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梅雨季节以来，长江中下游一带连降暴雨，长江、淮河、大运河的水位不断猛涨，也牵动着周恩来对解放区水患的担忧。

        回到梅园新村，周恩来刚坐下来，童小鹏送来一份苏皖边区政府主席团的急电。

        这年夏季，对于江淮人民来说真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季节。7月份以来暴雨就几乎没有停过。苏北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为此，解放区苏皖边区政府连发急电给南京梅园新村，请中共代表团要求国民党开放长江、淮河及运河的沿江各坝，解除水灾对苏北人民的危害。接到苏皖边区政府的电报，周恩来十分焦急。他深爱自己的家乡，为解放区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而担忧。

        周恩来祖籍浙江绍兴，1898年3月5日出生于江苏淮安。淮安古名射阳，处于大运河和淮河交流处的平原地区，具有1600多年的历史，曾经是南北交通的孔道，史称“热闹繁华，俨然省会”。

        周恩来祖父兄弟5人，有4人做过知县。他的祖父周攀龙，原来是一位绍兴师爷（清朝官府的幕僚），迁到淮安后，先是在县里当师爷，后来升为知县，由于前任迟迟不肯交印，到他上任时，已是身染重病，不久便去世了。他的祖父有四个儿子，他父亲周贻能排行老二，后改名为周邵纲，字懋臣。他为人老实，也曾学过师爷，后到外省当了一名小公务员。周恩来的母亲姓万，是淮阴县知县万青选的女儿。虽然周恩来自从12岁那年离开淮安去沈阳求学，就一次没有再回过老家，但他的心里始终装着家乡的父老乡亲，更怀念着解放区的人民。接到电报，周恩来立即电请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宋子文，按照苏皖边区政府的要求，转饬江北运河工程局开放沿江各坝，让大水入江，使运河沿岸各县免遭洪水威胁。同时，周恩来安排负责宣传工作的宋平、范长江等人，迅速将苏北运河和淮河流域水灾情况整理出来，分发各新闻机构，揭露国民党以水代兵，不顾百姓死活的罪行。

        国民党政府以“有碍国军行动”为名，不但没有开放江坝，反而，利用水灾加强了对解放区的进攻。以重型轰炸机轰炸苏北高邮附近堤防，扫射修堤人民。造成29名河工被国民党军队杀害，伤者无数。致使沂、沭河床漏水，后又发生堤岸溃决，演成宿县、沭阳县、灌云县等各县空前水灾。所幸的是，苏皖边区党委和政府积极部署运河沿岸各地区党组织和政府，全面整治运河堤防。苏皖边区党委水利工程局工务科科长、运河工程处副处长钱正英和陈扬等同志一起，冒着狂风暴雨和国民党飞机的轰炸扫射带领几万民工，奋战在二地委所处的运河南岸，昼夜奋战，赶工抢修，终于赶在大汛来临国民党军队占领淮阴、淮安、高邮、宝应之前，将千疮百孔的运河南段堤防抢修完毕，从容撤退。前往运河南段工地视察的联合国救济总署的官员赞扬说“在物质条件极为艰难的情况下，把运河堤防修得这么好，是了不起的成绩。”这些都是后话了。

        处理完苏皖边区解放区的电报，周恩来在梅园新村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当天下午又乘飞机飞返上海，参加与联总、行总黄河归故的谈判。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是（简称“联总”）1943年11月在美国大西洋城成立的全球性国际组织，经费来源由47个未受战争蹂躏的会员国捐献，总数约20亿美元，其中分配给中国5亿余美元。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后，联总在重庆设立了分署，开展战后救济工作。联总代理署长为美国人富兰克林·雷，后为普莱士，工程顾问为塔德，这时办公地址已迁上海福州路01945年2月，国民党当局在重庆相应成立了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行总”），署长为蒋廷黻。考虑到战后受灾国的政治形势，联总章程规定：联总援助的救济物资“无论何时，不得用于政治武器”，“一切形式之救济，应依各该区域中人民之相对需要而公平分配，不得因任何理由而对任何人有所歧视”，并特别指出不得有“政治信仰之歧视”。

        1945年7月21日，中国解放区临时救济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在延安杨家岭成立。由各解放区推选的执行委员有周恩来、董必武、李富春、伍云甫、钱之光、成仿吾、范长江、苏井观、傅连璋、沈其震等15人，董必武为主任，李富春为副主任，伍云甫为秘书长。此后，各解放区也先后成立了分会及办事机构。中共代表团迁来南京后，经周恩来与行总署蒋廷黻多次会商，议定在上海设立了中国解放区救济委员会办事处（简称“解总”），直接与联总、行总打交道。从北平军调部调伍云甫和林仲来上海，分别为办事处处长和业务主任，又相继从晋冀豫边区政府调来成润及朱友学、郭正、纪锋（英语翻译）、杨贲等为办事处成员。办公地址设在上海福州路行总总部大楼，后又买下蒲石路沪江别墅4号的一所弄堂，作为办事处人员宿舍。

        众所周知，中国解放区军民在8年抗战中，在没有任何外来援助的艰难情况下，坚持敌后抗战，抗击了在华日军的大部和几乎伪军之全部。然而，正是因为解放区深处敌后，也正是因为解放区人民对敌斗争的无比坚决，成为全国抗战的重心，所以敌人对于解放区的破坏与蹂躏也较之其它地区更为严重。据不完全统计，在8年抗战中，解放区被敌伪屠杀了2969269人；被捕壮丁705722人；被烧房间5697122间；损失家畜4940663头；损失粮食278923536石；损失农具7763704件；损失被服17028021件。抗战胜利后，解放区有难民2600多万人，约占全国难民4200万人的3/5。中国解放区在抗日战争中遭受破坏损失惨重，根据联总章程，有充分权利接受应得到的援助。

        解总上海办事处的主要任务一是争取联总对解放区救济物资的分配，一是开展黄河归故堵口工程的斗争。当时，蒋介石为发动全面内战，配合他的军事行动，还有一个重要策划：要使黄河重归故道。这样不仅可以水淹解放区，并且把山东、豫东、苏北等解放区同华北分割开来。

        抗日战争初期，日本侵略军长驱直入，战火迅速蔓延到中原地区。1938年6月9日，当开封陷落，郑州岌岌可危时，蒋介石下令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想用黄河之水阻止日军的前进。不过兵书上的办法并不奏效。突然奔腾而下的滔滔黄河之水没能挡住日军，却让黄河改了道，将豫东、皖东、苏北的大片土地变成泽国，1250万人民倾家荡产，流离失所，89万人为此而丧生。以后，黄河故道水涸沙淤，河水南移，已成一片平陆。黄河故道两岸人民群众在共产党和八路军的领导与帮助下，建立新居，翻沙挖土，种植树木。古老的黄河故道，已经变成良田成片，树木成林，生产发展的解放区。漫长的黄河堤坝大部也已破坏，如果在原有堤防未及修复的情况下，黄河突然回归故道，将使解放区蒙受巨大的灾难。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故伎重演。在1月停战令公布的第二天，国民党政府就派人“视察下游黄河河床”，并擅自在黄河花园口段破土动工，计划6月合龙。蒋介石把这件事列为“首要急务”，下令限期堵口，妄图使黄河改归故道，将滔滔洪水引向解放区，配合其军事进攻。解放区政府派出代表在开封、菏泽等地与国民党当局交涉，经艰苦的斗争，于4月15日达成先修复河堤、转移居民、然后堵口放水的《菏泽协议》。黄河归故工程涉及到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大片耕作土地，涉及到黄河两岸700万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周恩来从宣化店回到南京的第5天，得知国民党政府拒绝执行协议，坚持6月底在花园口堵口合龙后，就和晋鲁豫政府代表赵明甫、王笑一等同志在梅园新村作了研究，第二天，带着他们去国民政府水利委员会找到薛笃弼委员长，进行黄河复堤问题的会谈，并于5月18日达成《关于黄河问题的南京协议》。

        为防止国民党出尔反尔，他还在当天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驻华代表、中国分署富兰克林·雷、工程顾问塔德，达成六项口头协议：（一）下游复堤、浚河从速开工；（二）工程所需一切器材、工粮，由联总、行总负责供给；（三）行总在菏泽设立办事处，中共参加；（四）对下游河道居民迁徙之救济费由国共、联总、行总组织委员会商定；（五）6月15日之前不在故道上挖渠引河；（六）花园口合龙视下游工程的进度而定。

        规定了堵口工程以不使下游发生水害、救济受灾区民和防止旧河区泛滥必须同时进行为原则。随后，又给马歇尔送去了备忘录，提出：“复堤尤重于堵口”，“堵口以前，应做好一切准备”，并按本年4月《菏泽协议》精神，在黄河堵口之前应疏浚复堤给黄河故道内居民拨款救济。

        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对花园口堵口更加迫不急待。在向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的第三天，他们悍然撕毁南京协议，下令花园口工程立即抛石合龙。严令：“宁停军运，不停运石”。然而，由于当地游击队的破坏，采石场石料供应不足，加上黄河水涨，堵口没有成功。接着，白崇禧、陈诚等接连到花园口督促检查，力Ⅱ紧进行堵口工程，企图在洪水到来之际，把口门堵上。

        “黄河归故”的斗争显得更加尖锐复杂。7月8日前后，周恩来曾连续3次向马歇尔致送了关于黄河复堤问题的备忘录。7月14日下午，周恩来又亲自到上海与富兰克林，雷、行总蒋廷黻署长商谈有关堵口、救济费等问题。7月16日周恩来在和马歇尔会谈时，首先讲的还是关黄河堵口问题，包括粮食、药品、物资、救济等。17日周恩来在南京与马歇尔会谈苏北问题时，又提出了关于治理黄河应脱离政治、军事来解决的主张，并提出亲自带领救济总署及行总的官员前往开封实地观察的建议，掌握黄河堵口问题的实际情况。

        17日下午4时许，会谈在上海福州路联总的会议室进行。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伍云甫、成润、王笑一及翻译纪锋坐成了一排，但联总、行总的代表则稀稀拉拉。

        原来，由于联总、行总官员事先得知周恩来上午要在南京与马歇尔会谈，下午又在梅园新村召开记者招待会，以为周恩来肯定赶不回来，多数人都外出未归，未做好开会的准备。好在富兰克林·雷、蒋廷黻没有外出，会议还可以正常进行。

        梅雨季节，雷阵雨下个不停。周恩来更感到黄河堵口的严重性和迫切性，不然他不会在与马歇尔连续两天会晤的情况下，急急忙忙赶回上海。

        周恩来在会上介绍了与马歇尔交谈以及解放区军民黄河花园口下游复堤工程进展的情况，再次提出加紧修复黄河故道的堤防，疏浚河道，暂缓堵口，从速调拨工程所需物资和民工款项的意见。由于涉及到的问题较多，国民党方面坚不退让，会谈进行到傍晚还没有结束，只好约定次日继续。

        第二天上午，联总主持召开了联席会议，国民党政府代表蒋廷黻、薛笃弼等出席会议。

        会议依然围绕黄河堵口的问题展开。

        会议气氛一开始就十分紧张尖锐，蒋廷黻一反昨日态度，以咄咄逼人的口吻说：“黄河归故道的修复自年初计划，3月动工，现在合龙应不成问题，对沿岸居民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再说，故道内居民搬迁和疏浚时间的耽搁，原因不在政府。”

        周恩来立即反驳说：旧河床自长垣至利津口，共长600公里，河床高度超过两岸数公尺，河床充满淤泥，到处是堆成数公尺以上的高丘，再者，该地区有居民近50万，村庄1400个。疏浚、复堤、搬迁工程量大，这是不争的事实。周恩来气愤地接着指出：我方担任的复堤、险工及其他工程于5月18日得到协议，5月25日开工，已经进行了快两个月。此项工程经中外工程师前往察看，都认为满意。但是，政府原答应供给的器材、经费及河道居民迁移的救济费，至今仍未解决。这两天虽有初步协议，但救济费还待今晚的会议解决。堵口工程的迟缓，联总、行总、水利委员会都应负责，我们应负之责很少。现值夏汛，继续堵口，只会造成一面仍然泛滥，一面就要受灾。

        伍云甫、成润也以大量事实严词驳斥了国民党政府的官员黄河归故对沿岸居民没有影响，可以立即堵口的谬论，坚持在堤岸修复、居民迁出以后，始可放水。

        原本已经达成的协议，被国民党政府一再推翻，这是周恩来早已想到的。在这样一个年代里，什么样的事情都变得格外复杂，都充满斗争。周恩来抓住行总代表黄河归故是为了防止黄河重新泛滥成灾，解救灾区民众的讲话，提出：解放区在泛滥区有100多万人在从事耕种生产，如果复堤后让水在新道也泛滥成灾，就会弄得新道旧道都不好。人命关天，不能有丝毫疏忽大意。我认为，在就灾区民众的救济款和解放区复堤工程补助款问题解决后，不妨我来陪同联总和行总的代表亲自到开封和花园口，实地去看一看。以利问题的解决。

        周恩来态度诚恳，词真意切的讲话，使在场的代表无话可说。联总的塔德工程师首先表示赞成，国民党政府的代表经磋商后，认为借周恩来到开封之际，可以再拖延新协议的形成，也无法提出反对意见。决定由周恩来在联总总工程师和行总代表的陪同下前往开封实地视察，再作结论。

        为进一步揭露联总、行总在善后救济和黄河复堤问题上对解放区的歧视政策，当天下午，周恩来在上海周公馆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

        上午，周公馆的工作人员就分别通过电话通知了在沪的中外记者。各家新闻机构听说周恩来举行记者招待会，纷纷表示一定到会，有的得到消息后，还互相转告。因而，当天到会的记者特别多，100多名记者把不大的客厅挤得座无虚席，许多晚到的记者只得在门窗、阳台上站着听。

        来参加招待会国民党方面的报刊有《和平日报》、《中央日报》、《民国日报》、《中美日报》、《时事新报》、《大晚报》及民间《文汇报》、《大公报》、《新民报晚刊》《申报》、《立报》等。围绕东北休战后内战在全国的蔓延，黄河复堤以及国民党政府破坏政协决议，压制民主，迫害民主人士等问题，周恩来开宗明义地说：我想说的是三件事：一件是各地的冲突，一件是关于救济的问题，一件是最近的昆明事件。

        在谈到各地不断升级的内战时，周恩来说：现在的情况是由局部的内战向着全面的内战发展和扩大。事实上，最明显的在四个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战争。周恩来一一介绍了湖北、河南边境，山东胶济线一带，苏北以及山西的内战发展情况。

        周恩来列举了报纸上资料说：“上个月到这个月，胡宗南将军指挥了两个军渡过黄河。一个军在潼关、朝邑渡河；一个军从陕州开去，到达山西的三角地区，向中共所在区进攻，占领了黄河重要渡口茅津渡及同蒲线上的闻喜，继续向侯马进攻。”

        针对中外舆论关心的谈判进展，周恩来说：本来80%到90%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因政府提出新要求，要中共退出下列四个地区，问题便僵持了。周恩来又详细向记者们介绍了蒋介石要中共退出的4个地区的具体情况。他说：依照政协决议，原来的地方政权应维持原状，政府完全改组以后，再行解决地方政权问题，这可以政协决议为依据。而政府这次提出的要求，或者叫做划防区，或者叫做割地划防，这不是解决国内政治问题的方法，所以我们拒绝了这个提议。

        关于黄河堵口及解放区的救济问题，周恩来在重申了昨天在联总、行总联席会议上的讲话。接着，周恩来重点围绕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被暗杀一事发表了看法。他非常愤慨地说：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和平民主运动中一种反动的逆流，想以这种最卑鄙的手段来吓退民主人士。这些问题的严重性不亚于内战。因为这是打击大后方手无寸铁的民主人士、工业家、新闻记者及文学家。在内战的前方，还可说两方都有武器。而在国民党政府管辖的后方，有的是宪兵、警察、军队、法庭、监狱等的镇压，还要用暗杀的手段来镇压政府所不满意的人士。这真是无耻卑鄙之至！

        周恩来大声疾呼：他们还向手无寸铁的文学家、新闻记者、工业家、学生、平民索取代价，来维持统治者的独裁。说到这里，他很难过地说：我们和多少人握过手，甚至和手上染有血的人握过手。为了人民，为了民主，为了国家，我们不惜忍气吞声地这样做。我们日夜祈求停止此种暴行。我为什么在诸位面前控诉？因为诸位经受的压迫、威胁、恐惧比我们多，诸位是手无寸铁者，希望以诸位的笔、口来控诉，以制止种卑鄙无耻的暴行。

        周恩来铿锵有力的讲话，当场由章文晋译成英语，第二天各报纷纷报道，在中外舆论界引起强烈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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