要找一位女性共和党员来担任这份工作，而且希望是少数民族代表。于是就想把我推出来。但我也婉拒了。

        无官一身轻，这句话中外都通用。更何况我深感宦海浮沉的惊险，实在不敢问津。当然支持我的人都认为太可惜了。

        后来大家推举了一位原籍墨西哥的女党员来担任这份工作，不过当福特落选之后，她也只好卷铺盖了。只有一个小小的遗憾，假如我当年做了财政局长，今日的美钞都将有我的签名式，不过如今美钞身价大跌，我也无足轻重了。一笑。

        1976年美国又来一次总统竞选，当然这是民主政治必做的工作，但初选以及竞选后公民投票的时间拉得太长，劳民伤财，真有改善的必要。近年来许多做过助选工作的人，也一再提到最好把总统的任期改为6年，但不可以连任，那么每一届新总统上任可能会专心去处理要务而不再分心去筹备下一届的竞选假如任期从4年改为6年，至少可以让选民多休息一下，多喘一口气，也少花一点钱。但这建议得不到太多官方的支持，因为在位者总想永远做下去。比如说美国的大法官都是终身职。他们的年龄平均在70岁以上。有一位大法官德格勃期，病到糊里糊涂，但仍不肯退休，后来还是同行大家说好说歹请他回家休息，照常拿退休养老金才算解决了这公案。

        福特因为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出任总统，同刚走马上任，席不暇暖即刻就要准备竞选工作。招兵买马姑不待说，而且还得研究党内的政治情况，先把内部的布局处理好才能向外发展。福特左右的人都不错，可惜没有杰出的人才，而且在筹备工作上用错了几个人，对于重点估计错误，到后来把宝座送给了卡特。

        

卡特总统与其弟弟

        比利卡特没有胜，是福特不该输的却输了。

        福特第一着棋出错了，是把洛克菲勒，他的副总统先得罪。

        这是福特竞选总部主委贺乐维的第一张错牌。当记者问贺乐维是否要请洛克菲勒做福特的竞选副手时，这位仁兄却口无追拦地说：“我们另有人眩”洛克菲勒很识趣，他马上公开宣布他不打算参加竞眩我们党内人当然不是每人对洛克菲勒都满意，但洛克菲勒有他的班底，有他的财团，有他的组织，有他的群众。岂可随便一句话就请他走路，这一来把洛克菲勒的同路人都得罪了。

        事后有许多人分析这一招，有些人说这不是对付洛克菲勒而是对付基辛格，因为基辛格是洛克菲勒的人，他的太太也是洛克菲勒的干部。假如这是他们的想法，那他们错了。因为以我个人的观察来推测，基辛格是个功利主义者，谁对他有利，他就跟谁。我甚至可以说他不是共和党也不是民主党，他是我们这个混乱时代，无信无义的悲哀时代的产物。他利用了尼克松，一举成名；他利用了洛克菲勒做他的跳板，有人说当然洛克菲勒也利用了他，但这项交易看来并不太公平。无论如何，我知道在当时有许多保守派对于基辛格的外交政策不满。洛克菲勒与基辛格的关系深到如何程度我无法解答，但洛克菲勒之去对于福特的选票总有点影响。

        里根州长在1976年试图卷土重来，先声夺人，在共和党竞选大会上与福特论雌雄，两天两夜，双方代表在大会上辩得脸红耳赤，甚至几乎动武。后来福特被选出来了，一是有人请福特去，说服里根出来做到手，我也是其中一员。但福特与里根的左右手都有点固执，因此影响到一个挑战者的动向。当福特没有恭请里根出来一同竞选而又把阿肯色州的参议员罗拔渡尔（据说是里根的人选）做副手时，大局筑不甚乐观了。

        福特答应了卡特的挑战，在电视机前与选民一较高低。

        这事我们在竞选总部也多次提出讨论，我反对这个卡特的圈套，这岂不是白白便宜了政敌，让他有机可乘，值此机会多多在选民前亮相。这岂不是卡特同人求之不得的机会。我的意思是福特不需要再在电视机前找麻烦，他是老实人，口才并不是太上乘，何必自找麻烦。

        我的反对无效，大部分助选人，尤其是竞选总部的大亨都认为福特一定可以在电视台前把那花生农人击败。电视节目共分三次，第一次谈内政，第二次淡外交，第三次谈经济。第一次还好，平分春色，第二次是外交，福特的左右认为福特一定可以应付，但正如我所忧虑，福特失败了。

        第三次再来个回合已无足轻重，因为在第二回合中福特已差不多失去了江山。

        1975年卡特是谁，大家还得待考，但他的准备工作做得很不错。而福特竞选总部的人物真是不太敢恭维，加以两雄对抗，使共和党元气大伤，于是共和党占领了白宫8年之后，又双手把它送同给民主党。

        “一朝天子一朝臣”，在华盛顿一点不假。卡特上任，马上把所有共和党任内所派任的官员，一一去职，甚至连当个小职员的四级五级打字小姐和秘书也请走路。卡转入主白宫有一年之久，许多部门个个是新面孔，有些机关且有真空情况，因为找不到适当人选，到后来不管是张三李四都有点沐猴而冠的现象，临时拉夫，没有几个有行政经验，华盛顿一时大乱。

        内政、外交、经济、能源无一是处。无论你走到哪个部门，你都可以听到浓重的南方口音，有些乔治亚州人还是第一次到美京，真是刘姥姥入大观园。

        1968至1976年华盛顿是共和党的天下。尼克松因我无意入阁，因此给了我好几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闲职，例如联合国文教委会委员（每年开会4次），航委会顾问（每年开会两次），交通部长特别顾问，商务部长顾问委员会委员（常常开会），卫生教育福利都精神与服务辅导会委员（管经费，管机构，卡特夫人曾做这个委会的名誉主席，是个不受薪的肥缺，常常开会，为了讨论如何分配政府的辅助经费，这是大家都想要的差事——经费很多），能源委会委员（这也是个好差事，因为大家都在关心这个能源问题。每年开会4次，我们有些颇有脚踏实地的提案，可惜新政府另有高见，把我们的建议都冷冻起来，可惜之至），肯尼迪文化中心顾问委会委员（是终身职，但卡特上任却把这条例改了，因为他要对他的支持者有所交代，而顾问委会只有100个名额，实在不够分配），此外还有空军委员会顾问，亚洲事务顾问等等……名堂之多，我也记不清了。加上其他所谓社会贤达的职名，光是开会就忙死人也，不过总统分派到了，自然不能推辞。我自觉才疏学浅，又不是百科全书，对于无济于事的开会实在烦透了。有些不识相的所谓“专家”之流，在开会时最喜欢发长篇大论的提议，不但浪费别人的时间，而且浪费政府的纸张和印刷费，我相信华盛顿是全世界顾问委会以及其他小组委员会数目最多的城市，市民实应检举一番。所不幸者，代表市民的团体也有许多成为变相的政治机构，被少数野心家所利用成为自己的终生职业。

        会员数目增加之后，又可以影响选举，控制票数，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比方说20多年前在华盛顿有一位穷律师（姑隐其名），忽然妙想天开要检查通用汽车公司所造汽车的安全。

        这不算坏事，可说是为老百姓做些公益。这律师把他的报告送到众院去，众院来个公开的听证会。本来这种事情天天有，开会之后，大家争论一番，通过一两道提案也就算了。但通用汽车公司却急了，于是想尽各种办法去联络这位律师，这一来这家伙有文章可做了，他在听证时公开指控通用公司在收买他，报纸的新闻来了，这位本来找不到工作的律师也一夜成名了。——再说谁能说“为民众服务”不是好事，于是议员先生们为了选票也一致支持他，他成为汽车安全专家，这人连汽车都不开。假如他专心研究汽车的安全倒罢了，他一不做二不休，一会儿研究药品，叫会儿检举航空公司，一会儿又去控告国防政策，一连组织了好多“人民阵线”，美国的老百姓是最容易被利用的，当然也成为反政府或别有企图的各类组织的利用目标。

        也得陇望蜀，天天打发横财的主意。

        以卖落花生而能成为百万富翁，又登白宫宝座，这是美国的政治制度的最高表现。

        美国的乔治亚州本来除了以出产蜜桃闻名外，就是棉花。花生米并非名产，只因卡特总统有个花生农场而得名，平原镇更是小村落，但因为是卡特的故乡，而且又出了一个卖汽油和啤酒的比利弟弟，于是平原镇乃成为世界上人人知晓的市镇了。

        近年来几位美国总统都有个“问题兄弟”（采用“问题儿童”成语）。比方说约翰逊总统的弟弟山姆，是个酒徒，常常无端生事，大哥无奈，只好把他软禁，以免败坏家风。山姆死前还写了一本关于乃兄的传记，对于约翰逊颇多刻薄语。后来这本书销路不太好，但山姆真的把家丑和盘托出，而且上电视如数家珍，约翰逊家人也无可奈何。

        尼克松也有一个不太成器的弟弟，但由尼克松的友人帮忙，给他工作，因此尼氏在任职期间除了我们圈内人知道这事之外，报章偶有报导，但并没有大问题，因为尼氏的幕僚有权控制，不让这位弟弟乱来，所以没有发生大问题。

        卡特的弟弟比利和其他总统弟弟不同，水鬼升龙王、刘姥姥入大观园，看哥哥样样都好，样样都受用。更何况花生农场本来就要关门大吉，不得不另谋生路，于是有好些无聊之人在打比利弟弟的主意。比利弟弟正想发横财，古语所谓两相情愿，一拍即合矣。

        当初只是由经纪人为比利安排电视市，或为啤酒及其他货品做广告，还到些游乐场所露脸，收些宣传广告费。商人们因为他是总统的弟弟，一掷千金，在所不惜，于是比利搬出了平原镇，在另一地区买了一所大房子，花天酒地，乐了好一阵子。记者们问总统，对乃弟行为有何置评。卡特说：“我的弟弟个性很强，他的生活，我不好多管。”

        比利为了戒酒，找医生入医院，于是报端传开来说是虔诚信奉上帝的卡特总统有一个不但不入教堂的弟弟，而且是个酒鬼。卡特的妹妹以传道为生，但竟对自己的弟弟没有发生感召，这也算是她的败笔吧。

        比利闹酒，比利出丑，比利藉白宫之名去淘企，美国老百姓都不愿乡置评。但比利竟去做外国人的掮客，而且是利比亚的掮容，还拿了人家22万美元（说是借的），又利用国务院、使馆的关系……这一切当时在记者招待会上卡特总统说“不知情”，后来又由新闻官改说“我不清楚”，再后又说“有待查证”，于是事件大矣。水门事件重点不在水门案，而在案发后白宫有所掩饰，比利案也差不多大同小异。

        卡特做梦也不会料到比利弟弟会使他这么头痛。

        

女人，女人

        卡特总统上任后不久在白宫一个聚会中对他的全体职员宣布他对于道德重整这项运动非常重视，并动他的阁员们不要搅桃色事件。有一记者问他对于同居而没有结婚的人有何意见，他说我希望这些人赶快结婚。不久之后，卡特的儿子先闹婚变；然后他的得力助手佐顿和太太（也在白宫工作）宣布离婚，而且在离婚之前佐顿经常有花边新闻；接着是财政部长布蒙特和太大的离合，后来正式宣布离婚。这些白宫的内幕新闻多多少少使一般选民对于高高在上的长官有点不是滋味的估价。若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准绳来看今日的美国政府首要，那么今日世界之乱，真是其来有自了。

        再说从事电视电影娱乐及宣传工作的艺人，有一部分其私生活则实在不敢恭维也。他们大都以制造新闻来吸引群众，有时使人不免有劳民伤财之感，就拿十几年前好莱坞的桃色官司来做例子吧。这项官司在法庭上前后听证一个半月，法庭法官的费用都是美国老百姓的税收，也可以说是我们在美国工作而付重税的民脂民膏。这场桃色官司总算在1979年4月18日宣判了。法官判令男方赔偿女方10.4万美元，女方原来的赔偿要求是100余万。

        这件事的过程是这样的：多年前在好莱坞的名影星李马文，爱上了一位女歌手蜜雪色奥纳，两人同居共6年之久。据女方的控诉，她因为做了李马文的情妇之后，就放弃了她本身的事业而专心做家庭主妇来照顾她的情夫。但好景不长，同居6年之后，两人分手了，于是女方控告男方，为了破裂的爱，要求赔偿。

        问题就在这个法律上的悬案：没有结婚而同居，在法律上是否也可算做夫妇？同时分手后男方是否对女方负有经济的责任。在此女权至上的前进时代，有些女人要独立，要自由。

        但同时又要男人供养她们，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似乎都不能有理直气壮的立脚点。为此，洛杉矶的地方法院法官，在听取40多天的证词后宣布了他的裁决。他判决李马文付给蜜雪10.4万元，算做教育费，因为这项经援可以协助她重新再学习新的技能、自主谋生云云。

        有些人觉得这项裁判对于女方来说是不无小补，但对一般女人来说，似乎有点近乎侮辱。凡事有了双重或多元的标准，就失去了平衡的真义。

        法官既不承认这对冤家在法律上有夫妇的地位，那么，这个女人当然也就没有权利去享受离婚妻子所应得的所谓赡养费。为此，法官只判李马文给女方要求的1／10的数目，名之曰：“教育基金”，等于妓女从良，要重新教育，以谋别的生路。

        而受钱的这个女人，却不单受之无愧，甚且万分的欣喜。

        与人同居，该是个人的私事，却要公诸全国，甚至全世界，而且在法庭上绘影绘声地把两人之同的一切私事也来个大暴露，实在使人心寒。世风日下以至如此，而争取男女平等权的急流中，处处有些破泥冷沙，使不少女人为了同流而合污，可叹，可叹。

        女人就是女人，只要做一个光明磊落的女人，不必去做次等男人，也不必仿效男人。男女平等的真义是使女人在服务家庭之外，也有机会去为国为民服务，也有选择职业的自由，从而得到同工同酬的待遇，假如有些女人却借此来做些不体面的宣传，那就错解女权的真义了。

        美国人天天在高喊民权、自由、民主，而在这过程中却有这么多的丑剧。做艺术工作的人更当洁身自爱，李马文是大明星，但私生活却如此恶劣，而一名小歌星为了几文臭钱竟在法庭上真戏真做，太对不起其他女人了。

        女人，你真的是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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